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贤贞综艺

收稿日期：2017-12-28

作者简介：彭健（1992-），男，贵州大方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学。

2018年第1期

第36卷

（总第192期）

NO.1，2018

Vol.36

GeneralNo.192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OFGUIZHOUUNIVERSITYOFENGINEERINGSCIENCE

摘要：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永隆二年以后，明经进士二科始帖经，并分别于当年和

开元二十五年以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定制。帖经标准一般为“每经十帖”和《老子》五帖。但在试贴的

发展过程中，“孤章绝句”、“倒拔”等帖经弊端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以诗赎帖的现象。帖经地位在“三项试”考

试制度中地位不高，不仅是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的结果，同时还受到科举取士重诗赋、官员选拔重进士出身

而轻明经出身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考试；帖经；弊端；赎帖；诗赋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39（2018）01-0066-06

唐代科举考试帖经研究

彭健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科举考试是唐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分为制举、常科两大类。制举由天子自诏，不定期举

行；常科每年按定制举行，由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科目组成，考试科目虽多，但以明经、进士

二科为重。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在“三项试”考试制度中，帖经都是必试的科目。因此本文拟从

帖经的起源入手，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明经、进士二科帖经的制度、方法及标准等的发展变化，揭示帖经

在科举考试科目中的地位，以增加对唐代帖经状况的认识，并进一步解读唐代科举制度和研究唐代科

举与文学。

一、帖经起源及原因

在阐述帖经之前，应对唐朝的经籍划分有所了解，《唐六典》云：“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

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

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

兼习。”

[1]109

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唐初根据经书字数的多少将其划分为大经中经小经，除了研习大中

小经以外，还要兼习《孝经》、《论语》、《老子》等。

那么，何为帖经？“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

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2]卷第十五

帖经即是将经书左右两边遮住，只开中间一行，再用纸遮盖三

字，考生根据前后经文补充句子，将所缺的三个字写出来即可。一般每条帖三字，也可根据需要增减字

数。由此可见，帖经主要考察举子对经文的熟悉程度。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

帖经作为唐代科举考试中重要的一环，在唐科举考试创立初期是不帖经的。据杜佑《通典》记载：

“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2]卷第十五

唐

初作为科举考试代表的明经、进士二科只试策，不帖经。明经试墨策，进士试时务策。史载帖经最早见

于何时：

至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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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通之。[2]卷第十五

刘思立的谏言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永隆二年（681年），唐统治者颁布《严考明经进士诏》，诏令规定：

自今已後，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

令试策。[3]161

可见，永隆二年，是帖经作为科举考试试项的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此后，明经科始试贴，考试场次

由此前的第一场试墨策变为第二场，即第一场试帖经、第二场试墨策；进士科先试杂文，再试时务策。

诏令中虽未言及进士帖经试项，但自永隆二年以后，进士科确有实行帖小经的考试试例。据《唐语林》

记载：“开耀元年（681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

[4]卷八

《唐六典》也记载了进士帖经的试例：“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皆经、注兼帖。)”

[1]45

虽然关于进

士帖经的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永隆二年（681年）以后的进士考试场次由此前的第一场试时务策

变为第三场，即第一场试帖经、第二场试杂文，第三场试时务策。此时进士科目中的帖经还未受到重

视，究其原因，陈飞先生认为此阶段的进士帖经“大都是‘加试’性的，可能实行得并不正规，也不严格，

所帖之‘经’也多为一小经或《老子》、《孝敬》、《论语》以及前代史之类，其地位仅为‘小经’甚至不及小经

之重要。”

[5]127

虽是实行“三项试”，实际上此阶段进士考试仍以试杂文及时务策为主，直至开元二十五年

朝廷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诏令规定：“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

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

[3]344

进士帖经的地位才得以重视，因此学界也多把开元二十五年看作

是“唐代进士科‘三项试’制度的真正确立。”

[5]129

何以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呢?这与考生“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惟诵文策”有关。唐

初的科举考试，无论进士还是明经都只试策，明经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这也是统治者有意而为，

企图以儒家伦理教化来维护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唐统治者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以督促考

生阅读经典。自武德四年（621）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只试策的考端日益显露。《唐会要·帖经条例》记载：

“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

[6]卷七十

五“正经”，当指包括《礼记》、《左氏春秋》等大中小三经在内的九经文本，“义条”应指试策中的重要经文

义理，类似于明经墨策考试中的标准答案。明经试墨策，考试相对简单，只需考生熟读经文释义即可。

唐王朝以墨策试举子，目的是为了让读书人熟读朝廷统一规定的经文，在巩固经学教化功能的同时，也

能培养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考生“不读正经”，而是将以往考试的经典义条抄

录下来，加以熟记。自是能轻易通过考试，但却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违背了国家培养和选拔精

通儒学的人才制度。更重要的是借助经学加强教化、移风易俗的目的没有实现。“才有数卷”说明摘抄

义条的风气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实已到达整治作风改革考试的地步，考功员外郎刘思立意识到这个问

题，“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杂文,自后

因以为常式。”

[6]卷七十六

针对这种不读经典的弊病，刘思立才以其庸浅奏请加试帖经杂文，并得到最高统治

者的认可。永隆二年朝廷颁布《严考明经进士诏》敕令明经考试始帖经，自此，帖经作为定制成为了科

举考试明经科的第一场。只有第一场帖经通过，方能进行第二场的试墨策。

二、帖经的标准及发展

如前所述，永隆二年以后，明经科帖经已成为定制，只有通过第一场的帖经考试，才有资格继续接下

来的第二场试制，因此帖经考试就变得极为重要。那么，明经是如何帖经的？其通过的标准又是什么？1.帖经的标准

《唐六典》云：“旧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

六已上，然后试策十条，通七，即为高第。开元二十五敕：诸明经先帖经，通五已上，然后口试，每经通问

大义十条，遍六已上，并答时务策三道。”

[1]109

根据此条令，此处旧制当指永隆二年之后、开元二十五年之

前的明经试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根据唐朝对大经中经小经的划分以及通二经、三经、五经的标准，

此处的“每经十帖”应指大中小三经每经试十帖，而非九部正经分别每部试十帖。调露二年刘思立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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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虽提到“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但并未言及帖经方式及标准。据此条令中记载：“《孝经》二

帖”、“《论语》八帖”，《孝经》、《论语》二者总计十帖，《老子》不仅试五帖，并且兼注五帖，共计十帖。“每帖

三言”，皆“通六已上”即为通过，可以继续第二场试墨策。以上可算是永隆二年后至开元二十五年前明

经帖经的方式和通过标准。自此以后的明经帖经基本遵循此制，虽有调整，但变化也不大。帖经本来

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但《老子》并不属于儒家经典，却也被纳入帖经的范围，这与统治者的偏爱有关。“上

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

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

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

[6]卷七十五

早在上元元年，武则天就谏言让百官研习《道德经》，在明

经帖经试中可抵《孝经》、《论语》二部儒家经典，大有将《老子》提高到与儒家经典同等地位的趋势。这

一行为不是个人的偏爱，“玄宗开元五年……及注《老子道德经》成，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灭《尚书》、

《论语》策，而加试《老子》。”

[7]723

可见唐对《老子》的偏爱并非局限于某个帝王，而是整个大唐王朝，这就

不难解释非儒学经典的《老子》也成为帖经的对象。2、帖经的发展

明经帖经在发挥改革风气、督促举子阅读经典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据《通典》载：“后举

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

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联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

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

[2]卷第十五

帖经考试本是为了督促考生阅读正经，了解经文大义。

只需考生有一定的记诵能力，熟读经书释义即可应付，这种考试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造成“举人积

多”、难于取舍的弊病。故考官不得不提高考试难度，多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等孤绝困难、容易混

淆的题目。更有甚者，考官会出一些“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的难题、怪题。相较于“中间

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的出题方式，这种“倒拔”的出题方式难度大大增加。虽然解决了人才

取舍的难题，但举子为了通过考试，想尽一切办法去收集历年考试的难题怪题，并把孤绝幽隐的经文编

成易于习诵的诗赋，也即是时人所谓的“帖括”。

[7]725

此种风气日益滋长，最终积弊成俗。据《旧唐书》记

载：“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

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8]卷一百二十三

由此可见，帖“孤章绝句”不仅没有选出真

正通晓经典的人才，反而造成世人不读经史，经典被束之高阁，对经文大义，却不甚了解。这无疑又回

到了“不读正经、抄撮义条”的老路去了。针对这种弊病，开元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窃见今

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

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

典。”

[8]卷一百一十九

《唐会要》亦记载了这一事件:“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

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

[6]卷七

十五但杨玚的上奏并未立即引起朝廷的重视，虽然在开元二十五年的改革中，统治者注意到了“明经以帖

诵为功，罕穷旨趣”，“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

[3]344

，但针对帖经必取“年头日月”、“孤经绝句”的弊

病，要求“尽帖平文”的改革则是天宝十一年的事了。

对于科举取士暴露出的弊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进行改革，诏云：

“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闻，可以从政。且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

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

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

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

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

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

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庶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

勉与。”

[3]34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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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诏令针对“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

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的取士弊病，

[3]344

对明经、进士二科帖经进行改革，其中有两点值得

注意：一是明经“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这与永隆二年的诏令要求每经十帖、通六以

上即为合格的帖经相比较，难度有所下降，这也算是从帖经标准上对上文“孤绝幽隐”的难题、怪题的一

种回应，但未进行彻底的变革。对于“帖诵为功，罕穷旨趣”的帖经问题，则通过停墨策、改为口试问大

义，此处的大义当指正经经文大义，可见是为了弥补帖经“帖诵为功”的不足，欲通过口试问大义促使考

生通晓经义，取通六已上。并增加第三场考试，试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二是进士帖经

得到重视，并以诏令的形式确立下来，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进士科“三项试”的考试制度。在永隆二年至

开元二十五年之间，有关进士帖经的记载较少，但也可获知一二，据《唐六典》进士帖经注中记载：“旧例

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

[1]109

旧制以帖小经

为主，兼习《老子》，难度相较明经帖经来说简单得多。开元二十五年的诏令要求停小经，“帖大经十

帖”，通四以上即可进行第二三场的考试。这里不难发现，进士帖经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较

为容易，地位始终不如杂文及时务策。

《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虽针对帖经弊病提出了整改措施，对纠正科举考试之弊具有积极意义。但

是帖经试重“年头月尾，孤经绝句”的怪、难现状仍未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种种难题、怪题让考生大为头

疼，以致出现“进士以帖经为大厄”的现象，很多声名较高的人才因为帖落而无法继续第二三场考试。

为了补救因帖经而错失人才的弊端，考官们想出了以诗“赎帖”的救赎方法。据《唐语林》记载：“自是举

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例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

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

[4]卷八

。考生帖经

不过，只需写诗一首便可抵帖经之失。“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

[9]卷第一百四十三

诗云：“正位开

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

[10]

“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后世以为警句。再如《太平广记·贡举二》记载了阎济美参加科考，

因不工帖书，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

[9]卷第一百七十九

遂作《天津桥望洛阳城残雪诗》赎帖，诗

云：“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

[9]卷第一百七十九

有关方面不仅允许以诗赋“赎帖”，

而且还对考试顺序作了调整。天宝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会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

‘举人有实材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遗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

先试帖，然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

[4]卷八

进士科考试由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杂文，第三场试

实务策调整为第一场试杂文，第二场帖经，第三场试实务策。这样就避免因帖经不工而遗失人才之

弊。可见这一时期进士科帖经考试地位之低，远不如杂文及时务策，亦不如明经科目中的帖经试制。

随着帖经考试试题弊端日益突出，统治者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天宝十一载十二月遂敕：“礼部举

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有厘

革。礼部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

[6]卷七十五

十二载，礼部又奏：“以贡举人帖经，既前

后出一行，加至帖通六与过。”

[6]卷七十五

根据此条敕令，帖经考试不再出“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之难题、怪

题，试贴之处亦由“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变为开三行。这无疑是降低了帖经的难度，使帖经考试回到

了最初的标准上来。细看此条令，其针对的弊病正是国子祭酒杨玚在开元十六年上奏的问题，虽然对

其分别作了整改，但还是无法改变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此后明经、进士二科帖经方法以及标准

变化不大，虽有局部变革，也基本遵循前例。期间也曾出现中辍，如宝应年间礼部侍郎杨绾以“其明经

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

[8]卷一百一十九

为由请停明经、进士二科帖经，但并未持久。太和七

年实行改革：“其所试诗赋并停者，伏请帖大小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

[6]卷七十五

亦未出开元时期帖经

之例，无须赘述。

三、帖经地位不高的原因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帖经试项作为“三项试”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地位何以不高？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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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几点因素：1.帖经无法“通经致用”

唐统治者希望借助儒学来教化风俗，因此以儒家经典作为取士内容，目的是为了督促举子研读正

经，接受儒家经义的洗礼。在考核时以帖经的方式进行检测，考生只需一定的记诵能力即可通过考试，

不需要任何才情技巧。考生为了通过考试只会埋头背诵，自不会去探究经文的微言大义，这样选拔出

来的举子，除了能死记硬背些许经文以外，别无他才。而且，只要稍稍用功的人即可通过帖经考试，其

结果必然导致录取人数众多，考官难以取舍。考官只有在形式上增加帖经试题的难度，多帖“年头月

尾、孤经绝句”。考生亦有应付之法，他们通过收集历年考试的孤绝幽隐经文，将之编成易于习诵的歌

谣，自可通过考试。但于正经大义，不甚了解。正如《新唐书·选举志》记载：“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

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

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7]724

尽管后来对帖经一再进行改革，但都未能解决“帖诵为功”、“不

穷旨义”的弊病。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学经而无法“通经致用”，不能利用经典指导社会生活，教化风

俗，必然受到世人轻视。尽管统治者一再努力改革，还是无法提高帖经在科举试制中的地位。2.科举取士重诗赋

自永隆二年刘思立上奏加试杂文以后，便逐渐形成重诗赋的取士制度。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云：

“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

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11]

徐松认为开元年间取士以诗赋最为重要，但进士试诗赋并非始于

天宝之季。据吴夏平先生推论得出：“进士科试诗赋的较早时间当在垂拱二年。”

[12]

那么，自垂拱二年之

后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到开元天宝之季形成了高潮，其地位远超帖经、时务策两项试

制。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八云：“唐试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

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某声病，可塞有司之责。”

[13]

唐人认为帖经、策论不如诗赋尽才，帖经

主要是记诵之功，策论也有规律可循，而诗赋，非博学之士不可作。诗歌不仅题材广泛，讲求平仄、韵

律、对偶等规则，还要求体用浑融、自然天成。就才情而言，试诗赋远非帖经所能比拟，只有试诗赋才能

选拔真正的人才，遂逐渐形成科举重诗赋的取士现象。当然也能解释帖经考试中的“赎帖”现象，只要

诗赋作得好，便可以诗赋抵试贴之不工。另外，天宝年间改变进士科目考试的顺序，由原来的先帖经，

次杂文，最后试时务策，变为先试杂文，次帖经，最后试时务策的考试顺序，进一步提高了诗赋在选士中

的地位，也使得帖经的地位降到谷底。3.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

唐科举考试帖经不受重视，还与科举考试中重进士而轻明经的风气有关。明经考试以儒家经典

为主，所选拔的多是通晓经文大义的学者，进士取士对考生的标准更高，还要求“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

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

[14]卷一

加上进士录取名额有限，“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

[2]卷第十五

，相较于“得第者十一二”

[2]卷第十五

的明经来

说，进士及第选拔出来的人才更容易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也趋向于重用进士出身的人才。据吾师吴夏

平先生对文馆中科举出身的任职文士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文馆任职多重进士而轻明经”

[15]

；吴宗国先

生于《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对出身于科举的高级官员考证得出“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16]

的结论。由此可见，明经出身的举子仕途前景不如进士，自会受到轻视。帖经是明经科目中的重要试

项，考查的也是明经科目重视的儒家经典。由于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的影响，作为明经科目考查方法

的帖经也必然受到牵连。因此，重进士轻明经亦使帖经地位的衰落。

要之，由于唐代举子“不读正经、抄撮义条”，统治者企图利用“经”的政治教化目的没有实现，因此

于永隆二年明经进士二科始帖经，并分别于永隆二年和开元二十五年形成定制，并以诏令的形式固定

下来。对于刘思立谏言加试帖经的原因，帖经成为科举考试科目以后，诸如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

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天宝年间，科举取士以诗赋最为重要，帖经的地位也跌入低谷，甚至出现了“赎帖”

的现象。究其原因，不仅与长期以来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以致无法利用经义服务社会生活有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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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到科举取士重诗赋、官员选拔重进士出身而轻明经出身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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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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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182.

ARearchtoPostofImperialExaminationinTangDynasty

PENGJian

(SchoolofChineLanguageandLiteratur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ThepostisanimportanttestitemoftheimperialexaminationinTangdynasty,Yonglongtwo

yearslater,bytwofamilieswasJinshiTiejing,respectivelyintheyearandKaiyuantwenty-fiveyearsinthe

formoffixedorder,ndardisgenerally"everytenposts"and"LaoZi"five

heprocessofdevelopmentofthepaste,"solitarychapterquatrains","pulldown"Tiejingdraw⁃

backshavebecomeincreasinglyprominent,i⁃

tioninthepostinthe"threetest"examsystemstatusisnothigh,notonlyistheheavyandlightpoststorecite

classicsresults,butalsobytheimperialexaminationandofficiallectionofheavy,heavyandlightfromthe

originthroughrelatedphenomenon.

Keywords:ImperialExamination;Tiejing;Defects;PostForeclosure;Poetry

（责编：谭本龙责校：明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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