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大国博弈阿富汗的特点、教训及其启示
张树明
【摘要】20世纪,英俄(苏)、美苏在阿富汗展开长时间、大力度博弈.大国博弈进程
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大国博弈总体呈现均衡竞争局面,但某一大国在某一时期
又会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大国则保守应对.就博弈性质而言,英俄博弈基本是零和的,但
美苏博弈主要是零和的,同时也兼具一定非零和性特点.大国博弈阿富汗的历史为我
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阿富汗对外来侵略反应极其敏锐;国际社会必须要
关注阿富汗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和感情诉求,避免将外界标准和要求强加于它;阿富汗
国内良好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是保障其不沦为大国政治“悲剧”的重要条件;作
为竞争对象的弱小国家可能会对大国关系产生较大反作用.这些经验教训为国际社
会在新的历史时期介入阿富汗事务提供了重要启示.
【期刊名称】《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19)003
【总页数】5页(P12-16)
【关键词】大国;阿富汗;博弈;国际社会;中国
【作者】张树明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1
阿富汗是亚洲的内陆山国,经济发展落后,但身处英国地域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JohnMackinder)所称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857年,恩格斯总结阿富汗的地理特点与作用时讲到,“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
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细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1]77阿富汗是
影响地区局势的枢纽之地,多年来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大国仍是解决阿富汗
问题的高效性行为体之一。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阿富汗局势虽充满动荡波折或暴
力冲突,但总体尚处于可控范围内。这种可控局面的出现与大国对阿政策及其互动、
大国竞争理念与模式等有密切关系。因而,总结20世纪诸大国在阿富汗博弈的历史
经验及其教训,对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下的阿富汗“僵局”将会有重要的借鉴和启
示意义。
此外,中国是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之一,有多个理由关注并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一是中
国企业和公民大量进入阿富汗,其利益需要政府的维护;二是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外溢
对中国本土安全构成威胁;三是中国快速发展,要担当某些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更
主要的是,阿富汗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阿富汗的稳定、统一和繁荣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影响极大,“一带一路”的实践与阿富汗问题的解
决将形成良性互动局面。为达成这一目标,总结大国介入阿富汗问题的历史经验教
训,可为中国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和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20世纪世界大国在阿富汗政策博弈的基本特点
20世纪,英国、美国、俄国(苏联)是在阿富汗博弈程度最广、力度最大、影响最深
的世界强国,期间形成了英苏、美苏两组博弈关系。
(一)20世纪大国在阿富汗的博弈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受国际关系、地区局势及相关国家国内政策变化的影响,大国对阿政策及其博弈呈
现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点。简而言之,大国博弈可划分为以下阶段:
1.20世纪初到1939年英苏博弈时期。经历19世纪的斗争与妥协,1907年,英俄签
订协约,协调了彼此关系,也促成阿富汗缓冲国地位的正式确立。1919年,赢得第三
次英阿战争胜利的阿富汗获取独立自主的地位,与苏联关系发展迅速,英苏博弈日趋
激烈。除国家利益动机外,意识形态因素开始进入大国博弈阿富汗的视野。1921年
后美国加入大国博弈漩涡。多极国际格局下以英苏为主、多个大国博弈阿富汗的局
面形成。列强博弈巩固和延续着阿富汗的缓冲国地位。
2.1939到1947年大国无序博弈时期。20世纪30年代后,德国对阿援助和影响大
增。大国纷争乱象丛生,既有英苏美对抗德意日,也有美国对苏联在阿富汗影响增强
的忧虑。1947年英国撤出南亚打破了持续百年的两强博弈阿富汗局面,阿富汗周旋
于多个大国间获取国家利益的缓冲国地位消失。阿富汗急于引入新的大国力量重建
地区均势。
3.美苏冷战博弈时期。在此期间,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进程不是平缓的。
首先,1947到1955年是美苏阿关系转型期。冷战的爆发推动大国博弈的模式由二
战前多极格局下的无序竞争向冷战背景下两极竞争转型过渡,在此过程中,美苏在阿
富汗及其周边积极造势,为全面博弈积累资源。
其次,1955到1979年是美苏全面竞争的秩序重建期。1955年后苏联大规模经济、
军事援助阿富汗,引发美国强烈反应,两强竞争局面再次形成,阿富汗缓冲国地位重新
确立。美苏博弈模式完全成型。美苏在阿富汗的竞争掺杂了安全利益的考量和意识
形态的较量,这导致美苏在阿富汗相互妥协的可能性降低。为获取更大优势,美苏分
别将盟国纳入到各自对阿政策框架中。鉴于阿富汗毗邻苏联的地理位置,苏联对阿
富汗的敏感性远大于美国,投入的资源数倍于美国。
第三,1979年至冷战结束是大国博弈模式的解构与重建时期。1979年12月苏联
入侵阿富汗开启了大国与阿富汗战乱的恶性循环模式,也直接破坏了美苏和平竞争
的模式。苏联入侵激发阿富汗民众的反抗,美国等国则以秘密提供军事、经济援助
等方式壮大阿富汗游击队,打击苏联。这构成了传统博弈模式被解构后的一种新的
对抗局面。另一方面,美国过于强调反苏立场,援助对象包括大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势力,培养了自己的敌人,埋下了阿富汗持续动乱的种子。阿富汗的命运、美苏博弈
都面临新的挑战,地区秩序与国际关系即将重建。
(二)大国博弈阿富汗总体呈现均衡局面,但总会存在某一主导性大国。
在19到20世纪的英俄博弈过程中,英国对阿政策较为激进,1839年到1919年,英
国发动三次侵阿战争,攻势明显,获益却有限,第三次战争的失败直接促成阿富汗的完
全独立。英国的资源逐渐耗尽而对阿政策渐趋虚弱,直至二战后自南亚、阿富汗地
区撤离。而沙俄则以适度支持阿富汗抵抗的方式与英国周旋。好战成性的沙俄没有
入侵阿富汗,实属罕见,体现的是沙俄对阿政策的谨慎和保守。但沙俄成功地防止了
英国操控阿富汗局面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大博弈获益更多的一方。
冷战时期的美苏博弈中,苏联对阿政策具有较强进攻性,欲借助地缘毗邻的优势掌控
阿富汗,为此投入巨额资源。“从1956年到1978年,苏联向阿富汗提供了12.65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将近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22苏联最终不惜发动战
争试图将竞争对手排挤出阿富汗,但没有达成预期战略目标而撤出阿富汗。美国对
阿政策则总体表现为平和、理性。19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就限定了对阿政
策目标,不与苏联进行全面竞争,政策力度限于制约苏联、维持阿富汗的中立与缓冲
国地位即可。因而从1956年到1978年,美国仅向阿富汗提供了5.33亿美元的经
济援助[2]22,远不及苏联,但较成功地维持了在阿富汗的存在,平衡了苏联的影响。
总之,从博弈方的主从地位审视,19世纪的英国政策类似于冷战后期的苏联,沙俄政
策则类似于后来的美国。博弈结果都是进攻一方遭受重大损失而获益极少,保守一
方不谋求与竞争对手进行对等博弈,以较有限的资源投入和代价,在维持阿富汗缓冲
地位的同时,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不同时期大国博弈阿富汗的内在性质有一定差异。
英俄博弈基本是零和的,但美苏博弈在零和性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非零和特点。
19世纪是强权政治时代,大国唯利益与实力是从。在此背景下,英国欲途经阿富汗北
进中亚,俄国欲借力阿富汗南下印度洋,英俄在阿富汗的博弈基本是零和博弈性质,双
方相互敌对。曾任英印总督的李顿就认为:“如果阿富汗不被英国吸引,肯定会被沙
俄吸引。”“阿富汗在英俄间不可能保持平衡关系。”[3]147-148因而,两国分别
扶植阿富汗国内的代理人,展开激烈争夺,期间发生多次危机,英俄军队甚至作出战争
姿态恫吓对方,如在1884年潘狄绿洲危机中,“英国首相格拉斯顿请求国会批准
1000万英镑军费,并宣布俄国一旦向赫拉特推进,即构成(英俄的)‘开战理由
'。”[3]162
冷战时期的美苏博弈虽仍带有零和性质,但受国际政治核心理念的进化与美苏核恐
怖平衡等因素的影响,美苏竞争也具有较明显的非零和博弈性质。大部分时期,两国
都没有以激进手段独霸阿富汗、排斥对方的意图或举措。1970年代末阿富汗局势
巨变之前,苏联没有武力占领阿富汗的计划。占据阿富汗并以其为跳板进而获取印
度洋出海口也许是沙皇俄国的计划,但不适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多地是西方战略家
和学者的臆测和夸大,以丑化苏联形象、恶化苏阿关系,同时为对苏冷战政策寻找借
口。大部分时间内,美苏接受了对方存在于阿富汗的事实,维护阿富汗的稳定、独立、
中立是两国的共识,甚至两国接受了各自的援助被用于对方项目中的事实,美国学者
杜普雷称之为美苏“合作”建设阿富汗。因而,冷战时期,美苏博弈没有在阿富汗引
发常见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代理人战争”。在相当长时间内美苏阿三国
形成了“和平竞争、共享发展”的局面。
二、大国博弈阿富汗的经验教训
梳理20世纪大国博弈阿富汗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是:
第一,阿富汗不是“大国的坟墓”,而是侵略性大国的坟墓。19世纪以来,阿富汗一
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英国、苏联等强国及21世纪初的美国都在此遭受重大挫折,
阿富汗因而被称为“大国的坟墓”。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受挫于阿富汗的大国都是
在对阿富汗推行武力侵略时遭遇顽强抵抗。阿富汗是被动地承受外来侵略并被刺激
出了巨大的反弹之力,自身没有表现出外向扩张。而且,同样是这些大国,它们在推行
非武力、非侵略政策时,与阿富汗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非冲突性的,如1979年前
的苏阿关系、2001年前的美阿关系等。
第二,大国和国际社会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关注阿富汗政府和民众的利益
和感情诉求,避免将外界标准和要求强加于阿富汗。大国应清晰界定在阿富汗欲达
成的利益目标及他国的利益关切等,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其中必须包括阿富汗自
身的利益和情感关切。这需要大国理性、深刻、全面地研究阿富汗政治、文化与社
会结构,熟知阿富汗国情民意。历史上,恰恰由于大国对阿富汗国情了解模糊甚至错
误,给自身及阿富汗带来无可挽回的悲剧性结果。如冷战时期,美国多位著名阿富汗
问题学者批评美国政府漠视阿富汗,对阿富汗国内事务茫然无知。[4]232典型例子
就是美国援建阿富汗的充满诟病与争议的赫尔曼德河谷水利工程。该工程始建于
1940年代,预期建成后将大大改善赫尔曼德河流域的农业种植结构,逐步实现阿富
汗粮食自给,“将会出现一个大农业——工业的局面。”但截止到70年代已投资
数亿美元,一直未取得好的效果,“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管理局地区和坎大哈所计划的
小型工业的发展仍停滞不前。”[5]219根本原因是美国没有认真调查了解当地自
然地理条件及民众的生活生产习惯,仓促决策。后续出现困难时,美国不仅没有认真
反思自己,反而一再指责阿富汗方面,“1956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的都铎报告批
评赫尔曼德河谷的许多方面,对阿富汗人进行了极不公正的责备。”[5]80
第三,阿富汗国内良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是保障阿富汗不沦为大国政治“悲剧”
的重要条件。1970年代后期,阿富汗局势走向崩溃的诱因除美苏博弈造就的紧张氛
围外,极其重要的一点是阿富汗遭遇内部和外部双重危机。内部危机主要是1960
年代后阿富汗“民主改革”和经济困难引发的局势动荡,不同立场的政治派别群起,
政变频发,引发苏联对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及阿富汗发展前景的忧虑,最终决定以武力
入侵方式稳定阿富汗政局。外部危机主要是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和民族纠纷。苏联充
分利用这一危机,将阿富汗紧密地拉拢到自己一方。危机被美苏冷战放大,汇合成阿
富汗的总危机,对美苏均衡局面造成了巨大压力。因而,运作平稳有序、对领土和居
民拥有有效控制并奉行理性和平对外政策的中央政府是阿富汗问题解决的关键和前
提。
第四,作为竞争对象的弱小国家可能获取巨大利益并可以对大国关系产生较大反作
用。大国竞争往往给弱小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其长期深陷大国阴影下。但一方
面,借助谨慎而灵活的外交政策,弱小国家也可在大国关系中左右逢源,从竞争各方获
取援助,享受大国竞争带来的好处,并反作用于大国关系与大国政策。除上文所述阿
富汗从美苏两国获取18亿美元援助外,还得到来自中国、西德等的大量援助,获益
甚巨。另一方面,阿富汗的局势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苏关系和冷战演变,特别是在
1970年代后,苏联的入侵直接导致美苏缓和状态的结束和新对抗的开始。
三、大国博弈阿富汗的启示
大国博弈阿富汗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国际社会及中国介入阿富汗事务、解决阿富汗
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不能任凭极少数国家肆意行事。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权威性、客观性得到广
泛认可。因而,联合国应发挥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导性作用,鼓励、支持大国秉持联
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尊重各方利益,淡化竞争,强化合作,以问题解决为最终目标,
推进阿富汗重建进程,协调阿富汗各派矛盾,助力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第二,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和平、非暴力的方式。20世纪,英、苏等国以战争
方式征服阿富汗的尝试屡遭失败,外部势力的鲁莽介入完全遭到阿富汗民众的排斥
和反抗。这是源于阿富汗民族追求自由独立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任何意欲以武力方
式控制阿富汗的外来势力无法得逞。“由于控制该国的巨大代价,又极少有外部强
国能将阿富汗变成直接殖民地。”[6]32因而,21世纪国际社会的介入必须秉承善
意与和平意愿,尊重阿富汗的根本利益,尊重阿富汗政府和民众的尊严和荣誉,方能寻
找合适的解决路径。
第三,国际社会在寻求阿富汗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偏见。20世纪后
半期,意识形态因素一度深刻影响了大国对阿博弈,这是美苏无法在阿富汗达成妥协
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最终诱发阿富汗长达几十年的战乱。而英俄数十年竞争,在意识
形态缺位的情况下,两国终能寻求妥协,避免了兵戎相见。同时,国际社会和主导型大
国更要以多元主义理念,尊重阿富汗的伊斯兰文化和传统习俗,尊重阿富汗民众和社
会的情感诉求,防止激发阿富汗社会新的排外、仇外心理,避免为恐怖主义的泛滥推
波助澜。
第四,国际社会和大国对阿富汗政策的目标设定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循序推进。苏联、
美国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对阿政策的目标都不是模糊且无限扩展的,这有利于维持
彼此关系的平稳局面。但1979年苏联的入侵与2001年美国的“倒塔”战争,大国
战略目标扩大且界定不清晰,结果使苏、美分别陷入阿富汗泥潭,消耗了大量资源,给
各方造成严重后果。因而,国际社会及主导型大国应精准设置政策目标,详细规划在
不同时间所要达成的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目标,平稳有序地推进政策计划,助力阿富汗
摆脱困境,实现正常国家的运行。
第五,大国在阿富汗必须摒弃对抗思维,谋求以合作共赢方式寻求和实现各方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历史上英俄美苏等国在阿富汗问题上过于强调己方利益,罔顾国际公
正和阿富汗的意愿,结出了“地区乱象”的苦果。大国对抗既耗费了巨量的资源,也
增加了地区动乱的风险。21世纪国际关系的非对抗性质为大国在阿富汗协调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国际社会和大国必须真正从“互利共赢”角度,而非从大国
一己私利角度审视对阿富汗问题的认知,并进而寻求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
第六,中国向阿富汗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应加强对阿富汗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塑造
良好的国家形象。自1960年代起,中国就对阿富汗提供了大量援助;近年来,中阿关
系发展迅速,政府和民间资本大量进入阿富汗。2014年10月,阿富汗总统阿什拉
夫·加尼访问中国期间,中国政府承诺向阿提供20亿元援助。另一方面,软实力、公
共外交已成为新时期国际关系和一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中阿虽为近邻,但由于语言的
巨大差异及阿富汗的局势动荡,两国人员、文化交流发展缓慢,彼此的国家形象认知
稍显模糊,亟待改善。因而,提升中国对阿软实力外交,塑造中国在阿良好形象对维护
中国在阿利益,稳定西部边境安全意义重大。冷战时期美国对阿政策的一些做法也
值得关注。美苏博弈期间,两国都对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物质援助,但援助领域有明显
差异。苏联援助主要是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美国对阿援助虽规模有限,但涵盖领
域极为宽泛,更注重与民生相关的产业、事业发展,注重心理文化宣传及国家形象塑
造,在阿富汗较成功地培育了一定的亲近美国的社会氛围,以软实力弥补了在物质援
助规模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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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harvest:USforeignpolic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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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布于:2022-12-30 01:32:09,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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