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暗

中国人的生活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

白发的史景迁从人群中抬起头来，四周是殷切而惶恐的年轻人，

抱着他的著作。中国的工作人员试图驱散这些渴求签名的读者，高瘦

如老鹤的史景迁已经接过了一本书，轻声说：“One，each（每人一

个）。”

几乎整个3月，史景迁都在中国四处奔走，北京、上海、南京、

成都、西安，到处都被热情的粉丝包围，不知道的会以为人群围绕的

是肖恩·康纳利，而不是一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

他已经78岁，旅途开始显得比从前更漫长，更容易让人疲惫。

他不太明白与日俱新的互联网世界，也不太愿意谈他对当下中国的意

见。但说到自己的《改变中国》一书因为被“上面”审核还未能出版的

时候，他就哈哈笑起来，好像这是一件非常幽默的事。

南京人沈福宗的故事

史景迁这次来北京，陪伴他的，一个是夫人金安平，史学大家金

毓黻的孙女，同样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香

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史景迁的学生。

但他们几乎完全被无视了。金安平女士一直谦和低调，而郑培凯

教授——即便是在同场宣传史景迁和他的新书时，他也只是在包围史

景迁的粉丝群外做看客，抱怨主办方没能阻止过分热情的读者。

在中国，史景迁在十年间从一个小圈子谈论的学者，变成了一个

明星般耀眼的人物，从粉丝的热烈程度上看，能与之媲美的中国学者

只有易中天，但是倘若你把他们相提并论，史景迁的读者一定会对你

怒目而视。

史景迁自己也对这样的热烈欢迎有点不安。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

演讲中说：“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

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

那是2月28日，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因为人满为患，不得不临

时更换了可容纳300多人的教室。当晚，他讲了一个发生在17世纪

的故事，一个叫沈福宗的南京人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在那里见到了法

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刚刚建成的凡尔赛宫里，他们讨论了书法、

筷子的使用，路易十四让他用中文念了一段新教的主祷文。后来他在

英国跟国王詹姆士二世会面，国王指派宫廷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这

幅画后来丢失在历史的动荡中。

沈福宗在欧洲游历长达8年，除了国王和名士，他还见到了一些

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并跟他们谈论了度量温度的办法、草药的知识，

他也参与了教会对《大学》、《论语》和《中庸》的翻译。这位在欧

洲有过如此奇遇的中国人，准备带着所有他在西方世界的见闻回中

国，给同胞讲述地球另一边的世界，但却在回程的船上染病去世，被

故乡彻底忘记。

事实上，史景迁并没有谈论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

沈福宗这个名字可能非常陌生，故事也超出了对清代初期中国人的想

象，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检索到很多关于他的资料——至少比史

景迁一个小时的英文演讲里说的详细得多。

但史景迁的重点不在这里，他想说的，是他一直以来看待历史的

方式。

“我同时也想谈谈学者们，包括我，对这个故事背后意义的看法。”

他开始列举，从沈福宗的故事解读当时的全球化，语言的交流，儒家

经典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甚至，“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

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

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他抛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像他经常在

耶鲁大学指导学生时所做的那样，把思考的任务丢给了听众。

史景迁的中国之路

史景迁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74年，那时他已完成第三部历史学

著作：《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尽管学界对他的研究方法还有争

议，但他过人的叙事才华已经为他赢得卓越的名声。

在不同场合，史景迁都谈到过他和中国历史结缘的故事。他出生

在伦敦附近的苏尔里，6岁时，他看到了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对水

墨画产生了兴趣。那时候，人们都叫他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D.

Spence）。

“当时是二战期间，通过父母的描述，中国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抵

抗的英雄形象。而通过这些画册，我开始对中国的历史发生感情。”

史景迁说。

1959年，史景迁23岁，在剑桥大学修英国史。他得到一笔奖学

金，到耶鲁大学交换。当时的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大的远东“研究基地”。

二战时，这里是美国培养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也是研究对华、对

日政策的智囊。史景迁到来时，战争的色彩已经大半褪去，但依然能

嗅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气味。

像很多面对未来举棋不定的年轻人一样，他决定换个专业，一度

想去学物理或者美国文学，但最终转而研习中国史。

当时的中国已经与西方世界隔绝，水墨画里飘渺如仙境的山水

间，正蔓延着威胁上千万人生命的饥荒。

“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

么。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悲剧

性的。”史景迁说。

他在耶鲁大学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

寿，一位是专攻近代史的芮玛丽。史景迁开始学习汉语，练习繁体字。

不久，他被芮玛丽介绍给了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

房兆楹在20世纪30年代初赴美，参与编撰《清代名人传略》。

这是美国汉学界清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二战期间，房兆楹受美国陆

军聘请，教授汉语，并编写了两本汉语教材。60年代，他一度

去了澳大利亚，但不久又重返美国。

史景迁跑到堪培拉，拜访了房兆楹，投入门下。时至今日，史景

迁依然称呼房兆楹为“老先生”。在澳大利亚的三年，他在房兆楹的指

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并有了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以向中国史学家司

马迁表示敬意。

1965年，史景迁以一篇题为《曹寅与康熙皇帝》的论文拿到博

士学位。这篇论文也成为他第一部出版的著作，书中描述了曹寅在江

南织造任上的生活，探究了清初统治者管理和控制江南的状况，刻画

出康熙盛世表象之下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他再现曹寅作为康熙家

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

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

回忆那段学习时光，史景迁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提醒他，中

国有很多正史，但研究历史，要去深入观察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

题——老生常谈背后，往往有被隐匿的真相。比如人们往往笼统地概

括清朝初年民众对清政府的态度，但只要深入一点观察，就会发现不

同阶层在此事上的态度迥然相别。

后来的几十年里，史景迁以几乎3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包括《王氏之死》、《追寻现代中国》、《胡

若望的困惑之旅》、《皇帝与秀才》等。

这些中国故事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大受欢迎。他和哈佛大学的

孔飞力（PhilipAKuh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FredericJ.

n）并列为“汉学三杰”，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最好的中国历史

研究专家。

如果给他一本电话簿

正当史景迁进行早期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时，大陆发起了一场绵延

十年的文化革命。它对外隔绝，敏感而亢奋，随时准备进行自卫和反

击。史景迁只能在香港、台湾开展研究。

在台湾，通过房兆楹的帮助，他获得了查阅故宫档案的机会。这

如同打开一座宝藏。康熙皇帝是在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汉语，这让翻

阅皇帝朱批的史景迁深有共鸣。他在康熙那些运笔缓慢、书写清晰的

汉文中，发现这位皇帝会把“密”写成“蜜”——认错字成了史景迁与华

裔太太偷偷分享的小乐趣。

直到1974年，史景迁才初次踏上大陆的土地，“把英国、美国和

中国三个国家真正地联系了起来”。

那个时候，大陆的知识界并未对史景迁发生特别的兴趣。据说钱

锺书曾调侃，史景迁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当然后来他又否认了

这个说法。

2005年，史景迁的书才开始出现在大陆书店的书架上。上海远

东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王氏之死》、《曹

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追寻现代中国》、《中国皇帝：康

熙自画像》等8部著作。

据引入者、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教授陈达凯说，让史景迁

同意引入的原因之一，是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正在大陆准备编辑

出版。“汉学三杰”中，孔飞力以理论深刻、剖析精细著称，与史景迁

华丽恣肆的文学式叙述大相径庭。坊间一直传言：他们彼此不睦。

史景迁特意问了《叫魂》可以卖出多少。“我清楚地记得他听了我

的回答后那种掺杂有惊讶、疑惑而又略带兴奋的表情，随即就和我讨

论起他作品的翻译问题来。”陈达凯回忆。

中国的读书人在黄仁宇之后又新奇地发现了另一种叙述历史的

方式——宏图大略和王朝兴替退隐了，小人物的命运挣扎成为焦点。

人们将史景迁与黄仁宇比较，发现他们有着微妙的不同。在这个系列

最畅销的《王氏之死》中，史景迁依据有关县志、官绅笔记和回忆录，

讲述了300多年前，山东郯城一个妇人王氏抛弃丈夫任某和情夫出

逃，途中王氏被情夫抛弃，最后被丈夫掐死的故事。

凭借这个故事的线索，史景迁描述了清初山东社会的状况和民众

生活，历史在这里得到一种更富有人性的展示。

他甚至花了几千字的笔墨，来描写王氏死前的梦境：“世上正是冬

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

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

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

石上……”

这样的文字出现在历史书中，即便是读惯文史不分的《史记》的

中国人，也觉得一时难以接受。以至于许倬云开玩笑说，给史景迁一

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

在《太平天国》中，史景迁花了大段文字去罗列狗的消息。“186

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开始失踪。最早是一条黑猎犬，在2月份

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第二条是„梯撒‟，一条浅棕色的牛头獒，尾巴

短而粗，鼻嘴色黑……”

“当时，饥荒使得人们非常虚弱，他们开始偷他人的狗来为自己和

家人充饥。那些天，我想到很多问题。如果你有一条狗的话，你会怎

么给它起名？你会用什么来喂狗？当你的狗不见后，你会去哪里找

它？你会惩罚弄丢狗的那个仆人吗？狗会学会一些特技吗？狗会戴

上面具吗？”史景迁解释他写狗的原因。

他用当时报纸上关于狗的材料，讲述了一个另类上海故事，并把

它看作太平天国历史的有趣补充。从他津津有味的文字里，谁都可以

看出，他对这样的写作方式有掩藏不住的得意。

历史在此模糊低语

人们难免不满史景迁半路出家的汉语。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汉学

的英国人，史景迁并不总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古典著作。在讲述明末

清初文学家张岱故事的《前朝梦忆》里，他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

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

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实际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

如同鼠饮”；把“岁久成帙”理解成“时间长了，成为习惯”，而实际的意

思是“时间长了，记录的文字累积成册”。

但这些瑕疵，与他“具体而微”的史观对中国人的震动相比，很容

易被忽略。

在北大的另一场讲演中，史景迁再一次阐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

他用了一个半个小时谈论雍正统治时代中国社会的交流。他从“历

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语声中”搜罗出五类人群：行商与行医者，

国内流放犯人，僧侣与考生，客栈经营者与算命先生等。

商贩和行医走街串巷，传递着新鲜事和各路消息，他们彼此告知

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最兴隆；流放犯人抵达城镇

之后，会聚集在一起吃晚餐，农民、过路人、差役围在饭菜周围，听

犯人们讨论彼此的刑罚、当时的政治传闻；僧侣和考生是有学识的人，

对考生而言，僧侣也是值得托付者，可以让他们代为保管、传递文件

和家书；客站经营者则熟知周围区域的一切琐碎信息，并通过跟过路

人的交往成为消息的集散地；算命先生向城镇居民出售天体的运行、

天象的变化以及命运预示的消息。

而雍正皇帝，会指派人手去关注这些流传在民间的信息，阅读书

院或者市集的招贴，以了解民众在想什么。史景迁举例子说，当时有

很多夜航船，雍正很想知道这些船驶向什么地方，官员说船太多了，

我们没法知道每艘船的航线。雍正会批示：你们一定得找到，我想知

道！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就得给我答案，如果没有答案，你就找出答

案。

“作为一个西方人，对这些生活在小城镇的，或者是高度流动的中

国人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有很多晦暗不明之处。我也

相信，如果我们更好地注意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和未来的历史学

者可以对那个时代有更好的，更清晰的认识。”在这场演讲的结尾，

史景迁总结道。

他终于可以谈一些放松的话题。几天后在中央美术学院，他在众

人的簇拥下上台，尽量让高瘦的身体舒适地靠在沙发椅里。在这场名

为“在西方书写中国”的沙龙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他的夫人金安平

和学生郑培凯在说话，他偶尔与他们交换一下眼光，点头微笑。

他又一次笑着提到了那本正在审核的《改变中国》。在这本书里，

他写了从汤若望、利玛窦、洋枪队领袖戈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史迪威将军到苏联顾问们的故事，他们如何试图用自己拥有的知识、

教育、经验和观念改造中国，最终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史景迁依然无意于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他只是讲述了所有的故

事，讲述这些试图改变中国的外国人与中国现实的冲突，他们彼此的

偏见、傲慢与顽固。

两个不同的文明，分据天平两端，重量各异。而史景迁毕生的写

作，都像在维护这架跨文化天平的平衡。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码，增进

彼此的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