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燏

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特点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5期。最初文稿是2009届新闻班陆瑶同学的课堂

作业。4年前她还是大一的学生，那次学生做的作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到图

书馆翻阅旧报刊，拿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0多个小组呈交来的论文让我很感动。

陆瑶的作业有2万多字，其中很大部分是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所有关于巴黎

和会的报道，全是她到图书馆一点点抄下来的。我为这样的精神而感动。当我从美国回来的

时候，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我跟她说，我指导她修改发表。几经修改，论文蒙《新闻与

写作》杂志编辑采用，心里非常感谢！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胡政之先生诞辰120周年，仅以此为作为纪念。

王润泽陆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段祺瑞政府力排众议对德宣战，此时中国成为

战胜国。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国人目力集中于此，希望中国能在世

界政治外交中一扫过去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在这政要无数、记者

云集，更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会议中，中国却只派出了一名职业记者，就是《大公报》主笔胡

政之[1]。在巴黎和会的3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

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最终他看到，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

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作为第一位出国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他亲临现场，于会场内

外积极采访，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会议系列报道。这

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为中国读者关注“巴黎和会”，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处在我

国国际报道意识尚未开化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我们对这些报道进行详细的量化分

析后，发现有以下特点：

1、中国视角、民族立场：

胡政之对和会的这次系列报道，最突出的成就便在于站在民国的立场上，向公众提供

了一个透视国际问题的“中国视角”。“巴黎和会”的本质是一战后对世界霸权的重新分割，

在这样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国际舞台上，哪些是值得报道的“大事”？胡政之的标准是——攸

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在当时就是指“山东问题”，这就是“中国视角”。而这一点，正是

当时国际通讯社无法提供给中国的媒体和公众的。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分析：

以篇为单元，在《大公报》刊载的14篇“巴黎专电”中：只有4月18日和6月10日，

没有提及与“山东问题”有关的进展，而是分别介绍了即将对战败国德国做出的处理以及各

国对和约签字的态度。其他的12篇，均是围绕着“山东问题”的事态进程展开的，占报道

总数的85.71%，报道的焦点被牢牢地锁定在国人所关心的“山东问题”上。

再以议题为单元，将“巴黎专电”的报道内容，按照青岛问题、胶州湾问题、和约签

字问题、其他事关中国议题和无关议题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可见，无论是以报道的篇目，还是以内容的议题为单元进行划分，在胡政之的“巴黎

专电”中，事关中国民族利益的报道均占到了总数的85%-86%，具有绝对的优势。

再来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和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一样，《大公报》也购买了路透社的电

稿，并且几乎每天都有刊载。但是，有关我国在“巴黎和会”利益得失的内容就寥寥无几了。

例如，在1919年5月28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代表的提议遭

到和会拒绝，且最终结果难容抗拒这一关键性的事态进展。而当日的“特约路透电”中，18

条消息中没有一条是关于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

再如，刊载于1919年7月5日《大公报》的“巴黎专电”中，报道了我国山东问题的

最终结果，我国专使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对这一国人极为关心的事实，同日的“特约路透电”

中，10篇消息不仅只字未提，且无一是有关中国的报道。

中国报刊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上，向来依赖于外国通讯社，缺少自己的声音，“一披阅

中国之新闻纸，则英国半官方式‘路透社电’之消息，连篇累牍，全报新闻之来源，几全为

‘路透社电’所占有，而国际新闻为尤甚”[3]。作为国际性的通讯社，路透社等通讯社在

新闻报道中或站在本国利益立场上，或站在西方列强的利益立场之上，报道中缺少“中国视

角”。因此，就“中国在和会上的利益得失”这一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一般报纸刊载的信

息，根本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这个时候，胡政之的国际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

以民族利益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取舍报道的对象、主题和材料，在这个重大国际问题上，

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凸显出了胡政之“巴黎和会”系列报道的价值所在。

2、数量众多、题材全面：

自1919年4月8日第一篇专电，截至同年9月6日，最后一篇通讯连载完成，五个月

里，《大公报》共刊发了胡政之发回的18篇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按照体裁，可以大致分为

两类。一类是“专电”，体裁上与现代“消息”相近，但都没有标题，共计14篇，全部刊

载在“巴黎专电”的专栏里。它们短小精悍，字数大多在100字以内，均一次刊载完成。[2]

考虑到当时的新闻传递条件，这样的数量实在可圈可点。

另一类为“特约通讯”，在体裁上，相当于现代的“通讯”，共计4篇。它们普遍篇

幅较长，被分别刊载在“巴黎特约通信”和“专件”两个专栏中。从时效性上看，“专件”

中刊载的通讯从付邮到送达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和平会议决定山东问题实纪》时隔

两个月之久，另一篇《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与中国》虽在文中未注明付邮时间，但从事

发时间至1919年9月3日开始刊载，也已是双月有余，报道的时效性早已无从谈起。另外，

在“巴黎特约通信”中，还连载了一篇名为《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

的文章，是我国专使向和会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省权力的英文提案的译文。

3、采访细致、记载翔实：

在事件的叙述当中，时间轴上横向的展开，必然减缓纵向的延伸。而人们最迫切想要

了解的是“结果是什么”，然后才能耐下心来看“结果如何得出”。因此，胡政之选择了短

小精悍、简洁明快的专电形式，持续不断地报道事态的最新进展，一般只讲结果，省去过程。

同时发出通信或专件，对前因后果进行详细报道，并加入许多非亲临和会现场所不能有的细

节和场面描写，以补充专电在内容上的单薄。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体现了胡政之对受众心理的

考虑，先满足受众了解基本事实的要求，再进一步满足扩充信息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成

本的考虑，因为国际电讯的价格非常高昂，一般报馆承担不起。

在新闻报道的写作上，首先，胡政之非常注意现场细节和个人感受相结合，使人读来

有感有悟、身临其境。如通讯《平和会议之光景》中，有这样的描写：

“威总统起立演说十五分钟，其辞当为外电所报告，予不必再述。惟有可纪者，威氏

演说声调之优美、态度之殷挚、炼句之精警，实为予生平第一次所闻。方其演说之要点处，

目光四射于听众。若见听者未大动容，则以下续发警句必使听者之精神为所吸动而后已。当

威氏演说时，全场肃然静听，克列们梭、路易乔治两氏以手支颐、目视威氏不稍息。及其语

毕，新闻记者席中忽有一人拍掌。此本非会场所许者，其人盖忘其所以而如此，亦足见威氏

口才感人深矣。”[4]

“继威氏而演说者，为英相乔治。其人短而肥，貌似中国梁氏治氏，所说不外赞成威

氏意见，特其态度辞句多激昂悲愤之观而已。嗣则法、意诸代表先后为赞成之演说。我国陆

专使征祥亦手执原稿朗诵中国赞成之意，旁听席中颇有人赞其法语之纯熟者。随即，有比国

代表外交总长亥蒙时起立，谓诸君议论均极是，惟办法究当如何因责难以十九国选五代表办

法之非是。继之者有塞尔维亚、波兰、希腊诸代表赞成比代表之说，要求各派代表加入分会。”

[5]

在上面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政之在描写发言的诸代表时，是详略分明的。描

写美国总统威尔逊使用了大量的笔墨，而对于其他代表，则一语带过，仅说明了其发言的主

要内容和所持的态度。而在对威氏的刻画中，胡政之不仅运用了正面描写来赞美其声调、态

度和炼句，还用侧面衬托的手法，通过在场者对其发言的反应，来表现其发言之精彩。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胡政之选择了一个典型事例：大会本是不允许随便拍掌的，但由于威氏的发

言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这位记者都忘记了大会的规定，足见威氏的发言有多么的打动人。

另外，胡政之非常注重细节描写在报道中的使用，比如“目光四射于听众”、“以手支颐”、

“目视威氏不稍息”等，可以看出胡政之在采访中的精力集中、观察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微之处，包括人物的眼神、神态，并且懂得运用这些细节来展现报道内容，颇有现代特写

的味道。

通过这些报道技术的运用，胡政之写作的会议报道不仅不显得枯燥冗长，反而妙趣横

生，现场感和纪实感都非常突出。

再有，胡政之非常重视采访。采访是写作的基础，优秀的采访对做出好的报道是更加

必不可少的。在巴黎和会期间，他采访了很多著名的人物，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加深了报

道的力度和深度。这一点，从他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

《外交人物之写真》是胡政之写作的一篇人物通讯，以我国亲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五位

专使为报道对象。其语言简洁、流畅，用词准确、辛辣，让人感到字字珠玑、掷地有声，着

实是一篇优秀的人物通讯。

文章的第二段，胡政之做出判断：“以中国之地位言，本不应受如此待遇，然卒不能

免于三等国之列者，实平时外交活动力太少之故。此则非今次所派各专使之咎，而数年来驻

英法之公使不能无罪焉。”[6]

何出此言呢？胡政之指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英公使施肇基等，在驻外期间，几乎

未曾与外人相交；出国办事只与寻常科员接洽，而不与高官往来；与外国报界关系生疏；目

的是为了将公费节省下来，据为己有。从胡政之在报道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

在下笔写作之前，胡政之是经过了细致深入的调查、采访的。

至于这位驻法公使胡维德的秘书岳昭燏，胡政之这样描写到：“岳办事极紊乱，以是

者事益无头绪。甚至用五专使名义发出之电报，而五专使均未曾过目。又是秘书拟电，意与

专使所指述者相左，而亦昧昧发出。殆至察觉，又去电更正。诸如此类，笑话百出，要之一

乱字可以尽之。”[7]可见，胡政之的采访不仅包括提问、回答，观察也被纳入其中。平日

里的所见、所闻，都为报道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在“巴黎专电”当中，胡政之也常就国人最关心的问题，直接采访当事人，并以其毫

不避讳的正面回答来报道事态的发展和结果，既明了又简洁。比如，5月20日的专电中，

“据顾公使云，草约规定胶州湾档案移交日本国，无异移交土地，断难照办，如果不能声明

将该案留存另订，则应拒绝签字”[8]。7月3日的专电中，“顾、王二专使谓，一经签字

后声明已无济，不能迁就”[9]。

总之，从报道的效率看，三个月内发回18篇报道，胡政之并不算是一个“高产”的记

者；从时效性看，同时期内《大公报》刊载的“北京特约通信”和“特约路透电”，要快捷

得多；但是，作为唯一来自会场内的报道，胡政之用“中国视角”向国人展示巴黎和会，这

是中国媒体第一次用自己的视角向国内读者报道国际重要事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