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英文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的起源与发展

(一)ADR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这一

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

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

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

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

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①。

ADR的共同性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

易性和灵活性);第二,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

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

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

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的构造是水平式

(horizontal)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当事

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

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②。

(二)ADR的兴起与发展

ADR首先兴起于美国。当时美国正处在“诉讼爆炸”的阶段：诉讼量激增、

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程序迟延以及其他诉讼弊端。司法制度面临的危机迫使人们

寻找到了改革的对策：一种是对诉讼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另一种是通过建立各种

更快捷的纠纷解决方式来分担诉讼压力。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ADR应运

而生。在ADR产生的过程中，美国的公司、法院以及联邦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为解决商业纠纷而设立的营利性ADR，并在80

年代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年，美国联邦法院决定：如果当事人对争议是

否能由仲裁加以解决存在争议，那么法院应当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在美国联邦

法院的这项决定后，美国法院附设的ADR开始迅速增加，各州纷纷通过立法推

动ADR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美国法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用了

ADR。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ADR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得到更加迅猛

地发展。布什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推动了ADR的运用和发展。其中主要有：

1990年《行政争议解决法》和1991年《民事司法改革实施法》。这些法案鼓励

联邦和各州重视和使用ADR解决纠纷。克林顿总统1998年10月30日签署了

《替代性纠纷解决法》(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ctof1998)③。司法制度

面临的危机是美国ADR兴起的最为重要原因。在美国的影响下，ADR在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也得到充分发展。在日本，法院附设的调解经过自我更新已经成为

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制度。1994年，日本通过民事调解解决的案件有120，000

件，通过家事调解处理的案件有100，000件，而民事诉讼案件不过380，000

件，调解和诉讼的比例超过1：2。而且，在日本，调解的成功率也是相当的高，

民事调解是50%，家事调解是45.7%④。

二、ADR的价值及其兴起的原因

ADR解决民事纠纷的发展是出于对法治文化的反省与和谐理念的回归。“在

西方在关于法和现代化的理论中，曾存在过一种简洁而极有影响的模型:在现代

化过程中不断产生出与此相对应的现代法律意识，即人们逐步具有更强的权利意

识和权利要求，为此需要积极地利用诉讼(审判)制度①。但是西方法治实践表明

现代化过程并非如此简单，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矛盾、法

律规则(审判规则)与社会规范(传统、道德、习惯、情理等)的矛盾、法律真实与

客观真实的矛盾，诉讼成本变数存在，使权利意识与诉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

比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诉讼也并非最佳的选择。在认识到传统法治观的局限性

后，西方国家开始对自身的理论进行了反省，并作出了调整，ADR运动便应运

而生。西方法治的这一新发展使我们对法治的方向有一个新的认识。ADR对交

流与合作的重视，对尊重与宽容的推崇，代表了时代精神与理念的变化,即从对

抗对决走向对话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双方双赢，它代

表了文明的进步以及和谐理念的人性回归。

ADR之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有：(1)诉讼程序费时、费钱,当事人倾向更加迅

速、便宜的争议解决方式。法院受案量过大,它也倾向于支持用ADR解决争议。

(2)由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ADR程序较诉讼程序更加开放、富有弹性,

更能反映参与者的利益和需要。同时律师“好讼”甚至“挑讼”，使人们对律师甚至

法律产生抵触心理，更愿意自己掌握解决争议的主动权。(3)当事人通过ADR程

序能获得较胜负判决(win-loverdict)更好的结果，因为在需要专门知识的领域

中，通过专家中立者的帮助,往往能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因而被称为“双赢的

解决办法”(win-winsolutions)。(4)加强社区、家庭对解决争议的参与。而它们不

能有效承担解决争议责任，正是法院受案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ADR使它们有

了一种承担这种责任的新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促进社区的交流和良好的人际

环境。(5)拓宽了获得正义的渠道。诉讼无疑是当事人使争议得以公正解决的重

要的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并非诉讼外的方法就不能使当事人获得正义。

正如美国前任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说:“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使争议双方在花

钱少，精神压力小，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结果，这就是正义”。

因此，ADR也是一种能为当事人提供正义的程序。(6)维护个人或组织的声誉。

特别是对有名誉、有地位的人或机构来说，与他人进行诉讼是有损形象的事情,

因此发生争议后，他们更愿意私下解决，而不是公之于大众的监督之下②。

三、ADR在医疗纠纷中的应用价值

历史上，医患关系主要依靠医生和医院的道德自律，处理医疗纠纷的原则是

过错责任原则。而当代医疗纠纷则与消费者纠纷相似，具有涉及范围大、多发、

频发的特点。我国由于正处在社会和医疗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医疗纠纷的

增长及其处理中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和复杂程度，以及医患关系的紧张，更是异

乎寻常。医患关系是人们道德关系的表现形式，体现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或社会

利益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依靠一定的道德规范以及风俗习惯来维

持。无论理论上如何认证医患的平等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合理性.但是实际操作

中医患双方则往往是不平等的。患者因医疗知识的缺乏而依赖医师，对于医疗处

置很难正确地行使选择权和决定权，把自己的决定权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师。医师

则处于主动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患者的命运、支配着患者的医疗消费。

这些都表明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患间的信任，如缺少了信任也就缺少了和谐，势

必增加患者的心理影响。医学事业的进步，和谐医患关系的重建，仅有法律的保

障是不够的，还需要医患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以法律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正常、

健康的情感，以法代情就失去了活力与生机。传统的医患关系是几千年的文化沉

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人利益与尊严的维护、个体

权益的保障冲淡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和谐。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良好

行为的基础，是减少医疗纠纷与诉讼的最有效的预防机制，是维护医院和广大医

务人员权益的重要保证，也是维护患者权益的重要举措。如何快速、有效、低成

本地解决医疗纠纷，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愿望，

而且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20世纪后期以来,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不

仅在医疗侵权的归责原则、赔偿和救济的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

变化而且，在解决处理这类特殊纠纷的方式和程序上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以往

实践中，诉讼是医疗纠纷最主要的解决方式之一。由于诉讼有严格的程序保证，

可以通过国家的司法裁判产生判例效应、确认法律规则和原则，并且有国家强制

力保证判决的履行，因而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核心的地位。然而，诉讼

不仅不可能包揽解决日益增长的医疗纠纷，而且诉讼程序本身在解决日常的医疗

纠纷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诉讼费用的高昂使得医疗纠纷的解决结果对当事

人而言往往得不偿失;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和多发性的特点决定了法院难以及时妥

善地解决这类纠纷，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诉讼的迟延;诉讼中角色不同所引发

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互不信任,医患关系遭受严重破坏;公开的审判程序将当事人

的隐私暴露于众，使得许多当事人难以接受，等等。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非诉

讼纠纷解决方式———ADR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逐

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从我

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将ADR机制引入医疗纠纷领域，鼓励和发展医疗纠纷

的非诉讼解决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①。

我国在运用ADR解决医疗纠纷方面较为落后,目前《条例》规定:除了当事

人之间的协商外，只有卫生行政机关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但由于医患双方情绪

对立严重，双方立场相去甚远，且患方对卫生行政机关缺乏足够的信任，当前卫

生行政机关调解并不尽人意。另外，行政机关一般也不愿意介入医疗纠纷，这导

致行政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和

地区已广泛运用并发挥较好效果的ADR方式，如医疗纠纷的仲裁以及民间组织

对医疗纠纷的调解等，从而建立多元化的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为医疗纠纷

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