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鸥

张养浩仕进中的隐逸情怀

王凤杰

【摘要】张养浩最终选择归隐云庄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以仕进为外在形态的张养浩

实际已显露出隐逸情怀.自张养浩踏上仕途至其辞官归隐前,分四个阶段对其隐逸情

怀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了逐一梳理,并进而探讨了张养浩慕隐而未隐的个中原因.

【期刊名称】《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10)003

【总页数】4页(P205-208)

【关键词】张养浩;仕进;隐逸

【作者】王凤杰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他是元代名臣,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

英宗和明宗诸朝,累官至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自其二十余岁至京师被辟为礼部

曹掾,至五十二岁辞官归里,其间约三十年,是张养浩最重要的仕宦生涯。他一方面奔

走仕途,高扬儒家仕进精神;另一方面又向往田园,期终老丰草,流露了较为明显的隐逸

情怀。可以说,在张养浩身上,中国古代文人隐与仕的双重人格、双重心态有着充分

的体现。

在张养浩近三十年仕宦生涯中,据其经历及心态轨迹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在每一时

期,张养浩仕进路上流露的隐逸情怀又各有不同的表现。现逐一论述之。

1为吏京师时期:功业难成因之思归

自至元二十九年(1292)至大德九年(1305),张养浩在京师度过了漫漫十余年的为吏

生涯。此期间,他有幸得到了名满京城、备受儒士尊重的平章政事不忽木

(125521300)的竭力推荐,先后在礼部、御史台和中书省出任令史之职。显然,在当

时科举不行的社会条件下,张养浩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由吏入仕的进身途径。而对当

时大多数元代士子来讲,除了由吏入仕之外,其他仕进之路微乎其微。时人姚燧曾指

出:“大凡今仕为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赦

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而下,出行

省、宣尉,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台、远、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

焉。”(卷四)[1]可见,吏虽职位低微,但毕竟是儒士出仕的重要途径。若能捱过,则前

途亦不可限量。正如张养浩同乡刘敏中(124321318)恭贺其出任吏职之赠诗所

言:“飞翔从此地,昂耸看他年。”(《送张希孟秀才赴礼部掾》其二)[2]卷三故张养

浩一去便勤恳工作,“非告不敢出”,以致不忽木慨叹其为“真台掾也”。[3]

但为吏的漫长生涯,常使张养浩产生一种壮志难酬的无望感。其《萱草花赋》明显

体现了此种心态:“空一身于乾坤,无寸功于家国。既不能表三代之典谟,疏一时之缓

急,又不能订群书之异同,作万年之矜式。”“为人一身,大仓一黍。苟无德以将之,虽

规规其何补?”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张养浩认为

自己无一能之。而吏涯的漫长又让他在迫切中产生一种受挫心理,早年立下的潜心

于学的志愿也因吏事繁忙而搁浅,加之身在京师奉养双亲的不便,诸种忧虑自然会消

减其仕进之念。此期间,张养浩不时地产生一种怀乡情绪,作为隐逸情怀的外化形态

发诸诗文:“自愧成何事,孑然天一方!”“故乡何处是,愁绝晚风前。”(《上都道中

二首》)“愧”、“愁”分明体现了一种无奈。失望与怀归、思乡与隐逸,一齐萦绕

在诗人心头。“堪破宦途盘古序,蹴就天网漆园书。何时旧隐相携去,君种山田我水

渔。”(《春夕》)亦通过设想归隐后植杖耘籽和临水而渔的光景,表达这种怀乡归隐

之思。

2为尹堂邑时期:清廉自守进退裕如

此阶段指大德九年(1305)至大德十一年(1307),张养浩任吏职期满后出任堂邑县尹

时期(后权理博平县事)。这一时期张养浩的隐逸情怀不再像前期那样主要以怀乡心

态出之,而是表现在他达观的去留态度上。

作为一县之长,张养浩廉洁奉公,勤勉居官。为表明心志,亦为警醒自己,他以“四知”

名堂,以汉东莱太守杨震不徇私受贿事表达自己居官清廉正直、不受贿、不循私的

决心。其《公退书四知堂壁》诗云:“邑壮怜才弱,官微虑患深。韦弦千古意,冰蘗一

生心。袖有归来赋,囊无暮夜金。二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诗人一方面不忘时时

警戒自己,小心翼翼尽职。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为官虽然清苦,但却一直秉持操守。

其心若此,正如孟子所谓“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4]张养浩堂邑三年,其

政绩是颇高的。直到张养浩离开堂邑十年之后,当地的百姓还为他立碑颂德。“袖

有归来赋”一句,诗人意在表明自己如果受到屈辱,随时准备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

其实,张养浩在就任堂邑县尹之前就已抱定出处同一的仕隐观。他在《送元复初序》

一文中说得很明白:“用则经纶天下不以为夸,否则著述山林不以为歉。盖经纶所以

行道,著述所以传道。其升沉显晦虽若不同,揆诸事业则埒也。”张养浩认为进与退

都与道无害,进则行道,退则传道。所以他的出仕就不是简单地以仕宦为目的,而是以

儒家之道的行传为旨归。这样,他也自然就会把功名看轻,随时有欲隐则隐的情怀;也

自然不会阿谀苟合,随波逐流。因此,张养浩在出尹堂邑时期能以一种乐天安命的旷

达态度处之。他的政治才能又使其在政事上得心应手,且未经历太多的官场黑暗,此

时他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

3仕武宗朝时期:政见不和欲退不甘

此时期可谓张养浩的政治苦闷阶段,原因是与武宗政见不合,政治上受到压抑,故多功

业无成之叹,对前途倍感迷惘,由此导向退隐情绪。

武宗至大元年,张养浩始任监察御史职务,负责掌管国家风宪。他恪尽职守,经常秉义

直言:武宗欲议立尚书省,朝中群小阿谀附和,张养浩则敏锐地体察到此为祸患之源,遂

“言其不便”,欲谏止;后又上《时政书》万余言,抨击朝政十弊,深为当国者不容,最

后构罪罢官,沦为一介平民。这期间,张养浩功业无成飘零万里之叹在其诗歌中屡有

表达。如《上都察院》:

柏台人散坐堆豗,默记滦江四往回。发为廌冠容易雪,心因蜗角等闲灰。惭无元素回

天策,空负坡仙酹月杯。两处飘零家万里,乱山遮断白云堆。

政事已毕,乌台人散,唯有诗人独自困顿而坐,默默地回忆着这些年来大都与上都之行。

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期望君臣遇合,自己的政治韬略能为世所用。可是当时武宗好大

喜功,史载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赍太隆,而泛赏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

于是稍有变更。”[3]故此,张养浩只好慨叹自己没有良谋奇策来改变朝廷的腐朽政

治。那么该怎么办呢?“两处飘零家万里,乱山遮断白云堆”,仕途坎坷,万里飘零,诗

人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种对乡土的怀念,而这种怀乡之情正来自一颗被遗弃的受伤心

灵。意欲归去,而家园又在乱山白云之外。此处的“万里”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

一种心理上的阻隔。此期间张养浩似乎与家乡总有一种距离感,这时的栖迟异乡已

不再如出尹堂邑时那般的旷达,而是充满了不得已。功业未竟,道义未行,以这种无可

奈何、欲舍不忍的心理离开官场,其心何甘!去与留的两难境地,造成张养浩精神的极

度苦闷。又《黄州道中》诗云:

濯足常思万里流,几年尘迹意悠悠。闲云一片不成雨,黄叶满城都是秋。落日断鸿天

外路,西风长笛水边楼。梦回已悟人间世,犹向邯郸话旧游。

此诗作于至大三年诗人首次奉使江南期间,全诗蕴含了诗人对自己人生状态的反观

和思考。庄子《人间世》中清静无为以及与世无争、独善其身的思想,诗人已了悟

于心,但是,他不得不还要回到纷扰的官场,在所谓的求取功名的路上去感受一种来自

心底的虚幻。《客中除夕》一诗中,张养浩更是直言不讳:“野性峣峣不耐官,强颜尘

土步邯郸。移文久为云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欢。”申明了自己久滞官场的矛盾、无

奈和缘由。一方面,诗人自幼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在他心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积极

用世思想,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又给予他无情地打击。宦海沉浮,官场险恶,职

分内繁忙的事务又让他少有片刻的休息:“倥偬常终岁”(《廉园会饮》),“一行作

吏废欢游”(《九日》)。张养浩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挣扎,他不想放弃政治,因为这是

“行道”的绝好途径。但现实又那么不尽如人意,行道之途困难重重,且岁月流逝又

自然而然地给他带来一种年华易逝、时不我与的紧迫感,济世的远大抱负远远没有

实现。“云山自笑头将鹤,人海谁知我亦鸥。”(《九日》)“报国丹心炳星日,压头

白发重丘山。”(《中都雷家站枕上》)他时时生出这样的殷忧和感叹。我们从中不

难看出张养浩的矛盾心情。这种矛盾依然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淡泊明志、清

静无为两种思想的激烈冲突。

4仕仁宗、英宗朝时期:不拘形迹但求适意

武宗去世后,仁宗即位,很快又起用了人品和学识都卓有嘉声的张养浩。始召之为右

司都事,再迁为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英宗时,张养浩更是一度拜为礼部尚书、中

书省参知政事,功名路上可谓飞黄腾达。但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虽然仁宗

重视实行汉法,废尚书省,起用贤臣,恢复科举,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但同时朝中也隐伏

着祸端:太后干政,任用奸臣铁木迭儿为相,忠臣稍有不满即招致打压,平章政事张珪

“危言不顾”,却切杖受辱;中书丞萧拜住上书弹劾,却遭罢相。这种状况使张养浩频

频动摇于仕隐之间:

旅食京华岁又残,悠悠身世去留难。(《京师除夕》)

岁暮求田意,悠悠孰与论?(《山行二首》其一)

我本三生田舍叟,买牛卖剑定何时!(《驿途小憩书田家壁》)

是非荣辱日相寻,壮岁何堪白发侵。三釜若非亲有命,片帆应与世无心。(《直省》)

并且,他越来越萌生出逃离现实,在静幽淡雅的山水中放逐疲惫身心的欲念:“何当结

屋最上头,摆脱尘纷事幽屏!”(《西岩醉笔》)“何日超然遂初志,溪山佳处恣登

临!”(《直省》)“何当”“何日”这种苍天一问式的笔调充分体现了诗人向隐的迫

切心志。但是,由于颇受仁宗器重,又期望朝廷形势有所好转,张养浩的心态极为矛盾。

所以,他遂而转向别一种方式,来试图解决仕与隐之间的矛盾:

危松阴华构,丛卉延清池。虽有声利喧,吏隐良亦宜。稍稍多士散,忽忽清景移。喓喓

草虫鸣,熠熠萤火驰。惊飚叶萧瑟,淡月云迷离。夜澄神滤醒,人杳音尘迟。感兹更无

寐,回廊步逶迤。怀哉百年心,欲语难为辞!(《直省》)

痴雨歇檐滴,顽云开日华。穴垣惊暗笋,抢地惜幽花。市隐静于野,客居闲侣家。故园

亦皆寓,心定自无哗。(《久雨初霁书所寓壁》)

平昔嗜幽隐,未敢闻斯行。虽云系以爵,雅负羲皇情。兹来志颇惬,若遂林泉盟。城居

况清寂,冲襟淡无营。开帘纳南薰,庭草微波生。非因客相过,竟日无人声。乌衣时往

还,黄耳恬不惊。安得幅员广,举若此境清。嘉时恐易失,孰谓淹边城?(《寓兴和》其

一)

日出未云起,枕上闻禽呼。缅思金马门,万骑争先驱。而我幸免此,日与幽寂俱。所莅

惟一事,事已无馀拘。或杖陟城堞,或骑游郊墟。或赏东邻花,或阅西家书。归来曲枕

卧,旅窗亦明虚。优哉复聊尔,讵必山泽居?(《寓兴和》其二)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张养浩对隐充满了一种通达的气度。“讵必山泽居”、

“吏隐良亦宜”、“市隐静于野”、“故园亦皆寓,心定自无哗”等句表明了诗人

心中的隐并非要真正遁入山林不问世事,而是体现出一种不问形迹的适性之隐。似

乎隐于何处对于诗人而言是不用计较的,只要心舒神凝,无利禄萦绕,隐是不必山泽、

不必家园的。这种心态颇类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与旷达。张养浩虽素

倾心于隐逸,但他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仍是官员。故他一方面忠于职守,完成作为官

吏所应尽的世俗职责,另一方面又力图保持隐士般清闲自在的心态,自如地协调身与

心、仕与隐的矛盾。既然归隐必定回归自然,即使是身羁官场也心逸世外。他依然

不废儒家经世之心,只是在与山水的亲近中暂时满足其出世之想与山林之思。这种

在官场中追寻的适性之隐与通常所说的“吏隐”颇为相似,或者说,张养浩也是在有

意向吏隐的倾向上靠拢。而且,张养浩的诗歌中也多次用到“吏隐”一类的词。这

是一种内心的体悟,诗人虽未脱官服,未失朝廷俸禄,但有着向往自然和适意人生的内

心体悟的隐逸。

张养浩作为一个追求适性的隐者,对于既是隐逸生活象征又是隐逸生活内容的山水

田园,心慕神仪。前举诗例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此点。中庭的春草、恬耳的鸟鸣、

屋檐的雨滴、萤火的光芒……都是其摹写的对象。同时,这也完全导源于他对自然风

光、纯朴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因而诗人才能够做到意境优雅、景中含情,在其中包蕴

他对人生、自然的深切感悟。从这些诗篇中,我们不难发现,诗人一旦有机会脱离勾

心斗角的官场生活而走进淳净的山水乡村,便会感到某种解脱、得到自由的愉悦。

如《寓兴和》二首。虽然张养浩仍然是以官员的身份,但他内心却觉得自己已经实

现了片刻的归去。这是官场公务之余的个人放松,体现了一种悠闲自足的情调。

“兹来志颇惬,若遂林泉盟”。他没有世俗考虑萦绕,而是悠闲自在,可以因自己的喜

好随意行动。或陟城堞,或游郊墟,或去东邻赏花,或去西家阅书,不受丝毫约束。我们

可以看到与张养浩交往的大多是居住在兴和的普通居民,他们多半与张养浩的志趣

爱好相近,这就是其所谓的“素心人”。他内心里渴望的正是这样一种诗意化的自

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诗人在心理上处于一种消解了外在现实考虑的状态。

“缅思金马门,万骑争先驱。而我幸免此,日与幽寂俱。”他在朝廷之外找寻到了另

外一种生活天地。这些诗篇当然与张养浩后期纵意云庄所作的隐逸诗不同,彼时诗

人大部分时间于政治已了无挂碍,其悠然闲适更多一份绝对和彻底。但是,或许正由

于此时的“隐”有着与“官”的鲜明比对,有着静与喧、净与浊的强烈反差,才使得

这种自由和闲适更为难得,诗人也才会加倍珍视。

在这一时期,张养浩还将种种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索,融入到对仕隐关系的思索中去。

《古意十首》:“人生果奚恃?道义扶古今。穷微岂为累,他日知良金。”《中都雷家

站枕上》:“说与春风亦绝倒,论人不在去留间”。都指出人的出处行藏并不是最重

要的,关键是要让自己的行为合于道义。

但是,张养浩的这种适性之隐并未能够维持太久,英宗至治元年(1321),张养浩因上

《谏灯山疏》,惹怒英宗,再次险遭祸端。这件事后,张养浩已彻底认清了官场的险恶,

深觉道义难行,而最终走向了归隐。

综上所述,英宗至治元年之前的张养浩,可谓慕隐而未隐。尽管我们从张养浩的诗文

中可以看出他屡有高蹈出世的表达,在行为上亦有不为名利牵绊的隐士气度,并且一

再表明自己的个性是“野性峣峣不耐官”(《客中除夕》)。但是,他并没有像陶渊明

那样最终冲破樊笼、返回故林,毅然不再出仕。个中原因,张养浩在其诗文中亦作过

一些表露。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点。

其一,对朝廷抱有一定的期望,尤其是在初登仕途之时。他在为吏京师的第六年所作

《萱草花赋》中有:“厥今南沾北洽,西宁东谧,圣元定中,统万于一。贤登佞黜,赏信

罚必。”时正值成宗在位。《元史·本纪》载“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

善于守成者矣”。[3]他除继续实行世祖年间的减免赋役、赈济灾民等宽大政策之

外,还推陈出新,如实行整顿吏治、精简机构、严明赏罚、安抚民众等新政,而且还放

弃了忽必烈动辄征战、继续扩张的政策,政绩与功德卓然,朝政出现了暂时的清宁局

面。张养浩当是觉得事有可为。另外,时任御史台中丞的不忽木对他更是赏爱有加。

张养浩病时,他曾亲至其家探望并给予美誉即是例证。

其二,父母之命、迫于亲养也是他羁留仕途的重要原因。他在这一阶段及后来的诗

文中,曾屡次表达自己为官是承双亲之命,而非自己意愿。如《萱草花赋》:“迫于亲

养,奉檄如燕。”《悼亡》:“伊余践仕,实以亲故。”《赠刘仲宪》:“向非亲命须为

官,定买烟霞事耕劚。”《直省》:“三釜若非亲有命,片帆应与世无心”等等。大概

其父为了改换门风,故极力督促养浩走儒家致仕之途。我们从养浩诗文及一生行止

来看,他又最重孝道,因此,只好偃息自己待他日学问充足、成一代高士之念,迫于严命,

规进京师了。从养浩祖上所留田产及其父数十年从商生涯看,其入仕并非太为生计,

更多的是为悦亲。其隐居后在与任省参议的王继学等友人的诗中还在说“曩昔尘奔

为悦亲”。《辞聘侍亲表》亦云:“恪遵父命,黾勉仕途,降志趋荣,以为亲喜。”所以,

张养浩在认识到自己性格不适合滞留官场后,依然未离仕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实

以亲故”的。前举《客中除夕》更是反映了他为亲出仕的苦衷:“野性峣峣不耐官,

强颜尘土步邯郸,移文久为云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欢。”诗中“捧檄”典出《后汉

书·刘平传序》[5]中庐江毛义事。毛义家贫而以孝著称,知府以其贤授之安阳令,他欣

然前往,其母死后即辞官而去。张养浩常把“亲老家贫,不择官而仕”的毛义引为知

音,其《处士庵记》:“昔毛义为区区功曹喜形于色,及亲之没,累聘不赴”,并感慨如

果毛义不幸早逝,那么他“为亲屈”的一片苦衷将永远不为人知,借毛义事表明自己

在外作官不过也是为养亲悦亲而已。

以上两点都可作为养浩身留官场的重要因素,但最终决定他倾心于仕的根本原因,则

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儒家为士人制定了“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但封建社

会为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参与政治,在仕途上获得成功,才算实现了人生价值。张养浩

无论早年诗中急于立功之言,还是后期忠心报国等语都表现出对功名事业的渴盼。

儒家不盲目否定功名利禄,孔子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6]“富而可求也,虽

执鞭之士,吾亦为之。”[6]目的在以此告诫世人,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尽可能

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同时,儒家“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也为士人指明了一条奋

斗的目标。《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

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

不朽。”[7]其所言“三不朽”,即成为士人立身之准则。立德,立功,立言,或赖以道

德垂范后世,或凭功业泽被后人,或以著作言论开启后进,这三种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被历代士人努力践行,张养浩亦不例外。而出仕,当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有效途径。况

且,养浩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读书务施用于时”的宋元新儒学的影响,又使他迫切希

望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我们从张养浩为官的政绩来看,他也确实尽

力而为了。所以这样一个具有儒家良知且政绩卓著的官员,即使他屡屡萌生退隐之

念,也不可能轻易地去实践。隐逸是一个美好的心愿、惬意的归宿,但与仕途相比还

是有主次之分的。从张养浩的人生设计来看,他是把归隐当成人生最终的栖息地,是

完成道义责任以后的归宿。

注释:本文所引张养浩诗文,皆出自四库全书本张养浩著《归田类稿》,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年版,特此说明。

【相关文献】

[1]姚燧1《牧庵集》,四库全书本[M]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

[2]刘敏中1《中庵集》,四库全书本[M]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

[3]宋濂等1元史[M]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1

[4]杨伯峻译注1孟子译注[M]1北京:中华书局,20001

[5]范晔1后汉书[M]1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1

[6]杨伯峻译注1论语译注[M]1北京:中华书局,20001

[7]左传正义[M]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