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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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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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资产阶级革命

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

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

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

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

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

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

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

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

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

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

里”[2]。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

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

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

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

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

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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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

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

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

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

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

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

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

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

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

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

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

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

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

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

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

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

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

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

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

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

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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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

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1917

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

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

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

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

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

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

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

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

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

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

以迅猛发展。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

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

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

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

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

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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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

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针对辛亥革命

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

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

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

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

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

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

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

“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

自治的国民政治”。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

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

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

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

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

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

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

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

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

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

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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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

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先进的思想家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

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

“吃人的礼教”，坚定地#from本文来自九象，

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end#表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

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

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4]这些“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

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

的反封建运动。他们深刻地指出，封建伦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

的，拥护共和国体就必须反对封建伦理，从而透彻地阐述了新制

度与旧文化绝对不可调和的道理。他们把这个认识称作“吾人最

后之觉悟”。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孔教的这些批

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诚如李大钊所指出的：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

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也。”[5]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1917年

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

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鼓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

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

“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

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

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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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

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通行于世，是文学革命同时也是新文化

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

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

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成为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

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钱玄同、

刘半农、周作人等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除了《新青年》

以外，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

《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

《晨报》、《京报》等。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全面出击，

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仇视和围攻。他们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

教、礼法、国粹、贞节等，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哀叹“功

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面对封建旧势力的挑战，新

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中，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坚定地表示：本志同人本来

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赛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

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

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李大钊在《晨报》发表的《新

旧思潮之激战》一文，针对旧势力借小说塑造一位封建卫道者“伟

丈夫”来发泄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的行径，义正辞严地指出：“须

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

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7]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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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新旧思潮的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

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初期新文化运动，

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

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的思想水平和在斗争中所致力的侧

面各有不同，后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道路也有很大差异。

总的说来，他们在思想上一般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

围。他们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目的是要“建设西洋式

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以

求适今世之生存”[8]。但是，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表明，在帝国主

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解放的道路。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

政治和社会黑暗混乱的状况，有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怀疑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

的出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勇猛冲击，形成一场

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有中国历

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9]。由于阶级和

时代的局限，这些反封建的勇士们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还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如：他们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

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

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

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

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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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绝对否定的偏向，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

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一切，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

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等等。尽管如此，但他们的斗

争，毕竟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有力地打击和动摇

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

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

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

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

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注:[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2]鲁迅：《论“费厄

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3]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

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4]陈独秀：《宪法与

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5]守常(李

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

日。[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

青年》第6卷第1号。[7]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晨报》，

1919年3月4日-5日。[8]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

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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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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