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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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列宁“新经济政策”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

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

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

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

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的经济问题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

（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

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

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

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

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

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

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

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

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

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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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

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

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

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

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

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

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

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

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

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

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

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

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

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

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

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

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

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

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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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

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

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

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

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

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

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

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

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

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

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

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

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

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

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

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

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

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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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

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

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

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

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

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

方法”[1]。

（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

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

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

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

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

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

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

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

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

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

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

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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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

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

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

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

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

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

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

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

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

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

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

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

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

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

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

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

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

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

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

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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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

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

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

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

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

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

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

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

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

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三）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

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

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

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

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

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

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

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

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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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

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

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

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

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

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

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

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

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

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

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

（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

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

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

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

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

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

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

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

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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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

的思路。

三、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深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

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

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

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

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

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

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

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

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

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二）对自由市场的限制和管理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

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

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

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

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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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

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

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

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

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

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

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

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

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

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

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

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

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

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

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

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

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

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

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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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

驶”。

（三）市场机制的产生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

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

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

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

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

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

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

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

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

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

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

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

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

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

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

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

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

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外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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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

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

态，二是外围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

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

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外围性也就决定了它的

（夭折）命运”。

四、新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

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

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

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

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

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

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

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

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

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

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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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

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

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

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

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

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

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

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

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

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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