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论坛

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现状、理据与践⾏——潘⽂国教授访谈录

内容提要

翻译界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有学者做了尝试，在国内外取得了⼀定的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国学

派”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潘⽂国教授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认为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当中，都很有

必要创建中国本⼟的翻译理论，提出“⽴⾜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的观点，并且从语

⾔学的本质出发，回应了“‘中国翻译学’是⼀个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调，近⽽阐述了构建“⽂章学翻译学”的初衷和理念。最

后，围绕“古今中外”四个字提出了⾃⼰的学术主张。

现今译学界存在诸多质疑：中国本⼟译者能否担起中国⽂化对外翻译的责任？中国⽂学对外译介和中国译论是否要守⼟

有责？翻译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倡导是不是民族主义？继《翻译论坛》上⼀期潘⽂国教授关于《新科技信息时代对翻译

的定位与认知》的访谈后，本期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访谈。

赵、周：潘⽼师您好，⾮常感谢您能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访谈！翻译学借助西⽅翻译理论分析中国翻译现象⽐⽐皆

是，有些甚⾄是⽣搬硬套。2014年，MonaBaker在接受中国学者专访时表⽰：“中国学者完全不必要受西⽅或其它地域

理论的约束。我不是说他们应该发展⾃⼰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是说他们要以对本国的语境有实际意义为前提去对

接这些理论，不必仅仅因为有些最新的理论观点在英国、美国或其它什么地⽅受欢迎或者很流⾏，就感觉应该追随那些

理论。”[1]请问，您对Baker的这⼀观点有何看法？

潘：我2002年到MonaBaker处访学，与她交往已有⼗多年了。你引的话其实我与她也谈起过。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从

2001年开始，在⼆⼗⼀世纪的开头⼗年⾥我先后发表了好⼏篇⽂章，都是谈学习西⽅理论与发展中国语⾔学的问题的，

如《论中国语⾔学的“落后”》、《汉语特⾊的⾳韵学研究》、《外国语⾔学与中国语⾔学》、《关于外国语⾔学研究的

⼏点思考》、《中国语⾔学的未来在哪⾥》、《反思：振兴中国语⾔学的必由之路》等，直到前⼏年还发表了《中国学

者从事外国语⾔学研究的正道》和《论中学与西学》等⽂。这还只是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相关性的，标题上没有显⽰

实质上谈这个问题的就更多。在翻译研究⽅⾯我写过《从“⽂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译学研究的哲学思

考》、《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否可能》等。⼤概我是国内语⾔学界、翻译

界谈这个问题最多的⼈之⼀。但我与MonaBaker还是有不同。她作为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是从理论研究和创新的⼀

般规律谈这个问题的，⽽我更出于对国家科研发展的战略考虑。

赵、周：在上世纪末，已有国内学者潜⼼钻研和整理中国的传统译论，但毕竟是少数，也未曾明确地提出要“发展⾃⼰

独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多数⼈还是在追随着西⽅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新世纪以来学界倡导对西⽅译论要选择性吸

收，创建中国本⼟翻译理论的呼声越来越⾼。您是基于何种考虑⽽倡导创建中国本⼟翻译理论的？

潘：为什么本世纪初我会集中谈这个问题？因为伴随着世纪之交，我对⼀百年来的中国语⾔学发展进⾏了认真的反思。

我认为这⼀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成绩，但有很⼤的问题，核⼼就是没有处理好中与外、古与今的问题。对传统

否定太多，⽽对西⽅是⼀味崇拜。这三⼗多年来尤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登峰造极，是与前⼏代⼈相⽐。“五

四”前后的⼈不管如何⿎吹“全盘西化”，⾃⼩受到的传统教育使多数⼈在接受西⽅学说时总会⾃觉不⾃觉地与传统进⾏⽐

较，有所取舍；五、六⼗年代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缘故，对西⽅来的东西总有⼀些戒备⼼理，除了对苏联那⼀套⼼悦诚

服，对欧美的学说还是批字当头。只有到了这三⼗年，传统在多数⼈的脑⼦⾥已经没有了影⼦，对外开放也没有了顾

忌，因⽽⼤规模、⼤范围、⼤批量，义⽆反顾地全⾯拥抱、全盘吸收西⽅的理论、学说成了“赶超国际先进⽔平”的不⼆

之选。如果说上世纪七⼗年代以前我们引进国外理论还会带个批判的尾巴，⼋⼗年代之后就看不到了。国外每出现⼀个

理论甚⾄只是动向，我们⾸先想到的是赶快引进、抢在别⼈前⾯引进，根本来不及研究消化。因为国外就代表先进，代

表“现代”，代表“国际⽔平”。有的地⽅的硕、博⼠论⽂的撰写甚⾄规定必须要引⽤⼀种或⼏种国外理论作为论⽂的⽀撑，

否则就缺少“理论基础”这个环节。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研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实质上是总体“失语”的，我们只是做

了国外理论话语的传声筒和应声⾍。这情况甚⾄引起国外MonaBaker那样的有识之⼠的忧虑。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应

该是平等的交流，不可能⼀⽅永远先进、永远领先，另⼀⽅永远在追赶、在学习。这不仅是Baker教授的看法，我见过

许多外国学者都有这样的看法，不喜欢去跟他们交流的中国学者只是忠实的听众甚⾄粉丝。

赵、周：那么，为了扭转这种“追随者”和忠实“粉丝”的⾓⾊，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对西⽅译论？

潘：从道理上来讲，就如我前⾯说的，任何理论只能是特定时空条件、针对特定对象的产物。它必须先要证明能解释它

所由产⽣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推⼴到其他地⽅、其他对象。没有天⽣就正确、就普适的东西。就算已经证明了它想证

明的问题，在⽤到别的场合的时候还需要针对别的场合作出修正和补充。因此对于外国理论，正确的做法是，第⼀是认

真研究，看它说的是什么；第⼆是以⼦之⽭，攻⼦之盾，看它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第三是这个理论的背景条

件，在运⽤到新的场合（⽐如说中⽂背景）会有什么变化，如何调整、适应、修正。

这还是谈学习、应⽤国外理论，事实上真正合适的理论应该是⾃⼰发明的，就如MonaBaker提到的，“应该发展⾃⼰独

这还是谈学习、应⽤国外理论，事实上真正合适的理论应该是⾃⼰发明的，就如MonaBaker提到的，“应该发展⾃⼰独

特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作为外国⼈，她不好明⽩说，但我们⾃⼰就应该坚定地这样说。不管是翻译学，还是语⾔学，

还是其他⼈⽂学科，不可能脱离⾃⼰的传统，光把⼀个或⼏个西⽅理论拿过来进⾏修修补补、拼拼凑凑，就能产⽣出⼀

个指导中国实际的理论。外国的理论只能作为参照。我很赞成这样⼀个说法：⽴⾜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

新知，发展中国学术。这才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之路。

赵、周：罗新璋先⽣最早提出了“我国⾃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后来许渊冲先⽣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实际

上，构建“中国学派”不仅仅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在⼈⽂社科其它领域都有相同的提法，国内顶级社科刊物《中国社会科

学》开通了官⽅的微信公共账号，其⽤户名就是“中国学派”。潘⽼师，您认为中国翻译理论形成⾃⼰的“中国学派”依据是

什么？⼜该如何发展？

潘：刚才我提到发展中国学术的四句话：“⽴⾜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借鉴外国新知，发展中国学术。”这也就是构

建中国学派理论的必由之路。前⾯三个是条件，缺⼀不可。第⼀，实践是基础，研究翻译学⽽没有翻译的实践，没有⾃

⼰动⼿翻译过⼏⼗万字、上百万字甚⾄更多，这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中⽂与西⽅语⾔⽂字间的巨⼤差异，这个实践还应

该包括两个⽅向，不仅有外译中的实践，还应有中译外的实践。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两种语⾔的真正区别以及翻译会碰到

的真正问题，这不是理论上谈什么共性、个性可以解决的。⽽适合外译中的理论⼜不⼀定适合中译外。⽐如我们以前提

到过⼀种“不平等条约”：在英译中时强调直译，亦步亦趋地追随英⽂的字法、句法，放⼿制造“翻译腔”的中⽂；⽽在中译

外时反复强调要打散中⽂的结构、字序，要使⽤“地道”的英语。对两种翻译实际上采⽤的是双重标准。这样的理论还可

靠吗？第⼆，继承中国传统。我始终相信，真正适合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定是⽴⾜本⼟的理论，只在外国理论上进⾏

修修补补形不成中国特⾊的理论。许渊冲先⽣就很注意这⼀点，他提出的三美、三似等等都是有中国学术资源背景的。

他最新提出的“随⼼所欲不逾距”，更是利⽤了《论语》的智慧。中国翻译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产品最丰富的翻译实

践，这就是历时⼀千多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传教⼠翻译，以及近代以来的翻译。丰富的实践资源⼀定会提供丰富

的理论资源，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总结、去继承。关键在于如何去发现、去总结。我们不能⾛以外律中的路⼦，那

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即使你总结出了⼀套东西，事实证明也将是对传统的扭曲。⽽⼗九世纪来以来很多⼈就是这样做

的。例如马建忠把拉丁语法往古汉语上⼀套，搞了个孙中⼭说的“拉丁⽂法汉证”，就⾃以为发现了“⾃有⽂字以来⾄今未

宣之秘奥”，建⽴了中国语法学。事实证明只是⽅枘圆凿，之后语法学界修补了⼀百多年，还是修补不起来，⾄今未能

拿出⼀个令⼈满意的汉语语法体系。⼜如梁启超把⼀部佛经翻译史简化为直译与意译之争，后⼈概括为“汉末直译”、“鸠

摩罗什意译”、“⽞奘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致也”，不仅结论不⾜取，⽽且关上了翻译研究的⼤门。从这⼀点

出发，我认为罗新璋先⽣提出的“我国⾃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先“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者，其内

容和追求各异，可以说是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四种主张，但很难合起来构成⼀个体系；其次，把佛经翻译的传统归结

为“案本”并不符合实际，把严复的理论归结为“求信”也是对信达雅的误解。⽽其原因也在于⽤西⽅译论史上的“忠实”作为

观察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还是把中国传统译论纳⼊了西⽅“忠实论”的洪流。因此，怎么正视、发掘、继承中国的学术

传统是当前最困难的事。第三，借鉴外来新知。这是因为当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了国际共同体，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国际

视野，光有⾃⾝特⾊还不够，⼜要能与国际同⾏交流。总之，⼀个真正的中国特⾊的理论⼀定要同时符合这三⽅的要

求，既有传统特⾊，⼜有国际视野，⽽且⾸先是针对并且要解决当前中国所⾯对的实际问题的。

赵、周：⽬前，国内翻译界有些学者在创建“中国学派”在国内外产⽣了⼀定的影响，您对⽬前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所取

得的成绩是怎么看的？

潘：从翻译研究来看，翻译家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从严复开始，朱⽣豪、傅雷、钱钟书，直到近些年汪榕培提出

的“传神达意”，都为此作出了贡献。但从理论的⾓度，形成体系的还不多，只有许渊冲提出了⼀个相对⽐较成形的理

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中国在国际学术领域实际上的“失语”，开始关注中国特⾊理论的构

建，这⽅⾯的前景是看好的。

赵、周：当然，有⼈赞同构建中国特⾊的译学理论，有⼈则反对构建中国特⾊的译学理论，认为“中国特⾊”表述具有明

显的政治⾊彩，也有⼈认为“中国翻译学”的说法可能是⼀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全世界的翻译研究应该是⼀个整体，不应

分“中国翻译学”和“西⽅翻译学”，不必要给翻译研究强加明显的地域标签。请您对此阐述⼀下⾃⼰的看法！

潘：这个问题争论已有好⼏年了吧？我记得我也有好⼏篇⽂章谈及这个问题，其中谈得较多的是《中国译论与中国话

语》⼀⽂。这⾥就不多重复了。我想先谈谈为什么会产⽣这个问题？因为不光翻译学碰到，语⾔学碰到，其他许多学科

也碰到。这是因为从哲学层⾯看，“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是个⼀般和特殊的问题（其实“西⽅翻译学”与“翻译学”也是⼀

般与特殊的关系，只是有些⼈不愿这么想，认为“西⽅翻译学”就是“翻译学”）。⽽⼀般和特殊是⼀对永恒的⽭盾，因为事

物不可能没有普遍性，也不可能没有特殊性，看你是在哪个层⾯讨论这个问题。⽐如说男⼈和⼥⼈不⼀样吧？但是

在“⼈”上他们有共同点；⼈和狗不⼀样吧？但是在“动物”上有共同点；同样，动物和植物不⼀样，但在“⽣物”上有共同

点；⽣物和⽯头不⼀样，但在“物”上有共同点。从⾼的层⾯讨论就有共性，从低的层⾯讨论就有特殊性。“翻译”作为⼈类

社会的⼀种普遍现象，当然有共同点，⽐如都要有译⼊和译出⼀⽅，都要依赖语⾔，都要关注效果等等。从这个层⾯看

翻译研究，当然觉得翻译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研究，具体语⾔、具体国别的差异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到了实际做翻译

的层⾯，有的问题⾮常实际、⾮常具体，实践者是希望得到某种理论指导的。⽐如我上⾯提到的中国古代⽂体的“韵、

对、⾔、声”四要素，它在别的语⾔⾥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地位、表现⽅式迥然不同（不要说别的语⾔，在现代汉语中

的表现也很不相同）。那么，这些东西在翻译中要不要表现？如何表现？要不要通过实践，总结出⼀种理论来⽀持呢？

的表现也很不相同）。那么，这些东西在翻译中要不要表现？如何表现？要不要通过实践，总结出⼀种理论来⽀持呢？

如果需要，那么涉及这些问题的翻译理论有没有国别特⾊、语⾔特⾊呢？从这⼀事实可以看到，越是从事纯理论研究、

特别是哲学层⾯研究的⼈，越容易忽略具体细节，强调事物的共性⽅⾯。越是关注实践、⽽且正在从事实践的⼈，会感

到有针对性的理论的需要。作为⼀个完整的翻译研究者，应该既关⼼宏观、普遍的⽅⾯，也应该、甚⾄更应该关注具体

和特殊的⽅⾯。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为翻译实践服务，实现理论研究⾃⾝的价值。徳国语⾔学家洪堡特曾经说过：“全世

界只有⼀种语⾔，每个⼈拥有⼀种语⾔，这两句话同样正确。”翻译也是这样：“全世界研究⼀种翻译，每个译者在研究

⼀种翻译，这两句话都对。”需要注意的是“度”，也就是在类似于上⾯“男/⼥—⼈—动物—⽣物—物”系列的哪⼀个层⾯建

⽴你要研究的翻译学。我提出的⽂章学翻译学主张道器合⼀，道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可以跟国际翻译学对话的；器是

针对具体对象的，有较强的特殊性。但道器可以转换，从器上总结出来的规律也可能在道上产⽣意义。

赵、周：您在阐述构建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理据时，多次引⽤语⾔学⽅⾯的实例，前⾯分析产⽣“‘中国翻译学’是个民

族主义问题”论断的原因时，⼜多次提到了语⾔学⽅⾯的知识。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潘：为什么我在谈翻译的时候常常提到语⾔学？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太密切了。说到底，翻译离不开语⾔，所谓翻译实

践、⾸先是语⾔实践。不论是翻译中的“语⾔学派”还是“⾮语⾔学派”，⽆法否定的是，翻译最终实现的是两种语⾔的转

换。因⽽翻译研究的“特⾊”存在与否，以及存在到什么程度，与要翻译的语⾔间的差异程度就有很⼤关系。就世界范围

来看，我们所最常接触的翻译实践⽆⾮是两种，⼀种是印欧语系内部各语⾔之间的翻译，⼀种是印欧语与⾮印欧语之间

的翻译。后⼀种最典型的就是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对译。这是两种⾮常不同的翻译实践，不但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与汉语

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是不同的翻译实践，甚⾄从印欧语到中⽂与从中⽂到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也是不同的实践。这个不同

典型地体现为做加法和做减法的不同。印欧语是形态语⾔，有着丰富的形态变化，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

态，形容词和副词的级，都要⽤严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要求是强制的、谁也⽆法违背的，违背了就不再是所说的那

种语⾔。⽽汉语，作为孤⽴语的典型代表，就不需要这些表⽰，甚⾄视这些表⽰为累赘。这样，在把印欧语⾔如英语译

成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减法，把原⽂中那些对汉语来说累赘的成分⼀⼀去掉（硬译出来有时就造成了“翻译

腔”）；⽽在做中译英的时候，就必须视译⽂需要，将原⽂没有明⽰出来的东西⼀⼀加上。⼤体来说，做减法容易，去

掉就是了；做加法却颇费斟酌。因为在汉语中认为不⾔⽽喻的东西要在译⽂中⼀⼀落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说“数”。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落乌啼霜满天”中的“乌”在汉语中看不出是单是复，译成英语就必须或单或复。我曾经

搜集过⼋种译⽂，结果是四单四复。由于单数复数造成的诗的意境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译法是对的。

⼜如唐代赵嘏《江楼感旧》“同来玩⽉⼈可在？风景依稀似去年”中“⼈”的翻译就更有趣了。因为“⼈”是男是⼥，是⼀是

多，在原⽂中都看不出来，翻译就必然会五花⼋门，在我找到的译⽂中译成男的、⼥的、单数的、复数的都有。对它们

的得失长短就可⾃成为⼀个讨论题⽬，⽽这样的讨论在英译中时就不会有。因⽽我认为，要不要“中国特⾊翻译学”在名

称上也许还可以讨论（我认为叫“汉语特⾊”⽐“中国特⾊”要好。当然，等理论成熟了，融⼊世界了，冠以“中国学派”也是

可以的），在实践上却⼏乎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不这样，不会有真正切合中外互译、特别是中译外的有价值的理论成

果。

实际上，不仅涉及汉语与外语之间的翻译有特⾊，其他语⾔也有。例如在英语与同为印欧语的徳语、法语间的翻译也会

有它们的问题。法语的名词、代词、冠词有阴阳两个性，徳语有阴阳中三个性，⽽英语只有⼈称代词还有性的区别，名

词、形容词都没有了。这些语⾔间的翻译在涉及语法中“性”转换的时候就会产⽣⼀些有趣的问题[2]，需要研究解决。当

然这些问题远没有汉外翻译中碰到的问题⼤，还不⾜以提出“徳语特⾊的翻译学”“法语特⾊的翻译学”。各种语⾔都有⾃⼰

的特⾊，涉及这些特⾊的翻译都会有⼀些特殊的问题需要研究。⽽普世翻译学除了谈⼀些最⾼层⾯的共同点之外，就是

这些各具特⾊的翻译研究的总和。过于强调翻译研究的普遍性，不重视各种语⾔的特⾊，把建⽴在印欧语互译基础上的

翻译理论不加思考地认为就是⼈类普遍的翻译理论，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介绍、引进这些理论，补充⼀些汉语翻

译的例⼦，这样的路⼦，从长远来看是⾛不通的，也不是我们需要的。

赵、周：您也是构建“中国学派”的践⾏者。最近⼏年⼀直致⼒于提倡建设有中国特⾊的翻译理论，倡导构建中国学派的

译论和话语，提出了中国特⾊的⽂章学翻译学。⽂章学翻译学到底是怎样的⼀种理论构建？

潘：前⾯说过，任何理论都是受特定时空限制，并且针对特定对象的。⽂章学翻译学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典籍的英译。为

什么叫⽂章学？《⽂⼼雕龙》上说：“圣贤书辞，总称⽂章，⾮采⽽何？”这句话有两个意思，⼀是⽤⽂章⼀词可以概括

中国的典籍，不管它属于哪个学科（经学、史学、⽂学、科技或⽇常应⽤），⼆是“⽂”“章”的字⾯义（⽂饰、花纹）就意

味着它必须讲⽂采，因此所有中国的⽂章都是美⽂，其翻译也就应该是美⽂的翻译。这就在对象上与西⽅译论区别了开

来，因为西⽅译论⼀般要严格区分“⽂学翻译”与“⾮⽂学翻译”，分别采⽤不同的对策的。这也同时说明了提出这个理论的

必要性，因为西⽅理论没法简单地⽤在这⼉。从我倡议的这个理论本⾝来说，它的“中国味”还是⽐较浓的。第⼀，它采

⽤了中国传统的“道器论”（“形⽽上者谓之道，形⽽下者谓之器”），区分了翻译研究的宏观层⾯和微观层⾯，宏观⽅⾯是

总体上的要求；微观⽅⾯是操作性的指导。宏观⽅⾯应当有普适性，微观⽅⾯有较强烈的针对性。第⼆，它对“译事三

难信达雅”进⾏了溯源，从⽂章学的⾓度出发，断定这句话是“刘熙载的路⼦，刘知⼏的句⼦”，所谓刘熙载的路⼦就是⽂

章学的路⼦，借⽤“经语”（经书⾥的话）表达⾃⼰的⽂章学观点。严复的“信”“达”“雅”都出⾃“经语”，是⽤了刘熙载同样的

⽂章学⼿法，并且挪到了翻译学，“亦即为译事楷模”。所谓刘知⼏的句⼦就是仿照了刘知⼏对史学⼈才“史学三长才学

识”的句式，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命题。这⼀简约性的⽅法使这句话百多年来深⼊⼈⼼，但由于今⼈对传统的陌

⽣，忽略了其来源的⽂章学本体性。第三，从⽂章学的⾓度重新解释了严复的信达雅，并把它上升到翻译之“道”的层

⾯，这对⼀百年来的信达雅研究具有颠覆性。“信达雅”本质上就是“德、学、才”（“德”是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刘知⼏

的“才、学、识”有所不⾜⽽加上去的），说的是“译事”，其实是对“译⼈”的要求。“信”之难强调对翻译事业的责任感，说

明翻译不是⼈⼈可做的。“达”之难强调达意即传译之不易，说明翻译不是⼈⼈能做的。“雅”之难强调翻译⽂字当求尔雅，

明翻译不是⼈⼈可做的。“达”之难强调达意即传译之不易，说明翻译不是⼈⼈能做的。“雅”之难强调翻译⽂字当求尔雅，

这更不是⼈⼈能做好的。三难是对译事译才的要求，或者说是从事翻译的⼊门线。这⼀源于传统⽂章学“为⼈先于为

学”的主张以及对翻译的总体要求，不客⽓地说，可能超越了迄今为⽌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西⽅译学，因为那些理论⼤多

是在“器”的层⾯。因⽽，信达雅的本意实际是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升华。第四，在“器”即操作层⾯上，我提出了“译⽂三合

义体⽓”的说法，认为它既是译者从事翻译的原则，⼜是批评家据以批评的标准。“义、体、⽓”⼤体可以类⽐于西⽅译

学“意义、形式、风格”三个⽅⾯，⽽⼜有很多中国的特⾊。这就为中西⽐较提供了基础。第五，对“义、体、⽓”的具体内

容进⾏了概要分析，这体现了我本⼈对古代⽂章学的感受和认识。如把古代繁复的⽂体归纳为“韵、对、⾔、声”四个要

素的配置，这可以说是我的发现。⼜如对古代⽂章学视为灵魂的“⽓”进⾏现代的阐释，并借传统⽂章学术语分成“神、

⽓、脉、味”四个⽅⾯进⾏论述，也是⽐较⼤胆的创见。⽽且都结合如何传译进⾏了探索。

赵、周：根据您的阐述，“⽂章学翻译学”中很多术语都是来⾃我们中国的传统⽂论，那您⼜是基于何种考虑⽽提出这样

具有中国本⼟特⾊的“⽂章学翻译学”呢？

潘：这个理论强调中国⽂章学，是出⾃以下⼏个想法：第⼀，任何翻译理论必须建⽴在实践基础上，⽽翻译实践最重要

的前提是对两种语⾔⽂化的深刻了解，与对两种语⾔的熟练掌握和运⽤。翻译中国典籍，⽽对传统⽂章学⼀⽆所知，是

说不过去的。第⼆，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理解”是最根本的，读不懂、读不通，翻译就⽆从进⾏。⽽这正

是当前国内从事典籍英译的⼈所⾯临的最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两张⽪”，不少翻译者阅读古籍是有困难的，

有的甚⾄只能利⽤别⼈的⽩话翻译。⽽据我的阅读经验，典籍的⽩话翻译中，没有问题的很少；很多从事古⽂今译的⼈

也未必全能体会古代⽂章之美，更不⽤说把它表现出来。依赖⽩话译⽂做外⽂翻译时就更质量堪忧。希望我对传统⽂章

学的剖析能帮助更多⼈在独⽴⾃主的“理解”原⽂上下功夫，这是做好典籍翻译的前提。第三，“表达”的问题，理解了原⽂

在义体⽓上的特点，就要尽⼀切努⼒去“合”。我说的“合”是“对应、匹配”，⽽不是“等值、等效”。由于语⾔⽂化的差异，

翻译中要做到“等值”⼏乎是不可能的，“等效”也只是⼀个理想，⽽且不是译者⼀厢情愿的事。译者能做的只是尽量通过对

应⼿段去匹配。举例来说，汉语有平仄，英语永远不可能有，但如果知道这是个形式表现⼿段，我们就可以在英语中也

寻找⼀个形式表现⼿段去匹配。对“合”的程度最有发⾔权的是译语读者。因此说“义体⽓”既是译者⾏为的原则，也是读者

批评的标准。

赵、周：学界都以“古今中外”四字赞誉您的成就，这⾥就请潘⽼师从“古今中外”四个字展开，对中国译学的发展提出⼀些

⾃⼰的建议，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些参考。

潘：谢谢学界的谬赞。其实能做到这四个字在⽼⼀辈学者中⽐⽐皆是，⼤家觉得很⾃然。到了我们这⼀代，由于“两张

⽪”的后果，兼通中外的⼈少了，我这个稍微都有所涉猎的⼈就成了另类。这真是“世⽆英雄，遂使竖⼦成名”，说起来是

很令⼈惭愧的。⽽我能涉及这四个字，也只是运⽓较好⽽已：凑巧在⽂⾰前读完了⼤学本科，外语基础还算扎实；凑巧

考研选了古汉语，受了⽐较系统的“⼩学”训练，凑巧多次出国，接触了国外的现代学术；凑巧受命创建对外汉语专业，

有可能把这四者结合起来。当然，所有这些“凑巧”在⼀个⼈⾝上实现，还是不容易的，因此，真的应该“谢天谢地谢众

⼈”。

由于⽂⾰耽误⼗年，我研究⽣毕业时38岁了，⽽我真正的学术经历也从那时才开始。⾃那以来我的治学轨迹⼤致是：

（1）古汉语和⾳韵学研究，完成著作2本；（2）研究汉语构词法史，完成著作1本；（3）从事⽂化语⾔学研究，完成

著作1本；（4）从事对⽐研究，完成著作2本；（5）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完成译著3部；（6）从事语⾔学理论

和汉语研究，完成著作2本；（7）中国⽂化的对外传译，完成译著2本。此外，还有涉及更⼴泛领域的编著、教材等，

发表的⽂章⼤约有250多篇。从以上内容看，确实于古今中外均有涉及。其中有的⽐较明显，⽐如⾳韵学，纯粹

是“古”的；构词法，纯粹是“今”的；其余的多数中外古今交织在⼀起。

从这四个字本⾝来说，其间有⼀个架构。我前⾯讲到发展中国学术时提到过⼀句话：“⽴⾜当前实践，继承中国传统，

借鉴外国新知。”这是从理论创建的⾓度来说的：当前（“今”）的中国（“中”）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传统（“古”）和

外国理论（“外”）是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从翻译、特别是中国⽂化传译的⾓度来讲，“今”和“中”当然是基础，

但“古”和“外”同样重要甚⾄更重要，因为不了解“古”和“外”，我们关于“今”的知识就是就是⽆源之⽔和⽆本之⽊。就拿我们

天天在使⽤的语⾔来说，今天的⽩话⽂实际上并不是从古⽂⾔、古⽩话、近代⽩话（如《红楼梦》）这样⼀条线直接传

承下来的，⽽是⼀个与由翻译造成的欧化⽂相嫁接⽽形成的“杂种”，其中有古的成分、“⼟”的成分，更有⼤量的欧化成

分。五四前后的新⽂化运动与传统彻底决裂，废弃了⽂⾔⽂，也就⾃我割断了两千多年培育发展起来的中国语⽂之美的

传统（北⼤教授谢冕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周年时曾说，废掉了旧诗，“是中国⼈⼼中永远的痛”），⽩话⽂怎么发展？只

能转⽽向西⽅寻求语⾔资源，傅斯年、鲁迅等更主张直接搬⽤外语的词法句法，结果欧化⽂流⾏；后来⼈们发现这样的

⽩话⽂真的其⽩如⽔，也是从翻译家（如周作⼈、林语堂、傅雷等）开始，⼜转⽽主张从⽂⾔中汲取营养。这⼀百年的

现代汉语书⾯语的历史就是这样⼀部“三⾓演义”，如果我们不懂“古”和“外”（影响汉语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和⽇语），我们

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今天的汉语。从⽂化与学术来讲，五四以来，经过胡适等⼈⿎吹“全盘西化”“整理国故”（所谓“整

理”就是⽤西⽅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过滤和改造），中国的⼈⽂学术已然全盘西化，所有的理论、体系、观点、⽅

法甚⾄学术争论的焦点（如翻译界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都来⾃西⽅。吕叔湘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跟着转”，有许

多⼈还在乐此不疲，认定这是发展中国学术的唯⼀途径。随着中国的崛起，⼈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百年的“西化”，造

成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失语”，⽽要回过头来寻找我们⾃⼰的传统、⾃⼰可以拿出来与世界共享的东西时，才发现我们⾃

⼰对传统也已不懂了。因此在遍布世界的海外孔⼦学院⾥，我们就遇到了⼀个普遍的尴尬：要推⼴中国⽂化，但⽼师⾃

⼰对传统也已不懂了。因此在遍布世界的海外孔⼦学院⾥，我们就遇到了⼀个普遍的尴尬：要推⼴中国⽂化，但⽼师⾃

⼰都说不清什么是中国⽂化；要介绍中国典籍，介绍者⾃⼰都读不通典籍原⽂。

有的学者提出，当前中国翻译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个是⾮⽂学翻译越来越占主体，⼀个是将由“译⼊”为主转向“译

出”为主。如果我们同意他的说法的话，我相信前⼀个趋势必将推动机器翻译的更迅猛发展，⽽后⼀个趋势将促使⼈才

培养进⼀步向“古今中外”并头前进的⽅向发展。⽽最困难、最吃重的将是“古”的⽅⾯，⾸先是阅读古书的能⼒。这是需要

踏踏实实努⼒的。我前⼏年主編的⼀套《中⽂读写教程》就是主要为翻译专业编写的，希望为此出⼀点⼒。

赵、周：谢谢潘⽼师的精彩解答！……

注释

[1]赵⽂静、胡海珠.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叙事建构研究——访谈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Baker教授[J].中国翻

译，2015（1）：69.

[2]例如莎⼠⽐亚的诗句Seehowthemorningopenshergoldengates,Andtakesherfarewelltotheglorioussun可以译

成德语的Sieh,wieintordergoldenmorgen?ffnet,Undabschiedvonderliebensonnenimmt。只是改变了这对情⼈

的性别。在英语原⽂⾥，从两个her可知“早晨”是姑娘，“太阳”是⼩伙⼦。⽽在德语⾥，由于语法性的强制要求，“早

晨”（morgen）成了⼩伙⼦，“太阳”（sonne）成了姑娘。参见Jespern（1924:236）。

作者信息

赵国⽉，长江师范学院讲师，扬州⼤学在读博⼠；周领顺，扬州⼤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潘⽂国，华东师范⼤学终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