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yswan

到底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南都周刊》的调查显示，14%的人夜间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看手机，11%的人甚至在欢爱之后就去查看手机。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用户，当手机不见时都会感到恐

慌和绝望。也许，我们不应该责怪手机。当App引导我们走哪条路不塞车，去哪里吃饭可以打折，当微信

帮助我们与疏离的亲友更多联系，科技的进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然而，当我们开会时盯着胯下，吃饭时

举行奇怪的仪式，当我们因微博的评论伤心难过时(有人甚至因此自杀)，我们是否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兴

趣与能力？讽刺的是，我们的调查也显示，有孩子的家长中，在自己充分享受手机的便利时，超过20%的

人严禁孩子使用手机。手机改变了我们，但我们未必希望它们改变下一代。

多重任务疯狂症

“我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杨华宁说。北京秋日的阳光透过国贸宽大的玻璃窗，洒在这位前IT公司高

管身上，但却掩不住他苍白的脸色。

杨身上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便已经从公司辞职，他手里仍然时时刻刻都在摆弄一部精致的智能手机，在上

面刷刷点点，偶尔抬一下头，目光也看着别处。不得不说，坐在对面观察他如何使用手机是一件非常赏心

悦目的事，他的手在程序间的切换熟极而流，像是一位魔术师在表演最拿手的段落。而偶尔需要打字时，

飞快跳动的手指又像是钢琴师。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更像是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机器不断将最新的讯息推送到手机，他会每隔

30秒打开锁屏查看一次，再过30秒，则会查看一次邮件，而此后则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又两分钟过

去，他又会重复上面的动作，周而复始。

“没办法，已经成了习惯。”过去5年中，杨华宁每天夜里都会被手机吵醒，白天去任何地方，都要携带

3个充电宝为手机充电，随时拍拍口袋看看手机在不在，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动作。在任何一次或长或短的

出游计划中，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个——一个永远低头看手机的旅行者。再到后来，即使再重要的场合，

他也没有办法放下手机，直视着别人完成一次对话。

杨并非一个智能手机悲剧的个案。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

过8亿人，其中超过3亿人，是和杨华宁一样的3G智能手机用户，后者还在以每个月将近1000万人的速

度迅速增长。

即便发展速度慢于中国，国外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英国每日电讯》援引babies网站的一项调查说，

他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英国的父母们，居然会让这些不到1岁婴儿每天玩4个小时iPad——他们每天醒着的

时间只有大约10小时！

智能手机的普及显然给所有人带来了困扰。仅仅在这个月，就有湖北一名少女走路看手机而掉入深坑坠亡，

而南京一名男子则因为专注于手机挡住了火车。重庆的一位学生家长，则为儿子所在的学校捐赠了40万元

的非智能手机，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智能手机骚扰孩子的“正常成长环境”。

杨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的看法与拉里·罗森在他的《i成瘾》一书中定义的情况基本没有太大出入，即

这是一种典型的“多重任务疯狂症”，具体而言的症状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网络使用者，在网上进行

阅读或者进行超文本文档读取时，也很容易分心。”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收到信息的两分钟内，就强迫

自己回复”。

这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还在书中定义了手机成瘾的其他一些症状，例如“手机震动幻想症”，“讯息查

看强迫症”以及“缺乏睡眠喜怒无常症等”，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低自尊”导致的精神疾病，与财富滥

用和病理性赌博类似，成瘾的人们通常“利用强迫行为来摆脱强迫观念”。他甚至援引了一份研究数据，

指出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在灰质和白质上都存在明显区别。

但杨华宁的问题在于，除非所有人都放弃智能手机，否则作为一个45岁的中年中国男人，无论是否在工作，

他都无法承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

另一种人格

这个问题似乎无解。美国的一篇论文曾经依据“五型人格”理论研究认为，外向型的人更倾向于拥有智能

手机，并且对短信功能需求更高；而亲和性的人更倾向于打电话而不是发短信。换句话说，是否更容易“上

瘾”，与个人天生的体质有关。

至少就吴若曦而言，这个理论并不足够成立。工作日的温哥华国际机场简直一团糟。广播在头顶一遍又一

遍地lastcall，眼前是成群不知所措的旅客，耳机里是流水一样发来的指令，充斥着各种调度、术语、

程序和令人抓狂的混乱。

但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刚刚工作6个月的机场地勤，吴若曦已经对此驾轻就熟。半年来

她已经保障了104架航班的起飞。她在值机柜台闲庭信步，甚至还用空余的时间跟朋友分享了航空公司的

新机型，解答了一个陌生朋友的感情问题，就最近国内的一桩热门媒体事件发表了感想。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除了一部智能机。

这对吴这样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不算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吴的生活就在手机上。她已经习惯“一心二

用”的生活——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钟手机资讯，吹头发的时候也在看，路上在看，工作的时候在看，下

班之后还在看，即便有朋友聚会，大家也都在看手机。今年6月的苹果发布会，时间上正好跟某个航班撞

车，吴若曦甚至还作为某国内网站的解说嘉宾，在百忙中用手机完成了全程直播。

这件事的结果好坏参半。一方面，这个在手机上叫做“Onlyswan”的女孩，拥有13000名Twitter粉丝和

30000名新浪微博粉丝，拥有一个手机上认识的老公，甚至婚礼上的嘉宾，也是手机上邀请来的。但另一

方面，因为有十几部不同品牌的手机轮流使用，临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充电器，带来的焦虑感都会

让她失眠。

更多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当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顶头上司，发现吴在手机网络上那些

尺度很大的自拍照，尺度很大的两性话题讨论，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论时，无不惊讶于那个平时

只顾低头玩手机的怪女孩，居然在手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吴只能对此摊摊手，“只能说他们根本不了解

我，也许这是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吧。”

但这些对吴来说都并不是问题。她参加过许多线下聚会，认出她的网友并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冒犯举动。他

们对她的价值观表示尊重，甚至激赏。尽管曾经被网警请去“喝茶”，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最近甚

至还有一位某地级市的网警在微博上对她说，等她回国要过来见面，像朋友一样，就很多问题当面探讨。

吴若曦觉得她从智能手机中获益良多。在2008年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她就已经混迹于各大论坛，是个

小有名气的宅女。现在的她依然怕打电话，但会更多走出去，更多与人打交道，她甚至已经辞职，决定在

互联网圈子里做点事情，甚至拣起“国际政治”的老本行。这有什么不好呢？

很明显，我们多数人都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也并非卢德派教徒，与手机打交道不可避免。最近出版的新书

《与手机同床》讲述了以苦干著称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何与7/24小时在线工作斗争的故事，办法是强制提

高效率，早点下班。

《经济学人》并不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文章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

些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厂商们，主动把手机‘非智能化’。”

诱惑竞赛

智能手机业者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这些问题。《i成瘾》中总结了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够诱惑人使用的5

大特征：它简便易用，是一种视听享受，提供众多选择，让沟通无压力，更重要的是，匿名而且安全。实

际上，行业内的大小公司们无一不正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

中国手机用户正在追求更大、更快、更智能的手机，他们甚至愿意为此多付出一倍的价格。但没人知道他

们究竟想要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趋势有增无减。中国去年销售了2亿部智能手机，但仍未普及，有消息说，明

年4G的用户量将是个惊人的数字。“智能手机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判断短视频将成为新的流行，但

不确定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只能尽量去猜测它。”曾学忠说。

问题的背面

但还有一种可能，问题并非拥抱诱惑还是抗拒诱惑这样简单的二选一。

对于网民“菲宝”来说，智能手机很多时候更代表一种生活，一种今后的人生哲学。她已经3年没有工作

了。如果用一个词来确切形容她的状态，那可能非“职业的手机网购者”莫属。之前从事船舶仪器仪表制

造的她辞职后，开始了一次足迹踏遍全国的背包旅行。在旅行的闲暇时间，她选择了用网购来打发时间——

她用手机在淘宝达成的交易高达上千次，不仅让自己成为一个“四黄钻买家”，还和200多个商户成了好

友。

现在的“菲宝”以网购达人自居，并且还希望借此谋生。她创办了多个手机网络公共账号，自费奔波于各

大电商的总部，用于和有同好的网购用户分享电子商务网站的动态，以及自己的购物心得。现在的她除了

网购，还会每天花12小时甚至更多，用手机更新几十条消息分享，“淘宝(他们)不会为此付给我一分

钱，”“菲宝”说，“但是我的粉丝们会愿意购买我的经验。”

另一个情况就像网民DennisChu。他并非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但在他的手机上，有150个应用。他甚

至制作了一个专门讨论“应用”的手机应用程序，用于随时随地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和交流。他甚至认为这

样的应用“集市”，可以取代谷歌或者苹果官方的应用市场，因为它更“自由”。

“我信奉无政府主义和信息自由，我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有简单规则约束的虚拟世界，完全可以由用户

自己来管理，就像真实世界一样，惩恶扬善，完成自我净化，最终会打败‘中心化’的官方市场。”Chu

说，“我想自己来验证一下这个想法。”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一种延续。2009年，美国曾因为加州一位

13岁少女每月发15000条短信的新闻，而引发激烈的辩论，但4年过去，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说，新

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的无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为“产生

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

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纽约客》今年9月则在一篇《Facebook如何让你不高兴》的文章中发现，同样的严肃医学研究之所以得

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对心

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择了传统行业的IT部门，改用非智能手机，

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但不需要7/24小时待命了。

至于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存在区别这一点，也可以先不用讨论了。4年前卫生部已经在《未成年

人健康上网指导》里明确了，网瘾严禁损毁性外科手术。在有严谨的医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手机看作随

身听，甚至收音机，看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

你承认自己是手机的奴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