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学人

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

(1921-1949)(一)

【内容提要】在1921-1949年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留学生占

据着很高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但是与北洋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中的留

学生相比，其政治留学的色彩甚于知识留学，堪称近代留学生大潮中

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由留日、留欧、留苏三

个群体构成，他们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及在革命进

程中的命运也有所不同。

【摘要题】中共党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留学生/群体分析

【正文】

近代留学史研究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陷于停滞，

到“文革”结束后又伴随着新一轮留学热潮的兴起而再度复兴，20余年

来出版了许多颇有分量的论着。唯对于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之关系，已有研究似仍嫌薄弱（注：目前已有多篇专题论文，对留

日、留法、留苏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关系作了探讨，其中综论

性者如徐行《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神州学人》2001

年第7期)、吴汉全《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徐州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关于留日者如陆安《留

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青岛教育论坛》1997年第2

期)、张敏卿《留日与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关于留法者如鲜于浩《论中共旅欧党团

组织的内部训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2期)、田雪梅等《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旅欧党团组织》(《四川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关于留苏者如徐行《中共

第一代留俄生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吴霓《早期

留苏热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

2期)。部分留学史专着中亦有少量篇幅涉及这一问题，如王奇生《中

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留学

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等。

在2004年10月召开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部分

学者提交的论文也与此论题有关，其中马启民《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

共产党人的留学群体》与本文旨趣相近而研究范围有别。另有一组论

文集中探讨了1920年代苏俄留学生与中国革命之关系，包括孔繁岭

《革命年代留苏的中国孩子》、徐行《莫斯科中山大学对国共两党的

影响》、汪干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留俄学生与中国革命》、张泽宇

《中国留苏学员托洛茨基反对派始末》等。上述论着在史实阐述和脉

络梳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中共留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分析

尚属少见，尤其是缺乏基于统计数字的量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即试图在此方面作出初步的努力。）。全面

探讨这一问题固非本文所能胜任，笔者主要对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

学生群体略加分析，试图藉此揭示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

密切关系。为便于统计分析，本文所称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主要是指

中共历次重要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委员，而以“核心领导层”指称历次重

要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注：除特别说明者外，本

文所称的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均包括候补委员在内。）。

一、留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之地位

据笔者统计，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共有169人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或

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注：关于历届中央委员之人数和名单，

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说法，本文主要参照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

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有留

学背景者为58人，占总数的％，其中且有19人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家留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陈独秀、张国焘、李

达三人当选为首届中央委员，其中陈、李二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数年，

留学生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次年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

委员增为8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曾留学日本，蔡和森、

向警予曾留学法国，留学生比例仍达％。1923年中共“三大”的主要议

程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此次大会改选出的14名中央委员中，仅有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汉俊4名留学生，所占比例陡降至％。

在1925年中共“四大”和1927年中共“五大”上，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

例有所回升，分别为％和％。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留学生中央委员又降至％。此后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

增补了少数中央委员，留学生所占比例也略有变动。1945年中共“七

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留学生人数为31人，所占比例为％，

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没有改选或增补新的中央委员。从图1可以看

到，除1921-1922年高于40％，1923、1928-1930年低于30％之外，

绝大多数年份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例都在30％到40％之间变动。

如果将目光转向党的核心领导层，即中央局或政治局委员，则

留学生所占比例又要高出许多。据笔者统计，1949年前28年间共有

49人担任过共产党中央局、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

计)，其中有留学背景者为24人，占总数的％。中共“一大”、“二大”

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人数较少，自然成为全党领导核心。1923年中共“三

大”开始从中央委员中再选出若干人为中央局委员，作为最核心的领

导集体，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当选，其中

陈、蔡二人分别留日和留法，留学生占40％。中共“四大”陈、蔡继续

当选中央局委员，无留学背景的毛、谭、罗则被张国焘、彭述之、瞿

秋白取代，其中彭述之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学生比例上

升为60％。1927年中共“五大”始设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增至11人，

其中留学生6人，占％。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留学生在16名政

治局委员中占据7席，比例为％，较此前明显降低。次年中共“六大”

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略有回升，将近二分之一。1930年六届

三中全会上，留学生政治局委员的比例降至最低点，为％。此后则长

期呈上升趋势，并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达到最高

点，12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有过留学经历，比例高达75％。抗日

战争期间这一比例又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保持在55％到70％之间。

图2显示出，在建国前的多数年份，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留学生比例

都在50％以上。

中央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变化较缓，而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

的留学生比例变化比较剧烈，这显然是由于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

中，核心领导层的更迭远为频繁之故。从时间轴线来看，无论是中央

委员还是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在整个20年代的变

化幅度都很大，升降转换也很频繁；而在30、40年代，尤其是进入

抗战时期以后，变化则相对平稳。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尚

处于草创、摸索阶段，革命多次受挫，路线时常变动，领导层的人选

变动也相应频繁。而随着共产党逐渐发展成熟，其领导层也相应稳定

下来，战略方针的变动不再必然伴随领导层的大换血。抗日战争爆发

后很快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的生存压力大大减轻，领导层人

选变动的频率也更低了。表1所示在16次(“一大”未计入)较大规模的

中央领导层人选更迭中，在抗战爆发以前的16年间共有12次，而自

抗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2年间仅有4次。

表1：历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人数及比例(1921-1949)

留学生人数及比例

时间和会议职务总人数总计％留日％留欧％留

苏％

1921.7中共一大中央委员322

1922.7中共二大中央委员853225

中央局委员3211

1923.6中共三大中央委员14422

中央局委员5240120120

1925.1中共四大中央委员145221

中央局委员536

1927.5中共五大中央委员462031011

政治局委员116251

1927.8八七会议政治局委员167233

1928.7中共六大中央委员3711257

政治局委员178342

1930.9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5214279

政治局委员145132

1931.1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62183713

政治局委员177125

中央委员70243918

1934.1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1710129

书记处书记4375125125250

1935.1遵义会议书记处书记548

三人军事小组32111

1935.10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政治局委员117116

书记处书记548

1936.10红军会师陕北后政治局委员12975128

书记处书记548

1937.12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16912850

书记处书记5240240

中央委员7327375921

1938.11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局委员15960128

书记处书记5240240

1943.3三月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149128

书记处书记322

中央委员773171125

1945.6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137226

书记处书记548

说明：(1)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均含候补委员在

内。(2)一人有两国以上之留学背景者均重复计入相应国别，故留日、

留欧、留苏人数之和往往超过“总计”栏数字。(3)中共“一大”中央委员

即为中央局委员，故未另行列出；“二大”有中央局之名目而无确切委

员人数和名单，故援“一大”之例，以委员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三

人为限。(4)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之中央委员人数，系

由原人数加上增补委员人数得出，未考虑少数病故或撤销职务者，故

与实际人数可能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沈学明等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

论·人物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

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从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来看，则显然经历了一个本土

化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陈独秀因其在马克思主义

传播和建党准备活动中的重要贡献，缺席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他在党

内的领袖地位维持了6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指责为“右倾投

降主义”而辞去总书记职务，留日学生自此退出党的领袖之列。“八七”

会议后瞿秋白曾短期负责，1928年中共“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

主席，此二人都没有留学背景。1931年向忠发亦因路线错误而去职，

留苏学生王明(陈绍禹)代理主席职务。此后秦邦宪、张闻天先后于

1934年1月和1935年1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至1937年十二月

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总书记，留苏学生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时间为6年

半，与留日学生相似。从1938年11月起，未曾留学的毛泽东开始主

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于1943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正式担任中共中央

主席，其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保持到1976年逝世，将近40年

之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外来取向逐渐向本土

取向演进的趋势。

表2：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更替(1921-1949)

时间姓名留学背景职务

1921.7-1927.8陈独秀留日中共中央书记、委

员长、总书记

1927.8-1928.7瞿秋白无主要负责人

1928.7-1931.6向忠发无中共中央主席

1931.6-1934.1王明留苏中共中央代理主席

1934.1-1935.1秦邦宪留苏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5.1-1937.12张闻天留苏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7.12-1938.不设总书记，由书

11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主持日常工作，

1938.11-毛泽东无1943年3月后任

中共中央主席

资料来源：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

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

二、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概观

研究者已经指出，留学生在近代中国官僚政治尤其是民国历届

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留学生在国民党及其政权中的显要地

位，曾有学者声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革命是“革留美学生的命”；

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

子的军队”[1](p214-215)。从表3中的数字来看，这两句话中关于国

民党之“知识分子”性质的论断是有依据的；而关于共产党之“工人农

民”性质的论断却似乎大成问题。如果将目光聚集于中央领导层，前

文的统计已经表明，留学生在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的比例虽稍低于北

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从中很难得出共产党

是“工人农民”的党这一结论。所以毛泽东的论断，应该从国共两党的

阶级基础而不是中央领导层来理解。易言之，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与其

中央领导层的构成大体相似，包括留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在全党均占

有重要地位；而共产党的上、下层之间并无这种同构关系，其下层主

要由工农尤其是农民阶级构成当无疑问，上层却仍然是各种知识分子

施展身手之所，留学生亦同样在其中占据要津。

表3：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及共产党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

人数及比例

统计内容人数比例

民初499名国会议员258％

北洋政府31名国务总理13％

北洋政府109名内阁阁员56％

国民政府109名内阁阁员62％

共产党169名中央委员58％

共产党49名政治局委员2449％

资料来源：民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数字转引自王奇生《中

国近代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第205-215页；共产党数字由笔者统计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