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

更新时间:2022-12-30 05:43:51 阅读: 评论:0


2022年12月30日发(作者:英国航空公司)

【转载】金圆券疯狂掠夺大陆人民的财富

看这大面额,吓人不?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应付无法弥补的巨额财政赤

字,发行金圆券。

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法币、美元、黄金、白

银全部兑换为金圆券

而后又大肆滥发金圆券,半年内让其贬值到65000分之

结果是,将当时全国人民的财富,约2~4亿美元的硬

通货,包括美元、黄金、白银全部掠夺一空

这2~4亿美元的硬通货,你们知道到哪儿去了?

被下野后蒋介石全部从上海、南京运往了台湾,

用于作为新台币发行的黄金储备!

你们台湾人,也就完全避免大陆民众经历过的恶性通货

膨胀!

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

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然而,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

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

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

4亿多金圆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

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不过,说起恶性通货膨胀还

要数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前那几年,物价不仅是一

天一个变化,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

通胀奇观。

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

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

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

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

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

出。

当时,上海物资奇缺,同时由于道路破坏,法币也奇缺,

导致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市场上出现了1法币兑换200储备

券(汪伪政权的货币)的情况。上海官方乘机建议将法币和储

备券的兑换比率定为1:200,当时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极

力反对。何廉指出货币兑换应该以各地的物价指数为基础,

以局部市场的价格来定官方货币比率,实际会造成货币贬值,

使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破财丢产。结果是何廉的意见最后没

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

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

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

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

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

中储券的购买力显然被严重低估了,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

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国统区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

贯的大员,凭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沦陷区大发横财,历史

学家黄仁宇曾回忆说,他随郑洞国从昆明取道柳州,飞上海

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

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

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

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

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

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

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

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

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经济秩序几近崩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立夫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

局宋部长(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换取1元法币,以为这

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

姓。有5000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25元法币了,战前,一个

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

共产党铺路吗?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

级。”

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

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

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

工,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也为之后的恶性通

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导致国统区经济混乱、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南京政

府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国内经济秩序还处于极其混乱的时

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

除。可以想见,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

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是极为有害的,这使

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此时,中共控制的地区却实行强硬的政府管制,资源调

配、人力动员上均处于有组织的状态中。虽然在整体实力上,

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不及国统区富有,但有力的动员使中共

在资源控制能力上远比国民党有效得多。可以说共产党把解

放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战争中,而国民党却由于经济秩序

混乱,无法有效调动资源用于内战。内战初期,国民党政府

仰仗手中的外汇存底和美国的军事援助还能支撑大局,但是

在外汇用尽、外援渐无的情况下,财政便吃紧起来,最后只

能滥发纸币应急,恶性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点美国人看得清楚,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

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称:“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

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5个月一

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

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

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之人,衰

弱不堪。”

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圆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计

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2年,仍

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反而逐渐处于被

动。军费高居不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

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由国家银行垫款。

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

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

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

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已然是

处处被动,战场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濒临破产。法币的发

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

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造成了民

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

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

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在浙

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王云五等人,商

讨币制改革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8月

1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

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

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

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蒋

经国一个个地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

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手下说:“蒋太

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

黄金800条(每条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

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

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

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

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

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这些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一时奏效,但却非长久之计。

国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其中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

式辉等在东北行辕视察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

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

果然,上海物价并没有因为蒋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

制。

法币、金圆券下的人民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

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

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

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

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

“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底薪基数×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

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

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

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

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

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

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

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

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

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

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

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

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

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

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

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

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

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

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

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

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

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

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

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

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记录:“海甸、

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

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

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这时候偶尔能

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

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

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

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

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

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

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说北平天津地区因为战事紧张而物资奇缺的话,作

为大后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

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

中记载:“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

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

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

券,将成废物矣。”、“9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

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

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1947年9月北大的教

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

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

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

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

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

“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

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

钱都没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

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

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

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

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

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

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

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总崩溃:金圆券变成废纸

金圆券政策失败源于发行限额无法严守。国民党政府在

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

行钞票填补。这年秋冬之际,东北、平津先后失守,中原会

战惨败,国军精锐丧尽,内战的军事急速逆转,而国民党曾

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军事上的失败和

金融上的崩溃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由于无法解决财

政问题,金圆券发行仅1个月后就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

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0月28日,政府

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又颁布

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11月11日,

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

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

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从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

千里。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

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10个月

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

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各式买

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

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

工业是印刷钞票。”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

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

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

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

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

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

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

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

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

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

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

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

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

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

最后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

月份发出薪饷金圆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

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

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

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

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

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

7月3日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结

果是金圆券暴跌,亿元大钞买不到一粒米,民怨沸腾,导致国

民党垮台,重庆号军舰因为此事在共产党的鼓动下起义。蒋

介石总结教训说,以后给空军和海军发饷一定要发美元。唉!

看这智商,蒋的思想认识愚昧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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