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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诗家三杰”并称始末

作者：陈凯玲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02期

“近世诗家三杰”之目，首见于梁启超（1873—1929）《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

话》）第二十八、三十九则，其称：

昔尝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世诗界三杰”。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

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梁启超两则诗话中反复提到黄遵宪（公度其字，1848—1905）、夏曾佑（穗卿其字，

1863—1924）、蒋智由（观云其号，1865—1929）三人并称“近世诗家（界）三杰”，这绝不是

一种偶然的说法，而是在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从酝酿到成熟的结论。

一、“三杰”并称之缘由

梁启超最先认识的是夏曾佑。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引夏曾佑赠诗句云：“壬

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洎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梁启超

《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光绪十八年

壬辰（1892）二月，梁赴京参加会试，当年即与夏结识，但“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次年癸巳（1893）至二十年甲午（1894）间，谭嗣同亦赴

京，与梁、夏居处毗邻，过从频繁，“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同上）。除了谈

学问，三人还相互交流诗歌，“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

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值得注意的是，夏曾佑当时所写的“怪话”诗，可以说是肇始梁启

超“诗界革命”运动的最早源头之一。

稍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梁启超在上海结交黄遵宪，一同创办《时务报》（丁

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亦从这时开始接触黄

诗。据《诗话》第四则交待：“丙申、丁酉间，其《人境庐诗》稿本，留余家者两月馀，余读

之数过；然当时不解诗，故缘法浅薄，至今无一首能举其全文者，殊可惜也。”（《饮冰室诗

话》）梁启超当时读过黄遵宪诗以后，虽然没有强烈的感悟，却为其将来提出“诗界革命”的理

论埋下了种子。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冬，梁启超在赴美途中写作的《夏威夷游记》中，

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又谓：“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

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

又其小焉者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指出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的诗歌创

作正是“诗界革命”来临前的征候。

“三杰”中，蒋智由结交梁启超最晚，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据丁文江、赵

丰田两先生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条下，引蒋智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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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世讲书》一文称：“鄙人之与令尊先公交，约当辛亥革命之前十年，自壬寅遂始，一时以

国事文字讨论商榷。”（《梁启超年谱长编》）当时梁启超、蒋智由皆居日本，但最初交往的

一段时间都是书信联系，未曾谋面。又在此以前，梁曾无意中读到过蒋诗，甚为叹服，这即

《诗话》第四十六则所云：“余自去年始获以文字因缘交蒋观云。往在美洲，见《清议报》‘文

苑’有题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顾以为夏穗卿作，盖其理想魄力，无一不肖穗卿也。……及

东还始知其误。……于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热。”“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于光

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冬至次年春夏赴美檀香山，期间他曾读到蒋智由以“因明”署名的诗

歌，当时还误以为是夏曾佑所作。梁返日不久即与蒋结识，不时以诗相往还（梁启超《饮冰室

诗话》第四十七则：“余与观云至今未识面，今春贻以一影像，媵一绝句云……观云报我一影

像，亦媵一偈云……”），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初至三十三年丁未（1907）冬，共同创办《新民

丛报》，开辟“饮冰室诗话”“诗界潮音集”等栏目，大力鼓吹“诗界革命”，“近世诗家三杰”之目

亦在这期间提出。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三杰”都是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黄遵宪作为梁的同乡，

更当使梁存有一份揄扬之心。夏曾佑和蒋智由入选“三杰”之前，在诗界已有齐名之誉。据近人

汪国垣著《光宣诗坛点将录》“步军头领十一员”中“蒋智由”条下称：“观云居沪时，为杂报文

字，喜入哲家言，与别士有‘二俊’之目。”（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三百年来诗坛人物

评点小传汇录》）按，蒋曾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担任上海《选报》总编，“别士”为夏

之笔名。由此可知蒋、夏在当时诗界已小有名气，所以梁启超拿他们与黄遵宪相提并论，也是

理所当然的事。

除了地缘、文学等因素以外，“三杰”并称还有政治因素上的考虑，黄遵宪等作为早期维新

派人士，曾支持梁启超推行“戊戌变法”，彼此在政治上可谓志同道合。所以，“三杰”不仅仅作

为文学意义上的诗人并称，同时还当作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种宣传手段。至于谭嗣

同之所以没有入选“三杰”，原因可能他早在“戊戌政变”中被害，不宜与生者并称齐名。

二、“三杰”并称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颇多动荡，进入了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各项社会改革运动自上

而下次第开展，各种新思潮从政治层面深入发展到文化层面。在这样的情势下，古老的旧体诗

歌也迎来了她发展史上的转型期。光绪、宣统年间，一批由改良主义政治家发起的“诗界革

命”，在全国诗坛掀起了一次诗歌改革的浪潮。

梁启超曾自称“吾读穗卿诗最早，公度诗次之，观云诗最晚”（《饮冰室诗话》），他对

“三杰”诗歌的接受过程，实际也是“诗界革命”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作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受“新诗”影响，以结交夏曾佑为标志。所谓“新诗”，又称“新学诗”，顾名思

义，就是以“新学”作为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新学”的内容即上及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

一文中提到的：“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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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

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

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

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夏、谭当年都是唾弃旧

学、崇拜新学的年轻人，他们为标榜“新学”而创作“新诗”，“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

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梁在《诗话》第六十则中又提到，当时创作这种“新诗”

的首倡者是夏曾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

嗜之”。“丙申、丁酉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次年，其时梁正在上海办报，业余仍继续

创作当年与夏、谭（复生其字）发明的“新诗”，并与“吾党数子”结成“新诗”的另一交流圈，在

一定程度上又扩大了“新诗”的影响范围。尽管“新诗”被后来梁启超认为是“诚可发笑”，但唯有

这种不成熟的创作实践，及其宝贵的经验总结，才可能为“诗界革命”的产生提供必要条件。所

以说，梁启超等人在夏曾佑影响下的“新诗”创作，正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郭延礼《中

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阶段是接受“新派诗”影响，以结交黄遵宪为标志。“新派诗”这一名目，来自黄遵宪

《酬曾重伯编修》二首之二“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一句（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

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该诗大致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至二十二

年丙申（1896）间（郭延礼先生《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一书，认为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1897]，第238页。但据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该诗，同卷前两题《乙未[二十一年

（1895）]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及后一题《上黄鹤

楼》自注云：“乙未五月客鄂，方与客登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光绪二十二年[丙

申，1896]使俄密约已以胶州许之一。”可知该诗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二年五月之

间），首次提出了“新派诗”之目。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黄的“新派诗”创作，可以追溯到十六年

庚寅（1890）所写的《今别离》四首（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由此可见，其

“新派诗”与夏曾佑等“诗新”创作，约略同时进行。这种“新派诗”的特点，即如今人赵慎修先生

所言，其“题材虽新，但语言和艺术风格却力求典雅含蓄，力求把新的意境融铸在旧的形式风

格之中”（赵慎修《谈近代“诗界革命”》，《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正如前文所言，梁

启超最初读黄遵宪“新派诗”时，并无太深刻的感受，大抵是因他当时正沉醉于写作“新诗”，

“颇喜挦撦新名词”，自然对黄诗以“旧名词”开创的“新意境”不太“感冒”了。然而在“戊戌变法”

运动失败以后，梁启超写作“新诗”的热情也随之消退。经过反思，他提出“诗界革命”口号，认

为真正的“诗界革命”，“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人

之，然后成具为诗”（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稍后他又在《诗话》第四则中指出：“近世诗

人能镕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可见，黄遵宪“新派诗”的“旧风格”“新意境”都被梁

启超纳入“诗界革命”理论当中，这正是梁当年读《人境庐诗草》稿本所受的潜在影响所致。

第三阶段是“新诗”与“新派诗”合流，以结交蒋智由为标志。梁启超于1899年提出“诗界革

命”理论时，还没有真正付诸于实践，但从他同时读到蒋智由以“因明”署名的诗歌，而“心大醉

之”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他已找到实践“诗界革命”的典范之作；半年后他又“在澳洲作《广诗中

八贤歌》，首颂因明”（《饮冰室诗话》），诗云：“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巨子天所骄。驱役

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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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明确揭橥蒋智由就是“诗界革命”的“巨子”，可知在梁启超心目中，蒋比起作为“革命军月

晕础润之征”的黄、夏、谭等人，在创作上无疑更接近“诗界革命”的“三长”特点。另外，蒋智

由之所以成为梁启超大力揄扬的一杰，原因很可能是其“两年以来，得见观云诗最多，月有数

章。公度诗已如凤毛麟角矣。穗卿诗，则分携以来，仅见两短章耳”（《饮冰室诗话》），所

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蒋诗被梁看重亦是情理中事。不过，蒋智由被推为“巨子”，主要还是凭

借其创作实绩，以及对“诗界革命”的突出贡献。蒋智由的创作表现及成就，即如张永芳先生所

指出：“一是‘新诗’与‘新派诗’合流的改良“新诗”，二是通俗化的诗作。在这两个方面，他的诗

作都达到了该类诗的最高水平。”（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蒋诗

的这两方面特征，也代表了“诗界革命”发展的两大趋势，在艺术水平上“相比较两年前谭、夏

诸人的‘新诗’进步了”（杨世骥《〈诗界潮音集〉》，收入牛仰山《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19—1949）·概论·诗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三、馀论

综观历代文坛，有不少的作家并称之目，正是文学运动或流派领袖有意识标榜的结果，以

此作为其开山树纛、构架门墙之羽翼辅助。例如北宋初“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之于“梅苏”，明

中叶“复古运动”领袖王世贞、李攀龙之于“五子”“七子”，清初“娄东诗派”领袖吴伟业之于“太仓

十子”、中叶时“性灵派”领袖袁枚之于“闺中三大知己”等等，类似情况至清末“诗界革命”，梁启

超标榜“近世诗家三杰”就是当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文学并称的提出，往往是在评论家倡导某种

理论主张的背景下，作为其理论主张之先行者或实践者的面貌呈现。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

中大力称扬“近世诗家三杰”，对他们作品中表现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加以强调，正是本着革新古

典诗歌、发扬文艺与时代共进的目标和宗旨，“三杰”成为“诗界革命”代言人，也是符合诗人实

际情况的一种理性的标榜。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