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游戏小说结局

《饥饿游戏：一》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

作者：周丽萍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2015年第12期

周丽萍

（徐州医学院外语教研室，江苏徐州221004）

摘要：《饥饿游戏：一》是一部以女主人公“我”的视角展开的个人型公开叙述小说。女

性人物的“看”在确立她们主体地位的同时将男性边缘化，并建构女性意识。个人型公开的叙

述声音有着名正言顺的权威，但是女性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压制，作者通过让人物

保持自己的声音、运用第一人称群体代言人式的叙述声音、内心独白策略来消解男性的权威，

打破父权下的传统叙事传统，以迂回隐秘的方式发出女性的声音，获得叙事的权威。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叙述权威

DOI：10.16083/.22-1296/g4.2015.12.055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12—0123—02

收稿日期：2015—05—12

作者简介：周丽萍（1981—），女，江苏宜兴人。徐州医学院外语教研室，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苏珊·柯林斯的小说《饥饿游戏：一》自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好评，连续超过一百周高居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该小说以主角“我”（凯特尼斯）的视角展开，向读者讲述了发生

在帕纳姆国的故事。为了惩罚叛乱者并给国内其他区的人民以警示，帕纳姆国创立饥饿游戏：

每年治下的十二个区选派被称为“贡品”的男女青少年各一名到竞技场厮杀，直到唯一的幸存

者胜出。在第74届“饥饿游戏”中，“我”代替被抽中的妹妹成为“贡品”，和十二区的另一

位“贡品”皮塔结成明星恋人组合，历经各种考验，迫使大赛组织者改变游戏规则，最终双双

成为获胜者。

女性主义叙事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它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

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1］美国学者苏珊·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

叙事学》一文中首次出现“女性主义叙事学”并系统地阐释了研究目的和方法。女性主义叙事

学主要聚焦于女作家的作品，结合性别和语境来解读作品中叙事形式的主题意义和女性权威的

建构过程。本文就将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对《饥饿游戏：一》的女性视角和叙事声音进

行分析，从而挖掘隐藏在文本下的女性权威。

一、《饥饿游戏：一》的女性叙事视角

视角是叙述者在叙述时所采用的观察故事世界的角度。小说从女主人公“我”的视角展开，

向读者讲述故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视角关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

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1］有必要加以解释的是，

“叙述中那个被描述为‘看到’事件的人就是‘聚焦人物’”。［2］也就是说，在小说中“我”

既是叙述者，也是聚焦人物。

在男权文化中，“男人观察女人，女人则看着自己被观察”。［3］小说中视角的选择显然

是女性人物，由女性来“看”男性，从而将女性置于主动地位，男性处于被动地位，颠覆了父

权社会里“看”与“被看”主客体的位置。此外，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出场都是通过“我”的

“看”呈现的。“看”决定小说中人物的重要性：凯特尼斯对狐狸脸、露露、加图的一再“看”

和观察使得他们比其他选手在文本中占据更多篇幅，主体地位更加明显，而很少注意到的那些

选手则显得无足轻重。“我”的叙事权威得以在“看”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但是“我”的有限

视角会存在一定的限制，在叙述过程中对其他人物的了解缺乏全面性，从而使叙事权威大打折

扣。如“我”对皮塔和其他选区的选手结成联盟的行为和他对“我”的感情一直存有疑惑。

“我”的不明真相无疑会降低“我”的叙事权威。但是作者巧妙地通过叙事策略弥补了这一缺

陷，即通过“我”聚焦者的眼光和故事中人物即“观众”的眼光互为加强的关系使得有限视角

暂时变成全知视角。“我可以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观看这一切——在追踪蜂袭击他们之前的夜晚，

他整晚没睡，和加图明争暗斗，试图让我逃脱；他躺在河岸的泥淖中，睡梦中还在轻声呼唤我

的名字”。［4］借助观众的视角，从而突破视角受限的困境，“我”解开了心中的疑问并加强

“我”的叙事权威。

二、《饥饿游戏：一》中的叙述声音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出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

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5］她同时指出女性作家写

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为了赢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建

立影响的企求。［5］根据兰瑟对叙述声音的划分，《饥饿游戏：一》属于个人型公开叙述，即

“叙事者对着文本外受述者公开讲述‘我’的故事”。［6］

20世纪80年代，个人型叙述声音已为女性作家们广泛采用。尽管个人型叙述者只能申明

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和有效性，从而使其女性权威大打折扣，但“个人型叙述往往被当作

自传体，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因为“女性一旦在话语中被识别为‘我（我

的）’（I�s），这样身份的女性就成了‘个体的人’（indivisual），占据着只有优等阶级

男性才能占有的地位”。［5］在《饥饿游戏：一》中叙事者对着文本外的受述者公开讲述“我”

的故事时，叙述声音中包含着一种本色的、离经叛道的独立意识。因为小说中“我”的叙述声

音权威的名正言顺，“我”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压力面前都必须保持自己声音的一致性。“我”

认为参加访谈节目是像跳梁小丑一样去讨好那些“我”痛恨的人；［4］但是为了获得赞助又必

须去讨好观众，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在访谈中，“我”巧妙地避过敏感话题，表达真实的想

法，最终坚持了自己的声音。其次，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群体代言人式的叙述声音来消解男性

权威。小说中时不时会出现“我们”、“咱们”这些代言人式的叙述声音。“我们”代替了

“我和盖尔”或“我和皮塔”；文本中的女性叙事者夺得话语权，使男性处于“失语”的状态，

从而颠覆男性权威，确立“我”的主体女性地位。最后，作者以内心独白的方式让女性发出自

己的声音。小说中盖尔虽然明白食品券不过是凯匹特人分裂“夹缝地带”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工

具。但是当他看到不需要为了食品券冒生命危险的富家女马奇时还是不能控制他的情绪，莫名

对马奇生气，而“我”在内心认为“他的气愤毫无意义”，［4］理智让“我”能够比盖尔更客

观地看待事情。作者通过内心独白的策略让读者了解到独特的女性声音并消解了男性理智、女

性情绪化的简单二元划分。因为文本中社会环境对声音的压制，“我学会管住自己的嘴”，［4］

不愿结婚、不生孩子的打算只能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一方面违背了传统小说中女性

人物大都赞同或者会经历结婚生子这一“自然的”人生过程，另一方面以迂回的方式发出声音：

对饥饿游戏和帕纳姆国的不满和反抗。

三、结语

通过对小说叙述视角和声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个人型公开视角、文本压制等方

面所做的突破。主人公“我”的女性视角确立了女性主体权威，但同时必须借助他人的视角来

弥补“我”有限视角的缺陷，使“我”的叙事权威得以加强。个人型公开的叙述声音有着名正

言顺的权威，但是女性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压制，这就使得她们必须想出应对的叙

事技巧和策略。作者通过让人物保持自己的声音、运用第一人称群体代言人式的叙述声音、内

心独白策略来消解男性权威，打破父权下的传统叙事传统，以迂回隐秘的方式发出女性的声音，

获得叙事权威。

［参考文献］

［1］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罗宾·沃霍尔著.王丽亚译.形式与情感/行为：性别对叙述以及叙述对性别的影响

［J］.江西社会科学，2008（1）.

［3］罗宾·沃霍尔著.王中强译.唐伟胜校.眼光，身体和女主人公：《劝导》的女性主义

叙事学解读［A］.唐伟胜.叙事（第一辑）［C］.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4］苏珊·柯林斯著.耿芳译.饥饿游戏：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5］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

［6］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

国语学院学报，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