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令

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探析

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是封建时代西欧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农民

反封建的武装斗争。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偏重于对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

究，但对该事件的原因、状态与影响还缺乏系统而明晰的认识。笔者仅就

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并对有关评价农民起义的学术取向浅

陈管见。

一

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究竟是如何酿成的，起义者的社会愿景究竟何

在？弄清这些问题，无疑是理解这次农民起义的关键之所在。在分析这一

问题时，一般都把英国封建王权征收高额人头税看作是这次农民起义的根

源。实际上，正如一位史家所言，“需要探讨的是远比人头税复杂和根基深

厚的原因”，因为“为现存的制度所产生的不满的确一直十分强烈而导致了

一次广泛而又分散的起义”。[1]58这一现存的制度，当然是中世纪的那种

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制度。

自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建化的日益加深和自由农民农奴化的普遍确立，

封建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以及诸多的封建役务，一直是羁勒广大农奴的

枷锁。自14世纪开始，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奢侈生活与

适应市场化的需要，封建领主开始让农奴缴纳货币地租，有的进而要农奴

缴纳一笔钱来赎买人身自由，由此而开启了“农奴解放”的端绪。这个过程

当然是艰难的。为了获得自由，农奴常常要将多年积聚的钱拿出。又因为

他在理论上不拥有财产，因此他不得不找第三者当担保人来与领主交涉，

由此而受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无情勒索。此外，教会封建主领地中的农奴

一般难以获得自由，因为主教、修道院长等没有权利出卖或放弃教会的包

括土地与农奴在内的任何财产。[2]1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农奴制在相当

的程度上仍然延续，农奴人数仍占据人口的一半。他们被固定在领主土地

上劳动，深受沉重的敲剥，他们甚至不能赶跑来吃庄稼的兔子和鸟，因为

这些都是主人的财产，被发现后要被处以罚金。农奴结婚也要领主批准，

不得与其他领主庄园的人完姻，因为这将带来对其妻子及其子女之领主权

的纷争。“农奴的生活水准最低，几乎就与动物差不多。”[2]13正因为其人

身属于领主，当一个男性农奴去世时，主人就拿走他的最好的牲畜和衣物，

如果其没有儿子，还要拿走他的最好的劳动工具。而在女性农奴去世时，

如果其没有未婚之女儿，则要拿走她的最好的衣物和床。[1]60此外，教会

征收的什一税也加重了农奴的负担。教会封建主集领主权和神权于一身，

对农民进行双重压迫。

1348年的黑死病（鼠疫），更使得农民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这次瘟

疫使英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一半。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

四个郡，由于劳动力缺乏，一些封建领主力图将已经获得自由的农民重新

套上农奴制的锁链，出现了“第二次农奴化（Secondrfdom）”的现象。一

些自由农民被强迫在领主的庄园领受一小块地，为领主终身低薪劳动。而

一些农奴要离开庄园，必须与领主达成协议，在农忙时回来为领主劳动。

[3]25因此，这些郡成为大起义首先爆发和斗争激烈的地区。有资料表明，

在起义中最活跃的村，在肯特有118个，埃塞克斯有105个，苏福克有72

个，赫特福德有35个。[3]11

诸多底层农民生存状态的恶化，也与庄园法庭的衰落有关。长期以来，

农村中的庄园法庭盛行着日耳曼原始马尔克公社的习惯法，农奴在其中利

用它来抵制领主过分的敲剥。但到了14世纪，随着“农奴解放”与农村人口

的逐渐流动，庄园法庭不断开庭的需要被大大削弱。而且，在国王司法权

力扩张和领主司法权的扼制下，庄园法庭更处于消解状态。其时，王国赴

各郡的“巡回法庭”虽被废除，但来自王家的特别调查团的法官继续在各郡

巡查。其任务主要为：提审狱中犯人（gaoldelivery），听审与判决罪犯（oyer

andtermier），追捕暴乱者（trailbaston）。此外，王廷还不断派出法官去地

方强制实施有关财政、工资和治安的法令。这些人与地方贵族一道，介入

农村司法争端，而且还作恶枉法，引起社会不满。甚至在1339年的议会

上，下议院也抱怨说，追捕暴乱者的调查团更多的是伤害无辜而不是犯罪

者。[4]151-152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教、俗大贵族的领主法庭有所强

化。这类法庭一般都有熟悉教会法或罗马法的专业人士参加，国王的官员

或法官则出席其最终的判决。作为具有巡游特征的领主“议事会（council）”

的一部分，这类法庭也随之巡查，解决庄园法庭中悬而未决的习惯法难题，

且常常用曲解教会法和罗马法之原理的办法来诋毁、取代流行的习惯法，

作出有利于领主的解释。著名的圣·阿尔班斯（）修道院的领主法

庭正是引用罗马法来压迫依附农民，确保了领主圈占公共草场放牧以及独

享渔猎的权利。[1]63正因为如此，1381年的农民起义常常将法官和法律

档案作为其攻击的重要目标。

广大农奴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但参加者绝不限于农奴。不少已经获

得自由并且开始经营致富的“农民精英”也投身于其中，期盼通过斗争获得

更多的权益。据史家统计，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四个

郡的180名起义者中，有100个拥有1—5镑的财产，其中竟有15名超过

了5镑。在他们之中的36人中，有15人拥有14英亩或更多的土地，2人

达到了32英亩，9人为7—12英亩，12人在5英亩或之下。有的人还拥

有牲畜，饲养数十只羊。[3]15这些“农民精英”此时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而且还担任了庄园、村和百户区的基层头目。另据史家对这四个郡的70

名起义者身份的鉴别，其中有53人曾经担任过庄园管家、犁队队长（负

责向领主报告“十户区”中的罪犯）、百户长、法庭陪审员、治安员等。[3]17

这次起义后王家派出的有关土地无人继承者的调查，即可为证。托玛斯·散

普森曾经是苏福克郡中发动和组织了五个百户区起义者的一个首领，他其

实是一位经营成功的富裕农民（“约曼”），在克瑟、哈克斯德和福热斯顿这

三个村庄拥有137英亩土地，300只羊和近100头大牲畜，并与别人合伙

在哈维奇经营一条船的运输，仅农牧产品的年收入就达到65镑。剑桥郡

的起义骨干舒地·坎普斯的约翰·汉查彻，其拥有巴伦五分之一的庄园财产

和其他6个村庄的庄园财产，被认为“至少或许是一个正在演变为小乡绅的

约曼”。[4]180-181另一位剑桥郡的起义者杰汶普勒的佛里·科柏在6个村庄

里也拥有地产，年收入24镑。埃塞克斯的最初起义爆发中心福宾的起义

者威廉·杰尔德波勒，拥有价值49镑的财产，其中有70只羊，此外，从地

租上看，他在这个地区还拥有100英亩的地产。来自于肯特郡的约翰·科维

斯哈斯特，在兰伯哈斯特、布伦彻利和哈德罗三个教区拥有的地产为37

英亩耕地，50英亩牧场，5英亩草地和20英亩樵采地。剑桥郡的巴顿的

约翰·库克，拥有50英亩的土地。这些事实说明，“约曼能够为起义提供一

定比例的人力”。[4]181针对这种状况，有人分析认为“起义者基本是那些

男女，他们在一个期望值上升的世界中成长，但却被封建领主权的顽固和

王室日益增长的税收负担所压迫”，因此而起来斗争。[5]64

一些城市、城镇的下层民众参与这次起义，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民众对

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抗争。以当时王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伦敦为例，该城

大约有35000至40000人口，只有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市民拥有市民权，

[4]187市政和行会由少数富商大贾垄断。广大的工匠、小贩、低级教士等

处于底层社会、不享有任何权利。他们或对重税极其不满，或对自己的生

活状态绝望，也都希望通过斗争来改变现状。再如赫里福特郡的圣·阿尔班

斯，当时居住在该镇的工匠与商人，一直在与圣·阿尔班斯修道院的院长作

斗争，他们反对那种将该镇说成是修道院庄园之一部分的说法，坚持自己

是市民，不受修道院的管辖，并要求官方承认他们永久的自治权。[5]59

而在剑桥、诺里季、约克等地，也都存在着类似的要求与斗争。

英国封建王权所推行的苛暴政策，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这一起

义的爆发。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农奴解放”的过程中，不少农奴走出庄园到

各地当雇工，成为工资劳动者，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但“黑死病”使人口

数量骤减，导致了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和物价上涨，也促使雇工常常以拒绝

受雇为由而要求提高工资。从保护领主、行会的利益出发，英国王权通过

议会颁布强制性法令。1349年，爱德华三世颁布劳工法令，规定12岁至

60岁的男女，凡没有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来源者，都必须按黑死病流行前

的工资受雇。1351年的法令规定，凡拒绝受雇者，要戴枷下狱。1361年

又颁布新的劳工法，凡擅自离开雇主者，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在身上烙

印。在此情况下，外出打工的农民和工匠，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而受雇，

生活十分贫困。在14世纪后期流行于世的长篇诗歌《皮埃尔的耕田人（Piers

Plowman）》，对此作了生动描写：“劳动者没有土地维生，只能靠双手活命”；

“因无钱就餐，只能以过时的蔬菜充饥”；“在匆匆行走中饥肠辘辘，抓些废

弃之物来充饥”。[6]63-65而接踵而来的苛重税收，则将下层民众逼上了绝

境。

1369年再度爆发了英法“百年战争”，英国在军事上连遭失败，耗费了大

量财力。据统计，英国对法国的几次征讨与对加莱港、阿魁丹的防守，耗

费巨大。1376至1381年的这些费用，就耗去了467000镑。[7]177为了筹

措战争费用，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英王理查二世于1377年、1379年和

1381年3次通过议会决定征收新的人头税，规定14岁以上男女，都要交

纳人头税。最初每人四便士，1380年增加到每人一先令，总额分别为22586

镑，19304镑和44843镑，其中1381年的税额比第一次多一倍。在此期间，

议会还先后以支助战争为名，两次批准征收动产税，分别为75629镑和

56721镑。[8]101王权的这些举措，受到民众的抵制。据统计，1377年第

一次征收此税时，全国有关档案注册人数为1355201人，而在1381年的

第三次征收时，此注册人数则为896841人，比第一次竟然少了约三分之

一，为458720人。[9]28这个数字多集中在伦敦附近经济比较发达的郡，

其中减少的比例，在肯特为22％，诺福克为25％，伯得福德减为27％，

埃塞克斯则高达36％，[5]54-55这几个郡正是后来起义者集中的地区。更

有史家认为，一些地区的这类数字多的已超过50％，至少也有20％。

[9]27-28正因为纳税人口剧减，导致王国财政陷入困境。1380年2月在西

敏寺举行的议会上，中书令理查·斯克罗普就感叹，征收的人头税和王国教

士的支助金总共还不到22000镑，而对布来顿的半年苦征的军队的薪水就

已经超过了50000镑。[8]111在封建王权的沉重压榨下，广大城乡劳动者

特别是农民开始酝酿反抗。对此，有史家指出，王家下令强制执行劳动法，

王国的对外战争导致的重税，促成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即“起义者认识到了

领主权和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政治的‟和社会的不满在他们的脑

海中联结起来”。[3]38

史实表明，在14世纪的英国，在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加剧的形

势下，无论是封建庄园制的农奴，还是挣脱农奴制枷锁而自主发展的农民，

抑或是获得自由但备受敲剥的雇工乃至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工匠与贫民，

都对封建制度的压迫极其不满。因此，当封建国家实施的暴政来继续维护

封建制度的运转时，社会矛盾必然要迅速激化。因此，有史家强调，“起义

的根源毫无疑问的是要从农奴制这一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2]1

二

在14世纪的英国，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制度逐渐显示出与社

会发展趋势的相悖性，必然要导致农民的反封建武装斗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义农民竭力从传统的信仰和憧憬中发掘思想资

源，用两种方式来表达现实的反封建斗争理想。首先是作为宗教异端的“罗

拉德”派所描绘的原始基督教的平均主义的“千年王国”的蓝图。被称之为肯

特的“疯修士”的约翰·保尔等一批下层教士，在田间地头、城镇乡村到处布

道，尖锐抨击封建制度的不平等，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和财产差别，

实行社会各阶层的平等，对推动农民起义的酝酿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稍后的编年史家瓦尔森翰（Walsingham）记载，保尔在布道时指出：

我们最初都是被作为平等的人而造出的。正是邪恶使人的暴政无视上帝

的法律而导致了奴役的产生。假如上帝原来愿意有农奴出现，他将会在创

世之初就指出谁应当是农奴，谁应当是领主。[2]72

保尔不仅认定封建农奴制违背神意，而且是造成贫富不均的罪恶渊薮。

据当时的编年史家佛罗依萨特（Froissart）记载，保尔在起义后对东部各

郡的农民布道时指出：

他们（领主）有何理由这样奴役我们？难道我们都不是同一祖先亚当夏

娃的后代？……他们衣着天鹅绒和上乘的呢绒，饰以貂皮和其他皮毛，而

我们则不得不穿粗布。他们享有酒、香料和好面包，而我们则只有黑麦和

麦秸渣充饥，以清水解渴。他们拥有漂亮的邸宅和庄园，而我们则必须在

田野中顶风冒雨干活。正是依赖于我们的劳动，他们才得以维持奢华……

如果我们不履行劳役，就将挨打……让我们去国王那里辩争……如果不

行，我们必须自己改变我们的处境……[2]72

当起义军进入伦敦，驻扎在布勒克希尔思时，保尔于6月13日早上再

次向义军布道，引用社会上流行的名言向广大农民说：“当亚当耕田、夏娃

织布之际，谁是贵族。”据瓦尔森翰（Walsingham）记载，保尔这样鼓动农

民：

首先杀掉王国的领主，然后诛灭农村的法官和陪审员，最后，铲除掉本

地他们所知道的对普通民众有害的所有东西……一旦贵族被消灭掉，他们

将享有同样的平等、同样的高贵、同样的尊严、同样的权力。[10]110

保尔以上帝的神命权威来否定封建农奴制，为下层民众的平等要求辩

护，由此而论证了农民起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他呼吁下层

民众立即行动起来，鼓起勇气去反抗，“摆脱他们长期背负的枷锁，赢得他

们常常期盼的自由”。[2]100

通过以“复古”的形式来传播“大谣言”，要求恢复所谓古代君主赐予的权

利，则是农民反封建理想的又一表现。当时，不少地区的农民认为，他们

占有的土地是“古代王权的领地”，他们的身份原本是自由的，拒绝隶属于

各自的封建领主并为他们服役。[3]48有史家认为，这是一种“人民的王权

（people'smonarchy）”的理想，农民希望以此来建立“一个没有贵族或许没

有教十的国家”，希望“在这个国家中，和他们的国王一起是唯有的社会力

量”。[11]15这种将过去理想化的“大谣言”，自1377年开始就在一些地区

的农村蔓延。当时的议会请愿书这样描述说：受一些人的蛊惑，“在王国的

许多地区……有着农奴身份而应向领主履行服役惯例的维兰（农奴）和佃

农……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国王的法庭赎买《土地赋役调查簿》（即“末日审

判书”）中涉及到他们居住的庄园和农奴身份的誊写本”。由于法庭有关人

员的错误解释，“他们已经撤回和正在撤回对其领主应履行的服役惯例，坚

持认为他们完全拒绝来自于他们人身和土地的整个服役方式”。该请愿书要

求制止农民凑钱到法庭来赎买自由的行为和司法人员的相关解释。[3]44

议会觉得事态严重，随即颁布令状回应请愿书，宣称《土地赋役调查簿》

上的记载并不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所有依附于领主的人都要一如既往地

对主人尽各种封建义务。同时，议会还派人组团前往相关地区调查处理。

至1378年夏，先后调查了威尔特郡、温彻斯特主教区、切特舍修道院、

萨里郡和牛津郡，发现“大谣言”在这些地区的确不胫而走，导致治安形势

的恶化：农奴不仅要求恢复古代的自由，而且为此还有威胁、反叛领主的

倾向。切特舍修道院院长更在一份请愿书中陈述，该院所属的一个庄园的

农奴联合起来，称他们从《土地赋役调查簿》的一条记载中发现自己原本

是自由的，因此，除了向领主交租和到法庭作证外，不愿再为其尽任何封

建义务。当院长的总管欲扣押他们时，他们不仅武装抵抗，而且威胁要烧

掉修道院及其所有人员。萨里郡守奉命前往逮捕他们，其手下之人险些丧

命。那些人还恐吓说，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在这个地区杀死一千人”。

[3]46在当时，一些城镇也受此谣言的影响。如圣·阿尔班斯修道院附近的

镇民就宣称，8世纪后期麦西亚的国王奥法对修建该院教堂的工匠赐予的

“特权令状”，被保存在修道院的某个地方，他们应当拥有自主的特权。故

他们也参加了1381年的起义，要求修道院院长将这一令状交出来。[3]64

要求“复古”的“大谣言”，直接在这次大起义中体现出来。据《匿名编年

史》记载，6月14日。在斯密茨菲尔德，义军发表如下要求：

除了温彻斯特法令外不应当有任何法律，此后不应有任何通过法律程序

的权力剥夺，没有拥有领主权的领主，领主权应当在所有民众中分配，唯

有国王的领主权除外；神圣教会的财产不应当为宗教团体掌握，或由牧师、

主教或任何教士掌握，他们仅应当有生活费用，其他的一切财产应当在教

区信众中分配；在英格兰只应当有一个主教和大主教，其他的应当废除；

没收占有者的土地和财产，仅给其维持生活的合理部分，然后在普通民众

中分配；在英格兰应当没有农奴和劳役，所有的人都自由和平等。[10]147

对这一段材料，史家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这是“参照了诺曼征服前的王

室地产中的受封者的权利”，导致许多农民要从《土地赋役调查簿》（又称“温

彻斯特书”）中去寻找他们的原有权利之例证。另就是指1285年颁布的《温

彻斯特法令》。该法令主要涉及到有关犯罪的法律和地方秩序的维持，要

求各地村民承担维持本地和平的责任，并享有拥有自己武器的权利。[5]69

但不管怎样，正是这种将过去理想化的“大谣言”，寄寓着农民对封建特权

压迫剥削的抗议，反映了他们对人身自由、财产均等的社会诉求，为他们

的反封建斗争披上了古色古香的“复古”外衣，因而也成为这次农民起义的

精神动力。

这次农民起义首先于1381年5月底在埃塞克斯郡为反对征人头税而爆

发，旋即得到各地农民、工匠的普遍呼应，迅速波及25个郡。6月初，肯

特起义者占领了达特福德和梅德斯通，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6月10日

进抵坎特伯雷，从监狱中救出被捕的约翰·保尔。6月12日，肯特和埃塞

克斯等地的起义者10万余人进军伦敦，会合于布莱克希思。6月13日，

起义者在伦敦平民的帮助下进入城内。在14日，瓦特·泰勒率众在迈尔恩

德与国王谈判，迫使理查二世暂时作出承诺：在全国废除农奴制，农奴成

为自由佃农，每亩每年只交4便士给领主；消除市场垄断，准许自由交易；

对起义者实行大赦，赐给在场起义者的各郡代表一面王家旗帜作为他们受

国王保护的标志。同时，理查二世还当场让30名吏员草拟让起义地区民

众获得自由的“解放敕令”。[9]64诸多起义者由此而纷纷返家，但仍有大约

2万人留下，跟随泰勒坚持斗争。次日，泰勒率众与国王在斯密茨菲尔德

谈判，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如废除王国法律、领主权和主教区，没收教会

地产在俗人中分配，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自由与法律身份等。理查二世的

回答含混敷衍，引起泰勒不满。伦敦市长沃尔沃思和国王的随从发动突然

袭击，杀死瓦特·泰勒，起义者群龙无首而相继溃散，至6月底7月初，各

地的起义相继被镇压。

在这次起义过程中，尽管起义者固有的渴求“好君主”心态滋生出两次政

治谈判，但总的来看，他们本能地采取了极端的暴力抗争的行为方式。

早在揭竿而起之初，埃塞克斯与肯特两郡的起义者就纷纷起来杀死税官

和领主，捣毁修道院、法庭与监狱，烧毁司法档案。据《西敏寺编年史》

记载，“在肯特，他们像疯狗中的最疯狂的一群行事，狂暴地奔逐该郡大多

地区，将许多地主的庄园、房屋夷为平地，将一些人斩首，强迫其所遇见

的不是他们同伙的每个人发誓与他们一道保卫国王理查，因为他们宣称自

己是国王和王国福祉的斗士，反对那些正在对之叛卖的人”。起义者进而摧

毁了大主教与王国中书令在拉姆伯斯的庄园，放火烧掉其中的书籍、衣服

和亚麻布织品，并将酒室中的酒取出来痛饮，剩下的则倒掉，将厨房洗劫

一空。[12]3

随着起义风潮的高涨，这样的暴力抗争不断升温。据《匿名编年史》记

载，在6月13日的伦敦，6万肯特的民众捣毁了位于南沃克的马歇尔希监

狱的所有建筑，“释放了所有因债务和重罪而被监禁的人”。[5]81另据载，

大约也在是日，埃塞克斯起义者在伦敦北部的克勒克维尔杀死所有抵抗的

人，将房屋烧毁，接着又攻打福尼特监狱，释放罪犯，攻击“腾普（Temple）

法学院”，烧毁书籍和档案。[5]83而最典型的则是摧毁名为“萨沃伊”的兰

加斯特公爵冈特的府第。该府第十分豪华，里面有花园、果园和鱼池，藏

有大量的金银财宝，时人认为“王国中没有任何比它高贵和美丽”。当时的

编年史家这样描述说：“他们来到萨沃伊，砸开大门，进入储藏室，取下凡

是能接触到的东西，将所有非常珍贵的布匹、床罩、床……以及他们能够

找到的什物付之一炬。”有的资料则描述说，他们将金银财宝搜出来用斧子

砸坏，扔进泰晤士河。还有人为了羞辱该公爵，将其豪华衣服挂在长矛上

当箭靶，射不中就用刀斧斩坏。公爵的32名下属，也被他们用酒灌醉，

然后用火烧死。这次暴力行动据说给公爵造成了10500磅的损失，相当于

其领地的一年收入。[5]85-87

6月14日的迈尔恩德谈判后，暴力活动并未停止。据《匿名编年史》记

载，在理查二世作出废除农奴制等承诺时，一部分激进的起义者仍然不满，

认为其中含有权谋，且宫廷中的奸臣未除。由此，他们在泰勒率领下转进

伦敦城，宣称“所有的懂得法律的人，所有的中书省和财政署的人，所有知

道如何去撰写一份纲要或文件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被找到，都应当被斩

首”。[10]49他们冲入伦敦塔，在包括国王与王太后的御室在内的许多地方

到处搜寻，有人甚至采取轻狂的行动，要吻王太后。[13]14然后，他们将

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苏德们雷和财政大臣海尔斯及数名臭名昭著的官员

拖到塔山上斩首，并将其首级绑到木杆上游街后烧毁，而后又将其遗骨悬

挂在伦敦桥上示众。当时仇视起义的僧侣瓦尔森翰在其所编的《英国编年

史》中对这类场景作了如下的描述：

他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这声音不像人发出的，远远超过了人的

声音的极限，简直就像是可以想象地发自地狱中的大声叫嚷。当他们将某

人斩首时，当他们推翻建筑物时，他们都要发出这样的叫嚷，因为上帝长

久地让他们的邪恶不受惩罚。在他们的恐怖的叫嚷声中听不到任何字眼，

相反，他们的喉咙充满各种牛的吼叫，或者稍弱一些，充满着孔雀的魔鬼

般的声音。[10]206

也正是在6月14日，伦敦城及其郊区陷入极度动荡混乱，一些法官、

公证员、公爵冈特的追随者，都死于起义者的刀斧之下。此外，一些前来

开设毛纺业作坊及经商的伦巴德人特别是佛勒明人（Flemings）也成为攻

击对象。据《匿名编年史》记载，在伦敦大约有140至160名佛勒明人遭

到杀害。[5]89-90

在苏福克，教士拉维率领民众攻击王廷财政官员的奥维尔霍尔庄园，袭

击教堂。并在6月13日晚抵达圣·爱德蒙滋伯雷修道院，其院长约翰·坎布

里奇在出逃时被抓捕，并在15日被斩首示众。另一些苏福克的起义者还

把矛头指向剑桥大学的校长约翰·卡文斯希爵上。此人原是王廷的大法官，

东盎格里亚地区的大贵族。他在雷肯希思被义军抓住斩首。6月14日，在

牧师约翰·巴蒂斯福德和佃农散普森的率领下，一些起义者又从南面攻击伊

普斯威奇镇，将苏福克主教区副主教和王室税官科巴特的住所夷为平地。

此外，贵族的默丁汉城堡也遭到袭击。

受苏福克形势的影响，剑桥郡东部的农民也在格雷斯顿的带领下起义，

并把目标对准剑桥大学。因为该校的一些学院拥有大量财产，并以此来剥

削当地的镇民。有人就指出，“对于剑桥镇的镇民来说，这所大学并非是一

个知识中心，而是一个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而攫取特权的、轻视他们的权利

的寄生虫”。[5]129该大学富有的圣体学院住6月15日受到攻击，大量家

具、书籍和门窗被毁。此外，藏有大学之档案的圣·玛丽教堂也遭到破坏，

大学的财库以及图书馆的书籍、文件被烧毁。就连大学附近的伯恩维尔修

道院也不能幸免。甚至剑桥大学的一些攻读法律的学生也遇害，因为起义

者曾经不断受敕令、令状与调查委员会的侵害，对法官和学法律的人痛恨

至极。[5]89-90除了这些地区外，在其他发生起义的郡和市镇，都发生了

类似的暴力。

英国封建王权对起义的民众，同样也不惜采取暴力予以残酷镇压。瓦

特·泰勒死后，先是伦敦市长召集贵族、市民组织武装清剿伦敦及周围的起

义者，将相当一批人逮捕斩首。旋即国于声称仍旧维护农奴制。并下令军

队与各地贵族官员追杀起义者。在埃塞克斯的大巴豆和雷特腾登等地，王

军击败抵抗的起义者，杀死约500人，缴获800匹马。[9]85而存圣·阿班

斯，起义的发动者约翰·保尔遭到审判被吊死并被分尸。而在其他地区，遇

害的起义民众也不在少数。据编年史家佛罗依萨特（Froissart）的估计，

约有1500名起义者被吊死或斩首。而根据埃佛山的僧侣的粗略估计，大

约有7000名起义者丧身，而这一数字也被当代史家采信。[9]86这些数字

不一定准确，但状况之惨烈从中可见一斑。此外，还有诸多的起义者被处

以监禁和高额罚金。

在封建国家的残酷镇压下，这次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但它有力地扫荡了

封建统治秩序，推动了英国历史的发展。

首先，这次起义给开始没落的封建农奴制以沉重打击，促使它迅速走向

衰亡。在起义失败后，理查二世抛弃了让农奴获得人身解放的承诺，宣称

凡是在起义中获得自由的农民必须归附领主，“他们是农奴，他们必须仍然

保留农奴身份”。[9]152议会也宣布“解放敕令”无效。在不少地区，参与起

义的农奴不仅被处以相当数量的罚金，而且重新被迫为领主服役。但应当

看到，在这次起义的有力冲击下，不少庄园和法庭的档案被烧毁，封建领

主的权势被严重削弱。而且，在1381年后，社会动荡并未完全立即平息，

不少地区仍然有农奴与工匠的暴动。有史家认为：“乡村农民放弃对地方领

主的服役，或毁掉他的庄园记录的具体行动，是1381年后社会状况的一

个共同特征。”[8]334在此情况下，封建领主越来越多地抛弃了陈旧的奴役

方式，让农奴赎买人身自由，恢复其在庄园法庭和郡法庭中的申诉权利。

并将土地出租，以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当然，在此后一段时期，农奴

制向自耕农制的转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但这次农民起义无

疑是促进这一转化的重要因素。故有人指出，“正式的胜利在土地占有者阶

级那里，但真正的成功却在农民那里”。[9]63

这次起义还加深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促使安茹封建王朝走向衰亡。

在镇压起义后，总结经验教训并由此而引发的权力斗争在统治集团中渐次

展开。在1381年11月的议会上，曾经是埃塞克斯起义调查委员会成员的

下议院发言人的苏福克的骑上瓦尔德格拉维就坦言，朝廷和内府的奢侈、

沉重的税收、孱弱的行政权力和国家防守的缺失，致使“残酷的压迫遍及国

家……正义和法律几乎没有对任何人实施”，导致了起义爆发。在1383年

10月的议会上，新任命的中书令M.波勒更是直接指出，国王的郡守、税

官、法官的为非作歹，是英国民众“举行阴谋反叛的主要原因”。[3]205-206

因此，1381年11月的议会上，下议院开始转而攻击王室内府，抱怨“内府

中过多的臣仆数量”及其导致的巨大耗费。由此，国王只得同意组建委员会

来“考察国王个人的财产和统治，去安排一个有效的整顿”。下议院还要求

这个委员会任命“忠耿有为之人”来辅佐君主，确保国王的内府规模合理而

让国王能够“忠实地依靠他的收入过活”。[7]179因此，这次议会以及接下

来的1382年5月和1383年2月的议会，都不管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而拒

绝批准征税。人头税等税收的废止，使王权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王权与

贵族的冲突也随之加剧，最终理查二世在1399年被贵族反叛所废黜，安

茹王朝也就被兰加斯特王朝所取代。

三

对1381年农民起义的评价，历代的思想家、学者存在着不同看法。

一般而言，14世纪的英国编年史家虽然也有人认为封建国家的重税导致

农民反抗，但大多从封建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这次起义大加丑化与挞伐，

并将起义者诬称为“暴徒”，把泰勒、保尔等起义领袖斥之为“野心家”、“阴

谋家”。瓦尔森翰在其《英国编年史》中还公开宣称，他记载此事件是为了

告诉和警示后来的人，这是一段有关“农村领主权的悲惨的历史，普通民众

扬扬得意的悲惨的历史，农奴疯狂的悲惨的历史”，是“农村的悲剧”。

[10]203

进入近代，对政治变革路径的思考也不时引发人们对1381年起义的争

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些英国的政治思想家“借古鉴今”而否定

这次起义，引起不同的争论。辉格派领袖、政治保守主义者埃德蒙德·伯克

在《来自新辉格派对旧辉格派的呼吁》一书中，对1381年的农民起义进

行贬抑，说其是“像野兽那样地恐怖”，“摧毁了”本来的生活秩序，与雅各

宾派一样“都钟情于阴谋、谋杀和掠夺”，其发生时期都可以被称之为“黑暗

时代”。[8]393-394对此，美国的著名政治思想启蒙家托马斯·潘恩在《人的

权利》一书中予以反驳。他指出，泰勒起义正是为了制止掠夺和非正义，

杀害泰勒的伦敦市长沃尔沃思是“一个胆怯的暗杀者”，而非官方所吹嘘的

英雄；“泰勒对国王理查提出的所有建议，都比贵族向约翰王提出的要求具

有更公正和更大众化的基础”，不应当被后人横加指责。[8]295-396

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相关历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历史学家开始试

图对这次起义以恰当的学术评价。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牛津学派”的

创始人斯塔布斯认为，尽管农奴们没有通过斗争而获得人身解放，但其起

义却给农奴制以致命打击，迫使领主放弃了基本的劳役要求，“并且不再将

已经获得解放的劳动者沦为农奴”，不再“取消他们在庄园法庭和郡法庭的

申诉权利”。由此，“从农奴制中挣脱出来的新的自由人扩大了约曼阶级的

队伍，加强了大众在国家和议会中的事业”。这样，“在三个等级中的力量

均势开始间接地发生变化”。[14]485

以希尔顿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从这次农民起义对社会经济

发展影响的角度对之予以充分肯定。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史家一般倾向于

从“经济事实”中去分析，他们认为15世纪英国农奴制消亡源自于城乡商品

经济发展而非农民起义的推动。有人甚至认为，这次起义对经济社会的发

展并无多少推动，“它只是中世纪后期社会中的一个偶然插曲”。[15]154对

于这样的观点，希尔顿曾予以质疑。他指出，将农民、工匠的生产生活条

件的变化归结为“人的控制之外的经济事实”，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

（economicdeterministinterpretation）”。在他看来，作这样的考察还需

考虑“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而在当时的西欧与英国，“庄园司法控制的强化

或削弱是地租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这次起义对封建领主司法权的沉重

打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了农奴制衰亡，显示了它相当重要的经济和

社会意义。[3]2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英国的史学家在1381年起义是否加速了农奴制的

衰亡上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认识，他们都没有对这次起义持彻底否

定或者全面批判的态度。相反，很多史学家都充分肯定这次起义的合理性。

斯塔布斯致力于用“宪政主义”的学术取向，将中世纪的英国政治史，解读

成贵族依据“日尔曼自由传统”限制王权、构建法制的宪政史。但斯塔布斯

仍然认为，1381年的农民起义是“革命的起义”，在英国历史进程中，“无

论在宪政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性”。[14]471受唯物史

观的影响，希尔顿则指出，这次起义不仅在铲除农奴制上作出了贡献，而

且也为英国的权利斗争史赋予了新的内涵，“使伴随着大宪章的这个国度的

权利思想得到了有力修正”。[4]231针对史学界有关中古社会是以“封建契

约”为基石的“权利社会”的观点，还有史学家依据这一起义的正当性予以有

力驳正：封建制度常常被学者诠释成“公正”的制度，认为它“赋予了每个人

权利和义务”。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的网络之中，“义务

是足够真实的，而权利却必须要去抗争，封建制度事实上根本不像这样的

虚构”。在当时，农奴要享有权利，就只有“通过艰苦斗争去获取”。[2]13

甚至更有史家为这一农民起义披上近代理想的光环而加以颂扬。有人就强

调认为，这次起义追求的“权利”目标，是“英国遗产的一部分”，其活力“能

够被抑制但却不能被根除”。在14世纪，英国的国王、贵族、教士和商人

都是“自私、狭隘与贪婪”的人，相比之下，起义农民用自己的行动“在历史

上叙说了一种最高贵的渴望”，这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自由而战斗，而不是

为了狭隘的信仰或一个社会阶级凌驾于其他阶级之上的暴政的权力”。

[8]396-397

有关这次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的考量，尚需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细

致研究成果来验证。然而，当代西方史学界对起义所作的上述评价，应当

引起我国史学界的深刻反思。近年来，国内史学界不时浮现全盘否定中国

古代农民起义的倾向，尤其值得重新检视。在过去，受“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民起义被无限拔高和无限美化。改革开放后，随着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拓展，史学界对那样的错误倾

向作了有力的“拨乱反正”。但遗憾的是，受“非此即彼”之机械思维的困扰，

有人自觉不自觉地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用现代化对改革、法治、

秩序的客观要求，去衡量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思想诉求与行为方式，进而

彻底否定农民反封建斗争。

这样看来，究竟应该以何种学术取向去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应是国

内史学界迫切需要厘定的大问题。笔者认为，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

取向来观照、考量，就不难发现农民起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封建社会从

本质上讲就是人身层层统属和依附的社会。对土地等生产资源的垄断必然

要导致对劳动者的人身占有和支配，导致对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攫取与其

政治权利的剥夺。与此相应，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赋予了整个社会以鲜明

的“身份”社会的特色，也赋予了封建主阶级各种政治特权。而封建的国家

机器、司法制度与伦理观念，都是以维系社会上层的既得权益、控制下层

民众为旨归的。在此情况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绝不可能通过和

平协商的方式来争取自身的经济、政治权利。在封建制度的严重压迫与剥

削下，采取极端的暴力抗争来实现劳动产品和政治权利的再分配，也就成

为他们必然要使用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斗争形式，因为“冲突是生存的一部

分，没有斗争将一无所获”。[4]236这也是中西封建社会所共有的历史现象。

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所实施的苛政与暴政，更不可能由社会

弱势群体通过与君主协商与对话的方式得以消除。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

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为是非尺度去贬低甚至丑化农民起义，无疑是极其

错误的。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西方史学家对1381年农民起义的有关认识，

对我们来说应是一个有益的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