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圜

慢读细品《贞观政要》卷⼀·论政体（原⽂及译⽂）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卷四⼗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三年中，与魏

征、房⽞龄、杜如晦等⼤⾂在治政时的问题，⼤⾂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

外也记载了⼀些政治、经济上的重⼤措施。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成。

乾隆在登基之后看《贞观政要》是因为他景仰祖⽗康熙，康熙皇帝的《圣祖御制诗》第⼀集第⼀⾸就是《贞观政要》。

乾隆对唐太宗及其⼤⾂们的政治本领和治国⽅略深为佩服，挥笔写下了《读贞观政要》诗：

懿德嘉⾔在简编，忧勤想见廿三年。

烛情已⾃同悬镜，从谏端知胜转圜。

房杜有容能让直，魏王⽆事不绳愆。

⾼⼭景仰⼼何限，宇字⾹⽣翰墨筵。

卷⼀·论政体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朕少好⼸⽮，⾃谓能尽其妙。近得良⼸⼗数，以⽰⼸⼯。乃⽈：‘皆⾮良材也。’朕问其故，⼯

⽈：‘⽊⼼不正，则脉理皆邪，⼸虽刚劲⽽遣箭不直，⾮良⼸也。’朕始悟焉。朕以弧⽮定四⽅，⽤⼸多矣，⽽犹不得其

理。况朕有天下之⽇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犹失之，⽽况于理乎？”⾃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

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

防过误。⼈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本为公事。或有护⼰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

隙，相惜颜⾯，知⾮政事，遂即施⾏。难违⼀官之⼩情，顿为万⼈之⼤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内

外庶官，政以依违，⽽致祸乱，⼈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从背⾔，不以为患。后⾄⼤乱⼀起，家国俱

丧，虽有脱⾝之⼈，纵不遭刑戮，皆⾟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

雷同也。”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发现错误，有

没有指出纠正？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发⽣过错失误。⼈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

的，追根溯源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对⾃⼰护短，不愿听到指出⾃⼰的过失，⼈家有所是⾮，就在⼼⾥暗⾃怨恨；有

的为了避免和⼈家搞坏关系，互相顾惜⾯⼦，明明知道不属政事的范围，仍马上施⾏。这种迁就⼀个官员的私情，可以

⽴刻成为万民的⼤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百官，办理政事没有主见，⽽酿成

祸乱，⼈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当时那些⼈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上，当⾯说好话，背后搬弄是⾮，总认

为没有什么；到后来⼤乱⼀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的⼈，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头仅免⼀死，还会受

到世⼈的舆论谴责。你们⾝为⼤⾂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个腔调。

”

贞观⼆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

之⼼为⼼。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复⾮经术之⼠。汉家宰相，⽆不精通⼀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

决定，由是⼈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既亏，淳风⼤坏。”太宗深然其⾔。⾃此百官中有

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

王治理国家，⼤都崇尚清净⽆为，以百姓为中⼼。然⽽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的私欲，任⽤的⼤

⾂，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

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刑律来治理

国家，从⽽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

⼜懂得治国之道的，⼤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来惟觉阿

旨顺情，唯唯苟过，遂⽆⼀⾔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书⽽已，⼈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今诏

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得妄有畏惧，知⽽寝默。”

贞观三年，太宗对⾝边的侍⾂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其实

是很⼤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胆地指出来。然⽽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推

⾈，没有⼀个⼈敢直⾔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

写，⼜何必千⾟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

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中有数却沉默不⾔、假装糊涂。”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隋⽂帝何如主也？”对⽈：“克⼰复礼，勤劳思政，每⼀坐朝，或⾄⽇昃，五品已上，引坐论

事，宿卫之⼠，传飧⽽⾷，虽性⾮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公知其⼀，未知其⼆。此⼈性⾄察⽽⼼不明。夫⼼

暗则照有不通，⾄察则多疑于物。⼜欺孤⼉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决断，虽则劳

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既知其意，亦不敢直⾔，宰相以下，惟即承顺⽽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四海之

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可奏⾏。岂得以⼀⽇万机，独断⼀⼈之虑也。且⽇

断⼗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继⽉，乃⾄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任贤良，⾼居深

视，法令严肃，谁敢为⾮？”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务尽⾂下之意。

观四年，太宗问⼤⾂萧瑀：“隋⽂帝是⼀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制⼒的帝

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落西⼭，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废寝忘⾷，他虽然说

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不知其⼆。隋⽂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

内⼼并不能明察秋毫。⼼⾥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谨慎却也容易疑⼼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

遗孤寡妇，夺取江⼭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下的每个官员，每⼀件事他都⾃⼰判断

决定，劳神费⼒，尽管⽇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虽然知道这点，却

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帝那样治理江⼭，天下如此之⼤，事情如此之

多，千头万绪⼜变化多端，我怎能⼀⼈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

上，下令天下执⾏。只靠⼀个⼈殚精竭虑是不⾏的。如果⼀天处理⼗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较好的了，

何况还有更差的呢？⽽⽇积⽉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泛地任⽤贤良的⼈才，皇帝

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官吏必须上奏指

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个做⾂⼦的职责。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治国与养病⽆异也。病⼈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

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慎⼀⽇，虽休勿休。然⽿⽬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

体。宜协⼒同⼼，事有不安，可极⾔⽆隐。傥君⾂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害也。”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感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

触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如果就此骄奢放

纵，必然弄到衰乱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上，所以我⼀天⽐⼀天谨慎，即使做好了也不⾃夸。⾄于起

⽿⽬⼿⾜作⽤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是⼀个整体，就理当协⼒同⼼，发现事情做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

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互相猜疑，不能讲真⼼话，实在是国家的⼤害啊！”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邪谄

者⽇进，既不见过，所以⾄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莫以天下⽆事，四海

安宁，便不存意。可爱⾮君，可畏⾮民。天⼦者，有道则⼈推⽽为主，⽆道则⼈弃⽽不⽤，诚可畏也。”魏征对⽈：“⾃

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

历数，⾃然灵长。⾂⼜闻古语云：‘君，⾈也；⼈，⽔也。⽔能载⾈，亦能覆⾈。’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样。这都是

由于⽿⽬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不敢直⾔劝谏，邪恶谄谀的⼈却⼀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

⼰的过失，最终⾃然灭亡。我既然⾝居九重深宫，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了解下

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爱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的，如果有道，⼈们就推戴

他做⼈主；如果⽆道，⼈们就把他废弃⽽不⽤。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

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治国的

⽅法，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然会长久。我⼜听古⼈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能

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古⼈云：‘危⽽不持，颠⽽不扶，焉⽤彼相？’君⾂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

杀关龙逄，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来临朝断

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事，遂不执⾔。凡⼤事皆起于⼩事，⼩事不论，⼤事⼜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

此。隋主残暴，⾝死匹夫之⼿，率⼟苍⽣，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逄、晁错之诛，君⾂保

全，岂不美哉！”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们说：“古⼈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持，社稷颠覆时⼜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们说：“古⼈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持，社稷颠覆时⼜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

⼈来做宰相？’从君⾂⼤义来讲，⾂下能不竭尽忠⼼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

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滥

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你们却认为这是⼩事，不据理⼒争。凡⼤事都是从⼩

事开始，⼩事不追究，⼤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天下百

姓，很少听到有⼈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之间相互

保全，岂不很好！”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古理政得失，因⽈：“当今⼤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不然，凡⼈在危

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易⾷也。”太宗⽈：“善⼈为邦百年，然后胜残

去杀。⼤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望乎？”征⽈：“此据常⼈，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应如响，不

疾⽽速，期⽉⽽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三代以后，⼈渐浇讹，故秦任法

律，汉杂霸道，皆欲化⽽不能，岂能化⽽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五帝、三王，不易⼈⽽化。⾏帝

道则帝，⾏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已。考之载籍，可得⽽知。昔黄帝与蚩尤七⼗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

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道，

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渐浇讹，不及纯朴，⾄今应悉为⿁魅，宁可复得⽽教化耶？”德彝等⽆以难

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贞观初，⼈皆异论，云当今必不

可⾏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

并带⼑宿卫，部落皆袭⾐冠。使我遂⾄于此，皆魏征之⼒也。”顾谓征⽈：“⽟虽有美质，在于⽯间，不值良⼯琢磨，与

⽡砾不别。若遇良⼯，即为万代之宝。朕虽⽆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此，公亦

⾜为良⼯尔。”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治。”魏徵

说：“不对。⼤凡⼈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教化。因此

⼤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对饮⾷容易满⾜。”太宗说：“贤明的⼈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

废除杀戮。⼤乱之后，要想⼤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般⼈说的，并不能⽤在圣明的⼈⾝上。

如果圣明的⼈来施⾏教化，上下同⼼，⼈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下去，⼀年就见成效，

看来并⾮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

⽇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

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

化好，施⾏帝道就成其为帝，施⾏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了教化⽽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

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多次，已乱得很厉害，⽽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

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道的事情，周武王便

起兵讨伐，到他⼉⼦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

魅⼀样，还能施⾏教化吗？”封德彝等⼈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不通。太宗坚持推⾏教化，毫不

懈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服，因⽽太宗对群⾂说：“贞观初年，⼈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

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

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领却佩⼑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回

头对魏徵说：“⽟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头⾥，没有好的⼯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块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

上好的⼯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仁义来约束我，⽤道德来光⼤

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个良好的⼯匠啊。”

贞观⼋年，太宗谓侍⾂⽈：“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朕有天下已来，存⼼抚养，⽆有所科差，⼈⼈皆得营

⽣，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

⾷，凿井⽽饮’，含哺⿎腹，⽽云‘帝何⼒’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不知。”⼜奏称：“晋⽂公出⽥，

逐兽于砀，⼊⼤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公谓⽈：‘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愿有

献。’⽂公⽈：‘出泽⽽受之。’于是送出泽。⽂公⽈：‘今⼦之所欲教寡⼈者，何也？愿受之。’渔者⽈：‘鸿鹄保河海，厌

⽽徙之⼩泽，则有矰丸之忧。鼋鼍保深渊，厌⽽出之浅渚，必有钓射之忧。今君出兽砀，⼊⾄此，何⾏之太远也？’⽂

公⽈：‘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

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

’遂辞不受。”太宗⽈：“卿⾔是也。”

贞观⼋年，太宗李世民对侍⾂们说：“隋朝的时候，⽼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从我平定天下以来，⼀

⼼⼀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都能维持⽣计，守住⾃⼰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

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

说‘我靠种庄稼获得⾷物，靠打井取得泉⽔’。百姓们丰⾐⾜⾷，⾃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做了些什么

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了⽇常所需⽽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

清楚，还不⾜以让太宗明⽩其中的道理，便⼜向太宗上奏道：“晋⽂公出去打猎，在砀⼭这个地⽅追赶野兽，进⼊了河

⽔交错的地⽅，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出去。不久发现了⼀个打鱼⼈，⽂公对打鱼⼈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

该从哪⾥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说：‘我愿意带路。’⽂公说：‘⾛出这个⼤泽再领赏吧。’打

鱼的⼈回答：‘鸿鹄要是⽣活在汹涌澎湃的⼤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河周围，就会受到猎⼈⼸箭的袭

击。龟鳖只要⽣活在深⽔中，就能安然⽆恙；如果跑到浅⽔滩，必然会受到打鱼⼈的威胁。现在你在砀⼭追捕野兽，⼀

击。龟鳖只要⽣活在深⽔中，就能安然⽆恙；如果跑到浅⽔滩，必然会受到打鱼⼈的威胁。现在你在砀⼭追捕野兽，⼀

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是不是⾛得太远了呢？’⽂公听了，⼤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的⼈记下打鱼⼈的姓名。打

鱼的⼈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

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丧失民⼼，⼀旦国破家亡，

我这个打鱼⼈，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

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珍玩⽆院不满。炀帝意犹不⾜，征求⽆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

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事。遂得徭役不兴，年⾕丰稔，百姓安

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奇珍玩物，没有⼀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

炀帝还是不满⾜，横征暴敛搜求不⽌，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

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勤努⼒、毫⽆厌倦，只求清净⽆为，使天下不⽣事端，从⽽做到徭役停罢，五⾕

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清净⽆为，百姓怎会不安居

乐业呢？”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或君乱于上，⾂治于下；或⾂乱于下，君治于上。⼆者苟逢，何者为甚？”特进魏征对

⽈：“君⼼治，则照见下⾮。诛⼀劝百，谁敢不畏威尽⼒？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奚、伍⼦胥之在虞、吴，不

救其祸，败亡亦继。”太宗⽈：“必如此，齐⽂宣昏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治，何也？”征⽈：“遵彦弥缝暴主，救治苍

⽣，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主严明，⾂下畏法，直⾔正谏，皆见信⽤，不可同年⽽语也。”

贞观⼗六年，太宗问侍⾂：“君主昏庸，不理政务，⽽⾂⼦在下⾯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犯上作乱，⽽君主

清明，哪⼀个的危害更⼤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的是⾮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

服，谁敢不尽⼼尽⼒为朝廷效⼒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奚、伍⼦胥这样的忠⾂，依然⽆法避免

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宣帝昏庸残暴，⼤⾂杨遵彦却能够⽤严明

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做好事

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君⾂之间互相

信任⽀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朕观古来帝王，骄矜⽽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如晋武平吴、隋⽂伐陈已

后，⼼逾骄奢，⾃矜诸⼰，⾂下不复敢⾔，政道因兹弛紊。朕⾃平定突厥、破⾼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

县，夷狄远服，声教益⼴。朕恐怀骄矜，恒⾃抑折，⽇旰⽽⾷，坐以待晨。每思⾂下有谠⾔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

拭⽬以师友待之。如此，庶⼏于时康道泰尔。”

贞观⼗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说：“我看⾃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中⽆⼈⽽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

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帝征服陈国之后，内⼼狂妄⾃⼤，⽣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

世。⼿下的⾂⼦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渐松弛混乱。我⾃从平定突厥、打败⾼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

让它们⼀⼀成为我的疆⼟，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布四海。我由此⽽害怕内⼼滋长

⾃满情绪，常常⾃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于国家的

政治教化，我要⽤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如果君⾂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就指⽇可待了。”

太宗⾃即位之始，霜旱为灾，⽶⾕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布恩德。是时，

⾃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匹绢才得⼀⽃⽶。百姓虽东西逐⾷，未尝嗟怨，莫不⾃安。⾄贞观三年，关

中丰熟，咸⾃归乡，竟⽆⼀⼈逃散。其得⼈⼼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务在择官，改⾰旧弊，兴复

制度，每因⼀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术豁然，不有

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

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敢侵欺细⼈。商旅野

次，⽆复盗贼，囹圄常空，马⽜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三四钱，⾏旅⾃京师⾄于岭表，⾃⼭东⾄于沧海，

皆不赍粮，取给于路。⼊⼭东村落，⾏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年，国家接连发⽣旱灾、霜灾，粮⾷的价格很⾼，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

得安宁。太宗忧⼼百姓，精⼼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带地区，饥荒

更为严重，甚⾄到了要⼀匹好丝才能够买上⼀⽃⽶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寻找⾷物，但没有⼀个⼈埋怨，⽆不安分

守⼰。到了贞观三年，关中⼀带⼤丰收，百姓⼀个个都回到了⾃⼰的家乡，竟然没有⼀个⼈逃散。太宗皇帝获得⼈⼼竟

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任⽤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

的弊端，建⽴了许多好的制度，举⼀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同参与的达到

⼀千多⼈。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这些⼈在他周围做官，⼤家都⼼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家对此议论

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的事情，很符合⼀个帝王的⾝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为

的，没有⼀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进⾏严厉

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多清正廉洁，谨慎⾏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个个

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多清正廉洁，谨慎⾏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个个

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意的⼈，也不会碰上⼩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

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马不⽤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上锁。⼜加上年年丰收，⼀⽃⽶才卖三四⽂钱。外出⽆

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东到沧海，都⽤不着准备粮⾷，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周围的乡村赶路，

⾏⼈经过这⾥，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