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pular song

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商业功能

宋秋敏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摘要: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表现出诸多有异于传统诗文的“另类”

特质和社会功能。其中,由于频繁地介入商业活动而形成的商业功能,便是唐宋词

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功能之一。它不但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有助于艺人唱词

伎艺的提高,而且推动了词体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唐宋词;流行歌曲视角;商业功能;表现形态;价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705-0061-04“流

行歌曲”一词源自英文PopularSong也译作大众歌曲”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受到

普遍欢迎,并被广泛传唱的歌曲。另从音乐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又专指同“艺术歌

曲”相对而

言的“通俗歌曲”。本文对流行歌曲概念的指称,偏重于前者。

唐宋时期并无“流行歌曲”的说法,但实际上,大部分配乐歌唱的唐宋词从某

种意义上说就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对此,袁行霈先生即指出:“唐五代北宋的

词,基本上可以称为当时的流行歌曲。”

[1]279

谢桃坊先生也认为:“宋词中

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而小唱是由简单

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曲。”

[2]40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表现出诸多异于传统诗文的“另类”特质和社

会功能。其中,由于频繁地介入商业活动从而形成的商业功能,便是唐宋词所具有

的特殊社会功能之一。

一、流行歌曲属性对唐宋词商业功能的促成

唐宋词商业功能的形成和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首先,城市经济的迅猛

发展为词的兴盛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城市经济十分繁盛的时期。以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为例,北宋

时

的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

耀目,罗绮飘香……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3]16

而南

宋都城临安,其繁华程度则又超过了北宋的汴京:“杭山水

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3]1

繁荣的经济促进

了商品消费,刺激人们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辇毂之下,

奔竞侈靡”,毕“华靡而不实矣。”[4]1977

在这种社会风气的鼓

舞下,声色之娱必然成为大众精神消费的首选。

其次,市民阶层已成为当时文化消费活动的新生力量。宋代城市数量大大超过

前代。北宋熙宁年间,全国大小镇市已近两千个,仅府、州一级的大城市就有350

个以上,到了南宋,临安四郊15里范围内就有10多个规模不等的市镇。城镇的兴

起促

进了市民队伍的扩大,据考证,北宋时期的城镇户口有数百万户,人口超过一千万,

约占当时总人口的

10%。[5]49这支勃兴的市民队伍,他们的嗜尚必定左右着都

市的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

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

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

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6]159

市

民阶层“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主要

表现在他们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的沉醉和迷狂。以消费为主导的市民文化需要令

人耳目一新的文艺载体,时髦新奇的曲子词于是成为当时文化消费市场的“宁馨

儿”。

再次,商品意识对文化消费领域的渗透,对于宋代文化市场的形成起到一种导向

作用。两宋经商之风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官到小吏再到市井小民,甚至从药

房医师到寺院僧侣,无不热衷于经商赢利。“官大者往往交赂遗,

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7]675

,“人人争欲采山煮海,执技列肆,以邀美利。”[8浓]厚的商业

文化氛围使得原来基本不具有交换性质的作词唱曲活动也进入商业领域,具备

了商业化社会功能。

收稿日期:2006-05-20

作者简介:宋秋敏(1974—,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uzhou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2007年9月第5期

Sep.2007No.5

从流行歌曲视角而言,唐宋词商业功能的形成和不断强化,又与其配乐可歌、流

传面广等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从它“流行”与“可歌”的特性出发,分述

其必然具有商业功能的原因。

词曲消费活动是宋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消费主体来看,宋代社会无论尊卑、

老幼、男女,都对听词赏曲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

弦于茶坊酒肆。”[3]16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3]18即描

绘了当时社会传唱曲子词的热闹场面。不过,这种“全民消费”的状况又因参与者

消费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市井民众的词曲消费往往在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消费

行为与接受行

为同时发生,属于较为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而士大夫文人的词曲消费状况虽然与

普通市民有所不同——他们喜欢在较为私人化的空间内听官妓或家妓唱词,并经常

亲自参与词曲创作,商业色彩较为淡薄,但统治阶级的喜好无疑会对曲子词的进一步

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对词曲消费客观上的大量的需求,加速了唐宋词商

品化的进程,为它持续稳定地发展提供了买方市场的保证。

流行歌曲的另一个属性是“可歌性”音,乐是词的媒介,它赋予词以不同于其

他文体的体性特征和审美感受,而音乐与文学结合后所产生的特殊艺术效果,则恰好

迎合了当时社会追求享乐的消费心理。曲子词以歌妓演唱为主的传播方式,在给人

以听

觉享受的同时,又给人以视觉的愉悦,因而成为当时“全民化”的娱乐性文艺。宋

太祖赵匡胤就曾以听歌赏舞的享乐生活做诱饵,鼓励大臣“歌儿舞女以终天

年”[4]8810。宋代士大夫的酒筵华席上,也断然少不了“风流妙舞,樱桃清唱”

晏（殊《少年游》、“好妓好歌喉,不醉难休”欧（阳修《浪淘沙》之类征歌选舞

的场面。浅斟低唱的方式更受到市民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人话本《金明池吴清逢爰

爰》讲述了市井间的唱曲情景:“无移时酒到痛饮。那女儿所事熟滑,唱一个娇滴滴

的曲儿,舞一个妖媚媚的破儿,挡一个紧飕飕的筝儿,道一个甜甜嫩嫩的千岁

儿。”由此可见,风流妩媚的小词经由女艺人语娇声颤,字正腔圆的演唱,能产生

特殊的美感效果。市民们在听词和唱词的过程中,舒缓了压力,宣泄了情绪,获得快

感和满足感。

此外,由于曲子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它的商业功能的实现还带动了诸如勾栏

瓦肆的扩建,茶馆酒肆的消费,词集曲谱的印刷,歌妓队伍的培训等相关产业的蓬勃

发展。

二、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商业功能的表现形态

创作、传播和接受是流行歌曲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三个必要环节,因而,唐宋词的

商业性功能也就主要表现在作词、唱词和听词的过程中。

首先是词的创作呈现商品化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某些

词人以作词谋生;二是指词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消费者的好恶

已经成为决定作品内容的重要力量。

以作词为谋生手段的一般是流落市井的下层文人。王

灼《碧鸡漫志》卷二载:“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佑之前犹未盛

也。熙、丰、元佑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9]84这位张山

人就是以谐谑词作为商品来“鬻钱以糊口”的。又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

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

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10]118由此可知,一些词在柳永手

中,也是用来交换“金”和“物资”的商品。还有一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文

人,因生活需要而加入都市通俗文学创作的行业组织——书会,如宋人话本《简帖和

尚》,云:“当日推出这个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做了一只曲儿,唤作

《南乡子》。”书会先生以文学创作为职业,通过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来取

得相应的报酬,从而保证了文学作品商业价值的实现。当然,也有市井乐工或“做

赚人”参与填词,但“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9]281难,以达到书会中专业词作

家的水平。

词既然作为一种商业化的精神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它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循

商品生产的规则。市场竞争机制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

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晚唐文人赵璘所撰《因话录》中的一段文字颇能说

明问题:“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

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

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这里为“愚夫冶妇”所“乐闻”的“淫秽鄙亵之事”

其,实就是男女情爱、性爱之事。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类题材大受欢迎,教坊已

“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由此可见,欣赏者的喜好从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暗

示和引导着词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词创作呈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和目的性。唐宋词中

之所以出现大量抒写男女情思、春愁秋怨、离愁别恨、享乐今生的作品,一方面不

能排除作者“从俗”词（为艳科的定法的创作心态;另一方面却也是日益壮大的

市民阶层高度膨胀的情欲和物欲在作品中的体现。南宋后期,词朝着“诗化”和

“雅化”的方向发展,多用来抒发士大夫文人的“修齐治平”之志和骚雅之情,严

重脱离了普通市民。由于违背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法则,词的大众消费市场急速

萎缩,唐宋词由此走向衰落。

其次是唱词目的的商业化取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一种是歌妓将

唱词活动直接作为文化产品出售,以获取生活之资;另一种是商家以唱词为商业手

段,通过唱词来扩大商业影响,从而间接获利。

在曲子词的初起阶段,部分唱词活动已初具商业功能。如崔令钦《教坊记》记

唐教坊事,中有一则云:“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

得其速醉,多劝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吃槌子（按即饼食亦醉,不须酒

也。”[11]125这便是艺人应邀到私宅卖艺的实录。王建又有《观蛮妓》诗:“欲

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记述了女

艺人以卖唱来博取钱物的情形。宋代艺人以唱词为生的情况十分普遍,从业者遍布

于都市的大街小巷、茶坊酒楼和勾栏瓦肆,酒楼卖唱

者如“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分支”[3]119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

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南宋志传》第14回更详细地

描述了大雪小雪在南京御勾栏演唱场面：大雪先唱一曲名《浪淘沙》……小雪继唱

一曲名《蝶恋花》……小雪持过红盘子，下台遍问众人索缠头钱。豪客、官家各争

赏赐。”[12]785由此可见唱词行为与货币直接交换的商品化过程。当时,民间著名

的歌妓就有“苏州钱三姐、文字季惜惜、鼓板彭一姐、吕双双、一丈白杨三妈、旧

司马二娘、普安安、徐双双、彭新”等。她们伎艺精湛,“后辈虽有歌者,比之前

辈,终不如也。”[3]178

曲子词的广泛流传也引起了商家的普遍关注。例如,当时的艺人应商贩之求,根

据他们各不相同的叫声,配合乐章,创作歌曲,以增加商品的知名度,被称为“吟

叫”[13]393。又据《都城纪胜》载,当时瓦舍的一种伎艺“叫声”是“自京师起

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3]10。此外,一些酒肆也经常请

艺人在门前奏乐歌唱以招徕顾客。《梦粱录》就记载了临安“卖梅花酒之肆,以鼓

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茶肆中“敲打响盏歌卖”的情形。[3]130临安城里

还有一些商贩边唱歌曲边卖糖果。如“洪进唱曲儿卖糖”等。[3]109鉴于曲子词

“声色兼备”的表演效果,甚至连官府卖酒时都要“于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

上中甲者”来演唱。及至南宋,几乎所有的官营酒肆“皆彩旗红斾,妓女数十,设

法卖酒,笙歌之声,彻乎昼夜”[14]5042。歌妓们“玉指纤纤,秋波滴滴,歌喉宛转,道

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3]178自,然能够汇聚大量“人气”扩,大商品影

响,从而取得良好的市场收益。

再次,唱词场所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在宋代以前,民间伎艺的表演往往是“街谈

巷语,道听塗说”演,出场地和演出时间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宋代包括唱词在内

的民间伎艺表演,则主要是在从事商品交易的场所,即以“瓦市”为主的商业性场所

中进行。“瓦市”又称“瓦肆”,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

门”[3]166实,即当时专门的文化娱乐市场。宋代瓦肆数量很多,规模也不小:开封

潘楼酒店附近的一个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一;个被名之为“象棚”的

规模最大,“可容数千人”。[3]25在临安有规模的“瓦舍”也有十七处。曲子词

在当时“瓦舍”中的地位已颇为显著,其最主要的表演方式是小唱。此外,《东京

梦华录》的“京瓦伎艺”条中记载的与词有关的名目还有嘌唱、般杂剧、诸宫

调、商谜、合声、叫果子等多种。《梦粱录》中也提到诸如说唱诸宫调、唱赚等与

词关系密切的说唱文艺。曲子词多姿多彩的形式丰富了“瓦舍”的娱乐内容,使人

“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不“以风雨寒暑”皆,要前往;致使“诸棚看人,日日如

是”而,且有的惟恐“差晚看不及也”。[3]25瓦舍勾栏演出向观众实行收费入场

制度。杜仁杰《庄家不识勾栏》云:“见一人撑着椽做的门”要“了二百钱放过

咱”。为了扩大商业影响,增加经济效益,它还使用具有商业广告性质的“招子”

来进行宣传。“招子”类似于今天的海报,而且“事实上已有商业广告的性

质”[15]77。由于瓦舍里有若干勾栏同时演出,观众选择看什么节目,在哪座勾栏

看,都得看“招子”。瓦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官府的管理,据《咸淳临安志》卷十

九的记载,南宋时,临安城外的瓦市“多隶殿前司”城.内瓦市“隶修内司”这,就为

其稳定有序发展提供了官方保障。

除瓦市之外,茶肆酒楼也是宋代艺人从事商业性表演的场所,如“诸处茶肆,清

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莫不靓妆迎门，外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

目”[3]120。宋代民间还有许多“路歧人”指,那些没有固定演出场所在各地流动演

出的艺人,也称“路歧”或“歧路”。《武林旧事》云:“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

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3]122尽管它们的演出规模和伎艺种类无法

与专业性的演出场所相提并论,但在商业性特征的表现上,则与瓦市是完全相同的。

三、流行歌曲视角下唐宋词商业功能的价值分析

随着商业性唱词活动在民间的发展,它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日益显著。这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并又提高了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

平。

唐宋词商业功能的强化,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文化消费的机会。商业性文化

消费是一种艺术活动,但首先是一种商业活动。唱词行为一旦进入商品市场,艺人与

消费者之间就变成了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的经济关系,而联结这种关系的纽带是金

钱。这种较为纯粹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使得大众由原来文化娱乐中的边缘地位,一跃

而成为商业性文化消费的主导者。不走商业化道路,市井平民要想在文化消费中取

得这样的地位,难度是相当大的。

商业性唱词活动以文学作品为脚本,通过艺术表演的形态为广大民众所欣赏和

接受,而脚本的创作者往往是落魄的文人,这就使得文人和民众间有了可以沟通的桥

梁,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大众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

其二,词的商业功能促进艺人唱词伎艺水平的提高。

商业性演出产生之前的古代表演艺术,或者只供上层社会享用,或者只是民间自

发业余演出。前者虽为专业艺人表演,但因艺人人身自由受限,生活面狭窄,难以在

艺术上有所创新;后者源于大众生活,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但表演者未经专业系统训

练,也很难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商业性唱词表演就显示出优越于以上二者的条件。

一方面,艺人与社会的接触面较为广泛,可以博采众长,自由选取具有竞争力、吸引

力的表演形式和表现内容,另一方面,从事商业性表演的艺人大多是专业人员,有较

高的伎艺水平,有能力对现有伎艺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完善。而且,为了保证商业性唱

词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唱词艺人还必须遵守一定的表演规范。例如,南宋陈元靓编的

《事林广记续集》卷七内就保存有遏云社的社规社条:“夫唱赚一家,古谓之道

赚。腔必真,字必正。欲有敷亢掣拽之殊,字有唇喉齿舌之异,抑分轻清重浊之声,

必别合口半口之字……假如未唱之初，执板当胸，不可高过鼻。须假鼓板撺掇，三

拍起引子，唱头一句。”[16]556对唱赚

的渊源、唱法、配乐、演唱姿态,演出禁忌等都有明确规定,为唱词艺术有组织

有规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三,商业功能为曲子词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使词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

的发展趋势。

茅盾说:“真正的市民文学……代表了市民阶级的思想意识,并为市民阶级所

享用欣赏,其文字是通俗的,其形式是全新的、创造的,其传播的方法则为口

述。”[17]381用于商业性演出的词作,其服务对象就主要是市民大众。因此,满足

市民情感活动和感官刺激的文化消费指向,必然对传统文化中的固有观念有所触动,

从而促使人们（主要是文人原有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发生明显的变化。以柳永为例。

据说柳永少年时非常喜欢一首市井间的流行歌曲——《眉峰碧》（蹙破眉峰碧,

并将它写在墙壁上,反复玩索,“后悟作词章法”[8]1539。由揣摩一首词而悟“作

词章法”的说法显然并不可信,然而从历代评论家对其“骫骳从俗”[18]311、

“浅近卑俗”[10]84、“辞语尘下”[19]254等评语中,不难看出市民的审美趣味和

人生理想对柳词的直接影响。

另外,对于那些地位较高,毋需考虑词作商业效益的文人雅士而言,民众高涨的

词曲消费热情和作品被广泛传唱的成就感也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例如,在北宋人

的

一些著述中,论及某位词人的地位及影响时,总要列举其词作的传播情况;而在论述

某篇名作时,也往往要提及民众对它的喜爱程度。因此,曲子词商业功能的实现也就

间接成为他们希望作品面世、供人消费的动力来源。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加重了

唐

宋词的“雅化”色彩,为词品、词风、词艺的改造和提升创造了条件,既确定了唐宋

词

在文学史上雅俗共赏的重要地位,也促成了大量经典作品的诞生。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借助于商品流通的渠道广泛流播于民间,在

市场

竞争机制的调节下不断壮大,这是对儒家先祖们“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

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传统观念的反叛。其迥异于诗文

的文体特征,如

“词为艳科”的创作传统,轻灵小巧、句式参差的体貌特征以及以柔为美、以悲为

美、以艳为美的审美心理定式,为后代“流行歌曲”的蓬勃发展确立了成功的典

范。当然,与现代流行歌曲一样,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唐宋词中也有部分迎合市民阶

层低级趣味的作品,它们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商业功能对唐宋

词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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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