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izens of humanity

青岛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故事

姓名：***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

20120608

摘要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上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独特的移民城市，因

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现代化大都市而格外受到瞩目，成为众多作家书写的重要

对象。伴随着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中国人在

上海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状态的作品，而书写者在创作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与想象，包括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评判等也得以全面地昭示出来，这类作品就是所谓的上海书写。王安忆无疑是上

海书写者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她的上海书写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写作传统和艺

术形式（譬如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海派文学），更重要的是她以其独特的视角立场发掘

了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和价值，并发展和重塑了上海市民风格。她笔下的上海

故事，以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生活的女性为写作对象，自然地铺展开日常生活的系

列图景，时刻关注上海普通女性的生存形态，表现她们在庸常生活中不为人所注意

的韧性和质朴细致的内在美。王安忆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叙述态度和清醒的文化自觉

意识，不断探索梳理女性（包括她自身）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关系，不懈追寻人

性的美好，并透过作品传达出积极的人生价值和理想。王安忆的上海叙事，借小说

实践了一种更实在的生活形式，上海的底蕴文化和内在精神是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

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普通女性的身上彰显了这城市平凡而坚实的生活根底

和文化价值意蕴；也在其中透露出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和坚守的民间情怀。

关键词：王安忆；上海书写；城市；女性；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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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言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位作家，其从事文学创作迄今已

有３０年，从８０年代初登上文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孜孜不倦地为文

坛奉献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她勇于探索创新，作品表现出多变的风格，从１９８１

年的《雨，沙沙沙》、《流逝》到之后的“三恋＂、《小鲍庄》，再到《纪实与虚构》、

《长恨歌》和《富萍》、《桃之天天》、《上种红菱下种藕》以及《月色撩人》，王安

忆一直保持着这般良好的创作态势，不时让人眼前一亮，她总是在找寻适合自己的

创作领域：并最终将眼光停落在她所熟悉的城市上海，关注着都市和女性的生存状

态，并致力构筑理想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正如很多学者和评论家所言，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将王安忆划入某一文学流派

之中，亦不能将其作品武断地归为某一时期某一潮流内，她有着自己独特的声音和

光彩。对此，王安忆自己曾如是说：“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

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每一次生死攸关而又荒诞不经地冲破禁区，都为

我开辟了道路，（使我）能够在前人或同辈的掩护下，从容不迫地考虑我自己的问

题。川妇在多年的写作历程中，王安忆的创作不凝滞，不固型，扎扎实实，不断突破

创新，其独特而丰富的个性风貌不仅为文坛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也强烈吸引了研究

者关注的目光。

尤其是１９９０年代以后，王安忆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城市，确切地说是投向她

的上海，开始进行上海人（女性）和上海都市文化的书写。到目前为止，上海是王

安忆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上海书写的作品也代表着王安忆创作的最高成就，尤其是

《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

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其间，

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口１同时，让女性作

为这个城市的代言人，细致展现了女性视域中的城市面貌，包括城市的街道，城市

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总之，随着《长恨歌》的出版，王安忆在创作上越发

成熟，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也更加鲜明和突出，已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镇＂，

备受批评界的瞩目。经考察，王安忆文学的关键词是“上海叙事＂，其两翼则是城

市与女性，而将这两者勾连起来的一个观念性的东西是“民间状态＂——在王安忆

那里，它是一种历史意识，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关系，王安忆以此颠覆了主流历史

（王安忆认为历史从来都是由个人参与的民间的现实进程），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

文学方向——解构了所谓的宏大叙事。这是王安忆的文学特色和（对新文学）文学

【１１王安忆：＜面对自己＇，‘漂泊的语言·壬安忆自选集》（散文卷），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４０－４４Ｉ页

【２】吴秉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转引自‘新民周刊）２００６年１３期

１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贡献，王安忆之为王安忆的基础性的东西。同时，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选题意

义所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一脉，关于上海与女性关系表现的小说其渊源很深

了，早在１８９２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就已出现上海与女性之关系的零星描

写，之后鸳蝴派，尤其在茅盾的《子夜》中，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加之以后

大红的张爱玲、苏青等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关于这一传统的继承和书写；而王

安忆更是把上海与女性的关系书写得淋漓尽致，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女性无疑是其

上海故事的主角，无论是从上海走出的知青，或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女儿，已为

人母的女人，甚至是久居上海的外乡人和保姆们，王安忆将目光投放在城市最为稳

定最为真实的东西上——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上，借助她们来揭示城市的面目和城

市的精神。这正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即女性为生存和生活而进行的

不懈努力，书写不同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状态，探究女性与都市之间的关系。

对此，不少学者和评论家作了相关研究：著名学者王德威认为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

海派的记忆。不同于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

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王安忆借其小说实践了一种更实在的海派生活“形式”ｎ１。

徐德明则称赞王安忆不同于评论界对现代中国的习惯思考：都市／乡村的对立，而更

多地看到统一，看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里的生命的漂流与文化的整合，她的插

队、文工团的生涯是联系都市与乡村生活的自然契机。因此，他不全赞同王安忆为

“海派传人＂的观点，认为王安忆的视界远远地超出张爱玲和苏青。昭１罗岗《找寻

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一文认为，《长恨歌》体现了作者

寻找与上海城市精神联系的努力，作品借助流言（或传奇故事）寻找上海城市过去的

记忆，从上海女性的凡俗生活中寻找上海的城市精神。《长恨歌》关注的是不同于

主流历史的细末人生，正可以补正史之阙嘲。汪政、晓华《论王安忆》认为，王安

忆的城市系Ｎｄ，说发现了城市生活中更为稳定更为感性也更为真实的生活方式，这

样的生活方式起源于社会上层而被大众所认同和改装，它较之政治力量对城市具有

更大的影响力，在一定意义上，它才是城市的真面目Ｈ１。还有李泓的《构筑城市日

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嘲，李新的‘王安忆上海小说：城与人

的三种意义》呦，吴义勤为代表的《文本化的“上海＂——新长篇讨论会之二：王

【１】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伯女书》１９９６年６期

１２】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２００１年ｌ期

例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当代作家评论’１９９６年５期

【４ｌ汪政、晓华：‘论王安忆》，‘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０年５期

【５】李泓：‘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

年６期

【６】李新：‘王安忆上海小说：城与人的三种意义＇，‘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３期

２

引言

安忆的＜富萍＞》ｎ１等，华霄颖的《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Ⅲ

是一本针对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研究专著。作者以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为研究对象，以

文艺民俗学理论探索上海市民文化与王安忆上海书写所建构的都市想象之间的关

系。而王晓明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

口１，吴俊的《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和《瓶颈中的王安忆——关于《长恨歌》及其

后的几部长篇小说》Ｈ１，则从转型的角度评论并梳理了王安忆的上海创作。除此之

外，研究者还围绕王安忆作品的女性与城市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评论写作，如邵文

实的《女人与城市·漂泊与寻找——王安忆小说创作二题》，康瑾的《又一种上海

生活——评王安忆新作＜桃之天天＞》，张浩的《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

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俞洁的《上海城市的当代解读——评王安忆的两个长

篇：＜长恨歌＞与＜富萍＞》等。总体说来，关于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

基本把握了上海本身对作家的影响和意义、城市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市民日常生活

的审美价值、民间立场和人文关怀、城与人的关系等线索，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的

论文，尤其是研究者在微观的作品细读方面做得较为细致扎实，但在宏观的整体把

握上却留下了许多缺憾。而对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主题——－城市意识与城市精神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对于她创作上不断突破改变的内因以及作家价值立场的转换

也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尤其是直到目前关于王安忆的整体研究尚不足，还限于“文

学批评”范围内，许多著名批评家发表了关于王安忆的评论，然而并非整体研究（虽

然他们力图从一个特殊的有力的角度挖掘整体性的王安忆）；同时，王安忆本身是很

丰富复杂的，引发的问题很多，但对问题的探讨还不够系统，深入，问题之间似乎

缺乏一种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有意无意问割裂了研究对象。相当一部分的文章仅仅

停留在对上海和女性之间关系的线性探究，而并没有对这一关系作深入的发掘；同

时，对王安忆的作品研究要继续放到文学史的链条上一步步推进和延展，这一课题

仍需要继续完善。而王安忆关于都市的想象，在作家和研究者越来越重视都市化写

作的当下，确乎是一个值得深入扩展的课题。

鉴于此，我选定了这个题目，力图以此呈现一个整体性的王安忆，一个具有内

在的“基本理念＂的王安忆。这是本课题的目标。本课题主要通过对王安忆上海题

材的小说文本细读，着重探讨女性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透彻理解王安忆与上海的内

在联系和情感意义，以及王安忆自身的历史观和民间立场，并挖掘梳理王安忆上海

叙事对海派文学的拓展和创新。具体研究展开在三个方面：ｌ、上海叙事。上海之于

【１】吴义勤等：‘文本化的“上海”——新长篇讨论会之二：王安忆的＜富萍＞＞，‘小说评论＞２００１年２期

【２】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ｆ３】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２００２年３期

【４】吴俊：（Ｉ－－海：我们的文学资源》，‘瓶颈中的王安忆——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

评论》２００２年５期

３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安忆，不是文学背景，而是人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其他作家在文学中注重于时间

向度的线性把握（某种历史潮流和时代运动，如‘茶馆》、＜活着》之类小说），

王安忆更注重于空间维度的呈现，所以，和其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一样，上海也是“角

色性的＂。王安忆自身的经历，她对上海由疏离而认同而亲近的人生过程，为其创

作提供了感性的基础。“上海叙事＂，使王安忆不仅与都市文学、地域文学不同，

也使她与海派文学有差异，海派文学无法框定她。２、上海女性。作为人的生存空间

和“舞台＂的上海，其“主角＂是由上海女性担当的，舞台和主角相互“捧场’’，

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富有审美性质，女性是都市的。上海和上海女性，在王安忆那

里是合二而一的，是沾染了黄埔色泽的上海女性风情。所以，女性书写在王安忆是

特殊的，这与一般的女性主义文学又有差异。３、民间状态。王安忆以特有的一种历

史意识来考察和看待上海和上海女性，这是以一种民间立场看待人和把握历史的一

种历史意识，是将庸常性世俗性民间性历史性融汇在一起的某种基本理念，它带来

了王安忆关于“人的自觉＂。因此在王安忆笔下，上海的文化是和市民阶层的日常

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作家就在普通女性身上彰显这城市的平凡而坚实的生

活根底和文化意蕴以及人性的美好坚韧。

４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

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上海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过的城市，当然这是

与这一时期上海成为移民城市并迅速崛起的特殊历史文化特征分不开的。上海近代

社会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上海的崛起是近代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上海的觊觎正是因其优越便利的地理位置及其潜在的商业价值。当上海被迫

开埠后，西方经济势力、文化势力疯狂扩张，使得这一“东方巴黎＂迅速崛起，发

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得益于这种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汇的前沿地位，

生活于这个城市的民众具备了异常开阔的文化视野。同时，也正因上海其特殊的身

份地位而在这里上演了众多文化形态各异、价值意义不一的“经典故事＂，上海的

文化代表地位的取得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总体上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上海书写，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

２０年代“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代表作有１９２４年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及１９２５

年朱瘦菊的《歇浦潮》等，这类小说已开始描写初具“现代性＂特征的现代都市上

海社会的人生相，记录了民国初期的洋场逸闻，中国传统文化因受西风的吹拂而夹

杂着“新＂事物变得走样。到了３０年代出现了以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为代表

的“新感觉派’’，这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书写已走向深化和成熟。在他们

笔下，上海成为了“西方化＂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变得绚丽多姿，充满诱惑和魅

力。而同时期的“左翼’’文学的上海书写，虽然是一种不同形态下的观照，但却揭

示了大都会上海相似的一面，即“现代性’’的社会文化特征，如茅盾的《子夜》对

崛起于上海的近代民族资本家阶层的成功描写。之后，直到４０年代张爱玲笔下出

现了另一种上海书写的形态：关注普通人的普通人生，于日常生活中写“传奇’’。

我们从《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中发现，张爱玲是“从

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Ⅲ可在她将“传奇＂的上海书

写完成的精致深刻之后，这支传统在大陆却因政治巨变而沉寂了。直到３０年后，

尤其是１９８０年代王安忆的出现，才使“传奇＂的上海书写得以恢复并一直延续、

壮大。《长恨歌》的出版更是使这一书写达到顶峰，继之出现的《富萍》、《桃之天

天》也大大丰富了这一书写形态。而９０年代程乃珊、陈丹燕、虹影、毕飞宇等作

家则普遍关注起租界时代的上海并对其进行不懈地怀旧书写。以上不同阶段的上海

书写故事不仅记录了整个２０世纪上海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了解研究上海及其文化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它更以一种审美表达的方式突入“上海人一的意识和情感

领域，为我们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特征提供了别一种样态。

Ｉ’】张爱玲：‘烬余录＞，‘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３页

５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节上海市民文化及其精神气质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是以上海的近代崛起和市民社会的兴起为背景展开的，二者

呈现一种同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上海市民社会状况及其思想特征作一番粗线条的

勾勒。

上海崛起的过程，也是上海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１８４３年上海被迫开埠，在之

后短短几十年里，这个城市迅猛发展起来，尤以商业贸易发展最快。正如一些西方

人所说的那样，上海不是靠荒地，也不是靠官吏，而只是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

起来的，通过转口贸易带动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结构中，

商人成了最让人艳羡的职业之一，商人阶层的地位随之提高。开埠后的商业发生了

质的变化，已不同于以前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的商业，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诸

如）本质特征，此时的商人跟开埠前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也是不同的，故而此时的商

人文化也己具备新的文化特征。在新兴商业的基础上，上海社会出现了两大变化：

一是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和物流业（不限于交通和码头）的迅速壮大和膨胀，

二是人口的聚集和剧增，而相伴生的则是具有新的消费观念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一

句话，近代上海崛起的同时，一个崭新的市民社会产生了。但是与近代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下产生的市民文化不同，上海市民文化的产生是在中国原有传统文化基础

上，加上西方文化以及因特殊社会格局形成的殖民文化之间相互冲突、交融、变异

的结果，即上海市民文化是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形成，这个城市的

文化气质或者精神内涵，是“学贯中西”的，它兼容了东西方市民社会的特性ｎ１。

墨菲在其《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就在

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１９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

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

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正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

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一一两

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

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ｕ－

如此，上海发展成为区别于中国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以商业贸易带动其迅猛

发展的一座新兴城市，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

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

【１１俞洁：‘上海城市的当代解读——评王安忆的两个长篇；＜长恨歌＞与＜富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２年４期

【２】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页

６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一

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就了～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化ｎ１。这种市民

文化与传统的北京的市民文化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差异。北京市民是

以传统的道德观对城市进行审视，城市在他们眼里更多呈现出虚伪、唯利是图的丑

恶面貌，市井情感是表象的，做作的，甚至是功利化的；而上海市民是以近现代义

利观审视城市，城市在这种观念下是平等、充满欲望和诱惑的土壤。这才会有沈从

文所感受到的“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上海则正

好是它的反面＂这种情感产生乜３，同时也更有力地证实了上海市民文化里的世俗、

务实和多元化的特性。

一、世俗化

世俗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涵义，是指传统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生

活的理性化过程；曾经驾驭控制社会生活的神圣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权威

逐渐为现代社会的实效、成就、普遍主义、合理主义等新的准则所取代口１。上海开

埠后商品经济的腾飞，带动社会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围绕在商业和商人周围的市民

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公众艳羡和注意的对象，在这种氛围下，以金钱作为

唯一价值标准的商业精神逐渐成为影响人们价值判断最重要的因素。当时上海商人

对利的汲汲追求和对物质享受的沉溺迷恋更是促使了市民开始追求个人价值，满足

个人欲望，同时由于这样的追求一方面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另一方面市民的自我利

益也得以实现，于是市民生活日益世俗化了。

世俗化是曾经理想的政治化愈来愈向现实的生活化转化，这不仅体现在人们对

日常吃穿住行的要求，还表现在市民价值观念的明显变化，即除了对平凡普通的世

俗生活的肯定与追逐，还有对政治的疏离。这一特性在文学中有明朗的发展脉络，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很早就已出现，如唐宋的话本，元戏曲与明清小说，它们是市民

文化滋养下的产物，主要描写市井生活和平民故事，同时是向“存天理，灭人欲’’

的程朱理学的反抗“１；到了近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世俗化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发生

了变化，即开始出现关于“义＂与“利＂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轻利重义的价值观

念与近现代工商社会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张恨水笔下的才子佳人的悲

欢离合故事就颇具代表性，《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这两部作品成功地表现出

张恨水对京沪两地市民文化差异的准确把握：北京人梦想做官、上海人梦想发财，

不仅应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在海者

近商’’；而且道出了两地文化的世俗差异，更是把上海市民的世俗理性、精打细算

ｆ１Ｊ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杜，１９９４年版，第５页

【２】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８页

【３畅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７页

【４】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７页

７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的特点刻画的淋漓尽致。上海人对于政治是淡漠的，即使是在面临民族危机之时上

海人也不会像北京人一样充满激情，激进，相反的，他们总是理性地去处理问题，

“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这一类号召都是上海人所提出的，他们避免与政府发生

直接的冲突，其社会责任感总是通过“曲线救国＂的形式表达。受近现代工商业文

明深刻影响的上海市民，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教会他们如何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物

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如何把握实际的人生更好地

生存。从这一观念上看，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是深知世俗精神的。

张爱玲将她体悟到的这种世俗生存的精髓通过其小说深刻清醒的表露出来，其

作品中的人物多是讲求实效、深谙世事、精明算计的。《倾城之恋》里离异再嫁的

流苏也好，《金锁记》中被金钱牢牢锁住的七巧也罢，她们的欲望，心计浸染了较

多的世俗人性，她们的存在和命运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

找＂，虽然自私却也独立，都是为生存在不懈的努力挣扎。张爱玲曾在其《流言》

中这般说到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

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ｎ１

正是这份智慧，才培育和成长了这样复杂而丰富的女性。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

也类似于她们，只不过今时她们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也不是家道中落的达官显贵，

而是一群忙于生计而精打细算生活的庸常之辈。｛：长恨歌》中试图改变命运的弄堂

女儿王琦瑶也好，《富萍》里面决心留在上海的乡下女子富萍也罢，她们将自己的

命运与爱情联系在了一起，寄希望于婚姻来换取人生的幸福。好在上海是这样一座

包容的城市，周围人对她们这样的选择并非完全不理解，就像王琦瑶的父母对女儿

选择的默许和暗中支持，“上海弄堂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父母，尤其是王琦瑶这样的

女儿，是由不得也由她，虽没出阁，却是半个客了。＂嘲当然这也与女儿选择的归宿

——李主任“是上海滩上叫得出来名字的大人物＂的身份地位分不开的。而“平

安里也是蛮开通的，而且经验丰富，它将王琦瑶归进了那类女人，好奇心便得到了

解释。’’“平安里的内心其实并不歧视王琦瑶，甚至还藏有几分艳羡。川３３艳羡的也无

外乎王琦瑶的美丽和她因此获得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因未婚夫奶奶的帮佣关系而从

乡下来到上海的富萍，为了逃出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选择留在上海，并不顾道

德，毁掉婚约而嫁给另外一个贫苦困窘、与母亲相依为命且腿有残疾的“城里人’’。

这就是上海人，这个受“西风’’浸染的东方城市造就了一群这般世俗、多元却又如

此宽容的市民。所以苏青在论述俗人的道德时说：“我们所求的是道德之实，不是

道德之名’’，这也是上海市民文化的世俗精髓所在。

【ｌｌ张爱玲：‘流言》，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８页

［２１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２页

团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４８页

８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

二、务实观

务实观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与商业社会的利益观一致，要满足个人的最大

利益，即个人利益至上。务实也是世俗化影响的必然结果，深受近现代商业文化影

响的上海，自然也浸染了这一观念，于东西方文化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市民文化更是

深得其精义。身处现代化都市中的上海人，眼见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城市迅猛

发展，日新月异，他们一面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同时内心也充斥着各

种欲望，竞争激烈的社会教给他们生活是实实在在的。王安忆曾经这样描述过她印

象中的上海，“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不像别人把它看得那么浮华的，

那么五光十色的，那么声色犬马的，好像上海都是酒吧里的那种光色，抽抽烟，喝

喝酒，与外国人调调情，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

的。川＂务实则是这种市民气的一种体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精明和算计，这和

上海人的“实惠＂观其实是相似的，虽然这一实惠哲学经常被视为上海人“小市民’’

哲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务实不仅可以让人达到目标要求，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牺

牲，不失为一种生存的智慧。

上海人无疑是务实的，这是开埠一百年来商业社会熏陶的结果，“他们是现实

的，讲究效果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和北京入比起来，上海人“更具有实用精神＂

乜３。“这种人生观是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所以它不是高尚的人生观。可它有它的好

处，那就是不虚无。它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事情做，没有目标，却有着计划。眼睛

只看那些看得见的，握不着的不去想，握得着的便是盈盈一把。它是实惠，过的是

小日子，可是许多大世界，倒是它们聚沙成塔地垒起来的。”嘲无论是茅盾《子夜》

中有着雄心壮志和精明实干精神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还是苏青笔下即使离婚后依

然坚强独立的女性，亦或是王安忆塑造的明确目标并为之务实奋斗的王琦瑶和富

萍，明确的个人奋斗意识和精明务实观在她们身上都得到完美的体现。

《长恨歌》中弄堂女儿王琦瑶，她的人生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她舍弃了

温情体贴对其痴心一片的程先生，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有权势有财富的李主任，即

使他有家室。年轻的王琦瑶以青春和美貌为筹码换取了自认为的人生的依靠和幸

福，这是上海人讲求的务实，尽管公寓里的生活更多的是与寂寞、空虚和无尽的等

待为伴，但是生活毕竟是安逸舒适的，在她眼里，这是要比程先生的感情更实在更

踏实的依靠。毕竟，只有握在手里让人衣食无忧的物质才是生活中最本质的依靠。

李主任最终也没有辜负王琦瑶的选择，当他在政治风波中丧生之后，留给王琦瑶装

着金条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算是对王琦瑶的恩义和交代了。在以后历史

ｆ１１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嘲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版，第１０９页

嘲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版，第１３０页

９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动荡不安的年月里，正是靠它，王琦瑶才可悄然舒适地度过。这种城市生活的实惠

哲学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上海人所认同的，就像王琦瑶以蒋丽莉母亲和蒋丽莉父亲在

重庆的小老婆为例所宣扬的“面子一、“里子一理论：“你母亲是在面子上做人，做

给人家看的，所谓‘体面’，……而重庆的那位却是在芯子里做人，见不得人的，

却是实惠。……要说自然是面子和芯子两全为好，也就是圆满的意思了，可人的条

件都是有定数，倘若定数只能面也凑合，里也凑合，还不如丢下一边，要个满满的

半边，也是不圆满里的圆满。’’Ⅲ这套理论清晰直白地解析了上海人典型的实惠观，

他们没有历史观，不怎么讲求讲精神价值的，利字当头，不仅把上海人，尤其是上

海女性的价值观彻底表达出来，而且阐明了上海实利、务实的生存智慧和市民文化

精髓。

三、多元化

上海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文化特征和上海人的深层性格都明显有别于

中国其他城市。就“上海人刀这一概念而言，就有着复杂的含义，由于其移民城市

的特点，概念相对宽泛，只要是长期在上海居住、生活、工作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认

同上海人共同价值观念的人群，均可称之为“上海人＂。由此可知，不同的地缘文

化在上海交织，中西方文化又在此处撞击交融，自然上海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就在此形成。因为是移民的聚居，再加上文化的复杂性，上海人对外来者是宽容开

放的，长期处在上海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价值观念交融的多元文化环

境当中，认知视野得到了扩展，思路也得以开拓，上海人价值观、社会态度及生活

方式上都出现了“西化’’的趋势。他们“不再死守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看待事

物，而是开始采取中国、西方和一些不中不西的新的价值观来看待各种事物。特别

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优胜劣汰价值观、个入主义

价值观、自由平等价值观等已逐渐渗入到上海人的实际生活中。川２ｈ对于普通市民

而言，西化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是通过洋烟洋酒、钟表仪器等器物的接触，西装西餐、

舞厅马场等西方习俗和生活方式的传习，以及西式的市政管理等制度化的渠道加以

影响塑造的。“３１而对于与外国人有商业往来的商人阶层而言，除了在生活上的西化

以外，更在商务活动中接受了一些西方现代经济法律知识与观念。尤其是与西方人

接触最多的洋行职员与买办，他们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租界文化奇异的结合体，

不仅创造性地发明了“洋泾浜英语一，穿西装吃西餐，从认同西方的生活方式到认

同其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如此，在原本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融之际，又加入中

西文化的撞击冲突，这样复杂的文化格局使得１９世纪的上海社会呈现出有容乃大

【１１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９页

嘲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１８６０－１９１０）》，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３页

１３Ｊ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２页

ｌＯ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

的文化气度，对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兼收并蓄。

第二节王安忆与上海：人与城的关系由疏离到归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它不止是一座受“西风’’影响的

移民城市，更是现当代文学书写的“重镇＂。提及上海，自然就联想到一代代为其

著书立说的上海作家，他们记录、描述这座城市，抒发对它的感情，并开创了海派

文学这一传统。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说到书写上海的作家，王安忆确是相当重要的，

她和她的作品是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环。

城市与乡村作为相互对等、对立的领域和两种相抗衡的文化状态，一直是中国

文学的写作主题，考察王安忆的小说不难发现，“城市＂与“乡村’’也是她创作版

图上两个清晰明朗的审美空间，她既孜孜不倦地刻画城市的状貌、注视弄堂的生活

图景，叙述庸常之辈的琐碎人生，又津津乐道于乡村的自然生活和自由本真的生命

状态。这自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的写作从最初起，就是上海和

内地乡镇小城市两块区域，因为这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川玎王安忆的生活经历相对简

单，除了作为知青下乡的两年农村经历，在徐州文工团的六年工作以外，其他大部

分时间都在上海，上海自然是作家最重要的写作资源。王安忆曾说：“人对自己生

活的地方，是很难感到激动的，因为太过稔熟，又与经验缠绕在一起，都不会有好

好看一眼的用心。然而，这也就是‘积累’的意思了，不是说它能够激发你什么，

或是提供你什么，而是与你发生着关系，越来越紧密，带着些安身立命的意思。＂口１

这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常态了，生活环境与身处其中的人息息相关，却又常常被忽

视遗忘掉，但事实是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已悄无声息地影响了人，人自己却是不自

知的，相反的还要试图抽离出这环境，以疏离者的姿态审视这环境，保持自己的清

醒与充实。“这种疏离欲望倒也并非一定与所谓的‘安身立命’相冲突，它最大的

可能是不愿安于现状而想着要寻找某些新的东西来进一步充实和支撑自己的生活，

或者竟是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获得更加稳定牢固的“安身立命＂。这在精神

领域中，尤其是对文学创作有价值，新的表现视点和写作心态会因此逐渐形成并变

得明确起来。所以，疏离也会是一种进入。川羽这在王安忆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疏

离的状态进入到作家的创作中，成为一种文学资源从而构成其作品的整体面貌，正

如她所提到的自己写上海比较有文化自觉性。

王安忆很多关于上海书写的小说都着力探讨了城与人的关系，城与人，也是许

多现代作家着力表现的内容。无论是老舍的北京，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曹禺的北京

ｆ１Ｊ王安忆，郑逸文：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５期

【２ｌ王安忆，郑逸文：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５期

【３ｌ吴俊：＜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Ｉｌ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人，沈从文的湘西，还是张爱玲的上海，这些作家笔下的“城’’与作者本人或是作

品中的“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城与人的意义却也不尽相同。北京、湘

西、上海在老舍、沈从文、夏衍和张爱玲那里多是作为一种地域背景而存在，是文

学作品里的现实空间，为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进程提供一个恰当的平台；而上海对

于王安忆，意义却不止如此，它还作为人的生存空间，和她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一样，

是“角色性’’的，她的上海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其上海叙事不仅探讨了历史与人的

关系，更致力于发掘上海最贴近日常生活、最感性、最稳定、最真实的部分，揭示

上海市民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一过程当中，王安忆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书写，

实现了情感上由疏离到归属的圆满，一个“外来者＂彻底融入城市，最终完成了个

人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一、记忆的底色

王安忆曾以《忧伤的年代》为题目，写过一篇近乎自传体的小说，追忆其心灵

成长的历程。童年的孤独体验直接影响了王安忆的性格形成，从小因为姐姐的能干

伶俐而被忽视，而且个头高于同龄人，动作稍显笨拙，使其不大合群，加上阴差阳

错进入少体校，度过“极可耻的一年川¨，心灵也因此蒙上了阴影。凡这样，使王

安忆逐渐变得多愁善感，敏感多思，心里更加孤独寂寞。正如她自己的解析：“我

的童年安静、协调，却充满了寂寞的独处的时光。因此当我临到了生活的突然变故，

极缺少的是与外界抗争的行动，而更多静思默想，心里的战争比外部的斗争更为激

烈与严酷。’’窿１另外，母亲茹志鹃即使工作再忙，对女儿的教育却从未放松，要求孩

子们“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屏除市民习气，再具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品质和理想。”

嘲在家要讲普通话，不准和邻家的孩子往来，以免带给她不好的影响，具有诚实、

勇敢、勤劳、简朴的品质，其实母亲对王安忆的教导也只是出于一个革命工作者的

价值观念，不希望孩子沾染上小市民的俗气，但却忽略了作为小孩子的王安忆因此

而产生的孤单感受。除此之外，梳什么样的头发，戴难看的牙齿矫形器，请家教来

教不喜欢的英语……，母亲的过度干涉，使母女间常常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王安

忆总是感觉到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并为此沉浸于郁闷或孤独的情绪中。她“总是

敏锐地感到不公平。这是由于所处的被动位置。我没有能力决定某些事情，权力在

大人手里，他们仅只是随心所欲，便决定了我的快乐和不快乐。川妇但另一方面也激

发其感情更加细腻丰富，正是内心的丰富敏锐和对孤独的承受忍耐使得她学会自我

倾诉，并一直坚守文学的精神品质。

ｆ１１王安忆：‘我在少体校》，载《独语》，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月版，第３页

闭王安忆：‘面对自己》，《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之四》，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Ｇ年版，第４４１页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米尼——王安忆自选集之五》，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７页

［４１王安忆；‘隐居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第３７８页

１２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一

王安忆成长于“忧伤的年代＂，这除了指向上文论述的身心之内的忧伤，还有

身心之外的，即那个特殊年代给予的．一“文化大革命打掀起的波澜，直接冲击了

王家，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被扣上“右派’’帽子备受折磨。虽然他们家实际上未受

到太大的冲击，但这种身份却给孩子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祸兮福兮。粗暴野

蛮的特殊年代也为王安忆了解上海市民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让这个“’’的后

代有机会见到以往未曾接触到的｜日上海的余韵，那些具有西式洋房特点的住宅里与

自家截然不同的家具装饰：“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

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口１当然她也看到了“七十二家房客＂

的隔壁弄堂的嘈杂，拥挤，还有新搬来的处于城市边缘、江北人聚居的棚户区人家

的吵闹、混乱与脉脉温情。这些细节都让王安忆看到了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面貌，

更为真切地体会到了市民文化的深层底蕴，为其以后的上海弄堂题材积蓄了创作资

源。

二、城市的女儿

一岁多的王安忆跟随母亲——作为进驻上海的革命大军队伍的一员，从南京来

到了上海，在那条最高尚和最繁华的街道——淮海中路上安了家，从此扎进了上海

市民的生活，也开始了她的弄堂生活。可作为一个“’’的后代，她与周边的邻

居还是有区别的。家庭教育的约束和“外来者’’语言的障碍，王安忆总是感觉孤独，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去走亲戚，而她却只能走“’’家，“这时

候她会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孤独。她觉得自己和大多数人不同，人家有的她没有，

这使她产生了外来户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挤进人家的地方似的。什么才是她的地方

呢？＂嘲在王安忆孤寂落寞的时候，上海以繁华热闹的姿态接纳了她，喜欢繁华的

孩子发觉自己难以融入这城市当中，但这却并未能阻止她要接近城市的愿望，“城

市的女儿＂正是她对自己和城市关系的定位。

“在我睁开眼睛看这城市的时候，这城市正处于一个交替的时节。一些旧篇章

行将结束，另一些新篇章则将起首。川铂特殊年代里，革命文化与城市文化两种文化

进入对峙冲突的阶段，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异质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可避免。于

是，革命形式是粗暴的，斗争场面是残酷的，对市民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可即使

这般，这强大的势力也没有吞噬掉深厚的城市文化，相反，“城市文化的底蕴，仍

然在大多数人沉默不语的集体行为和意识之中，在缓慢变化的日常生活之中。一Ｈ１

而王安忆就在从这朴实无华的日常中，慢慢深入到了上海市民文化的底里，并开始

【１１王安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载《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版，第４４页

［２１王安亿：《纪实与虚构》，‘米尼——壬安忆自选集之五》，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５４页

嘲王安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载《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版，第３５页

川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００页

１３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了对这座城市的探寻和认可。

就这样，上海以日常的、物质的姿态走进了王安忆的视野，不是高耸入云的摩

天大楼，也不是纸醉金迷的欲望之都，而是有切肤痛痒、知冷知热的真实存在。从

小生活在上海的她自己也曾说：“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不像别人把

它看的那么浮华。’’Ⅲ“它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

一种口音，一种气味。川嬲这看似平静、普通的生活方式，却如潜流一般拥有着裹挟

人的强大势力。“上海给我的动力，我想也许是对市民精神的认识，那是行动性很

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

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是凭这，上海这城市度过了许多危难时

刻，还能形神不散……＂口１

在《寻找上海》中，王安忆写过这样的话：“我永远难忘……有一日我走过后

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己经

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

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

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

变。川钔即使在“文革＂这样的风雨中，上海的市民还是依然如旧沿着自己的生活轨

迹前行，正是上海这城市在大变革中依然故我、镇定自若的气质给予了她最深的触

动，上海的市民文化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家庭出生的王安忆。

《好婆与李》与《鸠雀一战》都是写上海小市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的，

好婆是老住户，典型的上海市民，李是新到上海的山东南下干部，也是上海的

新主人。好婆的身份决定了她既熟悉上流社会的雅致，又精通里弄过日子的实惠，

而李粗糙的生活方式，不禁使好婆疑惑现在的上海还是上海么，以前的上海又

哪去了，这里面充分表达了上海人的文化心理状态，自尊、怀旧及对外界的戒心和

排斥。两者身上充分体现了外来文化与上海传统市民文化问迥然的差异。在好婆看

来，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不是你成为上海人的证明，判断的标准在于你如何过日

子，上海人的生活应该是讲究的、精致的，是需要琢磨和经营的。李虽然是上

海的新主人，可那粗俗落后的生活习惯是不符合上海的，在旧上海市民眼里他们依

然是外地人，于是，看不惯的好婆开始了对李从穿衣、打扮到饮食生活的教化

和改造，本有着革命者优越感的李也渐渐向上海市民靠拢，终于，李改变

了，连好婆也不禁说：“李，你变多啦！……现在却完全是个上海人了。＂在好

婆指引下的李慢慢完成了由外地人向上海人的转变，而自始至终好婆的指导都

【１】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２１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页

ｐ１王安忆，郑逸文：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５期

１４】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２页

１４

第一章上海与“上海故事”

是怀着上海人身份的优越感的，正像她对李的夸奖：“上海人总是很不一样的。

同样一件衣服，上海人穿就和别人的穿不一样。不过，李，你已经是上海人了。＂

Ⅲ所以两人虽在此过程中由隔膜到相熟，但当李这一外来者终于被好婆为代表

的上海市民接受认可后，好婆心里反而有了一种因优越感消失而产生的失落。而在

《鸠雀一战》中，小妹阿姨在上海做保姆三十年了，还有了上海户口，小妹阿姨“从

不曾以为自己是个乡下女人’’，认为自己俨然是一个上海人了，“是上海人必得生活

在上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这只是她对上海的态度，上海对她的态度，却

不是那样明朗和确定。’’于是，小妹阿姨决定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而努力，

即必须有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样她才能在上海扎根，然而小妹

阿姨费尽心机，苦心经营，还是没能实现愿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人，最终也没

能融入都市。两部作品分别讲述了外地人在融入上海过程中的不同结局，王安忆意

在借助作品表明自己探寻上海的发现：其作品中不仅表达出上海人自身的优越与自

尊、对外地人的排斥和疏离，而且充分证明了上海市民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异

质文化在不知不觉中被强大的上海市民文化所同化。

其实，我们在阅读研究王安忆上海书写的作品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里都隐约

透露着她作为上海文化的外来者在寻求认同过程中的焦虑、以及作为上海人特有的

品味和自我欣赏等的心理过程，这在《纪实与虚构》里面表现的最为明朗透彻，王

安忆对于自己无法融入上海市民的“外来户一身份的焦虑直到《长恨歌》才消失殆

尽，扎实琐碎的日常人生成为这个“城市的女儿’’眼中永恒的生活底色。《长恨歌》

中有大量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以及对弄堂的精致传神的描绘，尤其

是开首用了四页的篇幅对弄堂各处细节进行详尽、繁复的咏叹，我们从中可以感受

到王安忆对于弄堂生活的熟稔和腻得化不开的感情。正如《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

盾文学奖的获奖评语中所写：“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

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

活长河’’，王安忆对上海文化的认同情感于此得到了倾注和宣泄。

【１１王安忆：‘好婆和李＞，‘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５页

１５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上海与女性：创造理想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在近现代中国小说中，关于上海与女性之关系的表现其渊源很深了，早在１８９２

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中，就已出现上海与女性之关系的零星描写；到３０年

代左翼文学中，茅盾在其《子夜》中多次写到上海的女性，甚至“以烟视媚行的女

性喻上海，写成＜子夜》有名的开场白。’’“新感觉派作家更塑造了艳异妖娆的‘尤

物’意象，附会上海的摩登魅力。而鸳蝴派的遗老遗少，则在上海现代化之际，就

开始缅怀旧时风月了。川妇之后到四十年代，张爱玲、苏青等更是把上海与女性的写

作推到高峰，不止是写上海的女性，还要以女性来写上海。新时期王安忆则毫不犹

豫地加入这一队伍中，不仅书写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风韵和神采，还彰显了作者清醒

自觉的女性城市观。王安忆认为女人是天然属于城市的：“人类越向前走，越离土

地遥远了，离开柔软的土地，走进坚硬的水泥与金属的世界。这却是比人类出生地

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女人在这个天地里，原先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却得到

了认可和发挥。自然给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而到

了城市这一崭新的再造自然里，那才真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女人和

男人，竟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圆城市使女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和压力，获得

了新的能力和出发点；而女人也为这坚硬、冰冷的钢铁森林增添了柔软、温情的元

素，从另一层面上来讲，女人再造了城市的新生ｄ尤其是当王安忆将目光投放在城

市最为稳定最为真实的东西上——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城市的面目就被一层层的

揭示开来，生活的细节，城市的精神都呈现出来，那么由女性来担当这城市的主角

自然最合适不过了。

王安忆对城市的书写开始于八十年代，“雯雯系列＂的人物故事展开大多是以

城市为背景的；再到后来的《鸠雀一战》、《流逝》、《文革“轶事＂》等，城市已经

成为其重要的写作对象，纵观这一系列的作品，女性无疑是其上海故事的主角，无

论是从上海走出的知青，或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女儿，已为人母的女人，甚至是

久居上海的外乡人和保姆们，王安忆对她们充满了热情，书写了她们在这个城市里

上演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并孜孜不倦地从她们的身上发掘上海的性情、思想和精神

气质。

第一节弄堂女儿

王安忆跟随母亲来到上海，住在淮海中路，从此便开始了她的弄堂生活。纵观

她的创作历程，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女人一直是其小说的主人公，由此可见，弄堂

【ｌｌ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１９９６年６期

跚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１６

第二章上海与女性：创造理想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这一沪地特有的民居格局对王安忆的影响甚深，甚至《长恨歌》中有一节专门描写

弄堂。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弄堂本身的文化内涵。作为上海民居的代表，弄堂这一上

海市民生存的主要空间形式，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弄堂的形式是中西文化的产物，

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江南民居和欧美近代建筑风格特点，“那种石库门弄堂是上海

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

“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

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

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

天井是围在房中央，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

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想做什么就做

什么，谁也拦不住的。圳妇这种建筑的特点与上海近代社会中西融合的特征不谋而合，

自然地顺应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的需要，这其中也透露着城市生活的智慧。

总之，这些都促使王安忆将书写上海的目光投注在这里，对于她而言，对弄堂的感

觉是深入肌肤的，是家常的、平民化的，也是世俗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流言的味道。

也正因此，这亲近里有一股噬骨的感动。“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

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

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

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川钉上海的精髓其实就在这种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之

中，在这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上海弄堂，这里平实细小的感动充满了女性的气息，

洋溢着女性的温情，正是这弄堂女人构建了上海的“芯’’。王安忆就是借助欧阳端

丽、胡迪菁、王琦瑶们，再现了这一城市“芯子’’的价值和魅力。

王安忆说：“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

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没有太高的升华，却也没有特别的沦落，它

有一种平民的精神。州龃正是这种精神的伴随，使得上海经历了众多风云变幻和历史

变迁之后依然顽强挺立，芸芸众生也在柴米油盐中日复一日，结结实实地把日子过

下去。《流逝》中欧阳端丽在家庭遭遇“文革＂风暴时，从一个整日锦衣玉食、小

鸟依人的小女人成长为坚韧顽强、有责任有担当的家庭主心骨，使一个在风雨飘摇

中岌岌可危的家庭在她的支撑下安然度过十年的艰苦岁月。这就是上海的女性，柔

弱中暗藏坚韧，具有极强的生存意志，原本养尊处优、一身娇气的女子，在苦难来

临时，竞毅然扛起家庭的重担，甚至大大超过了男性的勇敢，从容地应对时代的变

化。她接过之前家里保姆所做的工作，冬天凌晨四点起身去吵嚷，脏乱的菜场排队

【ｌ】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３页

１２ｌ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４页

【３】张新颖：‘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王安忆谈（长恨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１９９６

年ｌ期

１７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买菜，在买肉队伍里面挣扎前行；为了让家人吃饱肚子，她帮别人家带孩子，织毛

线、托人想办法到工厂间做工，应付家人的各种“内忧外患”。这些生活的细节在

王安忆笔下生动贴切地呈现出来。欧阳端丽在过日子的精打细算中所流露出的趣

味、感觉乃至人生喟叹，充满生活的质感和上海人的生存智慧；同样，王安忆在欧

阳端丽以“吃饭，穿衣，睡觉’’和“自食其力”来概括个人存在价值中发现了某种

难得的平常心，她认为正是这份平常心诠释出了日常生活的意义，日日夜夜由它们

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由它们撑持着。

再有＜文革“轶事＂》，从标题就可看出小说叙述的是“正史”所遮蔽和隐藏起

的日常生活，其中“既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致，也有为了自我的生存相互挤兑和

算计的小奸小坏，一切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暧味隐晦的小儿女情感纠葛都在亭子间中

展开。川ｕ“文革一虽然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轨迹，但改变不了上海市民优雅从容的

生活态度，即使在逆境中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对生活的乐趣和达观。王安忆眼中的历

史是日常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

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２１主人公胡迪菁、赵志国、张思叶与张思

蕊彼此间的温情与暖味，冷漠与猜忌在亭子间的油烟里弥漫散开，无论内外多大的

风波，生活依然继续，日常、平稳、踏实。

上海的亭子间里的生活是一个大染缸，它是那种渗透肌肤的生活，它慢慢

地，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你。亭子问里的生活是具体的生活，吃饭，穿衣，睡觉，

再有几个暧昧不明的小手势。……赵志国在这亭子问里，就好像在走一条看不

见的隧道，他的灵魂正在从无边的旷野往回赶，要赶到这个有四面墙有灯亮的

房间里来，与他的身躯作汇合。上海的生活……将他抛空了的心再一点点地填

满．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

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噬啦啦地

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

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

使它变成一个艺术．嘲

上海的文化是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精髓全在这精打细

算里渗透着，她们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对细节的不懈追求，不仅体现了上海女性的

灵巧和智慧，也表达了她们对人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弄堂女人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坚

强与勇敢、容忍与承受让人动容，也许这也就是上海精神在她们身上的投影，“外

【ｑ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一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４年１期

嘲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月版，第１５５页

纠王安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弟兄们——＜“文革”轶事＞》，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

版，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１３

第二章上海与女性：创造理想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一这在《长恨歌》

中也有精致的表现，‘长恨歌》标志着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极致，正如有些学者的评

论，王安忆“以一片女性眼中的物化世界作为小说外壳，去掘进上海这个城市的精

神＂，小说贯穿始终的是“一颗耐得住世事、经得起沉浮的上海心。疗ｎ１上海弄堂的

女儿王琦瑶，应该是王安忆对上海女性的最好诠释，她不止一次说过，要写上海，

最好是写上海的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施展

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中也有英雄，那她们才

是。她在谈《长恨歌》的创作时也说过，在那里她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

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她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

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２１王安忆的上海故事和她的女性城市观到这才完

美地被呈现出来。

“《长恨歌》的城市是一个女性视域之中的城市。”Ⅱ１她不同于《子夜》里面的

雄性世界，作品一直保持着温婉的语调，小说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女性的气息，

从旗袍、发髻、香水、化妆、照相，到五香瓜子、糯米粉、灶间炉子上的开水、涮

羊肉、下面条、做蛋饺等口舌之欲，处处都显出女性对这类事物的专注和用心。弄

堂女人这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认真劲儿不禁让人动容，谁能说她们这种对生活精致

追求的做法不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负责态度呢！《－Ｅ。Ｉｌｔ歌》里是这样写的：“上海屋

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

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所以，在这仔细的表

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Ⅲ王琦瑶，作为弄堂的女儿，有着上海市民特有的精明

世故、坚韧顽强、能屈能伸的品格。在拥有青春美貌的年龄，她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去争取，知道什么该讲，什么该避，凭着这份聪明她顺利

成为三小姐选美并借此认识了李主任，然后义无反顾地跟从了这位有钱有势的有妇

之夫，从普通的弄堂搬进了爱丽丝公寓，在这城市最繁华的深处过上了舒适安逸的

生活。王琦瑶是王安忆上海故事里自己较为喜欢的一类女性，她们一旦认准了目标

就不回头，不妥协，是可以把青春碎进去的。她选择拒绝对其一片深情的程先生，

因为李主任是其最合适的人选，精明的王琦瑶是懂得算计人生的。“王琦瑶也不是

爱他，李主任本不是接受人的爱，他接受人的命运。他将人的命运拿过去，一一给

予不同的负责。王琦瑶要的就是这个负责。’’嘲这正是王琦瑶所追求的踏实的感觉，

踏实对她来说就是一辈子的衣食无忧。在王琦瑶以后的人生当中，虽然也经历了其

ｆＩｌ黎荔：‘论王安忆小说的叙事方式》，‘唐都学刊》１９９９年４期

ｆ２Ｊ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１９９５年ｌＯ期

１３］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第１７６页

【４１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４页

嘲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３页

１９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他几个男人，但最终只有这物质的保障才是最可靠的。这是实惠，也是城市生活的

哲学。

王安忆认为，上海生活的精髓不仅是日常、坚韧的，而且是精美雅致的，更是

内敛实惠，讲究分寸的，正如三小姐的美，是清新淡雅、小家碧玉式的，不是艳到

极致，反而带有一股小家子气，是细水长流的。在王安忆的作品里很难找到惊天动

地的政治或历史事件，即使有，也只是抽象的概念提及，几笔带过，留下的不变的

是这城市的细碎光阴，流转在弄堂里、亭子间、马路上，亦或是高楼深宅，这才是

城市最安稳绵长的一面，柴米油盐、勤勤恳恳的日常生计将岁月夯的结实稳固，从

而抵御任何政治或历史变故。这在《长恨歌》里构成了一个明显的线索，王安忆不

惜一切致力为王琦瑶建构了众多安稳的生存空间，从一直生活的弄堂到蒋丽莉家的

花园洋房，再到爱丽丝公寓，外婆家太平沉静的邬桥，以及最后生活的平安里，这

位“上海小姐’’的人生经历暗合着上海四十年的浮沉变迁。但显然，这并非王安忆

着力表现的内容，《长恨歌》的女性视域同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应该说王

安忆关于上海书写的作品都刻意回避了政治风云和历史主潮，这在某种程度上护住

了一方对政治懵然无知的市民的生存空间，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特殊年代里平安里的

一抹宁静：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

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

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宵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

这炉子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

条。他们上午就来，来了就坐到炉子旁，边闲谈边吃喝。午饭，点心，晚饭都

是连成一片的。雪天的太阳，有和没有也一样，没有了时辰似的，那时间也是

连成一气的。等窗外一片漆黑，他们才迟疑不决地．起身回家。这时气温已在零

下，地上结着冰，他们打着寒噤，脚下滑着，像一个半梦半醒的人．ｎ１

作家对王琦瑶充满了宽容和怜爱，特意为她开了一扇窗，使她在这动乱岁月也

能偏安一隅，温情脉脉地经营着细碎平常的日子。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表述的“平民

的精神”，即使风雨袭来，依然不气馁，专注于生活，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将日子

过下来。“上海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她

们的硬不一定是在‘攻’字上，也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

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

作软弱。一嘲年华已逝的王琦瑶，即便孤独无依时依然能忍住悲痛，顺应时代变化，

平静地回归到平安里，依靠自己的双手——做街道护士给人打针和那一盒“负责＂

【１１王安忆：‘长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闭王安忆：‘寻找上海＞，学林出舨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４页

２０

第二章上海与女性：创造理想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的金条过简单的生活；即便当她怀孕眼见自己柔弱的爱情毁灭时，她也没有寻死觅

活，而是勇敢的承担，并独立将孩子抚养成人。王琦瑶绚烂过，经历之后归于平淡，

平淡之中又有磨难，是在磨难中坚韧地生活的一生。原本柔弱想要寻求个稳定依靠

韵女性，在命运的捉弄下一直未能如愿，相反凭着自己的一股韧劲而支撑起自己的

小世界，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能受委屈，经得起沉浮，不管多孤单、多艰难，始

终百折不挠。这一女性凭着自己的本能，还有聪慧和世故硬是成为了这一城市的“代

言人”，做了上海的“英雄”；而这“英雄＂矗立起来的底座不是别的，正是培养芸

芸众生、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城市的“日子’’，上海人的“芯＂。如此，每一日都是柴

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我们在

传奇中认识了坚忍不拔的城市精神，也从传奇中人的身上看到了上海人独特的生存

智慧。

第二节都市外来者

王琦瑶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迁和人世沧桑，她本身正是一部城市生活的风俗画

卷，然而却以悲剧收尾；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作家在对女性城市赞赏的同时流露出

的无尽悲伤。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再真实的东西总有虚幻的一面，多坚

韧的东西也总会有脆弱的一面，城市在被我们感受的同时也正离我们而去。大概正

因为此，王安忆才一再提醒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做人的实处，懂得生存的真谛，才不

至恍惚若梦。于是我们发现，在《长恨歌》之后，她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她似乎有意与昔日怀恋不舍的１日上海拉开距离，不再叙历史往事，不再怀旧，而是

创造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上海故事《富萍》。这～次她将目光投向了城市的边缘，

为我们展示了都市生活的另一面，即都市外来者栖居容身的上海。上海作为一座典

型的移民城市，移民自然是上海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移民者眼中的上海自然

不同于之前所写的上海土著、弄堂儿女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扎根上海

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居住在棚户区，做着城市里最腌膜最粗重的营生。但这里有他

们在上海的家，这是富萍们和他的舅舅们不屈不挠、扎根生存的地方。王安忆通过

《富萍》表达了一种对沉在都市浮华表面之下的自然、顽强精神的肯定，彰显出一

种勤劳、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这应该也是她“心灵世界打的自然流露。

郑逸文在对话王安忆讨论作家的创作冲动时，提及现实与作家内心的冲突，曾

这样表述当前的现状：“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现实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冲击并颠

覆着传统的理念和生活状态；几代人延续下来的古朴的生活方式所孕育的纯净平和

的生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历史背景。’’“在世界范围内，各不

相同的传统相对地说正被内容近似的‘现代化’所取代。……文化的多元性面临丧

失的危险，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形态都在经历着某种‘挤压’，古朴的生活方式以及

２ｌ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它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伦理法则都在经受着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严酷性在于，

它悄悄地摧毁了包括信念在内的许多精神的东西，那些曾让人感动的人性中温情的

东西，像手掌里掬的水，或快或慢地在流失，一种从道德底线渗透出来的裂变让人

触目惊心。无人可以置身度外。川玎王安忆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在这样“挤压＂

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争取到的究竟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尽管如此，我们看

到王安忆依然坚守着其固有的人文关怀和道德立场，为建构她心中的“世界”而锲

而不舍。

《富萍》是一部仍然以上海生活为底色的小说作品，但作家却将目光停留在这

座城市的生活边缘上，从上海的弄堂移到底层外来者的棚户区，从淮海路移到了梅

家桥，跟着乡下来的姑娘富萍的脚步，先看到奶奶、吕风仙这些在上海的帮佣，她

们住在“东家＂的后厢房里，进出于后门口；接着是苏州河上的船工，每日运送城

市的垃圾，也居住在简陋的棚户区：然后是梅家桥的母子，做着卑琐的活计，住在

一片建在垃圾场上的破旧不堪的棚屋里。《长恨歌》里的公寓、舞场和花园洋房，

落地窗和长沙发在这里彻底远离了，模糊了，但王安忆小说专注于表现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和坚韧生存的特征却延续着，甚至是更清晰，在相当程度上富萍们更触及到

了上海市民生活的核心和基本性格。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乡下

姑娘富萍因为未婚夫的关系来到上海投奔做帮佣的奶奶，从小住发展到探亲，接着

毁婚，然后驻留，嫁人，彻底成为上海市民的一员，这一过程中，作家为我们揭示

了上海几代移民转变为市民的历史故事；富萍们就是这一故事的主角，从孤单漂泊

的外来者成为落地生根的上海市民，从容地完成了从移民到市民的转变。所以表面

上看来，上海的历史和现实似乎是由王琦瑶、胡迪菁们支撑起来的，其实，她们倒

是富萍们的后续演绎，上海的历代移民才是之后代代市民的生活源头和基础。

王安忆曾说：“从量上说，上海生活的时间更长，是定居地，但从质上说，内

地的生活更具影响力。＂“农村给我的动力，似乎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最起初，它是

向我呈现了沉重的生计，而且，让我经历了苦闷的精神历程。因此，我无法像很多

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但时

间终究在抹淡经验的色彩……心情平和下来便看见了另一种面貌，那是和上海的市

民绝然不同的，可以说是清醒的人生。因为它和自然贴近，懂得生存的本来面目。

我一直在想‘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它便试着回答我。＂位１于是，

我们在《富萍》这里看见了、发现了作家所说的动力。作家毫不掩饰对梅家桥这里

的人的亲切和偏爱态度：他们对外面来的人都有着谦恭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说是

卑下，而是含有一种自爱。他们捡破烂、做粗活，难免会给人腌臌的印象，但你真

ｆ１１壬安忆，郑逸文：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５期

【２１王安忆，郑逸文：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５期

２２

第二章上海与女性：创造理想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正了解了，便会知道他们一点不腌脱。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

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

自足的劲头。这大概就是作家将目光留驻在此的原因吧，让这里成为其上海故事的

主角。

我们在《富萍》里面看到了在上海生活的不同类型的移民，有奶奶、吕凤仙等

这一类做帮佣的，奶奶她原是扬州人，本身带有一种绚丽的乡气，来到这个城市后，

见了很多世面，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能完全融在里面，承袭了上海昔日繁华的

同时又保持着自己很“俏＂的色彩。对她们作家的情感态度是相对欣赏的、善意的，

因为她们的勤勉与自尊；可善意里却又要揭出一些毛病，说出她们的狭隘与凄苦，

其情感是有所克制的；对于新一代移民的富萍也是如此，黑暗里她的脸变得生动，

浮着一层薄光，看上去很纯净，而到了阳光下却又要说她单眼皮的小眼有些呆滞。

当写到苏州河上的船工、舅舅和舅妈的艰辛淳朴的劳作时，在提到梅家桥的母子时，

王安忆内心充满了温情和宽容：富萍感觉这里的人很友善，很仁义，在这里人的心

境很安谧，很温暖，并为梅家桥母子的安然和自尊所吸引，甚至于立定心意留下来，

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在刻画这几代底层人物时，王安忆的情感态度是复杂的，甚

至在她们身上王安忆也投射了自己的影子，面对世事浮沉和越来越欲望化的都市，

生命如何安顿？王安忆陷入某种反思中。在王安忆看来，城市文明是一种很大程度

上给人以希望的自然文明，它依靠的是人的坚韧、不甘与追求。她所创造的“梅家

桥＂的寓意远远超出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生活以万千种姿态表演出她恒定的性质，

就像大地上长出各色花草、果木和庄稼，当然需要辛勤耕耘。你去仔细地观察自然，

就会惊讶，在这一种单纯的自然力之下，如何会养育出无限的生物。川＂作家无时无

刻不在向读者彰显这种生活的“恒定的性质’’。无论是富萍、奶奶，还是闸北的舅

舅和舅妈，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韧性，虽然地位低下，日子贫穷，却丝毫

没有失掉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他们自尊自强，正直善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去追

求想要的生活。“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

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我觉得他们特别奇特，什么都见过，

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不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在上海浮光掠

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

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嘲我们在《富萍》里面看到了这种扎

实的底层人生。所以，＜富萍》在一定意义上是比｛：长恨歌》更加贴近上海底层市

民生活的，她也代表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真实理解，它是更人性的，更真实

的，更民间的，也是更亲切更温情更琐碎的，但这个“纸上的世界一、“文本化的上

Ｉｆ｝王安忆：‘女友问》，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版，第１８页

【２Ｊ钟红明：‘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ｌＯ日

２３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海＂才更符合作家的文化理想。

至少是从ｌ：小鲍庄》的时候开始，王安忆笔下明显有一类小说，看上去人物故

事都很完整，但真正的主角却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生

活氛围、状态、文化，或者一个承载着上述东西的地方ｎ】。《长恨歌》如此，《富萍》

也是，她写尽了真正的上海生活和上海人生，从上海的弄堂到角角落落，画尽了底

层人生群像，由静到动，描摹上海这一生活长卷，凸现出城市的肌理和细胞，创造

她所追求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不止《富萍》，王安忆笔下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喜

宴》、《开会》，尤其是《上种红菱下种藕》，作家的想法和思想很明显，即使是在人

口密集、水网密布、道路逼仄的地方，也一样温暖地养育着生计和道德。“秧宝宝’’

居住的华舍镇不仅有合理的布局造就了谐和平衡的美，更有纯朴的民风养育了人性

的生活。王安忆赞赏上海市民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但更推崇农村乡镇生活状态

中的清醒道德人生，“他们当时过着一种很单纯很朴素的生活，劳动所得养活了自

己，这种健康的生活滋生出正直的道德，这种道德充实了精神，我称之为自给自足。＂

晗３我们在《骄傲的皮匠》中同样发觉了作家一直追求并延续下来的这样的精神和思

想，盐城乡下来的小皮匠的摊位所占那方寸之地同这个近代城市的发展史有深切关

系的，渊源颇深。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小皮匠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异乡

人一，而是上海这座城市变迁的亲历者，他的身份虽然边缘，却也堂堂正正地进入

了城市的内核。还有爱慕小皮匠的根娣，她其实是从闸北棚户区嫁过来的，以婚姻

的方式加入了这座城市，所以他们的身上既有城市文明熏染的痕迹，比如小皮匠的

干净整洁，仪表讲究，根娣的俊俏装扮，尤其是她简单幼稚的说话，固然与知识稍

浅有关，却也少了乡间女人的心机和世故；同时，也保存了乡土民间的元素，正如

小皮匠的善良、勤劳、淳朴等传统的道德品性，根娣虽脾性强悍，却也勤劳能干，

质朴厚道。王安忆在他（她）们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生命状态，尤其是对小皮

匠，作家不惜篇幅絮叨着其琐碎的生活，写鞋匠的手艺、见识，具有让根娣这些上

海人都佩服的“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一的素质和觉悟，描摹出一幅幅

日常温馨的场景，突出他孝顺、厚道、持重、本分的品质，烘托出诸多感人的情愫

和诗意，自然，这些情意不只是来自小皮匠身后绵远厚重的乡土人情，也有他日夜

置身其中的城市友善。王安忆正是以小皮匠根海这一健康、明朗、沉着、自信、既

有坦荡的生命欲望而又不失道德上的克制与自持的人物形象，阐述出这“骄傲＂的

态度缘由，表达其对人性的、朴素的、物质与精神达到双重自足的怡然自得的生命

状态的推崇，同时呈现出她心目中理想、和谐的都市民间形态，将其写作上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这也正是论文第三部分所要着重论述的问题。

【ｌ】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第３１１页

【２１王安忆：‘我是女性主义者吗？＞，载‘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页

２４

第三章王安忆的城市观和民间立场

第三章王安忆的城市观和民间立场

王安忆对城市的书写始于８０年代，上海是其重要的写作资源。正如王德威的

评述：“在王安忆八十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

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女。这座老旧阴湿的城市，包含——也

包容太多各等各色的故事。九十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

分量。川玎至今天，上海在王安忆创作中的地位已然无可忽视与替代，上海之于王安

忆，已不是简单的文学背景，而是人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其他一类作家在文学创作

中注重时间向度的线性把握（某种历史潮流和时代运动，例如《茶馆》等），王安

忆更注重于空间维度的呈现，所以，上海和其小说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是“角色性

的＂，王安忆的“上海叙事＂，使其不仅与都市文学、地域文学不同，也使她与海派

文学区分开来，其作品在对海派文学继承和拓展的同时，也超越了这一派别。

中国文学史上对海派文学的定名大约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但上海这样一个城

市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３０年代才出现

的，而是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结果。自《海上花列传》

以来，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

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被称为“突出现代性的传统’’，以穆时英、刘呐鸥、

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为代表；另一种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现代都市

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批判立场，被称为“突出批判性的传统＂，代表作品

是茅盾的《子夜》圆。在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中上海都市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现

代感，充斥了“西方化＂的诱惑与魅力，各类场所、各种生活方式都流露出现代都

市男女的物质欲望和人性异化，作家将都市人群内心的麻木和枯涩描写的淋漓尽

致。而《子夜》同样作为一部揭示现代上海都市文化的海派小说，其现代性的态度

及对都市文化的描摹也与新感觉派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作家的左翼批判立场很鲜

明。而到了４０年代，因政治等客观历史因素的影响，都市民间文化得以突显。这

时期的海派作家的创作似乎回归到了之前的通俗小说领域，代表作家有周天籁，其

小说《亭子问嫂嫂》以一个住在石库门亭子间的私娼为题材展开，表达了丰富的世

俗内容，展现了一幅上海的市民众生相。除此之外，这部小说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含

义，以往海派小说通常是以“西方’’密切关联的资产者、知识分子人物作为小说主

人公，普通市民在小说里只是作为消极的市侩形象出现，而在《亭子间嫂嫂》中，

上海的普通市民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尤其到了张爱玲这里，她有意超越一般海派

文学的写作套路，以沦陷时期上海旷男怨女的悲欢故事为主线，用一种市民情怀超

【ｌ】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１９９６年６期

埘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１期

２５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越并消解了海派小说的上述两种传统，她更将传奇书写引入小说艺术文本，开拓了

新的都市民间的叙事形态，也使海派小说在这一空间里综合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审

美范畴和传统。王德威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文中说，到了新时期，王安忆创

作的上海寻常百姓家的故事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但与张爱玲笔下的庸俗、市

民的上海不同的是，王安忆没有张爱玲那种带有贵族气息的反讽笔锋，却（有意无

意的）借小说实践了一种更实在的海派生活“形式’’。而且其作品《：长恨歌》在某

种意义上，填补了张爱玲《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安忆无疑是新一代海派文学的传人和光大者。王安忆在对海派

书写的继承与延续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海派文学也作了有力地拓展和变革。

第一节上海的文本地位

论文前面已提到过上海之于王安忆的意义，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不同于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现代文本中的上海景象，“新感觉派”作家为读者创造了一种在声色光

景笼罩下新鲜刺激的洋场生活，上海俨然就是东方的巴黎，一座充满现代化符号和

气息的国际大都市，小说的主角大多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又深谙西式享乐门道的

资本家、阔少或洋行公司职员，他们与外国人、舞女、交际花等出入赛马场、夜总

会、大旅馆、富豪别墅等大上海的繁华享乐之地，铺陈了一幅十里洋场繁荣、喧闹、

纸醉金迷的现实场景；他们笔下的城市远离了多数贫苦的上海普通民众，只是少数

人享有的现代生活空间。４０年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已然展现出了新的城市面貌，这

时的上海不再是视觉盛宴下的大都会，而是芸芸众生聚集生存的社会空间，都市男

女在这座沦陷区的“孤岛”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多是住在公

馆、公寓里的女性，生活场景在阳台、电梯、电车、洋行和深宅大院等意象之间流

转。这些象征着现代性居住空间的意象，本身带有既开放又隐秘的复杂意味，张爱

玲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城市空间场景的转换再现了上海女性精致而略带失意的生活

及精神状态。她们在残酷的现实背景下专注于世俗生活，和作家一样，试图遗忘掉

时代的虚无和苍凉，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刀。张

爱玲这样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

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川ｕ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呈现出与张爱玲的相似

性，同样是写世俗、市民的上海，不过在思想倾向上王安忆反而更接近于苏青，“苏

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

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

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

【ｌｌ沈红芳：‘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页

２６

第三章王安忆的城市观和民间立场

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

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

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川１１王安忆可说是深袭苏青之精髓，她写了上海的

弄堂——这个最能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空间意象，以及出入其中的庸常之辈一

—普通市民，呈现了最具上海特色、最稳定扎实的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和人情世故，

我们从中能感受到上海最朴素的生活气息和于此体现出的上海文化和城市精神。而

且，王安忆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性＂的一面，《寻找上海》里执著地找寻

上海的历史和精神特质；《纪实与虚构》里她锲而不舍地为自己、为母系家族追根

溯源；还有《长恨歌》里开篇大段城市、弄堂的描写，决不只是单纯的环境描写，

更多的是对城市记忆和城市精神的自觉追溯和无限怀恋；在《富萍》中处于社会底

层、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对城市的建设和贡献，对现代都市的向往和热爱等等，这

些作品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是作家对上海的依恋之情，对这个由无数“外来户汇聚而

成的大都会、一个不断迁徙、变易、遗忘历史的城市＂砼１的浓郁感情。还有很重要

的一点是，王安忆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全面描述和阐释不仅是独特的，也是对以往

海派作家创作模式的突破。

在以往的“海派＂小说中，上海只是作为宏观的活动背景，旨在展示２０世纪

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形态，在对这一城市书写过程中作家

既爱又憎的复杂的情感态度也展露无遗，总体而言，大都会的上海之于他们还是一

个异己的空间和存在，想亲近并力图投入其中，却总是驾驭不了，甚至戕害到自身。

而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上海不仅是上演各种剧目的舞台，而且还是作用于

人物与故事情节之间的潜在力量，可以说上海在文本书写中既是背景，又不只是背

景，它是参与文本构成和创造的一个重要角色，即上海的角色性得以凸现。总之，

王安忆的书写在延续前辈的上海故事和海派意识的同时，重构了城与人的关系，于

创新中见功力，于平实中见智慧。陈思和指出“王安忆为上海这座城市立像，她不

但写出这个城市的人格，也刻意写出了几代市民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繁华梦的追

寻’’。固然，上海本身存在形态的丰富性独特性和恒久不衰的吸引魅力给一代又一

代书写她的作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和可能性，但毋庸置疑，王安忆对上海品格

的书写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第二节独特的历史观和城市观：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

余杰曾在《压伤的芦苇》中这样评价过男女作家在创作上的差异：“在小说的

写作中，男作家一般靠深邃的思想，宏大的历史感及飞鸟一般掠过大地的俯视来征

【１】王安忆：《寻找苏青》，Ｉ上海文学》１９９５年７期

【２】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１９９６年６期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服读者，而女作家则一般靠透彻的情感，准确的直觉以及虱子一般爬过肌肤的妥帖

来打动读者。一这番评断固然过于绝对和武断，但还是有合理之处的。譬如，茅盾

所创作的《子夜》就采取了宏大叙事的模式和蛛网式的结构布局，将一系列重大的

社会历史事件贯穿于文本结构之中，同时作家的眼光集中于大都会上海的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并以此为中心来书写城市与人物的复杂关系与冲突，在其中

作家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立场十分鲜明、明确。而相反，王安忆的上海叙事有意淡化

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在艺术表现上甚至于有意识地与这种宏大叙事相

抗衡，显现为一种日常化的倾向；同时，与茅盾笔下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城市不同，

王安忆的上海流露出相对稳定而绵长、真实而感性的一面。这一特征在张爱玲和苏

青的小说中也有相似表现，她们都特别关注与时代、历史、国家、民族意识“不相

干＂的普通日常生活，远离政治，注重生活本身，竭力渲染那贴肤可感的世俗日子

里的“传奇”故事。

然而，我们不能将王安忆这种淡化政治的叙事方式看成是偶然的或某种技术行

为，在本质上这取决于她独特的城市观和历史观：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政治来维系

的，应由城市人积累起的生活方式来支撑，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并非如想象中的

美好和谐，偶尔甚至也会挑起一些“战争＂，只是这些“战争＂无关风云，不过是

城市人为了自我生存而世代延续的挤兑、算计和争端。对此，王安忆相当自觉，她

说：“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

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

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

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无论多大

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川妇所以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几乎

看不到任何风起云涌的政治或是历史事变，即使有，也不过是寥寥一笔抽象的概念、

时代的影子，构成王安忆文本结构的中心内容是城市的日常生活里的细碎光阴。偶

而，王安忆还会有意选择在时代政治的大背景下描写这些“战争黟以强调后者与“外

头世界的风云变幻’’的距离和亘久不变的城市精神，例如《流逝》、＜文革“轶事’’》、

《长恨歌》，其目的恰恰是力图呈现被主流生活遮蔽着的边缘的另一种生活，一种

更为稳定更为感性更为贴实的生活。这都要归结到王安忆一直所坚持的民间立场。

王安忆的上海叙事像一把扇子一样展开在两个方面：城市与女性，而将这两者融合

起来的一个观念性的东西就是“民间状态＂——在王安忆那里，它是一种历史意识，

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关系，即前面提到的“历史观’’，王安忆以此颠覆了主流历史

——历史从来都是由个人参与的民间的现实进程，并解构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发展

出了一种新的民间叙事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构筑都市民间的理想生活形态。

【１１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２０００年ｌＯ月２６日

勰

第三章王安忆的城市观和民间立场

对于“日常生活＂，王安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发生

了什么巨变，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恒定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事实上我们看

小说，都是想看到日常生活，小说是以和日常生活极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外

一种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肯定和我们真实经历的日常生活不同，首先它是理想

化精神化的，还有是比较戏剧化的，但他们的面目与日常生活非常相似。人的审美

一定要有桥梁，就是和日常生活相似。川订经过时间的历练淘洗，一部分东西穿越琐

碎繁杂“演变为＂丰富绚烂的生活逐渐沉积下来，并因此具备了一种稳定的审美特

质。王安忆看重的就是这一部分，这“日常’’、“草根”、“市民气’’中蕴藏的民间市

井的细密韧劲，这才是时代风云的底色和历史变故的根基所在，所以，王安忆的历

史观植根于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之中，在王安忆那里，“日常生活”与历史

观具有某种同构性质。从《庸常之辈》开始，接着《流逝》、《文革“轶事”》，再

到《长恨歌》和之后的《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等，我们从中看到了

作家的探索和坚持，一种对“日常’’和“草根’’的坚守。“王安忆始终在书写一份

在认可的愿望与无法认可的人生面前、一个‘庸常之辈’平凡琐屑而骚动不宁的人

生。＂乜１她笔下的人物很少去自觉地反抗社会与现实，相反总是被社会和命运拨弄，

“在社会、际遇、有限的理性和强大的本能的合力间辗转、挣扎＂聆１，然而最终她

们总能度过自己的一份平常日子。在王安忆关于这芸芸众生精打细算、小悲小欢的

生活史的书写背后，潜藏着某种对市民阶层生命力坚韧顽强的感动与赞叹。王安忆

上海叙事的这一倾向与汪曾祺和张爱玲具有某种承传关系，这两位作家也是王安忆

很熟悉且有深刻体悟的，她喜爱汪老讲的“故事＂，佩服他的用词造句，也分析他

小说的奥妙，同时这种语言力量也潜移默化到王安忆自己的小说当中；而对于张爱

玲，王安忆更是又爱又恨，她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稔熟，同时也会刻意疏远。

这里先说与汪曾祺作品的联系。汪曾祺一直坚定着自己的平民立场，怀着仁爱

之心，不断寻求挖掘和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感和诗意，其《受戒》、《大淖记事》等都

是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王安忆的“民间立场＂应该得之于汪

曾祺，其小说中对“上海吃食”娓娓道来的语调及其精致周到的呈现与汪曾祺可谓

异曲同工，无论多日常的琐事在他（她）们笔下也能够呈现出文学的美和生活的诗

意来。在这里可将《异秉》与王安忆的作品作比较，《异秉》里的王二和两个学徒

的相公，他们都是极平常的凡人和俗人，生活在民间市井的最底层，汪曾祺以一种

悲悯的情怀写出这些普通小人物的庸常人生，刻画他们的生存状态，并从中发掘生

活的和谐趣味。而王安忆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创造的“华舍镇＂和《骄傲的皮

【１】钟红明：‘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２】戴锦华：‘涉渡之舟一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９页

ｐ１戴锦华：‘涉渡之舟一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４９页

２９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匠》中细针密线刻画的小皮匠也是力图在庸常人生中彰显底层小人物的勤苦、朴素

以及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这与汪老的文化追求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同时汪老“笔

下几乎没有特殊事件，都是一般状况，特殊事件总是在一般状况的某一个时节上被

不显山不露水地带出，而事实上，汪曾祺的故事里都有特殊事件，堪为真正的故事”，

且与“特殊的结构一形成默契，“实是包含了一种对偶然与命运的深透的看法＂ｎ１。

这一点上，可以说汪曾祺之于生活的考察对王安忆历史观的形成是有一定启发性

的。同时在语言上，王安忆的《姊妹们》、《蚌埠》、《遗民》等运用最老实、平凡而

又带节制的白描式的话语，又暗合了她对汪老语言的评价与肯定，“世故到了天真

的地步”。无意之中，王安忆似乎打通了与汪老、甚至与京派文学的某种通道，使

得众多话题都建立起了一种启示性的联系，所谓王安忆创新了海派叙事模式，此一

端也。

再来谈谈张爱玲与王安忆作品上的联系。张爱玲对上海这城市和上海女性的书

写可谓乐此不疲，她“烂熟、冷静、世故老练且那么贴心贴肉＂的叙事手法将日常

生活的世俗琐碎、饮食男女和悲欢离合写的淋漓尽致；在这一点上，王安忆与其在

写作上确是有共同点的，也正因此王德威奉其为张爱玲传人，然而，两者的区别却

更加明显，王安忆谈及张爱玲及其小说时曾这样说：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最能打

动人心的图画，但真的懂的人其实不多。没有多少人能从她描写的细节里体会到历

史的虚无。正是因为她是临着虚无的深渊，她才必须要紧紧的用手用身子贴住这些

具有美感的细节，但他们只看见这些细节嘲。此外她还提到：世俗的张爱玲“对日

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

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

有了信心’’，可同时，“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

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

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

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一而王安忆看重的是“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

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脚王安忆是深味张爱玲的，包括她的短板。王

安忆则不同，她一次次的探索和突破，致力于发掘日常生活背后某种生命的跃动和

活力，并以此凸显人生之价值和真谛，跨越虚无，走向实在。《流逝》中遭遇。文

革＂变故的欧阳端丽一家，在贫困和苦难的压迫下依然坚韧地度过每一天，不仅没

有涣散，反而团结的更加紧密；＜文革“轶事，，》里，即使时代使得家庭遭遇了厄运，

但并未摧毁张家根深蒂固的人伦关系和价值观念；＜富萍》中乡下女孩富萍对自己

【１１王安忆：‘汪老讲故事》（随笔），１９８７年１１月，载于‘王安忆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

［２１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１９９６年６期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在２０００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文汇报》２０００

年１１月７日

３０

第三章王安忆的城市观和民间立场

命运的认识和把握，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而对婚姻和幸福的主动争取；《长恨歌》

更是讲述了一出日常生活的浪漫传奇，有饮食男女，有起居住行，有烟火人气和旧

故世情。从王琦瑶身上我们看到了都市女性的决绝和坚韧，看到了上海生活的“芯

子＂，也是王安忆一直挖掘的日常生活的内在，“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

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

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

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

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

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圳”在这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某种韧劲和顽强的生命力，

默默穿越时代的关隘，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美。这是王安忆不同于并超越张爱玲的独

特之处。王安忆关注的是虚无后的奋进，人在世俗中的升华，她总是希望在并不安

稳的人生中寻求一些“飞扬”的东西，即使结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但至少完成了

一个理想主义追寻。

王安忆一直寻找这个瞬息万变的城市里的最稳定最真实的部分，发掘普通人在

时间流逝、时代变革中走过人生每一步的淡定与从容，以自由活泼的形式，以柔韧

的笔触表达她对民间社会的独特感知和自觉认同，对能屈能伸、坚韧不拔的市民精

神的肯定与赞扬，从而描绘出她所追求的理想的都市民间社会生活状态。可以说王

安忆的上海叙事不仅重新塑造了“海派’’市民风格，而且大大升华了其文本所蕴含

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

第三节自觉的女性意识和开放的叙述空间

９０年代，随着女性文学的崛起和都市文化的迅速发展，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即民

间叙事，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民间叙事是以个人利益、尘事的乐趣和细腻的心

理体验为主所构成的一种叙事方式，它强调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生的关注。＂

晗１民间叙事的出现对传统的宏大叙事形成了挑战，这一点在前文已论及，这一部分

我们着重论述王安忆的民间叙事与其自身的女性意识之间的关系及意义。

民间叙事与女性创作息息相关，女性创作主要来源于女性自身的独特的体验，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细节及感受。与传统的男性视野中的宏大叙事题材相

比，这一女性的日常化的民间叙事显得微不足道，但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壮大和女

性文学理论的日益丰富成熟，以民间叙事为核心的女性话语逐渐成为一种富有影响

力的叙事模式。从“凌淑华对深闺女性的细密雅致的描写，张爱玲、苏青对女性恋

ｆＪＪ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１９９５年７期

【２１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闻——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１年冬之卷

３ｌ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爱婚姻和日常生活的琐屑细节的刻画＂，“开启了民间叙事的女性话语模式。川妇直到

王安忆自觉地加入到这一叙事模式实践队伍中来，并成功地开拓和发展了这一叙事

模式，我们见证了女性话语日常叙事的不断拓展和壮大。

首先，在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叙述上，前后两拨女作家是一致的，都集中

于对普通入的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但王安忆的叙事更具有平民化的视角，她力避

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及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市井百态的具象和底层女性人

物的真情实感呈现出来，她是世俗的，也是了不起的。尤其是从《长恨歌》开始，

王安忆的叙述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民间叙事的智慧，作家以进入生活和冷静审视两种

态度来呈现芸芸众生的生存、生活和生命状态。她着眼于女性的生活细节和细腻心

理，用平视的眼光对庸常而具体的生活进行深切的体察，温情地女性地体味一个普

通女人传奇的人生。

其次，王安忆的民间叙事表现为自觉的女性意识灌注。这种女性意识具体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审美性质和女性视域中的都市。在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始

终是其书写的主要对象，这不仅因为作家是女性的关系，可以以女性独有的心理、

感受、体验更真实地表现她们的生活、思想和情绪，更为重要的是王安忆认为女性

比男性更丰富，有内涵，更具有审美特质，所谓“为审美而关注女性’’。嘲王安忆笔

下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命运，各有特点，从雯雯，到

欧阳端丽，再到王琦瑶、郁晓秋，然后是富萍、妹头等等，作家不惜笔墨，饱含深

情地书写着这些女性，用审美的笔触建造了一个丰富多彩，温情细腻的女性世界。

在王安忆所建构的这个特殊的女性世界里，作为姐妹们生存空间的都市也以一种女

性的眼光被打量和呈现。在这里，上海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没有码头、帮会，

也没有政界的干涉出入，不被雄性的主宰者所控制，远离了＜子夜》中金融界的风

云、股票交易所的角逐，跳出了《日出》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欲望之地，彻底

将城市从男性的文学传统中解放出来，她以女性的触觉和感性，理智地呈现了一个

纯粹、真实的女性化都市。从女性的精致衣着到吃食，从细腻心思到实际行动，王

安忆书写着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各色生存状态，她们为生存和生活而进行的不懈努

力，温柔里透着勇敢，算计里藏着决绝，软弱里裹挟着坚韧的品质和风姿在王安忆

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开掘。二是女性对男性的疏离即对主流话语的突围和反抗。这

一点主要体现在《长恨歌》中，本文在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只做简单的总结，“《长

恨歌》里的女性视域同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疏离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一诸如

蒋丽莉的父亲、李主任或者严家师母的丈夫——都仅仅是一些不太清晰的背影，他

【１１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１年冬之卷

脚王安忆；＜为审美而关注女性’，载‘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７５页

３２

第三章王安忆的城市观和民间立场

们在那个雄性世界里的纵横征战只能影影绰绰地投射到这个女性视域之中。州门除此

之外，还有程先生、康明逊、萨沙等这样的男性形象，他们在作品中更加的瘦弱，

阴柔，只能加入到女性的小天地中参与聚会、游戏，而女性所需要的责任感和安全

感他们却无力承担。在《流逝》中，“文革一中遭遇家庭变故的欧阳端丽一家，关

键时候只得依靠一位女性走出来面对危难，处理问题，女性走在城市和现实的前台，

她的公公、丈夫、小叔子这些男性在作品中同样显得瘦弱而苍白，他们只有躲在石

榴裙的背后，被女性庇护着。然而，她们又“自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人，共产党在

他们眼里是有着高不可攀的印象，对于政治他们都是边缘人。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

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油盐的生计之中，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更不

用说国家和政治了。＂Ⅲ

再有，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具有叙述空间的开放性特征。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

其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和拘束，例如《金锁记》里的姜公馆，《倾城之恋》里的白公

馆，《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公寓等。这些空间意象本身带有明显的私密性质，人

物的活动范围相对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大多时候锁定在这特定的空间里面，即使

走出去，来到外面的世界，张爱玲也很少花笔墨去展现这外部空间的面貌，在主人

公居住空间之外的大的空间在文本中几乎都处于虚写或虚拟的状态。张爱玲笔下叙

述空问的这种封闭性与作家儿时及成长的环境、经历有关，但另一方面与小说人物

关系的设置有直接的相关，即张爱玲笔下人物关系的设置具有狭窄性和封闭性的特

征。“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对象世界，是他人世界中的一堵墙、一个限定，使他人的

世界在此人面前被阻挡，被隔离，被封闭，被孤立。劳嘲曹七巧是一个典型代表，从

姜公馆到搬出去住，她一直生活在对他人的猜忌和防备中，每个人仿佛都是她的墙，

这一堵堵墙又仿佛是一面面镜子，自己和对方处于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中，却又谁

也离不开谁，从姜季泽到她的女儿、儿子与几媳，她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隔离，

共同构成了一个封闭而狭窄的空间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这封闭里又隐藏着窥视，

越是私密的空间，越易滋生某种窥视的关系。曹七巧是窥视者，王娇蕊和佟振保也

相互充当着对方的窥视者的角色，到后来，佟振保对他的妻子也是窥视着的，以至

于偶然窥见妻子与裁缝的暖昧关系。张爱玲作品中这样的窥视关系很多，这种结构

安排衬托和反映了小说叙述空间的狭窄性封闭性。而这种特殊的叙述空间带来的是

人物的相互伤害和自我戕害的悲剧。我们看到，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则往往走不出封

闭的生活空间和时代桎梏，即使她们试图要摆脱旧家族的笼罩，选择出走，也始终

是不成功的，“她们都仿佛一只脚踏上了都市宽广的街道，另一只脚却卡在家族的

【１１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１９９８年Ｉ期

【２】王安忆：（－Ｅ恨歌》，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５０页

【３】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第３６８页

３３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门槛中。这样，她们或者退回到家族的封闭性空间，在那里窒息而死，如长安；或

者又走到另一种封闭性的怪圈中，在那里徘徊绝望，心情灰暗，看不到任何出路，

如流苏，薇龙。’’【１１

同张爱玲相比，王安忆的小说叙述空间要宽阔的多。首先在王安忆的文本中女

性的生存空间既自由又开阔。王安忆对都市女性命运的阐释与张爱玲是根本不同

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其实与张爱玲笔下的长安、流苏、薇龙是一类人，然而

王琦瑶却拥有和其他几位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从一开始，她就很自然地把自己交

付给了社会和城市，家庭对她的约束显得异常宽松，王安忆小说中的叙述空间一开

始便没有传统家族的围墙，从家庭进入都市似乎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和流苏们

相比，王琦瑶一方面不必担忧家族对她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没有对都市社会的恐惧，

她从家里搬到到蒋丽莉家住，然后去片厂、私人摄影室、晚会、舞场等，都是自然

而然的接触、融入都市的现代空间里。究其原因，王琦瑶能够比她们更加坦然地接

受和顺应这种时代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都市的运行规则，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女性，

除了青春和美貌以外也再无其他优势，她并非注定是胜利者的命运，只是王琦瑶在

经过思索、衡量以后能大胆地、决绝地将自己交付出去，先是交付给这繁华热闹的

大都市，然后交付于都市中有权有势的李主任。王琦瑶真是一位活在上海芯子里的

女人，她勇敢地接受命运安排下的一切偶然，并为之全力拼搏，她的观念里没有流

苏、薇龙们的恐惧、张皇、退缩和被动，无论多坎坷，多绝望，她都敢于面对并能

坚韧地支撑下去。王安忆赋予了她笔下都市女性开放的外部空间，一种以一座城市

为舞台的广阔空间，她们就选择一路走下去；除了王琦瑶，还有富萍、郁晓秋、妹

头很多这一类的女性，王安忆通过她们展示了上海都市的开放性、流通性，也揭示

了上海外部与内部、繁华与底色、动和静浑然一体的都市特后。

ｆｌｌ高秀芹：‘都市的迁Ｈｋ爱玲与壬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１期

３４

结语

硅；五

：日，口

行文至此，关于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故事的探寻研究也将落幕。本文分了三大部

分来阐述，先是从理论建构和历史文化影响切入城市内部，逐步分析上海这一移民

城市及其影响下的上海市民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面性；接着从对王安忆童年生活

的探讨及文化个性涵养形成过程的剖析，渐渐深入作家与上海的情感发展脉络中

来，力图揭示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故事和上海女性的丰富内涵，并努力挖掘出作家致

力于建构的理想的都市民间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这一研究，获得了关于王安忆

的上海书写新的认识和思考。

在新时期文坛上，王安忆是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评论界认为她是一位“能够

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ｎ１的具有丰富深厚潜力的作家，“她每一阶段的

创作总是在同时期的创作主流中凸现出来’’圆，“她的小说被认为富有‘深度’和

‘理想精神Ｍ，“她是一位成熟的写作者＂口１，一位满怀温情和宽容的人文主义作家。

王安忆的上海叙事，将目光安放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着眼于表现上海女性丰富

复杂的情感形态和内心世界。在其笔下一批批女性形象卓然而立，为当代文坛提供

了血肉丰满、内涵深厚、具有深湛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系列。从早期的“雯

雯系列＂——滞留的少女温和优雅的等待一份“古典主义浪漫＂式的拯救，到《流

逝》——庸常之辈登场挽救自身命运的苦涩而温情的坚守，再到《逐鹿中街》、《长

恨歌》、《桃之天天》——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普遍人性的找寻，王安忆一直不断前

行；从关注人自身的悲剧命运，到对个体身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开掘，王安忆自

觉而执著地建构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揭示普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瞩目某种理想的

城市生存形态。我们从作家身上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她的作品也

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脉络及文化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忆的

上海叙事在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她对海派

文学的继承和变革，为中国现代海派文学开启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

正如陈村在《长看王安忆》一文中的所做的评论：“在中国的职业作家中，她

是最像作家的一个。没有宣言，没有旗帜，没有花絮。在长长的岁月中，她总是有

作品，总是有新的好的东西。对她，你可以期待。你可能比她辉煌，但没她古朴。＂

“在中国的女性作家中，她是最像女性的一个……她是一层层做起来的：是她自己，

是女人，是人。她把每一层都做得扎实，还不曾歪曲自己。用比较俗套的说法，她

像走向河口的河，饱经世故，渐渐开阔、舒缓、宠辱不惊。＂嘲

【１１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０页

【２】陈思和：《新时期文学概说（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初版

【３】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

嘲陈村：《长看王安忆》，《时代文学＞２０００年ｌ期

３５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著作目录：

参考文献

１．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六卷），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２．王安忆：＜王安忆作品系列》（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４．王安忆：《长恨歌》，海口：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８月版

５．王安忆：《富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６．王安忆：｛：桃之天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１版

７．王安忆：《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８．王安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弟兄们一“文革”轶事＞》，北京：中国文联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

９．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散文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０．王安忆：《王安忆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１．王安忆：《骄傲的皮匠》，北京：海豚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８月版

１２．王安忆：《王安忆读书笔记》，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

１３．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１４．张爱玲：《流言》，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

１５．张爱玲：《张爱玲文集》（五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６．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７．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４月版

１８．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４月版

１９．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１９３０－１９４５｝，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０．罗兹·墨菲：＜上海一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２１．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１８６０－１９１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２２．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月版

２３．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２４．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

２５．戴锦华：《涉渡之舟一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参考文献

２６．陈思和：《新时期文学概说（１９７８—２００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初版

２７．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

２８．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

２９．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参考论文目录：

３０．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３１．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１９９５年第７期

３２．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３３．王安忆，郑逸文：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３４．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２００２

年第３期

３５．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在２０００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汇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７日

３６．钟红明：《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３７．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１４，说评论》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３８．张新颖：《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王安忆谈（长恨歌）》，＜当代文学研究资

料与信息》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３９．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２００１年１期

４０．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ｌ期

４１．黎荔：《论王安忆小说的叙事方式》，《唐都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４２．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４３．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１

年冬之卷

４４．吴义勤等：《文本化的“上海”——新长篇讨论会之－－王安忆的＜富萍＞》，‘小说评论》２００１

年２期

４５．李泓：《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６期

４６．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山东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４７．李新：《王安忆上海小说：城与人的三种意义》，‘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３期

４８．俞沽：‘上海城市的当代解读——评王安忆的两个长篇：＜长恨歌＞与＜富萍＞》，《杭州师范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３７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４９．吴俊：‘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５０．高秀芹：＜都市的迁徙一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ｌ期

５１．陈村：《长看王安忆》，‘时代文学》２０００年０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