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parent翻译

厚翻译述评

周方珠

【摘要】分析了厚翻译的成因,作者认为:语言文化差异、文化取向不同和译者主体

性有别是导致厚翻译的主要因素.翻译实践中的厚翻译现象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

译文的信息量不应大于原文的信息量;过度过滤源语文化的异质成分是译者主体性

的过度表现,是一种文化自恋倾向,往往会导致厚翻译的信息量超额,从而使译文的关

联度大于原文的关联度,降低译文的可信度.

【期刊名称】《宿州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26)001

【总页数】5页(P44-48)

【关键词】厚翻译;文化取向;文化异质;文化过滤;译者主体性

【作者】周方珠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1引言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非美文化研究中心翻译学者亚皮亚(KwameAnthony

Appiah)在《卡拉萝》(Callaloo)上撰文《厚翻译》(ThickTranslation)，从此，

翻译研究便新添了术语“厚翻译”。亚皮亚将厚翻译定义为：“译者试图通过阐释

和评注在语言文化内涵深厚的语境中构建的译语文本”①。亚皮亚认为，译语文本

包含大量的脚注、译注、说明等阐释性文本材料，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

信息，从而引起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以便收到更佳的鉴赏效果。由

此可见，厚翻译的内涵是阐释性文本材料，其表现形式为脚注、尾注、文内释义、

文外说明、序言、案语、附笔等延展手段，其主旨是为译文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信息，

便于读者的理解鉴赏。

据此可以认为，厚翻译术语虽新，其内容及表现形式并不新鲜，自从有翻译实践活

动以来，厚翻译所涉及的内容及形式就已经存在。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

中文译本为84000字，然而，其中的译文正文仅有43800字，而案语、注释、

序言和其他说明性文字总和达4万余字，占全书总量的48%，仅案语就达30篇。

其中第13篇案语长达1768字，而其正文仅840字，其篇幅不及案语的1/2，篇

幅最长的案语竟达2002字。厚翻译内容在严复《天演论》中的分量由此可见一

斑。厚翻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更是司空见惯。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人

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以程伟元乾隆壬子(1792年)活字本为底本的《红楼

梦》全书为1107000字，1547页(32开本，包括校记和注释)，外文出版社

1978年出版的以此为蓝本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ADreamofRed

Mansions》为1886页(28开本)；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Hawkes)和

其女婿约翰·闵福德(JohnMinford)合译的(英国企鹅出版社1973年出版，28开本)

《TheStoryoftheStone》为2564页。杨译本除了文本内显性释义性文字

(overtexplanation)外，文本外的尾注就达252条；霍译本除了脚注外，文本内

释义性文字多为隐性表达(covertexplanation)，不加括号，不用注释标记，但篇

幅较长，有的隐性释义其长度竟数倍于原文(如对典故“东施效颦”的文内释义长

达35个词语)。此外，霍译本的附录占据很大篇幅，5卷本的附录总计为89页，

旨在对原文中的文化异质成分进行文本外释义。因此可以肯定，不管是杨译本，还

是霍译本，尤其是后者，在篇幅和字数上都大大超过源语文本。可见，厚翻译现象

早在该术语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亚皮亚的功劳在于为这一现象命名，而其中的成因、

功过是非迄今无人评说。

2厚翻译成因

导致厚翻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将其归纳为语言文化差异、文化取向不同和译

者主体性有别3个方面。

①Appiah的原文为“Atranslationthatekswithitsannotationsandits

accompaningglosstolocatethetextinarichculturalandlinguistic

context.”中文为笔者自译。

2.1语言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不同文化反映在源语与译语语言层面的差异，英汉差

异尤为明显。众所周知，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这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归属于

特定的文化系统。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文化是包罗万象的，语言自然也其中。因

此，文化的差异首先反映在语言上。西方文化的表现形态往往是空间型的构造。中

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其文化形态是一种时间型的构造。这两种不同

的文化形态的形成是基于不同的文化精神。而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其民族精神的外

在体现。因此，英语在海洋商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缜密而严谨的以形摄

神的语言结构——形合结构(hypotaxis)。而汉语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精神的影响

下，形成了言意统一、以神统形的语言结构——意合结构(parataxis)。两者的差

异在于：其一，英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以形达意”的语言，力求言能尽意，关

系外露，其功能是描述性的，观察角度是固定的、立体的，表达是精确的、可以验

证的，结构形态是严谨的、像一棵枝叶疏密有序的大树。汉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

“形随意动”的语言，它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不囿于几

何学意义上的条块模式，而注重线性的流动、转折，追求音韵，节奏随着作者的意

念而最终达到知与行、动与静、内与外、理与气、阴与阳、天与人、形与神的相互

融合，完美统一。英汉两种语言各有其优劣长短。正如钱其博先生所言：我国文章

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维欧美之尚形式也，故为

文者有定法……皆缕析条分，日趋精密。后世无不本此以为著述。是以文少隐约模

棱之弊，此其利也。然其失在拘泥形式，文章不能活用，少生气[注]见钱基博著

《国文研究法》，转引自申小龙著《文化语言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英语重形合，使之失去汉语那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灵动气势；汉语重意合，行

文不拘泥于形式逻辑的桎梏，但其结构缺少英语的严谨与缜密。因此，汉英翻译表

现在语言结构形态上是一种从意合到形合的转换过程，而实则是由灵动到严谨，由

疏散到缜密，由散点到交点，由隐性到显性的结构组合转化过程。要实现这种结构

转化，言语上的增词、扩句、添枝加叶再所难免，其结果自然导致厚翻译。

其二，形合语言与意合语言的话语信息含量是有差异的。汉语属于强信息境文化

(high-contextculture)系统，英语相对于汉语而言，归属于弱信息语境文化(low-

contextculture)。亚州语言，尤其是东亚语言(如汉语、日语、朝鲜语)多属于强

信息语境文化范畴，欧洲语言(如德语、北欧语言、法语和英语)多属于弱信息语境

文化范畴。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语境，尤其是副语言环境(如手势、动作、眼

神、表情等)和非语言环境(如年龄、性别、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职务、

职称、交际的时空、地点等)的信息含量高；后者的对应因素的信息含量低。反之，

前者的具体话语的信息量较低，大量信息蕴含于语境，尤其是副语言环境和非语言

环境之中；后者的重要信息寓于具体话语之中，对语境、副语言环境的依赖性相对

较低。因此，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韩人的交际模式通常是间接的，会话含义往往

是含而不露，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特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表达方式

是“眉目传情，暗送秋波”，音乐戏剧中强调“此外无声胜有声”，绘画中注重

“不在有形处，更在无形中”，文学中看好“空白”和“模糊”，社会交往中更有

“开口为银，闭口为金”的说法。西方人的交际是直接的、明晰的，交际者趋向于

以明白无误的话语将全部信息表达出来。因此，与强信息语境文化相比，弱信息语

境文化的交际对言辞语码的依赖性更大，反之，则相反。有鉴于此，两种不同的文

化在碰撞时，西方人则往往认为东方人提供的信息不足，违反数量原则和质量原则，

而东方人则通常认为西方人要求的信息是“不言而喻”的，违反了合作原则和礼貌

原则。这一对矛盾增加了英汉交际的难度，针对上述问题，翻译时通常的处理办法

是：由强信息语境文化到弱信息语境文化的翻译采取由简到繁的译法，即在译文中

添加适量的语言材料，以阐释原文副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中蕴含的言外之意，补

足弱信息语境文化所需求的信息。故此，语料中的厚翻译现象便会出现。由弱信息

语境文化到强信息语境文化的翻译采取删繁就简的译法，即适度删减原文中的语言

材料，以提高译文单位文本材料的信息含量，表面上的结构欠额也会显现。

2.2文化取向不同

文化取向系指译者对源语和译语所归属的文化系统所持有的文化伦理观，简而言之，

即译者心仪于哪种文化，是源语文化，还是译语文化。因民族中心主义

(ethocentrism)影响致深，译者的文化取向通常潜意识的为译者的文化归属所左右。

如果译者的文化归属为源语，其译文文本通常表现为源语文化取向(SLculture-

orientation)；如果译者的文化归属为译语文化，则译文文本通常表现为译语文化

取向(TLculture-orientation)。不同的文化取向决定不同的翻译策略：源语文化

取向的译者通常倾向于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表现在译语文本上为显性译文

(overttranslation)；而译语文化取向的译者通常倾向于归化(domestication)策

略，反映在译语文本上为隐性译文(coverttranslation)。同一部作品由文化归属

不同的译者翻译，其结果必然是译文文本的文化取向迥异，翻译策略不同。这一命

题如果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很容易得到验证。

《红楼梦》的源语为中文，源语作者曹雪芹、高鄂的预期读者(theintended

readers)肯定与源语读者具有相同的文化归属。因此，源语作者通常不会考虑文化

归属相异的译文读者的阅读理解障碍，但对此，译文作者却不得不考虑。杨宪益与

霍克斯作为《红楼梦》的两位主译者不仅考虑到了译文读者因此造成的困难，而且

对此非常敏感，但两者所采取的方法策略却不尽相同。如对文化异质词语

(culture-specificwords)的处理，杨译本多采用异化译之，具体表现为文本外注

释，即在正文中不作说明，而将其文化内涵以脚注形式予以阐释；霍译本多采用文

本内阐释，有时甚至采用文本内阐释加文本外附录说明双管齐下的手段处理文化异

质词语。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不透明的，难懂的(opaque)，后者是透明的，易

懂的(transparent)；前者的理解障碍靠文外注释排除，后者的难点因译文中的隐

性阐释性语言迎刃而解。例如第30章中的宝玉的一句话：“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

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

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杨译文：“Canthisbeanotherabsurdmaidcometo

buryflowerslikeTaiyu?”hewonderinsomeamument.“ifso,she's

‘TungshihimitatingHsishih',whichisn'toringinalbutrathertiresome.”

霍译文：“Canthisbesomesillymaidcomeheretoburyflowerslike

Frowner?”

HewasremindedofZhuang-zi'sstoryofthebeautifulXi-shi'sugly

neighbour,whoendeavourstoimitatethelittlefrownthatmadeXi-shi

captivatingproducedanaspectsohideousthatpeopleranfromherin

ollectionofitmadehimsmile.“Thisis‘imitatingthe

Frowner’withavengeance,hethought,‘——ifthatisreallywhatsheis

elyunoriginal,butdownrightdisgusting!'”

原文为47个汉字，杨译文为英文30个单词，将“东施效颦”译为“Tungshih

imitatingHsishih”，未加任何文内说明。译文既体现了原文的简洁风格，又保

留了原文成语典故的文化异质和四字结构美，将解读历史掌故的任务留给了脚注，

在关注译文读者理解接受的同时，体现出译者对源语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使译文

读者明显感受到译者的存在。因此说，译者是显身的。霍译文长达81个词语，是

杨译文的2.7倍，文内增加了长长的无标记性的阐释性句子(见划线部分)，在排解

译文读者理解障碍的同时，也过滤掉了源语的文化异质。这种文化过滤策略在归化

翻译中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如霍译文在“井底之蛙”的译文(“I'vebeenlikethe

froglivingatthebottomofthewell”)之后添加了定语从句“whothought

theworldwasalittleroundpoolofwater”，不仅克服了原文成语给译文读者

造成的理解之难，而且过滤掉了源语的文化异质。这种文化异质过滤手法进行得非

常自然流畅，给译文读者的感觉是“原文如此”，很容易被译文读者接受。译者巧

妙地隐身了，厚翻译现象也因此而顺理成章。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均可能导致厚翻译现象，其中的区别却显

而易见，其焦点在于对源语文化异质的态度与处理方法。源语文化取向的译者重视

源语文化异质，在其译文中常用文外注释法保留源语中的文化异质；译语文化取向

的译者则关注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接受，通常在译文中过滤掉源语中的文化异质，从

而保证译文的明晰畅达。因此，同样是厚翻译，霍译本《TheStoryoftheStone》

要比杨译本《ADreamofRedMansions》厚得多，前者是后者的1.4倍。

2.3译者主体性有别

依据1979年版《辞海》的释义：“主体指认识者，客体指同主体相对立的客观世

界，是主体的认识和活动的对象。”[1]1203《现代汉语词典》认为主体“指有认

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客体“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

象”[2]644。就翻译研究而言，主体即是译者，而客体是源语文本。“但是同客

体相对的主体，并不是消极地适应客观世界，而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

界”[1]1203。“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活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

反映，是一个以观念的方式把握客体生产精神产品的过程，是客观物质在头脑中转

化成主观精神，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实践过程，是一个主体利用

物质手段同物质客体交流物质与能量、生产物质产品和物质关系的过程，是一个在

主体认识的引导之下，又在认识之外进行的客观的物质过程，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过程”[7]。故此，笔者认为，译者主体性即译者的内在需求，知识水平、文化素

养、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等在解读源语文本过程中的体现。译者主体性体现译者对以

下几种关系的判断与把握，即译者与作者、译者与原作品、译者与译作、译者与译

作读者、译作与原作、译作与原作读者。分析这6种关系可知源语文化的异质是

否再现于译作之中，体现到何种程度；译作中译者风格占主导地位，还是原文作者

的风格占主导地位。这些关系反映译者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反映主流

诗学、意识形态，读者期待与接受对译者的影响。每个译者在其所处的时代和政治

文化背景中都占有特定的地位，扮演特定的角色,他实际上是其中的一分子，要么

接受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意识形态，要么反抗它们。接受它们，使用归化策略将

译者的身份隐去，如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桐城派的影响显而易见，为戊戌变法

和辛亥革命作意识形态准备的潜在需求也不言而喻。正如韦努蒂所言：“翻译文本

——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小说还是非小说，读起来流畅，没有任何语言或风格

上的独特之处，从而显得透明，看上去反映了外国作品的人格和意图或外语文本的

实质意义——也就是说，译文看上去根本不是译文，而是‘原作’。只有这样，

多数出版商、评论者和读者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4]207。韦努蒂对归化主导英

美翻译文化现象深恶痛绝，因为这种策略根据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

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这就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

把译文中的源语异质性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样是《红楼梦》的英译本，较之杨

译本，霍译本缘何看上去更像“原作”，而非译作，个中焦点便是译者主体性有别。

霍克斯受西方主流诗学影响和意识形态制约，不得不以归化方式释义和过滤《红楼

梦》原作中的文化异质，使之在英译本中的再现达最低限度，以满足预期读者的

“透明幻觉(illusionoftransparency)。只有这样，才能为出版商、评论者和大众

读者所接受。因此可以说，如果译者主体性表现为归化，尤其是过度归化，则厚翻

译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3厚翻译之合理性、必要性与随意性

翻译的实质是将源语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从理论上讲，译语读者应能获取与源语

读者相等的信息，但在实践中却几乎无法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源语读者与译语读

者的认识语境和认知水不同。通常情况下，源语作者的预期读者与自己有着相同的

语言文化背景。因此，源语作者提供信息与源语读者接受信息是在同一认知语境下

完成的。然而，源语信息被译语读者接受时则是在另一种全新的认知语境下进行的，

即便是译文读者与源语读者具有相同的认知水平，其接受的信息量也不可能相等，

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归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系统。以英汉翻译为例，英语属于形合结

构语言，汉语属于意合结构语言；不列颠文化属于弱信息语境文化，中华文化属于

强信息语境文化。因此，英汉互译形式上是形合结构与意合结构间的相互转换，实

则是弱信息语境文化与强信息语境文化间的相互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信息增

减流失是必然的。要实现由源语语境转换为译语语境后的信息趋同，语言上的添枝

加叶、删繁就简，结构上的拆解搭配、优化组合，势在必行。从关联理论角度分析，

译语文本的关联度(relevancedegree)应等同于源语文本的关联度，即译文读者在

解读译语信息时所付出的精力(processingeffort)与源语读者解读源语信息所付出

的精力等同。然而，同一语言文化要素对于处于不同认知语境中的读者而言，其关

联度会因语境效度(contextualeffect)变化而大相径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其信息量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强关联(veryrelevant)，而其译文“Three

cobblerqualZhugeLiang”的信息关联度对于普通英文读者而言(英语汉学家

除外)会降为弱关联(weaklyrelevant)，甚至无关联(irrelevant)。一方面，因为相

同的文本材料在强信息语境文化中信息含量高，而在弱信息语境文化中信息含量低；

另一方面，这一习语如果在翻译时不作任何变动地直译为英文，对译文读者而言，

其语境效度会大大降低，其关联度自然亦会随之递减。如果在语言结构上添枝加叶，

译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ZhuageLiangthe

mastermind”，对英文读者而言，其认知语境效度会因厚翻译(划线部分)而保持

与源语语境效度大致相同，其关联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由此可见，关联理论观照

下的厚翻译是合理的、必要的，多数情况下亦是必然的。不过，厚翻译提供的信息

量如果超过必要的限度(如上述“东施效颦”的霍译文)，其必要性就会转变为随意

性，其结果便是画蛇添足。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的语际信息传递。关联理论观照下的翻译原则是：译文所传递的信息

既不可大于原文的信息量，也不可小于原文的信息量，理想的译文向读者传递的信

息量应等同于原文向原文读者传递的信息量。然而，源语与译语间的语言差异，强

信息语境文化与弱信息语境文化之间的信息差别，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的不对

称的权力关系、译者认知水平的高低及文化取向的区别等，均可能导致翻译违背这

一原则。译者既是阐释者，又是读者，当他怀着特定的目的去解读源语文本，尤其

是源语文化异质时，语言文化间的权力关系便遭到了破坏。在斯皮瓦克看来，“翻

译的政治学目前仍旧突出英语，突出其他前殖民主义者的‘霸权’语言。从孟加拉

语译成这些霸权语言，往往译不出孟加拉人的观点的差异，即使译者的出发点是善

意的，但却往往过于同化这种差异性，目的是让西方的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

[4]189。对文化异质的阐释是必要的，由此而导致的厚翻译也无可厚非。但过度

地强调“在家感”(at-homeness)必然导致对源语文化陌生味和异质性的排斥，其

结果不是解释性的厚翻译，而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culturalnarcissism)。

【相关文献】

[1]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203.

[2]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11；644.

[3]赵光武.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与功能[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4(1)：36

[4]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7：189

Abstract:Thispapermakesananalysisofthecausleadingtothicktranslation,which

turnsouttobethedifferencebetweenthesourcelanguagecultureandthetarget

languageculture,thedifferenceinculturalorientationandthedifferenceintranslator's

horofthispaperbelievesthatthicktranslation,insomecas,is

reasonableandnecessary,butitisnotsuppodtobemoreinformativethanthesource

ranslationover-loadedwithredundantinformationusuallyresultsfrom

translator'sfilteringtoomuchculturalspecificityofthesourcelanguageandhis/her

culturalnarcissism,whichwillcautherelevancedegreeofthetargettexttobegreater

thanthatofthesourcetext.

Keywords:thicktranslation；culturalorientation；culturalspecifieity；cultarallyfilter；

translator'ssubje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