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

宋元之际诗论家对“穷而后工”的阐释与反思

薛宝生

【摘要】“穷而后工”本是惯题,却在宋元之际这个特定的“时穷”阶段,引发了诗

人的共鸣,更激起了不小的论争,诗论家们也争相对之进行阐释,从而促进该理论的发

展.在众多阐释中,不仅有对该理论外延的拓展,也有对原因的探析,更有站在质疑的立

场,从诗人“处穷”的根本原因及立论角度对该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且认为:持“穷

而后工”观点者,多以诗人“所遇”定工拙,是因人“已然之穷达”而征验于诗所得

出的结论,而“穷”在一定程度上与命、时相关.

【期刊名称】《唐都学刊》

【年(卷),期】2017(033)004

【总页数】6页(P90-95)

【关键词】宋元之际;“穷而后工”;诗能穷人

【作者】薛宝生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成都6101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09

关于“宋元之际”的界定，学界划分不一。本文所谓“宋元之际”以公元1234—

1314年为起迄。原因如下：其一，从理论思潮发展的角度看，当理宗端平以后，

论家对宋末“晚唐体”的批评声此起彼伏，而元延祐以前依然在批评这种风气。且

公元1234年后，也是由宋入元、由金入蒙元的许多论家的成长期。其二，从论家

来说，生于宋理宗以前宁宗庆元、嘉定时期而入元的论家不在少数，如赵孟坚便是

生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而入元者，1234年后正是其在文坛发挥作用的时候。其

三，从历史界限看，公元1234年后，北方已经进入蒙古统治时期。而元代延祐元

年(1314)前后已然为元鼎盛时期，以元代大一统(1279)算起，元代第一代作家已

经登上文坛，其影响已经显现，且新朝的文学理论思想体系业已形成，而延祐以前

则是承宋、金余绪。

自北宋欧阳修拈出“穷者而后工”的观点后，宋元人多能道之。欧阳修《梅圣俞诗

集序》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

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草木鱼虫

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寄妇

之所叹，而穷人情之所难。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乃穷者而后工

也。”[1]欧氏之意主要有三：其一，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观点是基于传世

之作多出于古之穷人而产生的。这一点对宋元之际论家反思“穷而后工”的说法，

具有启发作用。其二，诗可以道人之“郁积”，“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

以道羁臣寄妇之所叹”，从这句话中，我们能看到“发愤以抒情”及钟嵘“诗可以

怨”的影子。此一时期论家对处“穷”与诗歌生成的关系探讨，也呈现出几种理论

相杂的印迹。其三，处“穷”对诗歌的直接影响就是“诗工”。自欧阳修后，北宋

及南宋前期诸人在谈到人之处“穷”与诗之关系时，也多言“穷而后工”*北宋诸

人言之如苏轼《僧惠勤初罢僧职》云：“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贺铸《题

诗卷后》云：“诗岂穷人穷者工，斯言闻诸六一翁。”陈师道《王平甫文集后序》

云“惟其穷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谓人穷而后工也。”李之仪《跋东坡诸公追和

渊明归去来引后》云：“以是知穷而后工者，不为虚发。”张耒《送秦观从苏杭

州为学序》云：“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词。”南

宋前期诸人言“穷而后工”，如孙应时《再和陈及之》云：“文章富贵自两事，

脱欲其全天定悭。平生萧瑟也不恶，未妨诗赋动江关。”赵蕃《近乏笔二张求之于

市殊不堪也作长句以资一笑》云：“诗老作诗穷欲死，序诗乃得欧阳氏。序言人

穷诗乃工，此语不疑如信史。少陵流落白也窜，郊岛摧埋终不起。是知造物恶镌才，

故遣饥寒被其体。”。

而宋元之际持“穷而后工”观点的也很多。如宋伯仁《勉吟者》云：“诗不穷人

穷乃工，蹇驴宜立灞桥风。安排两个推敲字，岂在梨花院落中。”*参见宋伯仁

《雪岩吟草》，清嘉庆六年读画斋重刊南宋群贤小集本。他认为诗不会妨害人的通

达。但是，处“穷”的境地会促使诗人之作品趋于工致。而他所认为的诗作工致的

诗人，就是骑着“蹇驴”于“灞桥”上吟咏的诗人，俨然贾岛一类。“梨花院落”

乃晏殊的名句，晏殊显然是一个达者。因而说处“穷”推敲作诗的诗人不在“梨花

院落”之列。又如何梦桂《宋梅堂诗序》云：“子厚以谪而文工，屈原以放而骚

工，杜子美以蹇而诗工。呜呼！文以穷而工，文之不幸也，甚矣！”[2]何氏所谓

的“穷”，在子厚和屈原，为政治上遭遇不幸；在子美，则为生活上遭遇坎坷困苦。

这些人都是“穷而后工”的例子，如果非要诗人处“穷”才能工诗，那么这种“工”

不仅是诗人的不幸，也是诗文本身的不幸。他如：

陈郁云：“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胜处。”[3]548

姚勉《彭仲珍吟稿序》云：“故惟穷者而后工，非燠绮绘而饫膏粱者所能

也。”[4]

刘克庄《赵孟侒诗》云：“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④参见刘克庄《后村先

生大全集》卷160，四部丛刊初编。

戴表元《吴僧崇古师诗序》云：“人之能以翰墨辞艺行名于当时者，未尝不成于

艰穷，而败于逸乐，何者？”[5]122

持此论者，尚有许多，兹不赘举。从以上所举可见，此一时期论家仍深信“穷而后

工”之说，仍相信处“穷”乃是诗人作品工致的直接原因。

虽然此一阶段论家也多言“穷而后工”，但是有关“穷而后工”的讨论中，却呈现

出与之前不同的几个特点：

其一，“穷”诗人的范围有所拓展，不限于被贴上“穷而后工”标签的名诗人。以

往被贴上此标签的诗人主要有杜甫、孟郊、贾岛，如张耒所云：“唐之晚年，诗

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阆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6]张耒特别指

出，“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也即是说王朝末世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对穷

士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而到宋之晚年亦然，诗人多流落江湖，多为命穷诗工

者[7]。时代的没落，使得诗人求进无门，心灰意冷，而专意于诗歌创作，工诗者

自然不少，而宋元之际更是普遍地存在着“穷而后工”的诗人。在宋元之际诸论家

为他人写的诗集《序》《跋》中，“处穷”的序主往往被贴上“穷而后工”的标签，

“穷而后工”的诗人比比皆是，如刘辰翁《连伯正诗序》中的连伯正。此类例子很

多，兹不赘举。而事实上，欧阳修所谓的“穷而后工”原本只是专指。正如巩本栋

先生所云，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是在北宋党争背景下，特别针对梅尧臣而发的，

此论是党争的产物[8]24。而后来人则“有意无意地离开了欧阳修发为此论的特定

背景和原因。离开了问题讨论的具体背景。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成了一种带

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批评，也成了劝慰政治上不得意之人的常用措辞”[8]25。

其二，持“穷而后工”观点论家，对其理解趋于绝对化。他们认为，只有“处穷”

诗才会工。如刘克庄《跋赵孟侒诗》云：“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

深，必煅炼始精粹。”④陈郁云：“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胜

处。”[3]548刘氏云“必”，陈氏言“决不”，可以看出他们的认知态度是相当

坚定的，他们深信处“穷”才是工诗的绝对必要条件，离开这个条件便无法达到诗

工的结果。

其三，在讨论“穷而后工”的时候，论家往往将前人许多与之相关的理论也掺杂其

中，我们从中会发现“发愤以抒情”“发愤著书”“诗可以怨”“文章憎命

达”“穷苦之言易好”的影子。有时则将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而论，如：

文以气为主，诗亦然。诗者，所以发越情思而播于声歌者也。是气也，不抑则不张，

不激则不扬。惟夫颠顿困阻，沉阨郁积，而其中所存英华果锐，不与以俱靡，则奋

而为辞……譬之水，平波缓流，溶溶泄泄，未见其奇也。洪源巨川，风挠石击，洄

谲震荡，而水之奇斯见。诗犹是也。……前辈谓“诗必穷而后工”。又谓“穷苦之

辞易好”，其信然欤！虽然，郊之寒，岛之痩，惟其以穷阨终，故仅以此名世[9]。

卫氏“沉阨郁积”“奋而为辞”有“发愤以抒情”“发愤著书”的理论印迹，而后

又拈出“穷而后工”“穷苦之辞易好”。也就是说，此间关于诗于“命”“穷”的

关系讨论表现为综合多种理论而为之的特征。

“穷而后工”理论在宋元之际几乎成为一种惯题。论家为什么深信“穷而后工”呢？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处“穷”的状况使得诗人有了冷静思考的机会。诗人“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

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深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

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10]。周裕锴先生的此段话从“穷”对作者识力的改变

角度揭示出了“穷而后工”理论存在的依据。

其二，处“穷”的诗人有清淡之气，而诗乃“天地间清气”。这种清气，处穷的诗

人有，富贵者多无。道璨《潜仲刚诗集序》云：“诗，天地间清气，非胸中清气

者不足与论诗。近时诗家艳丽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见非不使人心醉，移顷则意败。

无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11]道璨直言“诗”乃清气为之，更举“插花舞女”

之例来比喻富贵染身者欠缺清气，故所作诗令人读之“移顷则意败”。又姚勉《彭

仲珍吟稿序》云：

韩退之云“富贵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夫诗者，吊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蝉之

嘶也。故惟穷者而后工，非燠绮绘而饫膏粱者所能也。或能焉，亦异矣。……予闻

仲珍非穷苦者也，法当在难工之科而乃工者，夫不醉心于世味之醲而留意于吟咏之

淡也。非庸俗人所能及，况工之耶！*参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第260页，

四部丛刊初编。

姚氏为诗做了比喻定义，即“吊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蝉之嘶也”，“蛩吟”“蝉嘶”

乃天籁之音，而特别强调“吊月”“吸露”，即是说蛩和蝉禀受了天地之间的清气。

后面提到彭仲珍处富贵而工诗，是因为他不同于庸俗的富贵人，而留意于“吟咏之

淡”，也即是说，其有清气。而这种惟务吟咏的“淡”，在一般情况下，却基本为

“穷”诗人所有。又戴表元《吴僧崇古师诗序》云：

人之能以翰墨辞艺行名于当时者，未尝不成于艰穷，而败于逸乐。何者？材，动物

也。诗人之材其于翰墨辞艺动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营度于心思，绵历于耳目，

讽咏于口吻，辛苦锻炼，百折而后，以其成言裁决而出之，而诗传焉。其得之也勤，

其发之也精，使有一毫昏惫眩惑之气干之，则百骸九窍将皆不为吾用，而何清言之

有乎？今夫世俗膏粱、声色、富贵、豪华豢养之物，固昏惫眩惑之所由出也

[5]122。

戴氏认为诗之所以成于“艰穷”，一方面是因为穷诗人用心“勤”而使诗才得以发

之；另一方面，穷诗人无“昏惫眩惑之气干之”，故其能发为清言。富贵者之所以

不能工诗，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有“昏惫眩惑之气”而无清气。

宋元之际的论家在阐释诗之工致与否及“处穷”之关系时，不只是简单地讲“诗穷

而后工”“诗能穷人”，而是有所反思的。之所以反思，是因为“穷而后工”理论

的流衍，会产生误导的效果，即会使人以为多作穷苦之语，诗就会达于工致。而这

种误导则是出于对韩愈“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及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误

读。因而有诗人所遭非穷，而故意做穷愁语。如欧阳守道《又题李云卿诗卷》所

云：“予见诗人多作穷愁羁旅之语，或所遇本不然，而犹寄托以致其思，诗必如

此而后工耶？云卿之诗不然，甫开卷便得其《冬至》一诗，盎然大有生意，为吟讽

数过。是日，尽卷读之，能使予心宽舒怡愉，如得美食甘寝。信乎，诗有发于

人！”[12]欧阳守道对诗人故意做穷愁之语而求诗工的现象做了质疑，并举李云卿

之诗不故作为穷愁之语，反而使人“心宽舒怡愉”。

反思质疑的声音主要有：其一，诗必穷者而后工，非通论也。如张伯淳《湖广行

省平章安南国王陈公诗序》云：

唐韩子直以为：“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

好。”又谓：“文章之作，每发于羁旅。”若将以所遇为工拙者。以余观之，体

之不同由所禀与见闻之异，岂皆缘所遇哉！杜子美称特进汝阳王，为词华哲匠。退

之之于马兆平，称其变化魁杰。至于裴司空之佳句，马仆射之《天平》篇什，所以

赞美之者甚，至遐想当时欢愉、和平之意，多未必愁思，而决非穷苦者也。今湖广

行省平章政事安南国王陈公来归京阙，……夫以身被光宠，服食器用一出天家，不

可谓羁旅愁苦。而其工好要妙乃若是，讵非得于天者然欤？……而工好要妙，隐然

出于光宠服用之表者耶？[13]

张氏认为诗人禀有不同之气，发于文章而风格不一，而韩愈认为“愁思”“穷苦”

之言“要妙”“易好”，有以所遇定工拙的意思，即有认为愁苦者诗必工的意思。

而张氏举了杜子美等作家在为佳句时，而身非处愁思穷苦例子。也即是以实例说明，

工致之诗未必皆出于愁思穷苦之时。后又以陈公身被光宠而诗却工致的例子，进一

步证明“工好要妙”之词，也可以“出于光宠服用之表”。而韩愈的言论，则是

“诗穷而后工”的直接来源，否定韩愈，也即是否定了“穷而后工”。

又刘岳申《张文先诗序》云：“吾友张文先以累世丰家，……其兴致远，故常绝伦。

使人谓诗不能穷人，自文先始有是乎。《诗三百篇》岂无出于王公大夫者？富且贵

无如周公，诗安能使之穷哉？人有常言，诗人莫穷于子美。而善言富贵，古今未有

如子美之工者。又不独《杜位宅守岁》、‘三月三日’、‘长安水边’此时此语为

富贵，乃其许稷契、致君尧舜，直欲使天下皆为寿富康宁之民，此子美本志常常讽

道之者。然则，诗必穷者而后工，亦非通论也。”[14]刘氏以其友工诗而不穷，乃

知“诗不能穷人”，又举周公工诗之例，乃曰诗“安能使之穷哉”；又举杜甫虽穷

而有富贵语，更有富贵天下之民之大志，且语极工致，而进一步否定“诗必穷者而

后工”，认为其“非通论也”。

其二，穷与命、时相关，诗何能与？如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0《郑良士传》云：

“旧言诗或穷人，或达人。达者，良士是矣。亦命之所为，诗何能与？过诗，则不

揣其本也。”[15]315又卷10《孟贯传》云：“孟子曰：‘予之不遇鲁侯，天

也。’至唐开元，孟浩然流落帝心，和璧堕地。孟郊之出处梗概苦难，生平薄宦而

死。今孟贯坐此诗穷，转喉触讳，非意相干，竟尔埋没，与前贤俱亦相似，命也。

孟氏之不遇，一何多耶！”[15]497辛氏以为“处穷”乃命数，指其为诗所累，非

能探本也。而又以孟姓诸人之不遇，深深感慨，认为根源在命穷。

刘辰翁则将诗人之穷归结于“命”与“时”，并做了区分。其《连伯正诗序》云：

古之穷诗人称子美、郊、岛，郊、岛以其命，而子美以其时。或曰：“时与命不

同耶？”曰：“不同也。”使郊、岛生开元、天宝间，计亦岂能鸣国家之盛？而

寒酸寂寞，顾尤工以老，则繇其赋分言之，亦不为不幸也。若子美在开元，则及见

“丽人”，友“八仙”。在乾元，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其间惟陷鄜数月，后来

流落田园花柳，亦与杜曲无异。若石壕、新安之睹记，彭衙、桔柏之崎岖，则意者

造物托之子美，以此人间之不免而又适有能言者，载而传之万年，是岂不亦有数哉！

不然，生开元、天宝间有是作否？故曰：“时也，非命也。”世变又衰，求如子

美当时不可得，而厄穷过之，如故人连伯正乃未尝与于一命之士，而长吟坐啸，凄

其千百，其诗其命如此，殆合古今穷者而为一人[16]。

刘氏认为子美与孟郊、贾岛之穷不同，子美之穷乃为时所致，即遇承平则“友八

仙”“扈从还京，归鞭左掖”，亦能为“鸣盛”。遇世乱，则言疮痍，乃造物“以

此人间之不免”托于“能言者”也，其穷乃乱离的时势所造成。而郊、岛则不同，

其乃命穷，因为其“赋分”所致，虽生于盛世，亦不能“鸣盛”，只能“寒酸寂

寞”“工以老”，也即是说其天分低，赖于苦吟，因其吟苦，所以命穷。其后又以

“故人连伯正”之诗工命穷为例，认为“其诗其命如此，殆合古今穷者而为一人”。

其三，“穷而后工”是专指一类人而言，如“放臣出子”，是就人“已然之穷达”

而征验于诗所得出的结论，这就从立论依据上驳斥了该观点普遍性。

虞集以“观水”为喻，来说明有关“穷而后工”的理论是具有片面性的。其《李景

山诗集序》云：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故其声气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至于

世故不齐，有放臣出子、斥妇囚奴之达其情于辞者，盖其变也，所遇之不幸者也。

而后之论者，乃以为“和平之辞难美，忧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惑之速而激之深

者为言耳。盍亦观于水，夫安流无波，演迤万里，其深长，岂易穷也？若夫风涛惊

奔，龙石险壮，是特其遇物之极于变者，而曰：“水之奇观必在于是，岂观水之

术也哉！”[17]

虞氏认为“放臣出子、斥妇囚奴”因其“所遇之不幸”而“达其情于辞者”，是人

情之变，是特例，不当作为“和平之辞难美，忧愤之言易工”的理论依据。“惑之

速”，就“和平之词”而言，指人在欢愉的境地容易流于逸乐。“激之深”就“忧

愤之言”而言，指人在处穷的境地情绪容易流于怨怼。而“和平之辞难美，忧愤之

言易工”正是针对此两类人而发的，所以虞氏云“直以”，即是说后之论者仅仅针

对这两个特类(也即“变”)，就发出“和平”“忧愤”的论断，是失之偏颇的。所

以“忧愤之言易工”等论，是以特例赅全。并用水作比喻谓“安流无波”乃是常态，

“风涛惊奔”乃是变态，不能以变态之偏而赅常态之全。又如欧阳玄《镏执中诗序》

云：“今人往往因人已然之穷达，而求之于诗，谓达者之诗，从容而有余。穷者

之诗，戚促而不足。”[18]欧氏也是从立论根据方面来说明“穷而后工”的片面性。

宋元之际的论家在对“诗能穷人”这个惯题进行讨论时，于沿袭中颇有拓展。其一，

他们有区别地看待这种观念，认为有的人处穷是与诗有关系的，如孟郊、贾岛。一

味苦吟，纯为苦语，久之生成一种心理暗示，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处世方式，进而妨

害通达；而有的诗人“处穷”则是由于“时”所造成(如杜甫)，其诗工多半是由遭

遇坎坷而激发创作冲动促成了笔锋上成功，成为造物所托的能言之人。其二，论家

认为诗可以作为一种穷通与否的征兆，孟郊一生处穷，其“词可以痛哭”而“不知

哀何人”，这种苦语不自觉地发自肺腑而莫知所以，颇有“诗谶“的意味。从而由

“诗能穷人”走向有人“因诗而穷”。当然，他们也对这个惯题进行了种种质疑反

思，认为一偏之见，专意放臣出子一类“穷”人，非能探本，非通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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