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喻

周⼭：解读《指物论》

战国时期公孙龙的《指物论》，因其⾼度抽象，⼆千多年来解读者虽众，总是⼈⾔⼈殊，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难懂的⼀

篇⽂字。近百年来，由于有了西⽅哲学包括逻辑学作为⽐较对象和解剖⼯具，《指物论》的解读有了长⾜的进步，但仍

未能完全解开其中的谜团。本⽂试图在近现代学者解读《指物论》的基础上，进⼀步探索《指物论》的理论来源，对这

篇⽂字作出新的解读。

•

近现代学者对《指物论》⾸句的解读

《指物论》有三个关键词：物、指、物指。在近现代，胡适最早运⽤西⽅哲学概念解读《指物论》，他在《先秦名学

史》中说，“指”字在《指物论》⾥意即“标志”、“标记”，“是借以知悉某物的属性和性质”。后两年，他在《中国哲学史⼤

纲》中进⼀步解说：“似乎‘指’字都是说物体的种种表德，如形⾊等”。我们能感知事物，全靠形⾊⼤⼩等“物指”。“指”究

竟是物体的表德，还是指谓物体的表德，胡⽒语焉不详。

稍后的王琯、⾦受申等⼈，作了⽐较明⽩的解读。王琯对《指物论》⾸句作这样解读：“⼀切事务，胥由指定⽽来，指

此物为树，则树矣；指彼物为⽯，则⽯矣。在树⽯⾃⾝，虽不待⼈指定始有树⽯，然若⽆⼈，⼜安知有树⽯？树⽯⽽不

经⼈指定，⼜安得为树⽯？故⽈：‘物莫⾮指’。但此项指定，系属‘物’之⼀种抽象，⾮彼指者真体；故⽈：‘指⾮

指’”（《公孙龙⼦悬解》）。

⾦受申认为，“指”，虚指，即代名词，如你、我、他、彼、此等；“物”，实物，有形如花、⽊、⾍、鱼等，⽆形如声、

光、空⽓等；“物指”，名词，⽤以称物之⽤，亦即物的代名词。“‘物莫⾮指，⽽指⾮指’，盖⾔物皆有名词，故⽈‘莫⾮

指’；但虚指之词为⾮是，故⽈‘指⾮指’”（《公孙龙⼦释》，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与之同时还有⼀位陈钟凡先⽣，对《指物论》的解读更具理论：“指与旨通，旨训意，指亦训意。物莫⾮指，⽽指⾮指

者，号物之称，莫⾮所以表吾意，⽽达神旨，⽽所表之与能表（意为能表，物为所表），判然两事，故⽈‘指⾮指’。申

⾔之，则意者（能指）天下之所⽆，物者（所指）天下之所有”（《诸⼦通谊》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嗣后伍⾮百的解读，显然受到了陈钟凡的影响，认为《指物论》的核⼼问题，就在于分析“指”与“物”亦即“能指”与“所

指”的关系：“⽆能指则所指不可表现，⽆所指则能指亦⽆所附丽。⼆者相为宾主，相为表⾥，不能密合为⼀，⼜不能分

离为⼆。”（《中国古名家⾔》）

谭戒甫对《指物论》的解读，沿袭胡适的“物德”说⽽⼜有不同：“物莫⾮指者，⾔吾⼈五官的感觉之物，皆属形⾊性等之

物德。直⽽⾔之，世⼈所谓物之实体，全然⽆有；所谓物者，不过指之表见；故⽈物莫⾮指。”这⼀误读，不仅使他在

解读后⾯的⽂字时备感勉强、吃⼒，也为后⼈批判公孙龙的“唯⼼主义”提供了根据。

冯友兰解读《指物论》，历经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冯友兰对《指物论》⾸句作这样的解读：“天下之物，

若将其分析，则惟见其为若⼲之共相⽽已。然共相则不可复分析为共相”（《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他

认为，在公孙龙的思想体系中，“指”有两种，⼀是离物⽽独⽴⾃存之指，即“藏”⽽不现之共相；另⼀是现于物中之指，

即“与物”之指，所谓“物指”。

晚年的冯友兰，从《指物论》中寻找到了公孙龙的唯⼼主义思想形成的认识论根源，认为《指物论》之所以不好懂，是

因为它企图回避物质存在的问题。在公孙龙看来，既然⼀般可以抽象化⽽不存在于时、空（指也者天下之所⽆），可以

概括许多特殊（指也者天下之所兼），它就可以不依赖特殊事物⽽独⽴存在（奚待于物⽽乃与为指）。既然通过⼀般可

以认识许多特殊（天下⽆指，物⽆可以为物），特殊的东西就应该依靠⼀般⽽存在（物莫⾮指）。冯⽒认为，这些只是

以认识许多特殊（天下⽆指，物⽆可以为物），特殊的东西就应该依靠⼀般⽽存在（物莫⾮指）。冯⽒认为，这些只是

脱离实际的幻想，其结果把抽象化了的⼀般看成了客观存在实体，从⽽导致了先有抽象的⼀般⽽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倒因

为果的结论。冯⽒的解读，在学术界影响甚⼤，诸如汪奠基、任继愈、温公颐等，皆宗此说。

1943年，杜国庠开始从逻辑学⾓度解读《指物论》：“‘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谓概念（共相）；本来

是意识上的，但公孙龙却认为它是独⽴的客观存在”。“⼀经与物为‘指’，‘指’便成为‘物指’，为⼈们所能感觉的东西”，“对

于‘指’⾃⾝⽽⾔，‘物指’可谓‘⾮指’”。基于这样的理解，杜国庠对《指物论》⾸句解读为：“物”是由指⽽成的；⽽“指”却不

由指⽽成。⼆⼗余年之后的1963年11⽉8⽇，有⼀位署名“冷冉”的学者在《光明⽇报》发表了⼀篇“为公孙龙翻案”的⽂

章，认为“指”既有“指⽬之”的涵义，⼜有属于观念的东西，作“概念”解是⽐较恰当的；“物指”就是“物”之“指”，就是物的属

性在⼈的头脑中经过分析综合之后⽽显现的“具体概念”；懂得了“物指”的意思，也就懂得了“⾮指就是物指”。杜、冷两篇

⽂章的切⼊点相同，后者更具学术价值，基本指明了解读《指物论》的正确⽅向。然⽽，这篇⽂章在当时及尔后数⼗年

间，却并未引起包括冯友兰先⽣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应有重视。

⼆⼗世纪七⼗年代以后，⼈们解读《指物论》的热情复燃，有否定也有肯定，持否定者如，将⾸句解读为：万物没有不

是意识的显现，⽽意识本⾝则不是意识的显现。“物指⾮指”的提出，不仅表⽰着公孙龙对于名、辞这些⼈类思维形式和

成果的否定，也标⽰着他对⼈类思维能⼒的彻底怀疑（庞朴：《公孙龙⼦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持肯定者

如：“物莫⾮指”，即是说“物”没有不具有“指”（名）的；“⽽指⾮指”即是说“指”（名）却不需要再⽤“指”（名）来称谓它。

这是对“名”的本质和名实关系进⼀步作的唯物主义论证（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出版）。

以上不厌其烦地将⼆⼗世纪关于《指物论》的⼀些具有代表性的解读列举出来，是因为只有以前⼈解读为基础，包括分

析前⼈的误读根源，才有可能⽐前⼈解读得更接近原⽂本意，才能真正解开《指物论》这⼀谜团。

⼆、解读新径：以⾮指喻指之⾮指

《指物论》是《公孙龙⼦》五篇⽂字中的⼀篇。近现代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公孙龙名实研究的整体出发，解读《指物

论》。⼈⾔⼈殊，源于对公孙龙“离形⽽⾔名”的理解不尽⼀致。笔者也曾对《指物论》作过解读，认为《指物论》的⽬

的，并不是要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要说明“物指”与“指”的区别，犹如《⽩马论》要说明“⽩马”与“马”的区

别。《⽩马论》是借物取譬，《指物论》则是更⾼层⾯上的纯理性分析。“物莫⾮指，⽽指⾮指”意谓：“客观存在着的万

物莫不可以指谓，但是这种附之于物的具体指谓不同于⼀般⽽⾔的抽象指谓。”对于最后⼀句“且夫指固⾃为⾮指，奚待

于物⽽乃与为指”的解读，也就感到⽐较清楚：“如果‘指’真的能够⾃⼰产⽣出不同于⾃⾝的另⼀种‘指’（‘物指’），那么，

⼜何必需要依赖于‘物’才能成其为指呢？”（《中国逻辑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但是，笔者在解读整篇⽂字的过程中，总感觉意犹未尽。近年来，沉潜于先秦⼦学思潮，蓦然从⽼庄哲学中找到了解读

《指物论》的新途径。

从先秦名家发⽣发展的历史看，春秋末期“操两可之说”的邓析为第⼀代，战国中期的尹⽂、惠施为第⼆代，活跃于战国

末期的“辩者之徒”公孙龙当属第三代，故尔今⼈称其为“名家集⼤成者”。⽽另⼀学派的庄⼦，似乎与公孙龙处于互相对⽴

的⽅⾯。尤其在冯友兰先⽣将名家分为“离”、“合”两派，将公孙龙作为“离坚⽩”⼀派的⾸领之后，似乎更与“万物与我并

⽣，天地与我为⼀”的齐物论者庄⼦处于完全对⽴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再仔细分析公孙龙与庄⼦的思想时，发现他们之间的“对⽴”并不如今⼈所描述的那样严重；他们⽆论是

在“以物观之”还是“以道观之”的层⾯上，都有共同点。

关于庄⼦做学问的⽅法，⼤致可以借⽤他在《秋⽔》篇中的两句话概括：“以物观之”、“以道观之”。所谓“以物观之”，就

关于庄⼦做学问的⽅法，⼤致可以借⽤他在《秋⽔》篇中的两句话概括：“以物观之”、“以道观之”。所谓“以物观之”，就

是对具体的事物进⾏仔细深⼊的观察分析。在这⼀⽅⾯，庄⼦的功夫绝对不亚于以“历物⼗事”著称于时的惠施。这是他

之所以能⽤寓⾔、类⽐等形式阐述种种深奥道理⽽⼜“举重若轻”的根源所在。但是，他并不仅仅满⾜于“观物”；“观物”只

是“观道”的基础，“观道”才是他的根本⽬的。这就是他⼀⽅⾯批评彭蒙、⽥骈等⼈的“泠汰于物”，另⼀⽅⾯⼜不满意惠

施“散于万物⽽不厌”、批评惠施“遂万物⽽不返”的原因。庄⼦由于基础于“观物”⽽⼜注重于“观道”，竟被后⼈误读为“相对

主义”。他始料未及。惠施在与庄⼦的长期交往和经常性的切磋论辩中，可能受到了庄⼦的“以道观之”这⼀思想⽅法的影

响，终于由“历物”⽽⾄“观道”，提出了“泛爱万物，天地⼀体”这⼀著名的命题。倘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惠施的这⼀后

期思想的重⼤转变，对于“辩者之徒”的名家第三代⼈物公孙龙所产⽣的影响，⽆疑是震撼性的。

公孙龙在“以物观之”⽅⾯的功夫积累，通过《⽩马论》、《坚⽩论》、《通变论》等三篇⽂章，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以道观之”⽅⾯，《指物论》便是他的天才发挥。从现有史料分析，公孙龙著作《指物论》的直接动因，可能就是庄

⼦《齐物论》中的这⼀句话：“以指喻之⾮指，不若以⾮指喻指之⾮指也”。近⼈王启湘先⽣在校诠《指物论》时认

为：“庄⼦所谓以指喻指云云，即指此篇⽽⾔。”此说有因果倒置之嫌，理由是：公孙龙晚于惠施、庄⼦约三、四⼗年；

据《秋⽔》篇记述公孙龙与魏牟对话⼀节，公孙龙是在以“合同异，离坚⽩”著称于时之后才得闻庄⼦学说，并产⽣“论之

不及与，知之弗若与”的感慨。从时间和学术研究的进程分析，公孙龙著作《指物论》，应该是在受到庄⼦关于“以指喻

之⾮指，不若以⾮指喻指之⾮指”的思想影响之后。因此，如同从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体”的命题可以看到惠施受庄

⼦“齐物”思想影响⼀样，由《指物论》也看到了被称之为“辩者之徒”的名家后学公孙龙受到庄⼦思想的影响。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再从整体上观照《公孙龙⼦》与《庄⼦》的学术观点，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少有对⽴，⽽且

存在很多相融之处。庄⼦的《秋⽔》说：“以指喻指之⾮指，不若以⾮指喻指之⾮指也；以马喻马之⾮马，不若以⾮马

喻马之⾮马也”，明确地提出了要⽤“⾮指”来说明“指”之“⾮指”，要⽤“⾮马”来说明“马”之“⾮马”的主张。在公孙龙的《指物

论》中，与“指”相对应、相⽐较的“⾮指”，就是附之于物的“物指”；在《⽩马论》中，与“马”相对应、相⽐较的“⾮马”，就

是有⾊的“⽩马”。公孙龙⽤“⽩马”解说“⽩马”不等同于“马”即“⽩马⾮马”，⽤“物指”解说“物指”不等同于“指”即“物指⾮指”。

我们虽然因为惠施只留下了诸如“泛爱万物，天地⼀体”那样的命题⽽⽆法揣知他如何论证其思想，是否真的接受了庄⼦

的“齐物”影响。但是，我们却因为公孙龙的《指物论》幸存⽽可以知道这位名家集⼤成者是如何受到了庄⼦的“以道观

之”的⽅法论影响并，天才地阐述了“以⾮指喻指之⾮指”的思想。

顺藤摸⽠，关于《指物论》的这⼀新的源头，还可由庄⼦⽽⽼⼦，作进⼀步的上溯。

据《⽼⼦》第1章：“名可名，⾮常名”，讲的是：可名之名不是常名；亦可释为：可名之名不同于常名。⽼⼦的意思，是

要把可名之名与不可名的常名区别开来，如同“道可道，⾮常道”是要把可道之道与不可道的常道区别开来。何谓可名之

名？如⽜、马、⽯等⽆数附之于物的名。这种附之于物的可名之名，是“有”。何谓常名？常名是未附之于物⽽只能意会

不可⾔说的名，它因为未附之于物⽽表现为“⽆”。因为未附之于物，它不会随着事物变化⽽变化，所以是“常”。可名之

名，是常名的具体化，但是，可名之名不同于常名，常名⾃然也不同于可名之名。

公孙龙可能从庄⼦的“以⾮指喻指之⾮指”得到了直接的启⽰，进⽽从⽼⼦关于可名之名与常名的区分中获得了灵感与智

慧。他要把附之于物的“物指”与未附之于物的“指”之间的区别加以详细的阐述分析，把⽼⼦关于“名可名，⾮常名”的理论

研究引向深⼊，同时也为⾃⼰的“离形⽽⾔名”的名学研究作⼀理论总结。《指物论》实现了公孙龙的预定⽬标。

三、解读《指物论》

由于找到了⼜⼀思想源头，向来被视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难读懂的《指物论》，今天解读起来似乎⾃在了许多。

《指物论》⾸句“物莫⾮指，⽽指⾮指”为全⽂核⼼，其重⼼则在后半句“⽽指⾮指”。以往学者解读这⼀句时，分歧往往就

在这后半句。万物莫不可以指谓，亦即万物都可以指谓，都有相应的指称。后⽂说的“⽣于物之各有名”，便是“物莫⾮

在这后半句。万物莫不可以指谓，亦即万物都可以指谓，都有相应的指称。后⽂说的“⽣于物之各有名”，便是“物莫⾮

指”的进⼀步表达。这是前半句的解读。这种“⽣于物”的名，附之于物的指，即后⽂说的“物指”，与未附之于物的常

名“指”，是有区别的。这是后半句“⽽指⾮指”的解读。

那么，“指”究竟是什么？“指”⼜如何转化为“物指”的？为什么说“物指”是“⾮指”，“物指”与“指”的区别（“⾮”）在哪⾥？这是

《指物论》所要解答的问题。

“指”是什么？《指物论》中有这样三句话：

天下⽆指，物⽆可以谓物。

指也者，天下之所⽆也。

指者，天下之所兼。

第⼀，“指”不是可有可⽆的东西。如果没有“指”的存在，天下万物就⽆法指称。⽆法指称万物，⼈就⽆法认识攘攘变化的

世界，⽆法进⾏有效的思维活动。有了“指”，才能指称万物。《⽼⼦》说：“有名，万物之母”。《尹⽂⼦》也说：“有

名，故名以正形”、“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物之名，缘“指”⽽始；循名责实，皆为“指”功。

第⼆，这个极其重要的“指”，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们不可⾔说只能意会，按《⽼⼦》的说法，是不可名的常名。

从客观性⽽⾔，“指”是⽆；从哲学本体⽽⾔，“指”是有，是⼀种最⾼的存在。

第三，“指”之所以不可⾔说，为“天下之所⽆”，是因为它兼尽天下万物，集天下万物于⼀⾝的缘故。

不可名的“指”，是如何转化为可名的“物指”这种“⾮指”的？《指物论》中有这样两段话：

天下⽆指者，⽣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

且夫指固⾃为⾮指，奚待于物⽽乃与为指？

天下之所⽆的“指”，由于物的缘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指；由物⽽⽣的“指”，已不是“指”，⽽是“⾮指”了。因此，“指”⾃⾝

是不可能转化为“物指”的，它必须依赖于客观存在的“物”，才能完成由“指”向“物指”亦即“⾮指”的转化。

为什么说“物指”不是“指”⽽是“⾮指”？“物指”与“指”之间的区别在哪⾥？《指物论》中有这样⼏句话：

指，⾮⾮指也；指与物，⾮指也。使天下⽆物指，谁径谓⾮指？

不为指⽽谓之指，是兼不为指。

这⾥有两层意思。第⼀层意思：“指”就是“指”；“物指”则是“指与物”的结合，所以不是“指”⽽是“⾮指”。如果天下没有“物

指”，也就⽆须说什么“⾮指”。第⼆层意思：“指”是“天下之所兼”，它兼尽天下之物；“不为指⽽谓之指”的“物指”，则是“兼

不为指”，是对各种具体事物的指称。

在《指物论》中，“物”不是所要讨论的对象，但是所要讨论的问题都离不开“物”。讨论“指”，离不开“物”：“天下⽆物，谁

径谓指”；讨论“物指”，离不开“物”：“物莫⾮指”；讨论“指”与“物指”的区别，同样离不开“物”：“指与物，⾮指也”。借助

于“物”，公孙龙总算把“指物”形成的两个重要概念“指”和“物指”作了很好的阐述分析，为其名辩体系画了⼀个⽐较圆满的

于“物”，公孙龙总算把“指物”形成的两个重要概念“指”和“物指”作了很好的阐述分析，为其名辩体系画了⼀个⽐较圆满的

句号。

“指”是“天下之所兼”的常名，“物指”是“⽣于物”的可名之名。“指”与“物指”的关系，就是常名与可名之名的关系。这就是笔

者重新解读《指物论》的结论。

四、结语

如果⽼⼦关于“名可名，⾮常名”的思想、庄⼦关于“以指喻指之⾮指，不若以⾮指喻指之⾮指”的思想，确实是公孙龙《指

物论》的学术源头之⼀，那么，关于先秦哲学的研究⽅法、关于⽼庄思想在先秦哲学尤其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恐怕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定位。

⾸先，关于先秦哲学包括先秦逻辑的研究⽅法。以前，我们习惯于将古代学者分门列派，然后从所在门派中寻找其师承

渊源，解读其著述思想，⽽将其他门派的学者视为其对⽴⾯；从其他学派的著述中，似乎只能寻找到对⽴的思想观点。

事实恐怕并⾮如此。先秦诸⼦固然有门派归属和师承渊源，但是那些有所作为的学者尤其是战国末期那⼏位集⼤成者的

学术观点的形成与学术思想的发展，如果仅限于本门本派的学术养料，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先秦学者在政治上从不执

着于⼀君，所以也并没有近现代学者那种强烈的政治依附和固执的意识偏见。尤其象公孙龙这样明确表⽰“离形⽽⾔

名”的纯学术研究的学者，学术视野⽐较开阔，他并不因为“少学先王之道⽽明仁义之⾏；合同异，离坚⽩，然不然，可

不可”⽽拒斥⽼庄哲学。他从⽼、庄关于“名”和“指”的论述中汲取养料，成就了《指物论》，使⾃⼰成为先秦名学研究的

集⼤成者。通过公孙龙《指物论》新源的探索，我们看到了先秦诸⼦在学术上既有互相争辩的⼀⾯，也有互相渗透的另

⼀⾯。因此，如果我们纠正⼀下历来的研究⽅法，抛开⼈为的门户之见，把先秦诸⼦都置于⼦学思潮的整体中加以考察

分析，或许会找到更多的类似《指物论》那样出⾃多源的情况，这样，⽆论对于先秦诸⼦思想的研究深度，还是对于整

个⼦学思潮的价值定位，都会有⼀种新的进步。

其次，关于⽼庄思想在先秦哲学尤其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的辩证思想，庄⼦的齐物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

的优越地位是⽏容置疑的。但是，⽼、庄的逻辑思想，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却被视为可有可⽆。⼤多数的中国哲学史

和中国逻辑史著作，对⽼、庄的逻辑思想都只字不提。现在，当我们将⽼、庄的“名”、“指”论述作为公孙龙《指物论》的

源头之⼀时，对⽼、庄的“名”、“指”论述也当另眼相看，他们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须重新评估；先秦逻辑思

想的发轫者，究竟是邓析，还是⽼⼦，也同样需要重新研究和认定。

当然，公孙龙对“指”与“物指”的区分研究，源⾃于⽼、庄的“名”、“指”论述，这还只是我个⼈的近期研究结论。历史的真

实是否如此，还有待学术界更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