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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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辛亥武昌起义曾两次变更起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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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初中生·博览》2011年第09期

1911年9月24日，起义临时指挥部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决

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暗合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

的传说。

此前，四川发生保路风潮，清廷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部队去四川镇压，其中，就包括武

汉的湖北新军第31标以及第32标的一个营。蒋翊武所在的第41标，也被调往岳州驻防。

不少革命士兵纷纷被调往外地。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个层级的人事安排，

基本上被打乱。

如此再延误下去，可能会失去起义的大好时机。

审慎考虑后，胭脂巷会议决定，一定要尽快起义。八月十五一到，全军革命响应，一

举推翻清廷在湖北的统治。

入川部队中，革命党人也留下通信方式，约定：湖北起义，如果成功，即发电报以“母亲

故”告知；起义失败，暗号为“母病愈”；起义成功有胜算，电文暗号是“母病危”。一俟武昌发

动起义，入川鄂军将全力回来支援。

未料到，就在胭脂巷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扎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8标三营的炮队出了差

错。

南湖炮队的出事，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而是属于类似哗乱的小小意外。当天下午，一队

士兵喝酒，为即将退役的正目汪锡九和士兵梅青福饯行。排长刘步云却干涉士兵喝酒，双方由

此发生争执，大打出手。

如此小事，打草惊蛇。不久，“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在军营传开。武汉的清朝军政要员闻

之，立刻提高了警备程度。规定三条：第一，军营中秋联欢会必须提前一天举行。第二，中秋

（10月6日）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第三，除值勤

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

情况忽变，起义总指挥部只得把起义时间往后推，约定在阴历八月十八那天起义，即阳历

的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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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期通知刚发出不久，又生枝节。10月9日那天，临时指挥总部即共进会领导人

孙武所居的宝善里14号（俄租界），“轰”的一声，出了大事。

此前，身为起义领导层的刘公，也带着妻子李淑卿与弟弟刘同搬入宝善里14号居住。10

月9日下午，孙武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地制作炸弹，忙个不停。他面前的案子上，摆满了黑铅、

铁片、罐头盒、盐酸、硫磺等物。

刘公的弟弟刘同是个16岁的少年。他本性好动，又抽烟。这天，他倚着大木案，边看孙

武忙乎，边吞云吐雾。孙武竟然忙得没顾上阻止这位小老弟抽烟。忽然，案上的炸药“轰”的一

声，腾起一团大火球，其他杂物也立时被引燃了。孙武的双手和脸被严重灼伤。值得庆幸的

是，他双目依旧能视物。

尽管手和脸火辣辣地疼，但孙武很坚强。他一面命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当时在另外一

间房子印制伪钞的李春萱向房子泼煤油，想在救火队来之前，把所有“证据”都销毁。

最早赶到爆炸地点的是几名俄国巡捕，他们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

了！

事情发生后，起义领导人到长清里18号集合。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话，他忽然脸色

大变——包括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在内，共进会、文学社的诸多重要文件，均在宝善里14号！

内疚加愧疚，刘公捶胸自责，派弟弟刘同和妻子李淑卿往回赶，试图取回花名册和文件。

出于侥幸心理，刘公祈祷那些巡捕粗疏，还没有发现那些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火眼金睛”的俄国巡捕视觉明，嗅觉灵，早已把文件、名册等物搜集齐

全，转交给了清政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宝善里14号埋伏暗探，就等着有人上钩。李淑卿

和她的小叔子“丧门星”刘同刚拿出钥匙想开门，就被潜伏已久的探子们围上，乖乖就擒。被逮

以后，见多识广的李淑卿革命意志坚定，咬紧牙关不松口，没透露任何消息。刘同呢，这个

16岁的少年，挨不过苦刑，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尽数招供。

在如此情势下，革命党人别无选择，只得提前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