辞令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

董芬芬

【摘要】DiplomaticspeechesinSpringandAutumnPeriodshowed

metimeswereconvincingandsometimes

ambiguous;theycouplehardnesswithsoftnessorexpressdeepmeaning

withsimplewords,peechesaffectlater

literaturewithitsuniquecharm.%春秋外交辞令,或雄辩滔滔,理直气壮;或声东击

西,隐晦其说;或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或言近旨远,辞浅义深,显示出很高的语言艺术,体

现了春秋时代辞令文学的语言风格。春秋时代的外交辞令,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

后世的文学。

【期刊名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14)004

【总页数】6页(P95-100)

【关键词】春秋;外交辞令;语言艺术;文学影响

【作者】董芬芬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

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1］。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

令繁荣的温床。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

外交的手段。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而小国

跻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诸侯

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盖相望。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一

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

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

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

的创作。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

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

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纵观春秋

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雄辩滔滔，理直气壮

小国处于大国之间，动辄得咎，无端被伐，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是小国的上策。

要免于征伐，不给强国以口实，就要善于说理。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为了报复陈国，举兵伐陈，陈国投降，郑子产戎服向

盟主晋国献捷，主要是向晋国解释。晋人问伐陈之由，子产从周初的故实讲起，说

陈国在历史上受周天子恩泽很多，郑国多次帮助陈国稳定大局，救陈国于危亡之中，

而陈国却恩将仇报，倚仗楚国侵犯郑国，给郑国造成严重的损失:

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婚姻，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

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

郑国以前向晋国申请攻打陈国，没有得到允许。陈国一再进犯，郑国害怕给太姬带

来耻辱，又受到上天的启示，才动了攻陈的念头。当晋人责问“何故侵小”时，子

产反唇相讥，说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千里，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而现在大国

的土地方圆一千里了，如果没有侵占小国，大国怎能达到目前的规模呢?子产言下

之意晋国就是靠侵小发展起来的，怎么有资格指责别国侵小?晋人又责问子产为什

么戎服献捷，子产回答说，郑国先君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时卿士，城

濮之战后晋文公与诸侯订立盟约说“各复旧职”，命令当时的郑文公戎服辅佐周王，

向周王献楚捷，自己戎服献捷就是不敢忘记晋文公当年所订盟约。面对晋国的一连

串的责问，子产皆能振振有词予以回击，晋执政卿赵文子不得不承认:“其辞顺，

犯顺不祥。”接受了郑国的献捷。孔子非常佩服子产的雄辩之才，说:“晋为伯，

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子产雄辩滔滔，使对方抓不住一点把柄。金圣叹

评:“要先看晋人问辞，气色甚急;然后读下对辞，大悟其全以质胜。”［3］119

晋人问罪来势汹汹，子产皆理直气壮，以理取胜，并非强词夺理，“若非文辞，几

至不救。”［3］121

小国的辩解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背景:当时人们认为只要

言辞合乎情理，就必须予以承认和尊重。以雄辩取胜，最擅长此术的就是子产。襄

公二十二年对晋征朝，襄公二十四年与范宣子论重币，襄公三十一年对晋让坏垣、

昭公十三年平丘争承，皆据理力争，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维护了郑国的利益。

襄公三十一年坏馆垣，乃惊世骇俗之举，显示了子产的胆识和才华。晋侯不接见郑

伯，子产很不满，有意拆毁宾馆之墙以引起晋国高层的注意。但若没有合情合理的

解释，将会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故。子产说:

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

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

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

邑之罪。

子产解释说，晋国对郑国诛求无时，郑国国君不敢安居，带着贡赋前来朝见，碰上

晋侯没有工夫。又不知何日才能获得朝见的命令，而所带的财物，露天摆放会腐烂

毁坏，不能如数上贡，怕加重郑国的罪过，只好想办法拉进来。从前晋文公时，诸

侯住的宾馆比文公的宫室还富丽高大，对宾客的接待照顾无微不至，从来不耽误宾

客的时间。现在宾馆的条件这么差，大门进不了车子，又不能翻墙进来，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被召见，只好拆了围墙，收藏贡赋，以减轻郑国的罪过。子产把被怠慢

的不满，沉重贡赋的愤怒，待遇过差的批评，揉进了是非曲直的辩说中，谁都能感

觉到子产心中的不平和拆垣的用心，但谁也找不出他说辞的漏洞。指陈事实，无懈

可击。赵文子只好说:“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承

认了自己的错误，郑伯也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拆毁的墙由晋国负责修好。叔向称赞

说:“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金圣叹评曰:“子产妙辞，更不必说，

须细寻其处处细针密线，前后不差一黍。”［3］123《古文观止》说子产“胸中

早有成算，故说来句句针锋相对，义正而不阿，词强而不激。文伯不措一语，文子

输心帖服，叔向叹息不已，子产之有辞，洵非小补也。”［4］68都指出子产应

对辞令无懈可击，滴水不漏。

戎子驹支也因辞顺理直免去了一场灾祸。襄公十四年晋人会诸侯不怎么顺利，范宣

子责备戎子驹支言语泄漏，以致诸侯不亲附晋国。驹支回顾了晋国和戎人相互依赖

帮助的历史，说明戎人对晋向来一心一意，又说:

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

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戎人的饮食衣服与中原异俗，语言又不通，来往很少，如何挑拨离间呢?雄辩地回

击了范宣子的指责，也因而获得了晋国的尊重。金圣叹说:“先读宣子语，真如拔

剑斫案，骤莫可犯。既而读驹支语，乃如枪棍家门户相当，逐解开破，更无难处，

甚至反有余勇相贾。”［3］115《古文观止》称其为“词令之能品。”［4］55

宣子之言貌似难犯，实则有漏洞，驹支能抓住其破绽，一一回击，赢得了认可和尊

重。

要以理服人，就要善于发现对手的违理之处进行辩驳，还要依靠广博的历史文化知

识。先王先贤的做法规则，曾经的盟辞誓约，周礼的制度规定，皆可用来维护自己。

孔子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

生在崇尚辞令的春秋时代，拥有无碍的辩才远比拥有漂亮的外表要重要得多。既要

熟知掌故前训，又能恰当援引，才能举重若轻，四处逢源。

二、声东击西，隐晦其说

刘知己《史通·惑经》云:“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2］

386这个特点在外交辞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想出

另外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动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烛之武说秦师是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例子。鲁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郑伯派烛之

武夜说秦穆公: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

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

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

惟君图之。

烛之武并没有哀求秦穆公，而是尖锐地指出，郑国灭亡被晋国吞并，对秦国有什么

好处呢?晋国强大了，不正显得秦国弱小了吗?一句点醒了秦穆公，接着才说如果放

过郑国，郑国可作为秦国的东道主，对秦有利而无害，又历数晋国曾经对不起秦国

之史实，引起秦穆公对晋国的不满。“妙在其辞愈委婉，其说愈晓畅。”［3］

97“宜乎秦之不但去郑，而且戍郑也。”［4］36烛之武处处似在为秦国考虑，

成功地瓦解了秦晋联盟，一石两鸟，秦、晋皆退兵。这是弱国对付强国的又一个策

略。

鲁成公八年，晋国韩穿到鲁国来，让鲁国把汶阳之田送给齐国，鲁国季文子也从晋

国为霸主的角度入手，委婉地进言:“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

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

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

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晋国这样朝命夕改，二三其德，无有信义，四方诸侯，

谁不离心涣散呢?自己之所以私言此事，完全是因为“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

季文子亦深谙委婉其辞之术。

孔子言语科之高足子贡亦能成功地驾驭此法。鲁哀公十二年，吴人围禁卫侯，子贡

说吴太宰嚭:

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

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

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

子贡抓住吴国急于为霸的心理，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拘禁卫君，使朋友寒心，仇

人如愿，况且使得诸侯个个自危，不利于称霸。子贡一番话说得太宰嚭大悦，释放

了卫侯。如果子贡直接以卫国利益为说的话，效果可就不是这样了。

《韩非子·说难》云:“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隐含自己的目

的，处处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这就是投其所好，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以取悦对

方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刚柔相济，绵里藏针

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要做到不

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

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

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

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

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当齐桓公表现出不可一世、蔑视楚国时，屈完说如果以德安抚诸侯，诸侯归顺，如

果要以武力相拼，齐国不见得会处上风。既表示了和好的愿望，又显示出不为强力

所屈的气节，《古文观止》言其“忽而巽顺，忽而诙谐，忽而严厉，节节生峰。真

辞令之妙品。”［4］22

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穆公更是别出心裁，巧为辞令，把刚柔相济之术发挥到了极

致。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被押至秦国。晋阴饴甥会秦穆公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

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

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

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

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国君被俘，晋国完全处于劣势，一味卑辞退让不一定有什么好处，而态度强硬又会

适得其反。对晋使臣来说，是个难题，然而阴饴甥采取话分两家的说法，借“小人”

之口表达晋国人的同仇敌忾，又借“君子”之口表示晋国服罪;借“小人”进行了

自我批评，又借“君子”对秦穆公感恩戴德，希望能释放晋君。委婉指出秦国把友

好变成怨敌，对秦国并没有好处。金圣叹说:“看他劈空吐出‘不和’二字，却便

随手分作小人君子。凡我有唐突秦伯语，便都放在小人口中，有哀求秦伯语，便都

放在君子口中。于是自己只算述得一遍，既是不曾唐突，又显不曾哀求，真措辞入

于甚深三味者也。”［3］91虽然自己未曾下一语，归根到底还是借君子小人之

口，说我之意，又软又硬，有抑有扬，有求有压，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使秦伯既

听到了晋人的忏悔，又感觉到了压力。

一家言分两家说，一件事分两面看，是春秋外交场合的惯用策略。展喜犒齐师用

“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巧妙地承认了鲁人对齐师的恐惧，

又保住了鲁国的尊严，“大义凛然之中，亦复委婉动听。齐侯无从措口，乘兴而来，

败兴而返。所谓子猷山阴之棹，何必见戴也。真奇妙之文。”［4］34吴蹶由面

对死亡，仍然说“吉”，因为使臣衅鼓，而“吴知所备”，对国家而言，乃大吉。

(《左传·昭公五年》)故金圣叹谓:“千载忠臣，含笑入地。只是此篇文字烂熟于胸

中。”认为这段文辞“认得清，咬得定”［3］133，故能借以死里逃生。饰辞巧

说，刚柔并济，乃春秋外交辞令的又一条创作经验。

四、言近旨远，辞浅义深

刘知己《史通·叙事》云:“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

尽。”［2］162说的虽是《左传》的叙事艺术，然用来评价春秋外交辞令，更为

恰切。春秋外交辞令深得含蓄之味，话不说尽，点到为止，而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国语·周语中》载，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稳定周襄王之位，周襄王赏地，晋

文公推辞不要，却请求允许自己死后能用“隧”举行葬礼。襄王不许，解释说不是

自己吝啬，而是“死生之服物采章”先王自有定制，不能随便赏赐，还说: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服百姓，

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辞之与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

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

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随焉，余安能知之?

用“隧”举行葬礼，只能是自为天子，要么把周天子流放于荒远之地，要么叔父自

己僭用天子之礼，不用请示。“其理甚直，其辞甚曲，其态甚婉，其旨甚辣。”

［3］145“通篇只是不为天子，不得用隧意。却妙在俱用逆笔振入，无一笔实写

不许。而不许之意，一步紧一步。自使重耳神色俱沮。”［4］89没有一句直接

拒绝，却拒绝得很有力度，言辞表面显得宽大，但字里行间透着冷峻，直说得晋文

公“遂不敢请”，辞令艺术可谓高超。

晋文公为霸主，势高权重，又有恩于周襄王，时而会提出一些越礼的要求。直接拒

绝，无疑会得罪晋文公，对周王室大不利，周王室仰仗晋文公的地方还很多;答应

其要求，往往会破坏等级礼制，威胁到周天子的地位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采用

恰当的辞令应对显得尤为重要，周襄王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除上文请隧之事外，

拒绝晋文公杀卫成公一事，也体现了周襄王的辞令造诣。《国语·周语中》载，晋

文公拘捕卫成公，欲杀掉他。周襄王说: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无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

无乃不可乎?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

下也。而叔父听之，一逆矣。又为臣杀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

合诸侯而有再逆政，余惧其无后。不然，余何私于卫侯。

表面周襄王似乎就卫成公之事而言，认为为臣执君于礼不合，会导致君臣父子没有

尊卑之别，如此违背礼法怎么能称霸诸侯呢?周襄王处处强调礼法，就是暗示晋文

公，按周礼，礼乐征伐出自天子，有周天子在，诛杀诸侯这事还轮不到晋侯。襄王

拒杀卫成公，的确不是偏袒他，而是重在维护王室的权威，但表面上似乎处处为晋

文公的霸业着想，其实含义深厚。

《左传·宣公三年》载定王使王孙满对楚子问鼎，也是点到为止，却意蕴深刻: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

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

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殷代夏，周代殷，皆是天祐明德。根据卜世，周还没有到灭亡的时候，天命依然归

周，鼎的轻重大小不是楚国能问的。“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痴人之梦。揭出天字，

尤足以寒奸雄之胆。”［4］43言下之意，楚国虽有野心，然德行尚缺，想要取

周而代之，恐怕没那么容易。

《国语·楚语下》楚国王孙圉对赵简子的辞令，亦富有深意，当赵简子炫耀自己的

佩玉问起楚国宝贝白珩时，王孙圉很不以为然，说白珩算不上楚国之宝，楚国之宝，

是能做外交辞令的观射父，是能忠言谏君的左史倚相，是物产富饶的云连徒洲。王

孙圉借此向晋国展示了楚国人才济济，国强民富，有意识把晋国比了下去。

辞令用意颇深，含而不露，无形中显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之威严，这正是辞令要达

到的目的。《文心雕龙·神思》云:“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

这种深曲的作文之法就来自于辞浅旨深的辞令艺术。

结语春秋外交辞令的文学影响

《史通·叙事》:“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4］

161行人以辞令结外援，化危机，不得不修其辞令，增美其说。春秋三百多载的

演练、揣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宝贵的修辞规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

术，或高谈阔论，示以张力;或委婉深曲，欲语还休;或刚柔并济，含蓄蕴藉;或言近

旨远，言外有意，这些后来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技巧方法。每段辞令，都经过精

心的构撰，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春秋外交辞令雄辩而委婉，辞浅意深，从容典

雅，体现了春秋时代的语言风格，也影响着后世文学作品的审美追求。

受春秋外交辞令的浸润最充分、最直接的莫过于战国纵横策士的说辞。《汉书·艺

文志》说:“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战国纵横家亦主要以口舌辩说为武

器，“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

化，兵革救急之势也。”(刘向《战国策·书录》)［5］13充分发挥言辞的力量，

扶危解困，战国策士与春秋行人本质相同，他们成为春秋外交辞令语言艺术的直接

继承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

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

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6］61

战国策士把行人辞令中的高谈阔论、直陈利害等因素发挥到了极致。时代风尚深刻

影响着文辞的特点。“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

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

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

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7］467所以战国纵横说辞撕下了春秋行人辞令中礼乐

仁义温情脉脉的面纱，弃仁义而用诈谲，呈机变之巧，明利害之辨，纵横捭阖，攻

守虚实，使辞令艺术取得另外一种风格的成就，影响着后世散文的创作和风格。

春秋外交辞令追求语言的审美力量，经战国纵横家的进一步研炼铺张，语言文字本

身的张力美感得到进一步释放，语言艺术本身的魅力也发挥到极致，到汉代司马相

如等人的辞赋，铺采摛文，体物微妙，尽情发挥语言的美感张力，以审美愉悦为主

要目的，使语言摆脱载“道”或说“理”，只为审美而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

的“纯文学”倾向。魏晋后骈文渐起，奇偶相生，音韵和谐，使得汉语之美尽情展

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春秋外交辞令开启了中国古代“纯文学”的篇章。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论述历代重要作家的才华，“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

令华采，可略而详也。”对虞、夏、商、周、春秋战国、汉、魏、晋等朝代的作家

作品进行评述，这篇文章是刘勰时代人们心目中的“纯文学”发展史，春秋外交辞

令在这个“纯文学”的发展史中处于很关键的地位:“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

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如纟需锦之肆……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捍郑，子大

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春秋外交行人们在聘问会盟之

际，修饰辞令，这些外交辞令如聚集美玉之圃，如陈列锦绣之肆，光彩照耀。在刘

勰眼中，春秋时代的辞令就是春秋时代的美文，善于辞令的外交行人，就是这个时

代的文学家。

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

之文学。”［8］220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家。春秋时代的外交

辞令讲求语言艺术，字斟句酌，本身有“纯文学”的追求，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具文

学价值的作品。春秋时代的行人，才能超群，博学多闻，他们是春秋时代的美文作

家，创作了独特的文学作品——辞令文学。春秋时代的辞令文学，同战国纵横家

的说辞、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古文一样，是中国古代美文之苑中不可或

缺的风景，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参考文献:

［1］武惠华.《左传》外交辞令探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4).

［2］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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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M］∥金圣叹全集(五).陆林，整理辑校.南京:凤凰

出版社，2008.

［4］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8.

［6］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8］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