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意识流

【课外阅读】试论《春之声》的意识流创作特色

内容摘要：《春之声》是王蒙用西方意识流手法创作的一篇小说，与《墙上的斑点》

相比较，我们发现《春之声》确实具有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如采用人物内心独白和

新的时空体系来描写人物的意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描写感觉印象等。但是由于中国的

文学传统的影响，王蒙的小说在主题、情节、人物、语言和叙事等多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式特

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的中国意识流小说只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

的技巧而创作出的具有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的小说，我们称之为“东方意识流”或“心态

小说”，实际上就是西方意识流的中国化，即西方意识流技巧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融合。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在政治上完成了拨乱反正，思想上实行了大解放，经

济上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新时期，显示出一股勃勃生机，人

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也随之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的思想更活跃了，内心更复杂了，越

来越多的西方的事物传到中国来，中国开始了在古老而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与创

新的过程。在文坛上，中国的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用旧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在新时期的感

受，于是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一些文学形式和手法来反映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以

及处于这一重要的大转变时期的人们的新风貌，他们反思过去，歌颂新时代，对未来充满希

望与祝福。而在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家中，不论是在歌颂新时代这一重大社会主题上，还是在

小说形式技巧的创新上，王蒙都走在了前列。他在80年代初发表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

《风筝飘带》、《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等六个中短篇

小说是他在这时期的重要作品，它们都是王蒙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表现新时代新生活主题

的小说。

“意识流”这一名称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提出的。他认为

人的意识是私有的、常变的和连续的，意识活动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一个统一体，并且无时无

刻不在流动和变化着，像河流一样川流不息。而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不间断

的、构成每个人直觉经验的、经常变幻着的意识流。同时他还认为流动着的意识不全是理性

认识，而是交汇着非理性成分，因而意识的流动和变幻是不规则无规律的。[1]于是一些欧

美作家就借鉴了詹姆斯的这种理论及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的“心理时间”

学说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潜意识”理论，把它们运用到文学创作

中来，形成了欧美现代派小说中的意识流派。

一

《春之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较早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之一，它最早发表在

《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上，自它发表后，有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王蒙，其中有一位文

学教师在信中说他把小说看了两遍，愈看愈不懂，问“电子石英表”、“三接头皮鞋”、“结婚筵

席”和“差额选举”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并责问王蒙“你写这些干什么？”[2]

还有一位文艺工作者说《春之声》是“‘泥水流’，连泥带水都流下来了。没有人物，也没有细

节，能算小说吗？”但更多的是，《春之声》被推为中国意识流小说探索与实验之作，王蒙

被称为“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首倡者与实行者”。[3]（P.92）对此，王蒙是这样回答的：

“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

中所得到的启发。”[2]“但去年我被某些人视为意识流在中国的代理人……把我的近作归结为

意识流，只能使我对这种皮相的判断感到悲哀。”[4]《春之声》写的是一位“三个小时以前，

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

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5]的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岳之峰阔别家乡二十多年后，“在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回乡探亲的路上，坐在一辆“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

子车”上的内心活动和情感意识，揭示了主人公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和中国沉重的历史，同时

表达了对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热情歌颂及对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正是因为作者的时代责任感

和深挚的爱国情结，因而在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一幅幅场景和画面不仅

仅是对历史的思索，更是对现实和新时代的扬。正如作者所说：“请主人公‘担任科研工作，

又刚刚出国考察归来’，这样，才能加强闷罐子车给人的落后感、差距感，这种感觉的抒发

不是为了消极失望，而是为了积极赶上去。我又加上了主人公的家庭出身、童年、曾有过的

‘没完没了的检讨’等描写，这样不仅有了横的、空间的对比（例如欧洲先进国家与我国、北

京与西北小县镇的对比），而且有了纵的、历史的对比，有了历史感，也就有了时代感。这

种历史感既回顾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记取我们走过的弯路，表

达我们再不要重蹈覆辙的愿望，更表达我们珍惜已有的拨乱反正的成果，一定要把‘四化’事

业搞上去的决心。”[2]作家还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时空观的限制，展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用

联想和想象在有限的时间展示无限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里无限地“绵延”心理时间。岳之峰

坐在闷罐子车上，思绪却超出了这狭小的空间，在故乡的山野河流、在中国的广阔大地及在

西半球的慕尼黑、法兰克福等之间流动。从X城到故乡之间的路程仅有“两个小时零四十七

分钟”（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时间更短），但主人公却回忆起“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

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垅都摇来摆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

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主人公的

心灵一次次向我们敞开。王蒙在谈及这篇小说时说道：“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

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放

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又是万变不

离其宗，放出去的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1980年春

节前夕里的闷罐子车里的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2]也就是说，作者围绕着人物在特定时间、

特定条件、特定空间下的特定的内心活动和意识流动，让人物进行着无限的遐想，回忆着往

事，展望着未来，思索着人生：“过往的记忆，已经像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

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气咣气……喀郎

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墙上的斑点》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妮亚•伍尔芙

（1882—1941）探索创作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纯意识流小说。

伍尔芙在《贝内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一文中说：“那次偶然的相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我怎样才能把它传达给你？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准确地做个报道，把人们穿戴的细节描

写出来，在绝望之中，把涌入脑海的千万景象，杂乱无章地倾倒出来，并把这个生动的、压

倒一切的印象比作一阵风或一股烟火味。”[6]“传达这变化万端的、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

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

的、非其固有的东西”，这就是小说家的任务。[6]（P.187）《墙上的斑点》集中地描写了

主人公“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连绵不断的意识活动。作者以主人公对墙上的一个斑

点的回忆为发端，使主人公的意识围绕着那个斑点自由跃动，而实际上那个斑点在小说中并

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一块圆形的小迹印，在雪白的墙壁上呈暗黑色，在壁炉上方大约六

七英寸的地方。”[7]但就是这个“小斑点”，主人公的思绪之门打开了。由假设“这个斑点是一

只钉子留下的痕迹”想到“一幅鬈发上扑着白粉、脸上抹着脂粉、嘴唇像红石竹花的贵妇人肖

像”，进而又想到挂着这幅画的老房子的人家，“很有意思的人家”，又突然提到和“他”——一

个莫名身份的人的分别……主人公的思绪如放飞鹰，任意飞翔，从“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

是多么不准确！人类是多么无知！”“人的生活带有多少偶然性”到“鸟笼子、铁裙箍、钢滑冰

鞋、安女王时代的煤斗子、弹子戏球台、手摇琴”，从莎士比亚到未来的小说家，从牧师到

上校……斑点不仅是人物的意识和联想的触发点，而且是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媒介和

连接点，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精神活动，反映出主人公对生命、人生、社会、自然、

历史等的思索与迷惑，使读者的意识跟着人物的意识一起流动、思考，人物的意识始终处于

主导地位。从小说的主人公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回想起第一次发现墙上的那个斑点的情景：

“我们刚喝完茶，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吸烟，我抬起头来，第一次看见了墙上那个斑点。

我透过香烟的烟雾望过去，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于“我”极力想弄清楚那个斑点

是什么，直到最后有人告诉“我”“不应该让一只蜗牛爬在墙上”“我”才知道那原来是一只蜗牛，

出现了戏剧化的结局。就在主人公追寻那个斑点来历的瞬间，也许几分钟、十几分钟……但

不会太长，就在着不太长的时间内，主人公的思绪却在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人生与命

运、社会与自然之间游动，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复杂、混乱的内心世界。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春之声》和《墙上的斑点》都采用内心独白和新的时

空体系来描写人物的意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除此之外，《春之声》和《墙上的斑点》

都采用了丰富大胆的想象，描写了一系列的“感觉印象”或“感性印象”，使人物的意识围绕着

这些“感觉印象”来散发和流动，通过印象反映意识。“感觉印象”一般是指“人物纯粹的五官感

觉与印象，只和一小部分意识有关”，往往表现的是人物“处于被动状态情况下头脑里所记录

的一些尚未理解、消化的印象”，这和“内心独白往往表现的是人物心灵处于极为活跃状态时

头脑里产生的种种思想与观念”不同。[3]（P.17）比如在《墙上的斑点》中，人物把斑点想

象感觉为“一只钉子留下的痕迹”、一件“暗黑色的圆形物体，比如说，一片夏天残留下来的玫

瑰花瓣”、“凸出在墙上的”“一只巨大的旧钉子的钉头”……沿着这些“感觉印象”，主人公的心

理意识如在汪洋大海上行舟，四处飘荡，把一系列不相干各自独立的事物串联起来：一件赝

品的肖像画，对生命对来世的嘲弄，莎士比亚，未来的小说家，希腊人，古冢，宿营地，现

代的生活，大自然中的河流、树木、草地等，这些事物让人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但是却反

映了人物的内心真实。同样，《春之声》也写到了一系列的“感觉印象”，但不同于《墙上的

斑点》的视觉感觉印象，《春之声》写的是听觉感觉印象。主人公坐在“闷罐子车上”，随着

车门的开合声及车轮撞击铁轨声，主人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放飞，如这一段：“叮呤叮呤

的铃声响了，铁门有咣地一声关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离家乡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

又见到了儿子，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是在过桥了吗？联结

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

二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春之声》确实具有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但是，“任何一

种文学样式、手法，乃至流派，一经传入别国，特别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异域，就会发生

或多或少的改变，完全照搬外国的艺术作品不只是没有生命力的，甚至它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它毕竟要反映本本国、本民族的生活，这也就必然或多或少地注入了本国、本民族的血

液，也就是说要本民族化。”[3]（P.23—24）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分析一下这两篇小说之间的

差别。

这种差别首先突出表现在小说的主题表达上。西方意识流小说重在反映人物惶惑、痛

苦的内心真实和主观感受，表现西方矛盾社会中的人的被扭曲的心灵，而且重在小说艺术形

式上的创新与实践。而由于传统的文化和文学习惯的深深影响，王蒙的小说仍像传统文学一

样积极地反映社会重大事件或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这种差距在《墙上的斑点》和《春

之声》中就可找到印证。在《墙上的斑点》这篇小说中，全文都是人物围绕着“墙上的斑点”

而展开的意识流动，小说展现出来的画面和场景让人感到一片迷惘，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

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么，而我们在读完这篇小说后得出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小说的主人公

的思想很混乱，有点神质。而《春之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幅春天的气息，使人奋进，充满

希望。首先表现在题目上，“春之声”带给人们一种春天的遐想，一方面，它来源于约翰•斯特

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小说中写到了车上一个学外国语的妇女提着X城买的“三洋”牌录

音机放着这首《春之声圆舞曲》，给这沉重、憋闷的“闷罐子车里”注入一股新鲜、快活的气

氛，预示着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正爆发着一股生机。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正处在改革开

放、生机勃发的新时代、新时期的一种象征。其次，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思绪展现了中国

广阔的历史图景，作者不仅把新中国与旧中国作了比较，而且重点描述了改革开放之后、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气息，展示了中

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昂扬斗志和奔向新时代新社会的热情风貌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

好憧憬。最后，整篇小说笼罩着一曲催人奋发的时代旋律，融入了作者的兴奋、乐观、向上

的希望之情，“赶上，赶上！不管有多么艰难。哞，哞，哞，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

快，快，快，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最后变成高亢呼号了。闷罐

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与社会内容相联系，表现鲜明的时代主题，

是王蒙一贯的创作主张，他说：“生活是发展的、变化的、日新月异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那时代、年代的标记，就像春天来的第一只燕子，秋天落下的第一片

黄叶，总是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和兴趣。王府井大街口出现了第一块商业广告牌，经过长期的

匮乏和涨价之后，猪肉又屡次降价出售，天津的两个农民坐飞机去北京旅游，年轻人中出现

‘出国热’，一九八O年底许多人围着电视机看对‘**’的审讯，农村的自由市场五花八门，邓丽

君的歌走红一时又逐渐凉下来，不少的心比天高的大姑娘找不到婆家……生活中的这些事情

会相当快地进入我的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4]因此他说：“我自认为

（《春之声》）是一篇真正的‘歌德’小说，只有真实的、面对一切矛盾和困难的歌德才是诚

恳的歌德，才是诚恳地表达了我自己和许多许多人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

进展的意、信心、决心和希望。”[2]

伍尔芙在《现代小说》一文中曾说：“头脑接受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

倏忽而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镌刻下来的。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然一阵阵坠落的微

尘……如果作家能够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靠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

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最终结局。”[1]而我们在读了《墙上的斑点》之后也

确实有这样的感受：这篇小说是在竭力淡化故事情节，也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像传统小说中那

些曲折感人的情节可言。《墙上的斑点》全篇都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而且人物的内心意识流

动又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而是杂乱无章的。《春之声》中虽然没有中国传统小说中“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结构，但因为要表现和反映时代、社会的主题和内容，

因而在小说中夹杂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增添了小说的情节，如《春

之声》中不仅写到了新时代新文明，像岳之峰让座、中年妇女学外国语，而且写到了新时期

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像人的私心、盗窃等，这都使读者在陌生中又找到熟悉、亲近。王蒙于

是说：“《春之声》并不是没有一个单纯的小故事的。这个小故事可以概括如下，一个过年

探亲回家乡的科研干部，坐在一节条件恶劣的闷罐子车里，本来有些不快，但没想到在闷罐

子车中还有人放录音机、学德语，这又使他快活起来。”[2]而且在小说中还有一个隐在的线

索，即岳之峰的成长经历或中国的发展历程。

再有，读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我们常有这样的感觉：小说中的人物要么是心理或精神

不正常，要么就是心理变态，让读者觉得很荒诞，不可把握，这其实正是西方意识流小说家

追求之所在，也可说是他们的任务所在，像《墙上的斑点》中的“我”、爱尔兰著名意识流作

家乔伊斯（1882—1941）的《尤利西斯》中的莫莉等，作者都在表现他们的“病态”心理。

相反，观之望王蒙小说中的人物，像《春之声》中的岳之峰，人物的身份不仅可以确切得知，

而且人物的意识和行动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带给读者一种典范和振奋的作用，

这不同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中以人物审美为主的意识。

《墙上的斑点》与《春之声》还有一点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

后者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西方意识流小说要表现的是人物的心理，因而作者便把人物直接

推向读者，让人物的心理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物与读者单独进行心理上的交流，而不

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因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也就不注重读人物的身份及人物活动的周

围环境进行介绍和描绘，所以这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是复杂的、矛盾着的人，

不受作家的意识的支配。而在王蒙的小说中，作者的心理与人物的心理有时混为一体，人物

的心理时常受到作者的心理的制约，因而便不能超越情与理、主观与客观的双重矛盾，更注

重追求情与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融合。这也正是中国的传统习惯使然。

中国的文学家们很注重文学语言的抒情化，王蒙的小说中也保持着这种嗜好，以《春

之声》为例。小说开头这样写到：“咣地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

出现在对面的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有舒展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

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

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来了呢？谁

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

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

故乡，责备我吗？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作者用情支撑起整篇小

说。王蒙说：“与生活气息、境界并列而特别吸引我的还有一条，就是语言。那种纯粹的、

富有色彩和旋律感、节奏感的语言，那种诗的、哲理的、言外有言的语言，总是能让我一见

钟情，久久不忘。”[4]而在《墙上的斑点》中，作者纯客观化的描写处处可见，这是西方人

重理性的观念在小说中的流露。

通过比较分析，《春之声》与《墙上的斑点》在多个方面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差别，王

蒙也说：“这种靠联想来组织素材和放射线结构的手法，当然有借鉴外国文学包括借鉴现代

派手法之处。然而这生活、这理想、这感受、这语言、这人物、这心理，却都是货真价实的

国产货。”[2]王蒙的这段话正反映了中国作家们的创作实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

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式的意识流小说，而且中国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

家，只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写出了一些具有西方意识流小说倾向的

小说，我们称之为“东方意识流”或“心态小说”，实际上就是西方意识流的中国化，即西方意

识流技巧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融合，这从上面我们对两篇小说异同的比较分析中可得到鉴证。

三

宋耀良在《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说：“意识流小说……东方化……是中国习惯审美

方式与西方新的表现技法的结合，是物与我，内与外，形与神的融合汇合”，要“既进入心理

意识之内，又步入外部社会现实之中，将两者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表

现形式。”[8]王蒙在《关于“意识流”的通信》一文中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

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来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富也更文明的灵

魂。我们不同意把心理生活与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

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只不过我们希望写得‘独具慧眼’，更有

深度，更有特色，更有‘味’。因此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

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健康而又充实的

自我感觉。”[9]张贤亮也说：“新的技巧，不外乎是意识流和拼贴画。我个人觉得意识流还不

太适合我国大多数读者的胃口，而拼贴画的跳荡太大，一般读惯了情节连续的故事的读者也

难以接受。于是我试用了一种不同于我个人过去使用的技巧——中国式的意识流家中国式的

拼贴画。也就是说，意识流要流成情节，拼贴画的画幅之间有要有故事的联系。”[3]（P.227）

从以上中国的文艺家们对意识流在中国发展的描述，我们得到如下结论：西方意识流

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包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作家的创作习惯的影响，

使意识流成为为中国的文学服务的技巧之一。中国的读者要求小说有情节有结构，按照“起

——承——转——合”的古老模式发展，并且能够带来情感上的契合，或愉悦，或发泄。中

国自孔子开始就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要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生活。《春之声》与《墙

上的斑点》的不同之处正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中国化和民族化。

四

陈思和教授曾这样说过，中国文学“在其自身的社会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

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它们或许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取得同步的姿态，并以自身的独

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10]刘再复先生也说过：“要看

到东方民族心理背后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理解人类共同的诗心、文心和人心，使我国文学

加入世界文学的总体结构。参与世界文学的活动。”[11]这两段话不仅为中国文学的出路和发

展指明了道路，也是我们学习比较文学及笔者作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参考文献：

[1]纪众.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A].吴亮，章平，宗仁发.意识流小说[C].长春：时

代文艺出版社，1988.

[2]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A].王蒙文存（第21卷）：你为什么写作——创作谈、

文艺杂谈[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李春林.东方意识流文学[Z].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4]王蒙.倾听着生活的气息[A].王蒙文存（第21卷）：你为什么写作——创作谈、文

艺杂谈[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王蒙.春之声[A].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Z].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本文以下有关这

篇小说的引文出处均同.

[6]胡经之.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教程（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7][英]伍尔芙.墙上的斑点[A].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英国卷）[Z].厦门：海峡文艺出

版社，1996.本文以下有关这篇小说的引文出处均同.

[8]宋耀良.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J].文学评论，1986，（1）.

[9]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A].王蒙文存（第21卷）：你为什么写作——创作谈、

文艺杂谈[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0]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

2001，（1）.

[11]刘再复.关于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N].文汇报，1986—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