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川昭一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集中于二战前

的传统右翼与战后新右翼的联系和区别，还有右翼团体的暴力行为，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为

战犯翻案等问题。笔者以为，对二战后的60多年，可以进一步作时期划分，即以上世纪80

年代末为界。探讨自冷战结束后2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发展变化的新情势，即日本政界、学界、

新闻舆论界和财界的所谓隐性右翼大量现身，并与显性的右翼团体合流，不断掀起极端民族

主义浪潮。

一、日本显性右翼势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

不复存在。而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其在世界各地推行的霸权主义仍然受到拉丁美

洲左翼运动和多种民族主义及所谓恐怖势力的挑战。美国在维护“民主”和“人权”，打击恐

怖主义的旗帜下，肢解了南联盟，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出兵阿富汗。而在这一系列

军事行动中始终把“北约”和日本绑上战车，让其出人出钱，因此美国在东亚战略中加深了

对日本的依赖。

在东亚地区，最大的变化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日益强大，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而

日本经济的增长在80年代后期陷于停滞，此后十余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这难免使得自命为

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惴惴不安。加上从90年代初起台独势力不断利用日本右翼的“殖民情

结”拉拢日本，还有朝鲜半岛的局势始终紧张，使得日本统治集团的保守主义倾向愈益明显。

在日本国内，自60-70年代左、右翼合流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运动和昙花一现的极左翼

运动过去之后，日本社会党逐步右倾，日共和左翼工会的影响日趋式微，抗衡右翼势力的重

任，落到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坚持走和平、民主道路的市民团体身上，但是他们缺乏

统一而强大的组织。

上述状态给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机遇。80年代中期曾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90年代

初出版了《冷战之后》一书，号召日本国民“大胆触动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纠正战

后40年的弊端”，“消除战败遗迹”，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等。后来成

为民主党领袖的小泽一郎也表示，“现在冷战结束了”。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

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

制”。可见，首先是日本的保守主义政客敏锐地抓住了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机会，以“消除

战败遗迹”、“适应世界要求”和“承担责任”为名，要逐步摆脱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制订的“否

定战争的和平宪法”的约束，把成为军事大国并在海外行使武力作为努力目标。日本的右翼

势力受到极大鼓舞，也对斗争策略加以调整。显性右翼势力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国际上，显性右翼团体相对淡化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同

时收敛反美姿态，在依旧强调反对“yp体制”（即由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所确定的

日本战败国的身份和地位）的同时，突出反对朝鲜和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鼓噪“中国威胁

论”和“中国报复论”。思想上更明显地向二战前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回归。

其二，在国内，显性右翼团体淡化了反对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色彩，与本来就右倾保

守的政党、财界合流。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右翼”，认为日本几乎是因为战败而成为“半

殖民地”，尤其反感美国的控制和约束，提出拥护天皇制政体，由日本拟定“独立宪法”，废

除日美“安保条约”：经济上“新右翼”提出“不能为战后的经济繁荣所迷惑”，“日本不能亡，

不有因营利至上主义而忘掉祖国”。带有强烈的反现行体制色彩。而在90年代，自民党一再

公开声称“强化日美同盟关系”。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执政之后，在“改革”和“反对恐

怖活动”的旗号下，在国会连续通过《恐怖活动对策支援法》、《有事法制三法案》、《援助伊

拉克法》等，并派出舰队赴印度洋，派出陆上自卫队到伊拉克，全面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些法律和行动部分实现了右翼团体渴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企图，所以他们不

仅没有反对，反而为之欢欣鼓舞。

其三，自70年代以来，被称为“行动型”的显性右翼团体带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他们

动辄出动大队的“街宣车”，打出团体的旗帜标语，架上高音喇叭，播放二战时的军歌，狂呼

各种口号。因为影响交通，产生噪音，影响市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招致多数市民的反感，

被视为“可怕、令人讨厌的人”，“无法理解的怪人”，甚至“等于流氓（yakuza）”。日本各地

治安当局自90年代以来制定了《暴处法》、《道路交通法》、《静稳保持法》、《防止公害条例》

等法规，对触犯法规的右翼团体和个人施以逮捕、阻止或劝告。“街宣车”的活动情形发生了

微妙变化，逐渐遵照治安警察的要求，游行时控制车速和噪音音量，尽量避免影响城市的正

常秩序和人们的生活。而且媒体在对参加行动的右翼团体成员进行调查时，发现有31.4%的

人并不因为“自己是右翼分子而自豪”，80%左右的人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成为右翼”，

或者同意让孩子“自由选择”人生道路。一些具有黑社会性质、偏重暴力行动的右翼团体被

迫改头换面，以政治团体自居，表面上从事合法活动，加入自民党或者投入竞选，争取融入

主流社会甚至跻身现行体制之中。

日本警视厅1990年统计，当时全国有右翼团体约840余个，成员12万多人。这与右翼

理论家荒原朴水稍早的估计相近，但荒原曾说，若包括“穿西装的右翼分子”即各界的隐性

右翼分子在内，则全日本共有353万人。而2005年一份出自警视厅的统计，称当时全日本的

右翼团体约900多个，成员仅1万多人。与1990年的统计相比较，虽然应该考虑到所谓“暴

力团系统右翼”是否等于“行动型”右翼团体，还有右翼团体成员流动不居、聚散无常的特

点等因素，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右翼团体虽然略有增加，但经常参加行动的个人却在减少，

团体的规模也越变越小。当然，参加街头行动的显性右翼人数减少，即意味着“穿西装的右

翼”队伍人数增多。

二、日本隐性右翼势力及与其它右翼势力的合流

日本社会习惯所说的“隐性右翼”或“潜在右翼”，只是鉴于这种人没有公然组成团体，

或者没有参加街头行动而已。其实他们在学界、新闻界、财界和政界从来就没有“隐”没有

“潜”，而是一直在顽强地显示其存在和力量。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大批二战后成长和出生者

以生力军的形式加入。右翼势力整体上在扩大。学界右翼势力的活动，集中体现为争

夺历史解释的话语权。在战后日本。对于近代史上日本的“战争责任”及历史教科书问题，

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前期，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隐性右翼发动过

两次篡改历史的攻势，但右翼观点的影响并不太大。

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学界的隐性右翼发动了第三次攻势。

1995年1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任会长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马上便否

定南京大屠杀，翌年7月又号召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慰安妇”的内容。同年12月，“新历

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般简称“新编会”）宣告成立，电气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任会长，藤

冈信胜为副。该组织有理事、会员、执笔人、监修人等数十人，均为大中学校教师（包括一

名漫画家，“新编会”被著名史学家田中正俊称为“乌合之众”）。

“新编会”大量篡改历史。如2001年春季，由“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和“大阪书籍”

等出版社出版的7种历史教科书，对“慰安妇”问题都有记叙；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

全都删除了这一问题。关于南京大屠杀，前面所说的7种教科书的表述是“据说有20多万人”，

“中国方面强调说超出了30万人”，本来就有所保留；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全部删除

了这一问题。而“新编会”的3种教科书还嫌这种表述有损日军形象，只采用了“大量”、“多

数”的模糊表述，其中有1种还加上了“没有定论”的注释。

新闻、出版界的隐性右翼也加紧推波助澜，以富士电视台为大股东的“产经系”属下的

《产经新闻》社和扶桑（出版）社的行动最恶劣。因为“新编会”的教科书由扶桑社出版发

行，故在1999年10月，《产经新闻》就连载《教科书通信簿》，在吹捧新教科书的同时，对

现用的7种教科书妄加改击。2001年2月22日，该报刊登大野敏明的文章。论证“大东亚

战争”的“正当性”。还刊登古森义久的文章，说中国对新教科书的批评，“事实上相当于干

涉内政”。该报刊文攻击对新教科书持有异议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恐吓拒不选用

新教科书的一些县教育委员会。

右翼文人极力将有关历史定论及不同的学术结论妖魔化。佐治芳彦集中攻击所谓“东京

审判史观”，在电台、互联网上为日本开拓罪责。另一媒体撰稿人安田隆之，则蔑称持有所谓

“自虐史观”的日本知识分子为“向左方外侧拧派”，攻击进步人士吃里扒外。安田隆之点到

多人的名字，“声讨”他们的“罪行”，如说“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事务局长俵义文

是“走遍亚洲各地进行反日宣传的行者，对扶桑社进行了有力的业务妨碍活动”；攻击日本放

送协会（nhk）制片人长井晓“制作带倾向性的节目”；还有说过“祖父母和双亲犯下的罪行，

必须由我们所有的人来承担”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都受到了安田隆之的猛烈攻讦。

政界右翼是学界、新闻出版界右翼的支持者和指导者。1995年8月，自民党的“历史·研

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解放亚洲民

族，否认存在南京大屠杀，号召“为新教科书而战”。1996年6月。国会众参两院116名自

民党议员组成“‘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战前史观”的代表人物、原法务大臣奥野诚亮

担任会长。1997年2月，“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中川昭一、安倍晋三等人，又成立了“思

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成员有众参两院自民党少壮议员107人，该会与“新

编会”的关系最为密切。2001年5月，自民党本部“政策调查会”以会长麻生太郎的名义，

向都道府县的自民党本部发出通知，诬指市民要求不选用新编教科书的活动是“不正当的政

治干预”，各本部必须注意“监视”。

文部省（2001年初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科省）对教科书出版社直接施压，地方议会乘

机配合，到2000年11月末，已有35%的地方政府和议会通过了“新编会”提出的“请愿”，

即排除学校和教师的教科书选用权，由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决定选用何种教材，以便强行把新

编教科书推进教室。

财界和企业的隐性右翼与其他右翼的合流，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公

然出任右翼组织的领导。如1997年，两个已活动20多年的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

和“保卫日本会议”合并为“日本会议”并组成全国网络，而日本产业界、商业界最大的全

国性组织之一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会长稻叶兴作出任“日本会议”会长。二是右翼团体

的头目或骨干投入企业界，以直接运作资金。《读卖新闻》曾经报道，右翼团体“全日本爱国

者团体会议”的头目志贺三郎及其亲属经营的“酒井开发集团”，在7年时间内通过取得维修

工程、清扫和零售商店等业务，从著名电影制片厂“东映”、东方乐园、常陆道路服务公司、

日本道路公司等大型企业获得总额不下100亿日元的资金，又用来资助右翼团体。三是大企

业大财团公然向右翼组织提供资金。诸如鹿岛建设、三菱重工、住友银行、横滨银行、日野

自动车、昭和飞机工业等几十家企业和财团，均担任了“新编会”的赞助会员。从本质上看，

这些大企业大财团不仅是日本右翼的社会基础，其头目和骨干本身就是隐性右翼。而且鹿岛

建设和三菱重工等企业，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是靠发战争财而崛起，90年代以来又因“强制

劳工”问题遭到多国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起诉。故无论是为了避免经济损失，还是挽回颜面，

他们支持篡改历史就毫不出人意外。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政界的隐性右翼一直在与“遗族会”等右翼团体相互呼应。1985

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率领当天在东京的全体阁员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国

会中“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成员纷纷前往。此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成了

右翼对首相、阁僚和议员加以衡量的一个标志。1996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为避免国

内不同意见的批评，提前日期至7月29日但仍以公职身份参拜，8月15日当天则有8名阁

员和200名国会议员参加神社大祭拜。2001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当年就参拜了靖国神

社。此后尽管司法部门多次做出首相和大臣参拜神社属于“违宪”的裁决，但小泉一意孤行，

在其担任首相的5年半中每年都去参拜。其中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

商定举行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但当年小泉和88名议员以及90多名议员所派的“代表”仍

然举行了参拜，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情感，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长期“经热政冷”局面。

右翼政客的著名代表石原慎太郎，在主张“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等问题

上无一不与，而且他曾公然为行动型右翼的暴力行为辩护。2003年9月10日，一个名为“建

国义勇军国贼讨伐队”的右翼团体成员，潜入外务省审议官田中均私宅安放定时炸弹，还书

面谴责田中均实行“软弱外交”并且“通敌”。事情暴露后，身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居然平淡

地说，“任何时代都有牵涉到政治的恐怖活动”，并攻击田中均“卖国，罪该万死”，“被人安

放炸弹是理所当然”。作家吉田司称石原为“语言上明知故犯的思想犯”，认为石原“容忍恐

怖行为”，无异是对日本重走“血腥道路火上浇油”。但石原居然能两次选上东京都知事，这

一事实应该引人深思。

右翼势力的合流还初步体现在军界。2001年成立的“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青年议员会”，

由150多名少壮派国会议员组成。他们又和军队、防卫系统中的“新战略派”人士设立了“日

本战略研究论坛”。他们共同要求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军事立法，扩张军备，鼓吹“日本应该

拥有核武器”。军界也有人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如2008年10月31日，防卫省航空幕僚长

田母神俊雄发表《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的文章，宣称“认为我国是侵略国家，这真是冤

枉”。他说日本“合并”朝鲜和在中国东北、华北驻军，“是按照条约进行的”；日本“是被蒋

介石拖入日中战争的受害者”，偷袭珍珠港“是掉进了罗斯福设下的圈套”。不仅否认日本的

侵略历史，还进而鼓吹日本要“摆脱东京审判的精神控制”，“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攻击

性武器”，“建立（依靠）自身力量的防卫体系”。虽然以前日本也有老退伍和由文职出任

防卫省（厅）官员的人有过类似言论，但由军中出身并担任现职高层将领的人公然作此发言，

很难说没有某种指标性含义。

三、右翼势力合流的反响

右翼势力的合流加剧了日本坚持和平、民主道路的有识之士的担忧。《东京新闻》的一篇

社论曾经概括日本整体右倾的表现说，“近几年针对中国和北朝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更

值得人们加以警惕。任意裁剪历史和传统，高声宣扬情绪化排外主义的政治家赢得民众的人

气，不同意见却日益难以表达。自卫队携带武器派往海外，大多数国民没有更多的反感就接

受了这样的事实”。作者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称为“和善面孔下的法西斯主义”，号召国民

警觉并与之斗争。目前的客观情况是，日本的“专守防卫”军事原则已被突破，军事实力已

全面提升，“无核三原则”也可能松动。由于美国在亚洲及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需要日本支持，

故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高涨，美国依旧会容忍甚至默许：日本在军事上仍然需要美国保护，所

以日美“安保条约”不会废弃，但右翼无疑会继续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在和韩国、中国的海

域争执中持强硬态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行动，可能会得到多数日本国民的支持。

在历史认识上，右翼观点的影响还在扩大，接受所谓“中立”、“客观”的“脱自虐论史

观”的民众不断增加。2003年末，读者众多的电子杂志《亚洲街巷信息》开辟了笔名为gosaku

的专栏“解除自虐史观的桎梏”。2004年2月，该专栏对读者的意见作了投票调查，结果显

示，认为东京审判缺乏正义与公平的有28人，占投票总数的65%：不赞成或否定东京审判的

有8人，占19%；表示不好回答或不清楚的有7人，占16%。对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持否认观点

的有48人，占总数的83%：承认其存在的有4人，占7%；表示不好回答或不清楚的有6人，

占10%。极端者甚至说：“世上最痛苦的，无过于冤罪；人死了还要鞭尸三百，正是中国和韩

国的文化。”不仅为刽子手叫屈，还对受害者恶毒反诬。

2005年8月15日，即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每日新闻》社围绕战争评价问题举行全

国舆论民意调查。结果是，43%的人认为当年日本与中、美进行战争是“错误的”，29%的人认

为是“不得已的”，26%的人回答“不知道”。这一结果显示，今天日本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虽

然没有放弃和平理念，但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却缺乏是非曲直的思考。“反战但不愿认错”的态

度，既影响着日本国内政局的走向，也影响到世界各国对日本的态度。

90年代以来，鉴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否认战争责任的顽固态度，中国、韩国、部分东南

亚国家、澳大利亚、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的战争受害者或受害者遗族，纷纷在日本和有关

国家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如鹿岛建设、三井物产、三菱重工、

新日铁、川崎重工等）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这些广泛的民间抗议得到了联合国人权组织和

一些政府的支持。面对多达数十起的索赔诉讼，日本法院对于起诉日本政府的一律不予受理；

对于起诉日本相关企业的，绝大部分以“时效已过”或“被诉主体变更”为由驳回：只有极

少数诉讼被判为“事实存在”但仍然不予赔偿或只给很少赔偿。但是这些受害者的斗争，无

疑对日本右翼增加了压力，使得日本靠金钱铺路，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失分。

对于日本当今思想界的泥沙俱下和可能的政治走向，比较客观的舆论表现为既有焦虑但

仍然乐观。《读卖新闻》的一篇社论说，“日本回归战前的军国主义是不可能的。日本是通商

国家，国家的存亡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和平这一前提上。议会制民主主义体制已经扎下根基，

‘军部的独断专行’，也是无法想像的事情，国民的意识也已经成熟，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出现。”

二战后60多年来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一直受到右翼团体和极右翼人士的挑战和否定，

但无论是执政党、在野党，以及作为财界大本营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即“经团联”），在

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将不愿意也不可能加以根本改变，回归战前那种天皇统治下。右翼、

军部、政府三位一体的情形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日本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信仰和平、正义的市民始终在坚持斗争。人

民群众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反对右翼势力恶化日本与各国关系的行为，构成了强大的潜在力

量。这股力量使得右翼势力在教育界、舆论界的进攻一再受挫。2001年，

“新编会”的教科书首次登场，虽有规模巨大的宣传造势和执政党与政府的强力支持，

但新教科书在日本全国的选用率只有0.039%。右翼势力为振作士气，提出到2005年8月第

二次选用时要达到10%的目标，并为之作了多种努力，结果到时选用率仍然只有0.4%。对此，

“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团体在2005年9月15日发表《共同声明》，宣称“新编会的

教科书再次没有获得国民的支持，这是市民的良识和民主主义的胜利”。

日本右翼势力的喉舌《产经新闻》，多次辱骂进步文化人为“丧家之犬”，攻击《朝日新

闻》“战后跟半个市民团体名义下的左翼意识形态相互配合”，“依然跟中国的主张同步，凡事

及时向中国汇报”，企图通过给别人扣上“亲中”的帽子来争取一般读者。但不久前发布的《世

界大报发行量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读卖新闻》（1016万份），第二是《朝日新闻》（826

万份），前14位中的日本报纸有6家之多，就是没有《产经新闻》。可见该报在国内外之不得

人心。

今天的日本，无疑已是实际上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政治走向和各

种舆论的态度，虽会引起日本的关注，但难以发挥很大的直接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日本如何

看待自己，如何看待邻国和世界，如何给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定位。而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

之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抗议和申诉的意义，重要之处不在是否得到日本的“谢罪”和“赔偿”，

而在支持与配合日本的进步力量。共同阻止右翼势力把日本重新推上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

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