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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晏子春秋》塑造了性格鲜明的晏子形象，本文试图对其在文学史上的

意义作一分析。全文共分四部分：

一、“传记之祖”。通过与先秦诸子散文的比较，可以看出《晏子春秋》

内容的特点是叙述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入

“史部传记类”。又通过对后世优秀的传记文学的考察，归纳其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晏子春秋》同样具有，所以，《晏子春秋》是传已文学的丌端。

二、事以写人。《晏子春秋》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表现了晏子性格的某一

侧面，综合起来就是一个丰富饱满的晏子形象。与先秦散文比较，可以看出

这一形象塑造方式为《晏子春秋》所独有，为后世叙事性文学作品所继承。

三、许国不复为身谋。晏子忧国忧民、忠谏清廉的政治品格体现了一种

道义精神，它和《左传》、《论语》、《孟子》等作品共同表明，在中国文学的

早期就已存在～种自觉担负道义的传统，为后代文论家们继承发扬，使道义

精神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一条红线。《晏子春秋》就处于这条红线

的开端。

四、欲济无舟楫。晏子是优秀的政治家，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巨大的

痛苦，根源在于他把自己看作“士”，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但君权

至上的宗法等级社会却使他只能处于维护君权的从属地位，没有给他提供实

现愿望的条件。这种痛苦是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的体现，它产生于春秋战国

时代，渗透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悲壮昂扬、愤

激苍凉的艺术风格。

附录：简述《晏子春秋》的研究状况。

关键词：晏子《晏子春秋》

文学史意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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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一、“传记之祖”

——‘要子春秋》以人组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是一部介于予史之间的作品，杨义先生浇它的“命名

很怪，‘晏子’是子书之名，‘春秋’是史书之名，来了一个子、史合

璧的‘四不象’。”“”８如果把它与先秦其它散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在

内容上确实有自己的特点。

诸子散文皆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阐述自己对自然和社会不同观

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故又称说理散文。《论语》以记言为主，通过

对话来表达主张和观点，大部分是孔子从大量的普遍的同常社会生活的

实践中，直接提炼、概括、升华出合乎规律性的理性结论，以明确精炼

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像几何公理一样，只有结论，不作论证和阐述。

《老子》则是对以“道…德”思想为核心的抽象哲理的思辨与体悟。

《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把孔予关于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之一的“仁”

学思想，改造发展为通过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社会的政治理想。

他倡导民本主义，提山了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性善论。《墨子》倡导

“兼爱”“非攻”，号召节俭，提倡吃苦精神。《庄子》作为道家学派

的代表著作，建立了一套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哲学体

系，等万物，齐生死，无是非，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境界，表达其追求具有超越性和超脱性的绝对精神自由的思想。

《荀

子》和《韩非子》皆鸿篇巨制之专题论文，它们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又对法、道、名、墨各家的思想皆有

所继承和批判，从而使其思想学说具有集大成的特色，除论及哲学、政

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学等问题外，还涉及到天人关系、认识论、

人性论及对学习和修养的态度和方法等广泛的范围。《韩非子》则将商

鞅的“法”、慎到的“术”、申不害的“势”熔为一炉，创造了为封建

专制服务的“君王之学”，成为春秋战国时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当然，《晏子春秋》也体现了晏子的思想学说。学术史上一直悬而未决

的晏子思想属儒还是属墨之争，皆表明晏子对自然和社会有自己的观点

和主张。当代学者对晏子的民本思想、伦理思想、爱民尚贤思想、礼治

思想等论析尤祥，从这一点说，《晏子春秋》和上述诸子散文相同。但

它和Ｌ述诸子散文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它的表现重心是描写刻划人物而非

论证辩难，晏子的思想是通过对晏子言行举止的描绘表现出来的。同是

表现重民爱民，《孟子》是这样说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惝“”’《晏子春秋·谏下》第五章则如此描绘：

晏子使于鲁，比其反也，罱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

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日：“君若

赐臣，臣请歌之。”歌日：“庶民之言日：‘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

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日：“夫子曷为至此？殆为

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

一一议论～描写，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另外，诸予散文在表达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辨中掺入了大量的

形象性因素，甚至在论证辩难中已略具情节性故事性因素。他们随手拈

来比喻，借用浅近的具象化的事物既明、阐述抽象的道理，自然贴切而

又鲜明生动。孟子以“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说明“不能”

和“不为”的区别，即深刻又形象。《荀子·劝学》篇几乎全由比喻连

缀而成，与精彩的论述分析紧密结合，互相生发，使文章显得非常丰富

而生动形象。甚至直接用比喻性的形象说明道理，如“孟子日：‘西子

蒙不沽，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甯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悄４”’只用两个假’跬性的事像，就说明了善恶可以互易、应该注重主

体修养的道理。诸子不仅运用比喻，还创造使用了大量生动形象的寓言，

它们或以描述的生动性见长如“拔苗助长”、“齐人有一妻一妾”等，

或以夸张怪诞的描摹渲染为能，如《应帝王》中的“日凿一窍而浑沌死”、

《秋水》中的“北海若”与“河伯”的对话等。《孟子》则充分利用对

２

问体结构形式，在问答中真实地再现出论辩的客观过程及其间的起伏转

折，婉曲波澜，并在简要的神态描摹中传达出问剥‘双方的情感态度、辞

气口吻，如《齐桓晋文之事章》，开端巧换话题，争取主动。欲擒先纵，

言以牛易羊事使宣王动心，不知不觉中淆君入瓮，宣王入其彀中，顺着

孟子的思路，诱逼兼施，挤出宣王大欲，最后以类比推理折服宣王，不

得不俯首求教。论说文中具有了情节性、故事性的凶素。再加上富于形

象性的描述语言，从而使诸子散文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但取譬设喻、

形象性故事性因素的利用，最终目的还是为论证服务，说明论点的。即

使被誉为“叙事性极强的段落”。瑚７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目的还是

为阐明“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的道理。

所以，《晏子春秋》虽然有予书之名，但它的表现重心不在思辨哲

理而在叙事写人，这与先秦其它诸子有明显不同。

“‘春秋’是史书之名”，但《晏子春秋》与先秦历史散文又有不

同。先秦历史散文的取材倾向往往偏重于“祀与戎”等“国之大事”。

《左传》乃“春秋三传”之一，是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

它的题材范围与《春秋》一样集中于军国大事与上层统治集团内。

《左

传》解说《春秋》，不同于《公羊》、《谷梁》之着重于“微言大义”

而多逞臆况，而是详述《春秋》所载历史事件的原委，且补充了许多的

轶闻遗事。它能从宏观的角度，用概括的笔墨写大规模的军事、政治、

外交斗争。它善于叙事，尤其长于叙写战争，总是着力于揭示战争的起

因及决定战争胜负的种种因素，使战争的描写具有思想的和历史经验的

深刻内涵，而在描述巨大的战争场面时也不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生动

的细节描写，标志着我国记事散文的成熟。如《秦晋骰之战》，作者于

觳之战仅＋语提及，而将重点放在了战前与战后发生的、与秦晋争霸之

战的胜负及成败转化有关的那些事件上。是役矛盾复杂：秦与郑、晋与

秦：秦方有力主袭郑与反对袭郑之矛盾，晋方有力主伐秦师与反对伐秦

师之矛盾及战后请纵秦囚与反对纵秦囚的矛盾。觳之战以“ｈ偃矫命”

始（表明晋主战派占上风），而终于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又引咎

自责，不替孟明，表明秦有必报此仇之心。以秦晋矛盾为主线，按事物

的因果关系，选择与组织材料。短短一千馀字，将复杂的事件记述得清

清楚楚，突出了中心。与《左传》重在记事不同，《国语》重在＇庀言‘，所

记多为历史人物就历史事件所作之对策谏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轮廓及

一些风云人物的精神面貌。《战国策》在体例上与《国语》相同，也是

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史书。它分国杂记东西周、秦、齐、楚、赵、

魏、韩、燕、宋、卫、中【Ｉｉ十二国事，它的基本内容是记述战国时各国

谋臣策士的活动及其异策奇谋，从而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大事和

各种社会矛盾。

《晏子春秋》则不然，在选材上，它突破了《左传》、《国语》、《战

国策》偏重写军国大事的取材倾向，往往从日常政务或属于生活领域的

小细节着笔。如从齐景公的饮酒、畋猎、衣狐裘不知天寒、欲诛骇鸟野

人、为履而饰以金玉等事情中，写晏子的态度、言辞和行为表现。

《晏子春秋》虽然与上述历史散文有所不同，但它却有史书的特点。

它记叙的是晏子个人的历史。它约略按照晏子侍齐灵公、庄公、景公的

顺序从其生前写到死后，以这一真实过程构成本书的基本时间框架，以

景庄、崔庆、梁丘据等历史人物构成晏子活动的具体背景，从晏子的曰

常政务、外交应对、生活细节等多种活动中记叙晏子的多方面的言行，

展示了晏子爱民尚贤、忠君爱国、清正笃行、机智幽默这一历史人物形

象。尽管它没有《左传》那样明确精细的纪年，但基本上写出了一个历

史人物的一生。这与先秦其它史书亦有明显的不同。

《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但是受制于它们的编写体例，还不能将笔墨集中于人物，把人物作为描

写和表现的中心和重心。因为，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左传》在叙事时只

能以时间为结构组织材料的基本单元，这往往割断了事件的连续性，破

坏了人物活动的连贯性和人物经历的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显得支离破碎。

《国语》《战国策》为国别体史书，它们在叙事时，改变为以事件为结

构组织材料的基本单元。使事件具有完整性，从而能在一个独立的情节

单元里叙事写人。但总体上看，把事件作为叙述的核心，人物从属于事

件，还是无法顾及到对历史人物的深层次开掘，只能就事论事地描述某

个人物在一时一地的表现。《晏子春秋》却通篇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组织

材料，事件为人物服务，全面而集中地记录了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展

现其形象和性格。

综上所述，《晏子春秋》有子书之名，却无诸子的思辨性、哲理性，

它是写一个人的言行事迹；有史书之名，却不像其它史书那样记述军国大

事，着重于兴衰更替的历史演迸，着力于国与国之间的攻伐谋略，着眼于

对权利的明争暗斗，而是从日常生活琐事甲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的一个个片段叙述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了历

史的变化。

那么，《晏子春秋》到底如何归类呢？自《汉书·艺文志》承《七略》

将《晏子春秋》列入子部后，《隋书经籍志》、《唐书《空籍志》、《宋史．艺

文志》及《郡斋读二伟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公私史志目录皆列诸

子部，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列《晏子春秋》于“史部传记类”。《提

要》认为：“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

传记之祖也，ＩＨｙｌ］子部，今移入于此。（史部传记）”该如何认识《提要》

的论断呢？

《提要》将《晏子春秋》列入“史部传记”类，重要甚至是唯一的

标准是“摭其轶事为之”，强调其真实性。所以就传记而言，真实性应该

是它的第一要务，即传主及传主的生平事迹都应是真实的。正史中的人

物传记尽管“官修”的性质极浓，人物褒贬往往依于统治者的好恶，‘但

就史料的选择上，还是可信的。那么，一般的文人学士所创作的人物传

记是否也具有这一特点呢？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中南霁云的事迹出于

当地老人之口；柳宗元为了写《段太尉逸事状》，不惜长途跋涉，“过

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到段秀实曾经任职的地方，向“能言

其事”的老校退卒实地采访，再以“言信行直”的刺史崔公提供的事实

“复校无疑”，才正式写定送交史馆：方苞写《左忠毅公逸事》，则是根

据他父亲的见闻和他的族祖父（左光斗的外甥）对他父亲讲的第一手材

料写成的，比较真实、可靠。至于归有光之《先妣事略》乃作者身历其

境之事，其真实性更无庸置疑。故而，作家创作传记文，要尽可能的掌

握大量有关传主的真实可信的材料，并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审慎的鉴别、

严格的挑选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上举传也文，之所以历代传诵不绝，并不在于它们真实地记录了传

主的生平，而是在于作者们运用各种手段塑造了栩栩如生、让人弥久难

忘的人物形象。

在人物的塑造上，首先，精心选材，裁剪得当。人物传记不是人物

年谱更刁ｉ是个人履历表，它要通过叙写人物的生平事迹生动地写出人物

的性格特征、精神风貌，使之具有文学价值，就不能有闻必录简单地罗

列材料，而要精心选材，选取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精神面貌的事件来

刻划人物。如《张中丞传后叙》通过南霁云断指相示、射矢志意、不屈

而死等轶闻逸事的叙录，刻画了南霁云刚烈忠贞的英雄性格。《段太尉

逸事状》就选取了诛杀暴卒，整顿社会秩序；卖马市谷，代民偿租；拒

收朱溉贿赂，反对藩镇跋扈三件逸事，热情赞颂了段秀实刚正、仁厚和

清廉的品格。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则通过京畿视学、狱中斥史以及

史公治兵等颂扬左光斗知人的卓识和以国事为重的可贵品质，使左光斗

的形象跃然于纸．Ｌ。

《先妣事略》则以平实的笔调记叙作者先母辛苦劳

作，“灯光荧荧，每至夜分”；抚育子女慈爱有加，却对作者的学业无

丝毫放松。．“有光七岁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

恋恋，不得留也”，写其砥子之志；“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

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写其促子之学。一系列细事写活了

一个勤俭持家、严格教子的慈母形象。这样的选材和安排，在其他传记

文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其次，合理的想象与虚构。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可是，传记并不

是纯粹的历史，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４９要写出人物的个性，传

｝己作者就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借助合理的想象与虚构，补写出

符合人物个性的占语、心理、动作、表情等。对此，钱锺书先生有精彩

的论述：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腔内，

忖之度之，以揣以摹，庶几八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

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

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斯言虽未尽想像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阚申隐，如

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６

历史真实与作者的想象之关系就是“肉”与“白骨”的关系。如《左

忠毅公逸事》中的狱中斥史一段，亲身经历的史可法这样记述：

逆踏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观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日：

“尔胡为乎来哉？”

方苞却是这样写的：

一日，使史更敞衣草屦，背筐，手长铲，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

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

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拔眦，目光如炬，怒目：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

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

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日：

“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作者依据左光斗的性格加以合理的想象，入情入理地运用语言动作

描写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左公的形象。《段太尉逸事状》写尹少荣大骂焦

令谌，谌“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一夕，自恨死”。据旧注，焦

在大历八年还活着，这“自恨死”显然有夸张虚构成份。但却不能看作

不合史实，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厌恶暴行的心理。《张中丞传后叙》写南

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夸张中突出了南

的勇武及对贺兰见死不救的愤慨。

再次，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为塑造人物服务。在激烈的矛盾冲突

中展示人物性格，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南霁云求援于贺兰进明一段，

睢阳危在旦夕，贺兰不但不发兵救援，反而设宴奏乐强留霁云。霁云在宴

席上慷慨陈辞：“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

忍！虽食，且不’ｒ咽！”于是拔出佩刀斩断一指“血淋淋以示贺兰”，

然后愤然“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日：

‘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作者通过人物在关键时刻

的言行动作，将南霁云嫉恶如仇、忠贞不屈的性格写得有声有色，栩栩

如生。《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诛杀暴卒，“唏一营大噪，尽甲”，

矛盾激化，形势紧张，暴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段秀实却镇定自若，辞

去随从，只身空手进入军营，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临威不惧

的气概。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辞，勇服骄横的郭唏。在激烈的矛盾冲

突中塑造了段秀实这个具有大智大勇、为民解忧的光彩夺目的良吏形象。

《左忠毅公逸事》则在“逆阉防伺甚严”的严峻形势下，写史可法百计

营谋，设法探师，接写左的怒斥，即是刘爱徒的担忧，更是忧心国事的

表现，写出了左光斗的凛凛气节、瞿灼风神。在对比衬托中写人，《段

太尉逸事状》将白孝德的畏于权势与段秀实不畏权势对比，以段秀实之

“仁”与焦令谌之“暴”对比；《左忠毅公逸事》以史可法治兵烘托左

光斗，是对左光斗的不写之写，突出了人物个性。《先妣事略》以“每

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对比，写出作者母亲不

溺爱孩子的特点。精妙的细节描写，《张中丞传后叙》以“嵩又取架上

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守睢阳时，对城中数万居民，“巡

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写其记忆力惊人，以“为文章，操纸笔

立书，未尝起草”写其才思敏捷，虽着墨不多，却与张巡的尽忠报国、

大义凛然相互补充，因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段太尉逸事状》中段

太尉卖马代农偿租的细节，更是多侧面展示了人物的性格，使人物具有

立体感：“取骑马卖”显示他身无长物，为官清廉；“市谷代偿”表现

他助人出于真心：“使勿知”说明他施恩不图报，非沽名钓誉之辈。《左

忠毅公逸事》尤善于以典型细节刻划人物，如“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

炬”，写左光斗的凛然神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至于归有光的传记

文更是擅长用细节叙事写人，《先妣事略》中“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

泣，然犹以为母寝也”的描写，读来尤令人鼻酸。通过人物的言行写出

人物的心理，中国文学虽无大段的心理描写、内心独自，但并不表明她

不重视心理刻划，而是善于运用人物的言行揭示人物的心理。《张中丞

传后叙》写城陷，张巡、南霁云被俘，“又降云，云未应”，联系下文

“欲将以有为也”的话，表明南霁云欲隐忍假降意图作为的心理。《段

太尉逸事状》中焦令谌杖击饥民，段太尉见之“大泣日：乃我困汝。”

寥寥七个字，写出了段秀实对焦令谌暴行的震惊、对挨打者的同情及无

力帮助饥民的自责。《左忠毅公逸事》中史可法狱中探师一段就用左光

斗的一系列言行写他对国事的忧急、对爱徒安全的担心、对史可法期望

甚殷的心理。《先妣事略》写“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

即熟读无…‘字龃龉，乃喜。”一个“喜”字，写出了慈母的欣慰心理。

在语言上，富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及简洁生动的叙述语言是他们的

共同特征。

另外，上述传记文无１ｉ寄慨遥深，所谓“言近而旨远”，非纯粹为

文而文。《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左忠毅公逸事》对

英雄良吏忠臣义士的歌颂，对无耻小人的批判，对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

鄙视，对藩镇豪强残害百姓罪行的鞭挞，表达了劝善惩恶的主旨。《先

妣事略》则寄托了对逝去母亲的深切怀念。皆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褒贬

分明，爱憎强烈，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传记文，除了人物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外，形象的鲜活生动、

艺术手段的丰富多彩、语言的准确精练、寄意的深切遥深，使它们具有

极高的艺术水准，构成了作为历史与文学联姻产物的传记文学的基本特

征。

上述作家无不熟读《史记》，受到它的熏陶。柳宗元明确主张“参

之太史以著其沽”（《答韦中立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谓归

有光“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所以，

在他们传记文里体现出的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史记》传记文的

特征。

司马迁对他所记述的人物及事迹并不满足于仅仅掌握大量的古文、

传记、诸予、档案等书面史料，还尽可能的补充了通过实地调查和现场

考察所获得的实物和口传史料，使所载史事显得信而有征，所写人物显

得鲜活生动，富于生活气息。。但是，司马迁对他所搜集的材料并不是一

股脑地堆在人物身上，使人物淹没在材料的大海里，而是进行了精心的

选择。诚如韩兆琦先生所论；

司马迁搜集材料是很辛苦的，但使用材料却不是多多益善，他着力于突

出人物的性格，写出那些最有代表·Ｊ生的东西。例如写蔺相如，他抓住了完璧

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魏公子，他突出了请侯赢和盗符救赵两件

事；写田单他只写了火牛阵一件事。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写，例如

田单后来当了齐国宰相，还当过赵国的宰相，但是司马迁都没有写，他认为

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当宰相，他认为要突出这几个人物的性

格和精神气质，有这几件事就足够了““。２。

司马迁著史最重“考信”和“实录”，但作者“爱奇”的特点及为

了人物描写的需要，

《史记》中也不乏想象和虚构。如《伍子胥列传》

中伍予胥伏剑自裁前的一段话：

伍子胥仰天叹日：

“嗟乎！谗臣船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

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昊

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阻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日：“必

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昊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昊也，”

乃自到死。

这段话颇如组魔触槐前的白语，《左传》、《国语》亦不见记载，

是司马迁“假之喉舌，想当然耳”。””５。但它却是完成伍子胥性格塑造

ＩＩ｝勺必不可少的一笔，尤其抉眼悬门的嘱托，更是表明了伍子胥至死不变

的复仇、抗争性格。他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相如持璧却立，倚柱，

怒发Ｅ冲冠”的描述，不见于《战国策》的记载，显然出于司马迁的想

象与虚构，但不如此却不足以突出蔺相如的勇气和正气。司马迁“爱奇”，

喜好选择历史人物特异性的事迹，通过艺术加工，组织成一篇起伏跌宕、

引人入胜的传奇性故事如．《孙子吴起列传》，甚至虚构如《赵世家》中

之“赵氏孤儿”。…

。哀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２０３、２０４页及第２２１、２２２页注释【５】、［６１、【７Ｊ有详论，可

参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

ｏ赵翼：《陔余儿考》：“屠岸贸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矸ｉ足凭也。《史记》睹【｜；！＝家多

至于《史记》的写人手法，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作者善于在

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鸿门宴之写项羽，完璧归赵、渑池会之写

蔺相如，廷刺秦王之写荆轲等，都是集中笔墨描写矛盾冲突集中、尖锐、

复杂微妙的场面来展现人物的个性和性格。运用对比、衬托等手法刻划

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以信陵君和平原君对毛公薛公的不同态度作

对比，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以廉颇与蔺相如作对比，在《李将军列传》

中插入程不识治兵的方法与李广作对比。钜鹿之战则以“楚战士无不一

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

仰视”来衬托项羽的盖世英勇和威名。正是在对比衬托当中，人物各自

的性格显得更为鲜明。传神的细节描写，司马迁善于捕捉最能体现人物

个性本质的典型化细节来刻划人物，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如《李将军

列传》中写李广射石没羽的一笔，就显示出李广的善射和大力；《李斯

列传》写李斯观“厕鼠”与“仓鼠”两种悬殊生活的感受：“于是李斯

乃叹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仅此一事就写出了

李斯贪恋爵禄热衷势利的性格核心。深细微妙的心理描写，如《淮阴候

列传》写到韩信将被拜为大将时，“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

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喜”，表明诸将内心的振奋与期

待；“自以为”，觉得自己够得上大将的条件；“惊”，意料之外的期

待落空，对韩信拜将的毫无心理准备的惊奇、惊讶，人物心理的刻划是

相当细腻的。不写之写的烘托手法，《李将军列传》写李Ｊ“自杀后，“广

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烘托出

李广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司马迁在为那些遭遇悲惨的历史人物作传时，由于作者惨痛的身世

之感的注入，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遭际，自然引起了司马迁的感情共鸣，

使《史记》寄慨遥深，具有了或悲凉惨淡，或慷慨激越的浓郁的抒情因

素，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对《史记》及后代一些传记名篇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电文学

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一；用二书，ｌ刚杖异说，乃不自知其抵牾，信乎好奇之过也。”

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９３页。

是艺术性地再现一个历史人物生平或生平片段的文学样式。那么，《晏

予春秋》是否符合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呢？

《晏子春秋》所记述的晏子史有其人，《左传》中有１９处记载了晏子

的言行事迹，其中１２篇与《晏子春秋》相同。就材料的取舍而言，虽然

《晏子春秋》并没有标明自己的编写原则，但从全书来看，《晏予春秋》

还是有自己明确的编撰标准的，即所记载的故事“都要表现晏子的性格

特征”。””“５可是，“书中的晏子已不完全是历史上的晏婴，它是晏子故

事的作者和传诵者摆脱历史的摹写和纪实，在历史史实基础上的艺术创

造。””３所以，《晏子春秋》也具有明显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很多故事纯

粹是传况性质，如《杂上》第２５章写晏子御之妻的一节，恐怕就是出于

作者的“假之喉舌”：《谏下》第２４章“二桃杀三士”、《杂下》第９

章“晏子使楚”等故事就不能看作是信史。

就写人手法而言，首先，《晏子春秋》注意从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冲

突中揭示人物的个性，如《杂上》第３章写崔杼杀了庄公之后立景公为君，

崔杼与庆封把持朝政，“劫诸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进行盟誓，

“以甲千列瑕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

剑承其心，令自盟日：‘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在崔庆虎视眈眈，刀剑相加，已杀七人的险恶形势下，

晏子登场了：

晏子奉杯血，仰天叹日：“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

崔庆者，受此不祥。”倪而饮血。崔子谓晏子日：“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

之：子不变予言，戟既在服，剑既在ｏ，维子图之也。”晏子目：“劫吾以刃，

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曲刃钩之，直兵推之，

婴不革矣。”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

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为大

不仁，而为小仁，焉有中乎！”趋出，授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抚其手日：

“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县于厨，婴命有系矣。”按之成节

而后去。

崔庆以武力逼迫众人发誓叛公室而顺从自己，这是晏子坚决不能接

受的。既然不能动用武力除掉崔庆，那晏予只有以自己无所畏惧的英雄

气概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了。他看准了崔庆色厉内荏的本质，绝不

接受崔庆的无理要求，带着佩剑直闯盟坛，迫使崔杼妥协，取得首回合

的胜利。崔杼连杀七人，既暴露了其残暴的本质，又是杀鸡做猴，做给

晏子看的。但晏子毫不气馁，直斥崔杼“无道”，针锋相对地与其大唱

反调。在晏子的凛然正气面前，崔杼不敢杀他，只好诱之以利，又以死

亡相威胁，但都被晏子顶了回去。甚至在崔杼放掉晏予后，他临走还不

忘调侃崔杼及其手下。这样，晏予以其大智大勇，挫败崔杼。而最后一

节，看似闲笔，’却表现了晏子的沉着，与上文晏子勇斗崔杼交相辉映，

使晏子的性格丰富饱满。

其次，《晏子春秋》也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写人。如《杂上》第１２

章写景公夜饮：

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之家，前驱款门日：“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

门日：“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日：

“酒醴之昧，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日：“夫布荐席，陈簧簋

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日：“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日：“君

至！”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国家得微有叛者乎？君

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日：“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将军乐之。”穰苴

对日：“夫布荐席，陈簋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

家。”前驱款门，日：“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回：

“乐哉！今夕吾饮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巨者，何以乐吾身。”

晏子与司马穰苴，一个贤相，一个良将，都以国事为重，二人互相衬托；

齐景公与梁丘据，一个昏君，一个佞臣，纵酒享乐，拍马奉迎，二人也互相衬

托。贤相良将与昏君佞臣又构成对比，；使得两组人物形象极为鲜明。

复次，《晏子春秋》也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及不写之写的烘托手法来

刻划人物。《外下》第１６章写景公听到晏子去世消息的表现：

公侈乘舆服繁驵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之。比至

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至，伏尸而号，日：“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

寡人犹且淫洗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之于寡人，而加之

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

作者对景公丧魂失魄般的反应，是通过一连串精细的行动描摹表现出来

的。北郭骚家贫无法养母，晏子热心接济过他。后来，“晏子见疑于景公”，

不得以而出走，与北郭骚告别，满以为会得到些安慰，不料北郭骚仅以“夫

子勉之矣”一语相送，“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日：

‘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

士甚矣’。”而北郭骚极崇拜晏子的义举，认为晏子足齐国不可失的栋梁之

材，“吾将以身死白之”，决心以生命为晏子昭雪，于是自刎而死，北郭骚

的朋友又为他自刎而死。这引起了景公的极度震惊，亲自追回了晏子。“晏

子不得已而反，闻－ＩＬ享ｇ骚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宣哉！

亦愈不知士甚矣。’”。””１两次叹息，仅多‘·“愈”字，马黼《绎史》中评

价说：“即以前言作转语，妙。”妙就妙在以言语写出人物复杂的心理。前

之叹息，含有失望、委曲、不被人理解等等复杂心绪，后之叹息，更有意想

不到、痛惜、自责、错过知音等难言苦衷，可谓余音袅袅，发人深省。最能

髓明晏子在齐国人心目中威望的还是《外下》第１５章：

庄公阖门而图莒，国人以为有乱也，皆操长兵而立于衢闻。公召睢休相而

问曰：“寡人闺门而图莒，国人以为有乱，皆持长兵而立于衢闾，奈何？”体

相对日：“诚无乱而国［人】以为有，则仁人不存。请令于国，言晏子之在也。”

公目：“诺。”以令于国：“孰谓国有乱者，晏子在焉。”然后皆散兵而归。

君子日：“夫行不可不务也。晏子存而民。安，此非一日之所为也，所以见于

前信于后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万民之ｍ。”

在这则故事里，晏子根本没有出场，但他却是这则故事真正的主人

公。晏子存而民心安，作者以升ｉ写之写，写出了晏子在齐国人民心目中

的崇高威望。

《晏子春秋》对晏子匡救君恶、爱民尚贤、安邦定国的颂扬，对庄

公、景公暴虐无道、荒淫享乐的批判，对梁丘据、裔款等拍马溜须、导

君淫乐的鞭挞，对北郭骚等杀身以白晏子之贤的称赞，也同样寄寓了编

写者刈明君贤相忠臣义士美德懿行的呼唤，列昏君佞臣不恤民力滥施淫

威的贬斥，言近而旨远，增强了《晏子春秋》的艺术性。

综上所述，《晏子春秋》符合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它艺术地再现

了历史人物——晏子的生平。

总之，在先秦文学中，既有以表达思辨哲理为主的说理散文，又有

以记述军国大事，总结历史经验为主的历史散文，像《晏子春秋》专以

一４个人的生平事迹为描写对象的著作，在先秦文学中还是第一部。它不

仅具有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而且为刻划人物所有意识使用的许多艺术

手法也为后世作家所继承。“如同《世本》在形式上对传记文学有重大

启示一样，《晏子春秋》在内容上对后来传记文学的产生也具有极其重

大的影响。”“】口２”“一个既能集－扣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又有统一、严

整体例的新文体正处于酝酿之中，传记文学的诞生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

展的必然。””““９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晏子春秋》是传

记文学的开端，后来的文学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将之归于史部传记类并称之为“传记之祖”是对《晏子春秋》内容

的恰当归类、文学地位的恰当评价。

二、事以写人

——‘晏子春秋》形象塑造方式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传记之祖”的《晏子春秋》，突破了《左传》《国语》《战国

策》偏重于军国大事的取材倾向，着重记叙晏子的日常政务、外交应对、

生活细节等多种活动。那么，它是如何塑造晏子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的

呢？

考察《晏予春秋》我们发现，它是ｉ－ｑ：多关于晏子的互不联系的小

故事构成。全书２１５章共包括１８８个不同的故事，长的约有六七百字，短

的亦不下于三十字，但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中心，都表现了晏子性格的

某一侧面。

晏子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晏子登上政坛之时，正是齐国迭遭事

变，政局混乱，田氏乘机而起，厚施薄敛，收买人心的时期。他深知政

权的存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问上》第８章记载：

公曰：

“鲁与莒之事，寡人既得而闻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后世孰践

有齐国者？”对曰：“田无字之后为几。”公日：“何故也？”对曰：

“公

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与士交也，用财无筐箧之藏，国人负携其子而

归之，若水之流下也，先夫与人利而后辞其难，不亦寡乎？若苟勿辞也，从

而抚之，不亦几乎？”

作为忠于国君的～国之相．他并不希望田氏取代姜氏政权。于是借

景公问政之际，向景公开出了疗救的药方，一方面要求景公实行善政，

薄敛节俭，救济饥民；一方面企图以“礼”来约束田氏，保住“君强臣

弱”的局面，防止“臣富主亡”事变的发生。

可是景公不过一庸主，只是空想追踪祖宗桓公的霸业而已，热衷的

是物欲的追求，宠爱导其享乐的梁丘据、裔款之流，大肆挥霍，宫室台

榭不厌其大，声色犬马不厌其丽，游猎兴役不厌其多，繁刑嗜酒，与民

为仇。于是晏子不得不忠言直谏，时时匡救君过。《谏上》第２章写景公

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正面劝况无效，便做反面文章：

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

疾机目：

“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

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请日：“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

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日：“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

命矣。”

使景公幡然悔悟。

晏子为人谦逊。《杂上》第２５章记载：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问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天盖，策驷马，

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日：“晏子长不满

六尺，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

长八尺，乃为ｘ．４１－御，自以为足，要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

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通过“御者之妻请去”和“晏子荐御”两件事，侧面衬托，表现了

晏子“抑损”的特点。

晏子为人机敏，在幽默诙诣中暗藏辛辣机锋。《谏上》第２５章记载

景公的爱马突然死去，景公大怒要肢解养马人。晏子问景公：“尧舜支

解人从何躯始？”提醒景公明白自己是首创肢解的人。但景公余怒未息，

还要把养马人交给狱官处理。晏子对着养马人列举其死罪有三：

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爱马，当死罪二也；使

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曲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

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

养马人并非真有死罪，晏子在一本正经中夹棒带刺，使景公悟出了

弦外之音，赶紧放了养马人，收到了比犯颜直谏要好得多的效果，是晏

子智慧与幽默才能的典型表现。

对待女色的态度，见出晏子情操之高尚可贵。作为三朝重臣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之相，似乎三妻四妾才是正常的应该的，否则便是不

正常不应该的了。至少嗣无宇、齐景公是这么认为的。

田无宇见晏子独立于闺内，有妇人出于室者，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田

无宇讥之日：“出于室为何者也？”晏子目：“婴之家也。”无字目：“位

为中卿，田七十万，何以老为妻？”对曰：“婴闻之，去老者，谓之乱；纳

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婴可以有淫乱

之行，不顾于伦，逆古之道乎？‘９１。８

晏子征气凛然，掷地有声。齐景公想把年轻漂亮的女儿嫁给晏子，

这在别人恐怕是求之不得攀之唯恐不及的，但晏子却坚决拒绝，认为妻

子变老是自然规律，“乃此则老且恶，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

且人固以壮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

使婴倍其托乎？”””４”夫妻之间的真挚感情应该是始终不渝的。

同时人物性格之某一侧面，某一特点又用不同的故事加以表现，如

写其直言敢谏、面折庭争，仅卷一就以景公纵酒淫乐、赏罚失中、信谗

宠妾、废长立幼等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故事加以表现。它也尽量把主题

相同的故事大致排在一起，如《谏》上下多写景公暴政苛民，《问》上

下多为景公问治国之道，卷六着重刻画晏子之俭等等，但各章独立成文，

构不成必然的因果联系。

但这并不是说《晏子春秋》里的故事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如

《谏上》之《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此事亦见于《左传·昭

公二十年》，说明实有其事。此故事描写了景公重鬼神而轻人命、妄想

通过祈天而消灾降福的迷信思想。从重鬼神出发，生发出《景公欲使楚

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谏》《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予谏》《景公游

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景公异荧惑守虚而不去晏子谏》及《问下》

之《景公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对以当辞罪而无求》和《杂下》之《柏常骞

禳枭死将为景公请寿晏子识其妄》等一系列故事，有的甚至有不止一个

“版本”，如《外上》之《景公梦见营星使人占之晏子谏》、《景公使祝

史禳慧星晏子谏》、《景公有疾梁丘据裔款请诛祝史晏子谏》等。从轻

人命出发，又有《谏上》的《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景公所爱马

死欲诛圉人晏子谏》、《谏下》的《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景

公逐得斩竹者囚之晏子谏》《景公以抟治之兵未成功将杀之晏子谏》，

《外上》的《景公欲诛所爱槠者晏子谏》《景公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

将加诛晏子谏》等。从而使这询：多互不统属的小故事有了某种内在的联

系，既说明了景公的为人，使我们对其“藉重而狱多”的苛民虐民有了

直观形象的认识，同时从晏子的犯颜直谏中亦刻画了晏子的性格。

这样，综合各个小故事所表现晏子性格的某一侧面某一特点，我们

就可以勾勒出一个眼光敏锐，直言敢谏，谦逊幽默的形象，显示了人物

性格的丰富内涵。

文学的生命在于形象，在各种文学形象的创造中，以人物形象的创

造为叙事文学的首要任务，它的成功与否，亦是判定叙事文学优劣成败

的关键，“人，才是主要的。因为有永存价值的是人，而不是事。”…《晏

子春秋》以晏子为核心，以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这种形象塑造方式多侧面、

多角度地刻划了晏子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先秦文学中是独

有的。

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左传》的着眼点并非为了塑造典型人物，其人

物的性格特征是在记述人物言行的过程中自然呈现的；他的着眼点在叙

述历史事件，通过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缘由、曲折变化的发展过

程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的言行事迹，刺恶扬善，揭露、鞭挞暴君酷吏的凶

。老舍：《人物、语音搜其他》，转引自《战国策文新论》第３２９页

１８

残、骄奢与荒淫无耻，赞扬明君、贤相、良臣、义士及其美德懿行，并

达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客观规律的目的。因此，人物是被动

的、从属于历史事件的，人物形象是在历史故事的展开中表现的。如鲁

隐公元年的记事“郑伯克段于鄢”，他创造性的运用追叙手法，从三十年

前庄公“寤生”引起姜氏嫌恶写起，交代事件的起因。随后写姜氏一而

再、再而三的帮助共叔段谋取权位，而共叔段也在姜氏的纵容、支持下

暗中积蓄力量，扩张自己的势力，欲伺机夺取大权。庄公明知其母、弟

的企图，却欲擒故纵，“姑待之”以设陷阱，待其发动武装叛乱，始断然

采取措施，迫使共叔段逃离郑囤而囚姜氏。事件的发展、高潮一一叙来，

层次分明。最后以“阙地及泉”的笑剧结束。文章紧紧围绕郑庄公与姜

氏、共叔段的矛盾冲突，由起因、发展而解决，叙事脉络分明，暴露了统

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国君权位不惜勾心斗角以至酿成兄弟阋于墙骨肉相残

的内讧丑剧。人物形象如姜氏之昏庸偏私、共叔段之贪婪狂妄和愚蠢、

庄公之老谋深算阴险和虚伪皆是在事件的进展中逐步清晰、显露出来的。

这样，对经文“郑伯克段于鄢”的解释就有了落脚点和事实的依据。就

叙事写人而言，《左传》善于在叙事中描写人物，如“觳之战”中作为“枭

雄”的秦伯的思想个性，蹇叔的忠诚、持重与明智，先轸的孤忠、胆识

与爆烈的性格，弦高的爱国热忱与机智等，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一些

篇章如对晋文公重耳从一个幼稚的贵族公子到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描写，

就已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同时，如果把同一人物在爿；同年代的

事迹联系起来，也能得到一个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如被论者所称道的

楚灵王形象，就是一个既有野心，又极残忍，却又宽宏大量有极深的亲

子之情的性格复杂的人物。但其编年史的体例，使它只能以时间，即史

的发展过程作为结构组织材料的基本单位，故而在叙事时往往割断事件

的连续性，人物的言行事迹只能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不利

于对人物形象的整体把握。同时“闪现型”（孙绿怡语）的人物如子罕

之廉洁，“”“”’，晋灵公之残暴“”二年”等，尽管在其性格的某一方面

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却缺乏性格的完整性。在这里，人物描写只是历

史事件的填充物。

１９

《国语》重在记言，叙事往往也是为了更加突出言论，如《周语上》

“召公谏弭谤”一文。文章写周厉王暴虐，激起国人的反对，因而谤议

横生。周厉王则采用高压手段，以杀戮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以至“国人

莫敢言”。厉王还自以为得计，以为锁住了众人的口就天下太平了。召

公则从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出发，尖锐地指出厉王弭谤的严重危害，正所

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Ｉ”。本文就是记召公围绕这个中心所进行的论证，

深刻地阐述了民为国家之本的政治观点，指出要民众“宣之使言”是关

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但是，“王不听”，结果，“三年，乃流王

于彘”。这体现了《国语》的文体特点，以议论作为结构篇章、组织材

料的重心，即先提出一件事情，然后记载对这件事情的议论，最后用事

情发展的结局证明议论的正确性。这样，由具体事情如“弭谤”导入某

个原则观点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Ｉ”，再用这个观点来分析、阐述、判

断具体问题，就使论题更突出，论旨更明确。当然，由于重在ｉｉｊｊ述人物

的议沧、对话，在论证过程中也突出了人物形象。再加上它国别史的体

例，分国记事，可以不必顾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一些重大历

史事件因牵涉面广而被分割成许多小的情节单元，所以，在基本结构形

式上，它突破了史的发展线索的制约，而以事件作为基本的结构单元。

如《齐语》只记管仲相桓公一段故事，《晋语》主要记重耳出亡始末等。

而在《左传》中连续完整记载的几次大的战役，如韩原之战、城濮之战、

鞍之战等，在《国语》中都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小单元，每个单元各自

成为一个小的完整情节。由于情节的独立化，《国语》对社会生活的反

映开始朝细微化方向发展，在具体言行的记叙中，人的个性更加突出。

如《晋语》中《叔向谏杀竖襄》：

平公射鹌不死，使竖襄博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

之。叔向日：“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

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鹌不死，博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

速杀之，勿令远闻。”君怩怩颜，乃趣赦之。

叔向故作严肃暗藏反讽，平公的昏庸无能皆在人物言行的描述中表

现出来，与《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国策》亦重记言，但它所记之言为战国时期各国策士的游说和

辩论之辞。这些游说之辞往往是策士们“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

以解决某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他们所设计的方案、提出的策略能否被采

纳实行，决定于他们能否说服人主，压倒论敌，故而他们非常讲究游说

的言语技巧，“如托名于张仪、苏秦的说七国国王连横合纵辞，无不先分

析形势，摆出双方条件，即用条件分析法；其中的托名张仪说赵王与秦

连横辞，即用利诱恫吓法；《赵策一》‘谓赵王日三晋合而秦弱’章载其

策士’龅赵王与韩魏合纵，即用制势引导法。”“””“从这个角度说，《战国

策》是“供‘士’们学习计谋和游况技巧的教科书”。“１睇５

《ｔ１戎国策》所记谋臣策士言辞通常由事由、言论、结局三部分构成，

如《东周策》“东周欲为稻”章，言辞前先简单介绍发论的缘由：“东周

欲为稻，西周不下水”；言辞之后扼要介绍一下事件的结局：“遂下水。

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而以言辞为重点。就言辞而言，苏子直斥西周君

“君之谋过矣”，然后围绕此中心论点，先从反面指出“不下水，所以富

东周也”，又正面立论，分析下水必使东周“受命于君”，正反对比论证，

剖析其利害关系，最终说服西周君下水。中心明确，条理清晰，不失为

一篇结构形式完整的论说文。而整部书中相当一部分如张仪、苏秦等论

述纵横主张的言辞已能够围绕论题多层次、多角度展开论述，回环往复，

气脉贯注，形成宏大的规模。至如《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围绕

“不为天下先”“不为人主怨”立论，“错综起应，变化无穷”（吴师道

语），已是相当成熟的大型专论。

与《国语》一样，《战国策》也是以事件作为叙事的基本单元，它割

断了历史的连续性，在一章中以某一人物为中心，写其片断生活。它的

记言已能兼及故事的起因、发展、结局，首尾完整，人物有始有终，组

成比较完整的叙事结构，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同时，由于《战国策》的

主旨是说明和表彰士们在实践活动中如何发挥他们的“奇谋异策”，而

其“奇谋异策”又往往左右历史的发展，决定历史的方向，所谓“一怒

而诸候惧，安居而天下熄”““珊”’”，故丽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更加

凸显。在一些优秀篇章中，我们看到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在历史事

件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燕策三·燕太子月‘质于秦亡归》中，

写太子丹问计于鞠武、鞠武荐田光、Ｉ士ｊ光荐荆卿、田光白刭激荆轲、太

子丹定计荆轲受命、荆卿献计、樊于期自刎、太子丹促行、易水饯别、

廷刺秦王等，波澜起伏、跌宕生姿的情节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在历

史事件中处于中心地位。荆轲重然诺，轻生死，勇敢、深沉、慷慨、豪

迈的性格跃然纸上。《战国策》中也有集中数章写一个人的情况，如《东

周策》以四章写周最，《齐策三》共十二章，以八章写孟尝君，《魏策一》

以九章写张仪等等。另外，《战国策》中的个别篇章，已能用相对独立

的几个故事来刻画人物，如《齐策四》中的《冯谖客孟尝君》，作者就

以弹铗作歌、焚券市义、复凿二窟等故事刻画了冯谖的远见卓识、才智

非儿。这样，《战国策》就以其写人的高度成就“成为先秦历史散文‘叙

事为主’向两汉史传文学‘写人为要’过渡的桥梁。”“ｏ”““

但是，在上述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一方面在内容上它们都重在记事

记言，不以表现人物为核心；另一一方面，“无论是以时间为结构组织材料

的基本单位的《左传》，还是以事件为结构组织材料的基本单位的《国语》

和《战国策》，都没有出现完整的、立体的人物形象。这主要是因为它们

的作者还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组织写作材料的意识，故而，其中人物的地

位尚不够突出。”“”“…

《晏子春秋》则通篇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组织材料，它的一个个故事

皆以描写晏予形象为核心。诸子散文中也写形象，写人物活动，如《论语》

中对孔子行迹及孔子与弟子相处时某些活动的陈述性描写，在客观上刻

划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某些性格特征。但是，这种刻划仅仅是以片言只

语予以粗线条勾勒，捕捉他们肖像、言行、神态中最有特征的部分，以

表现其内在神韵。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互不连贯的言语、行动综合

出一个丰富饱满的、具有完整性的孔子形象“２ｋ”１，但《论语》主要是以

言谈表现人物，真正用行动如“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

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融”来写人物的还不是很多。个别篇章

如《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已略具情节，但它却非叙事性作品，而

足以记言为主的论说性散文。

《孟子》亦专记孟子的言行主张，也略涉其行迹。我们也可以从其

言行中综合出一个丰富饱满的孟子形象。孟子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

的救世责任感。他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

。¨””“”’他蔑视权贵，鄙薄利禄。有时要点小计谋。齐王让他上朝拜

见，他说自己有病，第二天却故意“出吊于东郭氏”，让齐王知道自己

其实并没有病。甚至有点砌词饰非，公孙丑担心“昔者辞以病，今日吊，

或者不可乎？”他却况“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他有时尖刻，

不留情面，问的齐宣王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时还忍不住骂人，“杨

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捧

”…凡此种种，使读者看到了一个理想崇高，刚直率真的学者形象。但

它也不足以描写形象为核心，而是以议论为主的哲理散文。

《庄子》《韩非子》皆以包含大量寓言故事而著称。《庄子》甚至

被称为“是一部寓言故事集”Ｌ１４］ｐｌｉ５。以《逍遥游》为例，作者开篇不惜

笔墨，以大鹏展翅、蜩与学鸠、小年大年、斥鹅之笑、宋荣子“犹有未

树”、列子御风而行等一系列寓言铺张渲染，指出它们虽有大小远近多

少之别，但都要有所凭借，达不到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从而推出本文

的论点：“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随后以尧让天下许由不

受、姑射神人、宋人资章甫适诸越无所用的寓言阐发主题。最后结束于

庄子与惠子的论辩中。惠子先以大瓠的寓言说“无用”，庄子讥其“拙

于用火”，又以“不龟手之药”的寓言说明有用无用在于“所用之异”。

惠子再以大樗为寓，反击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则以狸独跳梁死

于网罟，藻牛虽大不能执鼠为例，说明追求有用之害。《韩非子》中的

《内外储说》、《况林》、《喻老》、《十过》甚至被称为“寓言专集”［Ｌ４］ｐｉ２０。

但是，这些寓言故事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叙事写人而仅仅足作为况理论证

的辅助性手段，如著名的“郢书燕说”，作者的本意是讲故事，它强调

的重点足“郢书”的真实含义和燕相的主观臆况，用来况明“今世学

者”对“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

者，未可必知也”的穿凿附会。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庄子》中有《盗

跖》《况剑》《渔父》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荆刺母猴”之

类勾勒了鲜明人物个性的篇章，依然不能改变其论说散文的性质。

这样，我们日Ｊ以晚《晏子春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运用一系列

相对独立的小故事展现人物完整形象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它和同时代的

作品一起奠定了我国叙事性文学作品“事以写人”形象塑造方式的基础，

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晏子春秋》影响的，有《史记》和《世说新语》。《晏子春秋》

人物生平专辑的形式对司马迁创建人物纪传体例有重大影响外，司马迁

还借鉴了《晏子春秋》用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表现人物的方法，创作了如

《廉颇蔺相如列传》《项羽本纪》等名篇佳作。《廉蔺列传》表现蔺相

如“智勇兼之”的特点，就是通过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加

以描述的：完璧归赵，在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中刻划人物，写他成竹在

胸，智斗秦王，化解了赵王的困窘，打击了秦王的威风，捍卫了赵国的

尊严，表现其从容应对的大智大勇；渑池之会，以简洁平实洗炼传神的语

言写其有胆有识、有理有节，突出其士可杀不可辱的智勇拨俗：廉蔺交欢，

则以廉颇的居功自傲、心胸狭隘写其豁达大度、顾全大局，表现其超人

一筹的不凡识见。《项羽本纪》则从项羽一生中着重选取了巨鹿之战、

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件大事，表现项羽的性格：巨鹿之战着重表现项羽

叱咤风云、所向无敌的盖世英雄气概；鸿门宴上表现了他坦率直爽，然

长于斗力短于斗智的特点；垓下之围显示了项羽虽处末路仍不失英雄本

色和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的思想性格，完整再现了这位悲剧英雄的一生。

《世说新语》也以气韵生动的小故事写人，它选取某一人物言行中

精彩鲜亮的片段，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魏晋风流人物。当然，它不是

为了完整的表现一个人物的生平，再加上它按门分类，故每一个故事只

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点，具有“颊上三毫”般的神韵。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

咏左思Ⅸ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

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曲见戴ｌ”

（《任诞》）

“乘兴丽行，兴尽而返”，全凭一己兴之所至，“此中情韵，何等天

真！何等通脱！何等超逸！”“”“”同时，如果把分散在各门类中的某一

人物的言语行为集中到一起也能获得对该人物的完整印象。如贾冲的故

事，周法高先生认为其内容好象是后代《红楼梦》一书的缩影。“””２１

在后代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与《晏子春秋》有明显继承关系的传

记文学有《段太尉逸事状》、小说有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

内传》及《西游记》等。

在《段太尉逸事状》中，作者精心选取了段秀实一生中具有典型意

义的三件事例，从不同方面展示其丰满的性格。严惩悍卒，勇服郭唏，

表现他的刚正沉勇；代民偿谷，羞死焦令褪，表现他仁慈爱民：栖绫梁

木，拒收朱眦贿赂，表现他清正廉洁。三件大事，各自独立，各自表现

人物性格的某一特点，但又互相补充。诛杀暴卒、勇服郭唏写其主要性

格特征，树起人物的基本形象，代民还谷写其仁慈爱民，揭示了他刚正

无畏的原因，拒收朱洮赠绫则写其廉洁奉公，从而补足他的清正品格。

这样各有侧重而又互为补充的描写，鲜明生动的塑造了段秀实这位唐代

历史上有名的直臣形象。

《汉武故事》一卷。。它以武帝为中心人物，写汉武帝出生、即位至

死葬茂陵的逸闻异事，对武帝好“神仙黄白之事”的描写尤详。由于处

于小浣发展的早期，所记武帝故事之问没有情节的统一性，但能着意于

人物性格的刻划，颇见武帝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如写其峻刻：

上喜接士大夫，拔奇取异，不问仆隶，故能得天下奇－ｋ－；然性严急，不

贷小过，刑杀法令，殊为峻刻。汲黯每谏上曰：“陛下爱才乐士，求之无倦，

比得一人，劳ｍ苦神；未尽其用，辊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

恐天下贤才将尽于陛下，欲谁与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曰：“夫

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

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

要会办事的奴才，而非真正的人才，正是封建帝王典型的人才观。

“不杀何施！”写其暴虐，殊为传神。作者注意运用不同的故事写武帝

。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鲁迅认为非汉人小说，今人或以为确为汉人小说。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

说史》，南开大学…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７３贞：杜贵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中州古籍

ｍ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４２页。令从后说。

性格的不同方面，如写武帝好辞赋：

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丈迟，弥时而后成；

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日：“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日：“于

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以上皆据鲁迅Ⅸ古小说钩

沉》本）

以大笑掩饰自己的尴尬，同时笑声里也未尝没有对相如才华的肯定，

宽容而有自知之明。

其他揭露武帝淫、奢、酷、贼等弊亦皆通过其言－彳亍举止表现出来，

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性格的封建帝王形象。

《汉武帝内传》所记与《汉武故事》同，然对武帝会见西王母事描

写特为详尽。故事中心突出，结构完整，较《汉武故事》有进步。

吴承恩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西游汜》。作者以灵猴出世、

建立花果山乐园、访师求道、大闹龙宫、强销猴藉、大闹天宫及取经路上

的四十一个小故事，塑造了孙悟空的形象。孙悟空为花果山灵石所化，具

有坚硬精灵的特点。他一出世，“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就惊动了

玉帝。凭其机智勇敢，在花果山建立了“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

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由乐园。为保卫这种美好生活，他不辞辛苦，访

师求道，学得一身真本领，表现了悟空的聪明与刻苦。闹龙富，表面虽然

客客气气，却是一步紧逼一步，并不低声下气，显出他的高傲；本以为“超

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却不料小鬼又来勾人，惹恼猴王，强销猴

属，向十殿阎罗宣告：“今番不伏你管了！”显出他不受管束，追求自由

自在生活的个性。“玉帝轻贤”，使他深感个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认，个人

尊严受到侮辱，于是大闹天宫，甚至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的口号。表现了孙悟空藐视权威，桀骜不驯的个性特点。他还有为完成使

命坚韧刁ｉ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后，孙悟空肩负起帮

助唐僧去西天取得真经的崇高使命，作者用取经路上的四十一个小故事继

续表现悟空的性格。平顶山莲花洞斗金角银角大王，腾挪骗宝贝，显示其

足智多谋；枯松涧火云洞斗红孩儿，被三昧真火烧得“火气攻心，三魂出

舍…‘皮肉酸麻，腰膝疼痛”，依然坚持降妖斗魔，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

个性；车迟国斗法，写其幽默。作者亦不回避悟空的弱点。“二调芭蕉扇”

写他得意忘形，好不容易得来的扇子反被牛魔王又骗了回去；他易冲动，

五庄观偷人参果，受不得仙童的毁骂，一怒之下将人参果树推倒；他有大

男子思想，盘丝洞不屑与七个女妖精斗等等。作者用不同的故事表现悟空

性格的不同侧面，综合各个故事就形成了一个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

部分运用系列故事写人的作品有《三国忐演义》、《水浒传》。《三

国志演义》写诸葛亮出山后，以疑兵计火烧博望，以空城诓骗曹军，火

烧新野白河用水，杀败曹仁；巧激孙权、周瑜，达成孙刘联盟；借一江

大雾，借鲁肃之舟，巧借十万馀箭；借东风大破曹操；掌握敌人心理，

用空城计吓跑司马懿；其他如智取汉中、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无不写

出了诸葛亮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杰出军事才能。尽管诸葛亮用兵往往

因时凶地凶人而异，但是作者所写的所有故事都是表现了渚葛亮性格的

主导力‘面——智，是在一个平面上显示其智慧，人物性格没有发展变化。

当然，用不同的故事情节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以突出其某一

方面，使之更加鲜明，固然能加深读者印象。但渲染过度，往往就产生

“壮诺葛之多智而近妖”的相反效果。诸葛亮只能算是一个“扁平”人

物国。

《水浒传》则不然，以对武松形象的塑造为例看它是如何用不同的

故事表现武松的。作者先写景阳岗打虎，然后接写武松遇嫂、杀嫂。“莫

咆哮于虎，莫柔曼于妇人”（金圣叹），一刚一柔，一张一弛，这看似

两个极不协凋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打虎是除害，杀嫂亦是除害，二

者统一在武松身上，不仅表现了武松的勇力神威，也表现了武松刚烈正

直而又果敢坚决、虑事周详的特点。十字坡打店表现他的机变。醉打蒋

门神、义夺快活林表现他知恩必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个性。大闹飞云

浦、血溅鸳鸯楼突出了他为复仇而心狠手辣的个性。夜走蜈蚣岭杀飞天

蜈蚣为他除害补写最后一笔，而放走被骗的妇人，又显示了武松性格中

。韦勒兜、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扁平’的人物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

物的方式，Ｈ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

表现出的最叫硅的特征。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人物的漫画化或抽象的理想化。”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

第２４６页。

仁的一面。武松的形象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示出的，不同

故事表现人物不同的个性，同一故事显出人物个性的多样，如在大闹飞

云浦之前，武松对张都监、张团练的仇恨并没有达到顶点，虽然明知张

都监设计陷害他，但反抗的一面并不十分鲜明。直到在飞云浦知道了张

都监、张团练、蒋门神非要他性命不可，仇恨才达到了高潮，“立在桥

上看了一回，思量道：‘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

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第２９回）于是回到张家，一夜

之问杀死了十几条人命，反抗的性格达到了高潮。而蘸着鲜血“去白粉

壁上，大写下八字道：

‘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显出他敢作敢当，

光明磊落的特点。人物形象是丰满的、立体的。

另外，像《儒林外史》与《晏子春秋》的继承关系并不明显，它以

二睛—中人物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中心线索，“驱使各种人物，行列

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

即有短篇小说显微透视的特点，一个个短篇小说有机连缀起来，又具有

长篇小说史诗性特色。在每一个片段中，人物形象饱满，内涵丰富。如

马二先生游西湖，作者只是按照他游西湖的路线，写其所见所闻。饿了，

囊中羞涩进不起酒店，只能干咽唾沫，无奈何买点小吃哄哄肚子，写其

窘迫；看到御书楼，“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

扬尘舞蹈，拜了五拜。”表现他对功名富贵的艳羡：遇到片石居里请仙，

“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突出其对科举的迷信；见到书

店，看到店罩写着卖他选的墨卷，“马二先生见了欢喜，走进书店坐坐”，

问问价钱，打听打听行情，描其庸俗；洪憨仙引他抄近路，他还以为“恐

是神仙缩地腾云之法也未可知”，绘其无知。别人游西湖是领略湖光山

色，他却“全无会心，颇杀风景，而茫茫然大嚼而归”（鲁迅），活画

其精神的麻木。总括起来，写活了这个八股选家的愚昧、迂腐。各个片

断联系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具有多方面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联系

马二先生替蘧公孙赎枕箱，为他消弭了一场大灾，连公差都为他“血心

为朋友”感动；洪憨仙利用他，他还为他送丧；送银子、衣服与匡超人，

资助他读书等情节，可以看出，迂腐之外，马二先生还“有意气！有肝

胆！”作者写出了一个虽然迂腐但不失真诚的正人君子形象。

中国古代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不像西方小说那样，善于用心理描写

和大段的环境描述来开掘人物的个性，而是用故事通过对人物言行的描

写表现人物。不同的故事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综合人物性格的各

个侧面就构成了立体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人物个性的丰富内涵。文学史

上塑造人物较为成功的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晏子春秋》虽然

没有情节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但它用一个个小故事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形

象却是“圆形”的，是成功的。

综上所述，在我国叙事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不论是写真人真事的

传记作品，还是虚构性的小蜕，它们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形象塑造传统：

“借助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情节展现人物的完整形象”。“２”…２而这一传统，

是由《晏子春秋》发其端的。

三、许国不复为身谋

——‘晏子春秋》人物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塑造了直言敢谏、谦逊清廉、幽默刚直、情操高尚的

晏子形象，这一形象的核心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为国鞠躬尽瘁、为民仁

爱济众、为政尚贤清廉、为人刚直机敏的政治家形象。

晏子登上政坛之时，大的时代环境正是“礼崩乐坏”、新旧制度交

替、社会动荡、杀伐频仍的时候。具体到齐国，其国力已远非桓公称霸

时可比，又值齐国多事之秋。晏子袭父爵为卿不久，灵公宠姬戎姬请改

立其子牙为太子，灵公废长立幼，引起朝政混乱。权臣崔杼乘齐灵公病

重时迎入太子光立为君，是为庄公。庄公诛杀异已，先杀戎姬以泄愤，

在灵公死后即位，又杀太子牙。庄公好武，欲以武力征服天下，“用兵

无休，国罢民害。”ｏ¨１７３纳晋叛臣栾盈使入晋曲沃为内应，谋败后又伐

莒，与崔杼妻通奸而被杀。崔杼弑庄公后，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是

为景公。景公时，庆封灭崔氏，自己又遭到田、鲍、高、栾氏的攻击，

不得已逃亡国外；田、鲍、高、栾氏之问，内部又起争斗。这样前后十

几年的时间内，齐国迭遭事变，政局一片混乱。公室如此，田氏乘机而

起，收买人心，积蓄力量。

晏子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乱世状态，因而他具有深沉的忧世意识与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世治政平，举事调乎天，藉敛和乎民，百姓乐其政，远者怀其德：四时

不失序，风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赞，地长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

教而不伪；治无怨业，居无废民：此圣人之得意。”ｏ“”９

这样一幅政清人和的美好图景，晏子一心向往之并终其一生而身行

之。在他的理想图画中，天地神民，最终落脚点在“民”上，是以“百

姓乐其政”“居无废民”为中心的，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先秦诸子

＝：＿ｆ；少人‘重民’，但把‘民’放到最高、最突出地位如《晏子春秋》者

也＝ｉ：１ｉ多见。”““

他要求统治者薄身厚民。所谓薄身，就是统治者要“俭于糟敛，节

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６，“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

富，不以养嗜欲”［９］ｐ２０３；所渭厚民，就是要“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

其贫富，勿使冻馁”。”””６他批评齐景公赋敛之重：“今齐国丈夫耕，

女子织，夜以继日，不足以奉上，而君侧皆雕文刻缕之观”，９瑚６百姓的

负担实在太重了。严重指出景公处境之殆：“今君之左右，皆操堙之徒，

而君终不知。”ｏ油７

难得的是，晏子在要求园君时，自己能以身作则，做到“节俭力行”

“管晏刚钳’。他相齐多年，“位为中卿”，俸禄优厚，且有封邑“田七十

万”，再加上深为国君倚重，不时赏赐有加。按理说，既使不贪污纳贿，

这些也够他个人和家庭享受的了，但晏子却深知贪欲之害。穿的是粗衣

鹿裘，吃的是糙米，“五卵、苔菜而已。”。““３《杂下》第１７章记载：

晏子相齐，三年，政平民说。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

旦日，割地将封晏子，晏子辞不受。日：“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

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善为师也。今封，易婴之师，师已轻，

封已重矣，请辞。”

封地更宅，赏赐彳ｉ下十数次，但他一一回绝，从不接受，即使惹得

景公不高兴，他也心安理得地过着这种他自信为“暖衣饱食，敝车驽马，

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比平民贫士还要好的生活。

晏子承认刑罚具有治国安民的作用，只有“立法仪而不犯…‘徕不

避贵…‘刑罚中于法”””８“，才能“刑政安于下，民心崮于上”。”２“。但

他反对酷刑峻法，草营人命，要求以德治国。他坚决不愿担任治狱之官，

向景公指出繁刑峻法的害处，提出慎刑省狱、轻罪的主张。有一次，景

公把平阴和槁邑赏给晏子，其中商贩”卜一社”，有ｚ．Ｚ百家，晏子照

例坚辞不受，景公追问“然则曷以禄夫子？”晏子对日：“君宽盐政，

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驰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

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７景公要给晏子更换住宅，

晏子婉言谢绝。

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是时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

回：“踊贵而屦贱。”“””６

借题发挥，讽谏景公对百姓要宽刑省政，“踊贵屦贱”的回答，巧妙含

蓄，使景公“愀然改容”，为之省刑。

晏子把德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他认为桓公管仲之所以能成就霸业，

在于他们能修德、行德政，因此，他在劝谏中，往往以古圣先王为鉴，

要求齐国国君修德、行德政，他甚至把“德不足以怀人”视作“亡国之

行”的一个重要表征。”””４

晏子认为政治是否清明，国家能否昌盛，关键在于能否亲贤人远小

人。得贤不易，识贤更难，晏子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识贤方法。《问

上》第１３章：

公日：“请问求贤？”对曰：

辨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

故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

“观之以其游，说之以其行，君无以靡曼

如此，则不为行以扬声，不掩欲以荣君。

富则视其所不取。夫上士，难进而易退

也；其次，易进易退也；其下，易进难退也。以次数物者取人，其可乎？”

晏子不空发议论，识越石父于仆役之中，荐善于改过的御者为大夫，

皆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慧眼识才于其微末之时，千古之下亦为美谈。

相反，晏子对佞臣权奸深恶痛绝，认为这些宵小之徒“隐情奄恶，

蔽谄其上”州”９。晏予毫不客气地称此类人为“社鼠…猛狗”，对一味

怂恿景公寻欢作乐、滥施淫威的梁丘据、裔款等人作了富有成效的斗争。

撤除对梁丘据的厚葬，“罢归翟王子羡，而疏嬖人婴子”。””即是一例。

晏子尽忠直谏，刘向《叙录》中激：“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

晏子是我国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位谏臣。他进谏很讲究策略方法，’止固君

在不知不觉中觉悟。如《杂下》第１章记载：

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日：

“女子而好男

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日：“寡

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

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

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逾月，而国莫之服。

晏子以挂牛头卖马肉予以讽喻，终使灵公放弃了喜欢女人穿男衣的

荒唐做法。

更多的时候，晏子犯颜直谏，批评景公纵欲享乐，不恤民力。如《谏

下》第８章记载：

号公春夏游猎，又起大台之役。晏子谏日：“春夏起役，且游猎，夺民

农时，国家空虚，不可。”景公日：“吾闻相贤者国治，臣忠者主选。吾年

无几矣，欲遂吾所乐，率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日：“昔文王不敢盘于

游田，故国昌而民安。楚灵王不废乾溪之役，起章华之台，而民叛之。今君

不革，将危社稷，而为诸侯笑。臣闻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君不听臣，臣

将逝矣。”景公曰：“唯唯，将弛罢之。”未几，朝韦固解役而归。

晏子以正反事例苦心劝诫，又以辞职将景公的军，终使景公接受意

见。

晏子是卓越的外交家，“晏子使楚”的故事脍炙人Ｅｌ，而他还有折

冲尊俎之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才‘能。

《杂上》第十六章写晋平公想攻

打齐国，派范昭去观察情况，范昭故意挑衅试探，遭晏予正颜厉色的回

击。

范昭趋而出。景公谓晏子日：“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今子怒

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

３２

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

结果，晋平公不敢伐齐。

在晏子的不懈努力下，整个齐国形成了一个“有司据法而责，群臣

陈过而谏。故官无废法，臣无隐忠，而百姓大悦。”。””１“邻国忌之，

百姓亲之”。”２”“小国入朝，燕鲁共贡”［９］ｐｌｅｅ国内国际形势皆比较平

稳安定的局面，从而在诸侯中争得一席之地并维护了桓公管伸业已彤成

的霸主之业。这样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平稳的时期，虽非管仲相

桓公那样的开拓性霰主之业，但创业难，守业更难。他既要引导齐君走

自己推许的古圣先王之道，又要周旋于权臣佞人之间，维护公室利益，

况所事三君，三君皆暗主。如此情形下，他以一己之力，宵衣奸食，勤

政刁ｉ辍，取得了“诸侯忌其威，高国服其政，燕鲁贡职，小国时朝”。“”２

的业绩，成为继管仲之后的齐国又一位贤相，所以晏子是一个实践型的

政治家、实干家。

那么，编撰者为什么要塑造晏子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政治家形象

呢？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可以看出，《晏予春秋》。塑造晏子这样一位

忧国为民的贤相，其实是对当时现实的反拨。“春秋无义战”，战国尤

甚，皆是各国国君为了一已之私利丽进行的兼并撕杀，“争地以战，承

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誉上”，民不

聊生，民众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的读书人大都以合纵连横之术摇

唇鼓舌于诸侯间，为自己谋得权位与富贵，一言解入于厄如鲁仲连者实

在少之又少。故而《晏子春秋》的出现可以说是编撰者对直臣贤柏的呼

唤，对拯民于虐行暴政的渴望。

就晏子而言，所遇中庸之主，所处危险之邦，晏予既不像佞臣那样，

放弃自己的人格，以谄谀求个人的富贵与平安，又不像权豪势要那样，

为个人私利勾心斗角，大打出手，而是自觉地承担起济世救民的社会责

任，以一颗爱国忧民之心事三君，勤谨务实，“内安社稷，外靖邻邦”

（苏舆语）。在安邦定国中实现个体人生价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

。关于《蛰于春秋》的成书年代，有春秋时代说、战斟时代说、秦统一六同后一段时间内说、汉

初说等。本文取战国时代说。

统一。同时，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晏子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悲天悯

人的情怀，杀身尚且不惜不惧，何况一己之私利，故而晏子的清正廉洁

表现了功成不受赏的对个体物质利益的超越。成为先秦时期道义精神的

突出代表。

春秋时期，各国如晏子那样的政治家还有管仲、叔向、子产等，他

们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或身处“季世”，忧心如焚；或“作丘

赋”、“铸刑书”，锐意改革，视维护国家利益、挽救国家危亡为自己

义刁ｉ容辞的责任。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的杰出政治家。

这些政治家的品格利孔子、孟子等思想家肘政治家的要求相同。

孔子要求政治家要在其位谋其政，担其自己应负的责任。要“为政以德”

“”…””，并通过对子产的评论具体说明了政治家应具备的素质：“其

行己也恭，其侍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孟子称

颂伊尹等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思天下之匹夫匹妇不被尧舜之泽者，

若己推而内之沟也。””“”””他赞扬禹“恶旨酒而好善占”、汤“立

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４”’，在称赞中表明了他剥’政治家的要求。

所以，就其为国家社会现实服务的特点来说，《晏子春秋》与《左

传》、《论语》、《孟子》相同。作为历史散文的《左传》，它在选择

史料与叙述史实时，表露了明显的思想倾向。它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

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怀疑“天道”和“神鬼”等传统观念。它尤其重

礼、重民，“如果认为重礼在于巩固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那么重民则

在于调整统治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７””以民在政权得失和战争

胜败上的重大作用，具体证明受到人民拥护的可以得国保位，失去民心

的就会失位亡身，表现了明显的民本思想。至于以“不隐恶”的态度，

刺恶扬善，揭露、鞭挞暴君酷吏的凶残、淫奢，表彰、赞扬明君、贤相、

良臣、义士的美德懿行等倾向性更加明显。这样，《左传》以其明显的思

想倾向性，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借古鉴今；“惩恶而劝善”“船

＋“…，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意识。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坏乐崩”，天下滔滔的大乱时代。作为

思想家的孔子具有一种深沉的忧世意识，对社会现实积极关注热心参与，

以“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的执着，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社

会理想。孟子所处的时代，兼并战争比春秋时代更为剧烈，“诸侯放恣，

处士横议”“邪说诬民”。¨‘脾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面对“如

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会现实，孟子以天一１－＂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

责任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诚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３

“”””，大半生周游列国，呼号奔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

想实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思王”’的社会理想，以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孟子》一书，

刁ｉ论是说服人主实行“仁政”，还是与其他学派进行论辩，都是孟予为

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文学的早期，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

文，还是“传记之祖”，他们就已存在一种自觉担负道义的传统。这一

传统，自春秋战国产生以后，便…直领导着中国文学的主流。

司马迁创作《史记》继承的是他父亲业已形成的、对历史进行汇总

性整理的历史责任感，试图通过对历史的描述，使《史记》像孔予的《春

秋》那样，“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补弊起废，成为“王道之大者”、“礼仪之

大宗”“帅哺“…”１。产生一种“使乱匝贼子惧”的改造社会、也包括

改造现世帝王将相的力量。这其实是司马迁“通过对历史的叙述、评判，

表现其道义，教人治国之策、为人之本，从而把思想力量物质化，以影

响人类历史发展的治史精神和治史原则。”“”“”正是在这种精神和原则

的指导下，司马迁深刻地洞察历史，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表达了历史内在的深刻真实性。一方面，他抹去了笼罩在帝王们头上的

那层君命天授的神秘光环，将他们从高高的神圣祭坛上拉到人间，还原

为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的人，探讨了兴亡盛衰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

在七十列传中，他以“利”“义”为标准，将笔下的人物大体分为“尚

利”、“尚义”两类。“尚利”者如苏秦、张仪、李斯等，汲汲于个人

的尊荣富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社会无益有害，于个人也没有得

Ｎ＇ｆ－Ｉ‘么好下场。“尚义”者如蔺相如、屈原、汲黯等，他们或是不畏强

暴，维护国家尊严，以大局为重，“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或是心怀

祖国，犯颜直谏，不惜以死殉国；或是“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

数犯主之颜色”，“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司马迁对前一类人

物的批判与否定。和对后一类人物的赞扬与肯定，表明司马迁在精神上与

他们高度契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国家的安危、社稷的存亡，这

是道义精神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所以能够“隐

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任安”’，其动机全在于“恨私心有

所不尽，ＮＩＮ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同上）。在这种责任感、事

业心的驱使下，他“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同

上），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成“一家之言”。“司马迁高

扬起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即合国家与个人为一体，不畏强权，勇于献身

的英雄主义精神，它不仪仅意味着奉献，同时也是获得，是一种价值的

实现。””“”９

这种道义精神一经确立，就不仅体现在古代士人们的政治活动上，

亦体现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上。不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文学创作的中

心目的就是补偏救弊、顺美匡恶，以有益于世。从古代文论家们的论述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ｉＬ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强调文艺的伦

理教化作用，文艺应服务于政治教化、道德规范，并“兴，观，群，怨”，

有补于时世。《毛诗序》开篇就提出《关雎》诗的主题思想在于表现“后

妃之德”，目的是为了“风天下而正夫妇”，教化百姓治理国家，故先

王用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展了孔子的

“涛教”观。曹丕把文章与事功并立，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

之盛事”，强化了士子们的使命感。刘勰针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提出“道

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原道》）的创作原则，阐述文学作品

应以儒家经典为本，“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宗经》），宣扬

。《孟子苟卿列传》：“嗟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故日：‘放于利而行，多

怨。’自天了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圣道，裨益风化，才能写出“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同上）

的文章。韩愈、柳宗元为反对骈文浮靡华艳空洞无物的流弊，掀起古文

运动，要求“文以明道””。柳宗元更是强调“以辅时及物为道”（《答

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皆要求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欧阳修发

展了韩愈的道统观念，主张文以载道，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自至”（《读

李翱文》），要求文学能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

上述列举，虽不全面，但是撇开道的内涵彳；说，古代作家们不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对文学应反映现实、净化社会的认识是一致

的，并以之作为反对与批判一味风花雪月脱离现实的浮艳文风的有力武

器。这也反映在小说创作上，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说：“怯者勇，

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

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强调小既要有感发人心、教民化俗的劝惩作用。

总之，历代的文论家们皆要求作家要以铁肩担道义的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使命感，面向现实，心怀天下，创作出为社会服务，为净化现实

服务的优秀作品，从而使道义精神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一条红

线。《晏子春秋》就处于这条红线的开端。

四、欲济无舟楫

——‘耍子春秋》文化人格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社会处境却很尴尬，心灵深处潜

藏着巨大的痛苦，这表现在：

首先，晏子忠言直谏，经常匡君之恶，矫君之过，因而与国君的矛

盾冲突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庄公穷兵黩武，“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数谏，“公不说”，招

来晏子，令乐人奏歌欲逼晏子自退。晏子一腔愤慨，不得不“徒行而东

耕于海滨”；

。韩愈《争陋论》：“君子居其道，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柳宗冗《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足固不苟为炳炳煨娘，务采乜，夸声音．

而以为能也。“

晏子相景公，“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

所爱。”使景公恶故人“相知情”，望高位重。恰好有人上书诋毁晏子，

“公色不蜕”，晏子只好以“老耄无能”为由请辞；

晏子荐贤举能，识越石父于仆役之中，荐善于改过的御者为大夫，

接济贫穷无以养母的贤者北郭骚，却“见疑于景公”，晏子不得不“出

奔”以避嫌。

其次，他受到嘲弄，无端受辱。因为晏子衣着朴素，坐破车，驾驽

马上朝。所以在田桓子的挑拨下，君臣定计，捉弄晏子，罚他喝酒。有

一次，晏子陪侍在景公身边，早晨天冷，景公直接使唤晏子“进暖食”

“进服裘”，如命令仆役一般，完全不顾及晏子臣相的身份。

复次，他被人讥讽，遭人猜疑。《问下》第二十九章记载，晏子一

生历侍灵公、庄公、景公，辅国理政达五十余年。梁丘据以小人之心讽

刺晏子蜕：“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顺焉，仁人固多心乎？”言

下之意是说晏子善耍权谋，才能得到三个国君的欢心，成为三朝“不倒

翁”。晏子身为国家重臣，却俭朴清廉，决不贪图份外之财。景公赏给

晏子城邑，晏子辞谢不要，田桓子不理解：“君欢然与子邑，必不受以

恨君，恨君，何也？”您敢违背君王的心意，是否故作清高呢？

另外，晏子忠于公室，不参与派系倾轧，不为私利拉帮结派，竟有

被杀的危险。

凡此种种，都表明晏子生存环境之恶劣。一个有着强烈进取心的正

直的政治家，竟然时时遭到打击受到猜忌，甚至被迫退隐有志难伸，其

内心的凄凉当刁；难想见。

那么，为什么在晏子的内心深处有如此难以排解的痛苦呢？我们先

看晏子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据《管子·大匡》篇的记载，齐桓公十九年（前６６７年），晏婴之祖

曾受命“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并“进贵人之子”，考察选择人才。

可知此时晏婴之祖已能在齐之政治舞台上立足。按照“世卿世禄”制的

传统，可以说晏子出身权贵之家。

但是，晏子却把自己放在“＝匕”这个阶层里。他说：“故察士不比

周而进，不为苛而求，言无阴阳，行无内外，顺则进，否则退，不与上

行邪，是以进不失廉，退不失行也。”ｏ““４这与“进不失忠，退不失行”

的“事君之君子”。””３一样，可见晏子把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及尽职所需

要的德才看作士尤其是“正士”的职责及应具备的条件。

作为士，他有入世、用世的积极进取精神，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强

烈愿望。对生命，晏子抱着生死由命的态度，“昔者上帝以人之殁为善，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６５崔杼杀了齐庄公后，以武力威逼齐国将军

大夫等臣服。晏子以其大智大勇挫败崔杼，

“趋出，受绥而乘。其仆将

驰，晏子抚其手日：

‘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悬于

厨，婴命有系矣。…。““”既然人的生死由上天主宰，那就不必为死而

感到恐惧，因为“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

常然，古之道也。””＿ｐ。”认为生死是天地自然的规律，“夫古之有死也，

令后世贤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如果为必然要死而心怀恐惧，

“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同上）

这种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命”对人生死的操纵与

控制，但晏予从对生命“迭处之，迭去之”。””的观察与思考中实已触及

生命的本质。凶为上天以死为善，让仁者休息，否则古之贤者无有休息

的机会，后之贤者无有表现的时机；“而独为之（指死亡）流涕，是不

仁也。”（同上）联系晏子对景公“吾年无几矣，欲遂吾所乐，卒吾所

好”。““８及“能足以赡上益民而不为者，谓之不仁”。“”６的批评，“不仁”

不仅包含作恶种种害人害民之事，亦包括１ｉ思进取的惧死而纵欲的人生

态度。他说“且人何忧，静处远虑，见岁若月，学问不厌，不知老之将

至，安用从酒！”。”““’以学问无厌，时不我待的切身感受，批评田桓子

的狂饮无度，不思进取的人生哲学。“这种思想近于儒家对命的态度。

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尧日）”””既然个人无法打破生命的局限，在有生之年，还足要努力

进取，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升华，以有限的生命达到精神的永桓，从而成

为一个仁者。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积极态度，故而晏子提倡用世，主张积极为民，

反对消极无为，认为“贤而隐，庸为贤乎？”。＂”２批评退隐山林，于世

无补的态度。

同时，晏子重视德，注重自我人格修养。

他理想中的道德标准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做到“从重不为进，从轻

不为退，省行而不伐，让利而不夸，陈物而勿专，见像而勿疆”。ｏ””１控

制住自己的情感欲望，才能“道不灭，身不废”。（同上）保全自身，做

出有利于达到理想人格的行为选择。

要达到这一目标，个人应注意修身，因为“今夫兰本，三年而成，湛

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买匹马矣。非兰本美也，

历湛然也。””””７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要成为一个竹么样的人和能够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等等，

“泪常移质，习俗移性”，（同上）固然起着制约的作用，但是个人的自

觉认识和积极的行动，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这种制约的作用，“今夫车

轮，ｔ１．ｔ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赢矣，故君子慎

隐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

ｏ””７所以晏子对自己的思想言行随时进行反省检查和解剖。

晏子告老退休，要求辞还封邑，景公以昔年管仲曾受“三归”为例，

坚决不允，晏子白愧不如：“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

姓，今婴事君也，国仅齐于诸侯，怨积乎百姓，婴之罪多矣。”。”“６燕

国的泯子午不远千里来拜访晏子，“言有文章，术有条理，巨可以补国，

细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可当他见到晏子后，却“恐慎不能言”。这

件事引起晏予的深刻反思：“燕，万乘之国也；．齐，千里之涂也。泯子

午以万乘之国为不足说，以千旱之涂为不足远，则是千万人之上也。且

犹／。Ｉ／“ｎ－，殚其言’于我，况乎齐人之怀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岂不

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９”““他不为得贤而沾沾自喜，妄乎所以，

反为有许多贤者未被发现而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作者以“客退，晏子

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的简洁描述，写出了晏子的深深忧虑，刻画可谓

入木三分。…个工女主动要求到晏子家里做个婢妾，晏子首先想到的是：

“乃今日而后自知吾不肖也！古之为政者，士农工商异居，男女有别而

不通，故士无邪行，女无淫事。今仆托国主民，而女欲奔仆，仆必色见

而行无廉也。”面也不见就把她打发走了。……

晏子就是这样时时事事反躬自省，修身养性，

“为者常成，行者常

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胡）难及也。”。””５

以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崇高的威望，残暴如崔杼也不敢杀他，只因他是“民

之望也，舍之得民。”。“２”

所以，晏子是一位道德高尚，心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

值的知识分子。

但是，社会却没有给他提供实现愿望的条件，因为晏子生活在以氏

族宗法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礼教国家。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大兴

礼教，建立了一套维护君臣上下等级关系的典章制度，“礼乐征伐自天

子出”，主张“明德慎罚”“断”糜请”，使周礼成为一剥，无孔不入的，集

政治、伦理、宗教、学术于一体的制度，以崇拜男性氏族祖先和严尊卑

长幼之别为其核心内容。

尽管晏子处于“礼坏乐崩”的时代，但礼的观念却渗透于他意识的

深处，他崇礼亦遵礼。晏子认为人之所阻为人的根本在于“凡人之所以

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６故丽先王制扎以治理国家百姓。“夫毒Ｌ，

先王之所以临天下也，以为其民。”。””２“礼者，所以御民也。”。”…

把礼提到治国的高度。“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

道也。””””‘百姓应该遵守礼仪，礼仪乱了就会失掉百姓，这是治国者

的大忌，因为“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

谓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ｏ把礼治的行废与国

家的兴亡紧密结合起来，认为礼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并进一步将其提高

到“与天地并”。“”１的高度。基于此种认识，他对礼的具体要求与本质

作了这样的解释：“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

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昕而婉，礼之

质也。”（同上）这里对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姑妇均提出了践礼

的要求，其实质乃是各人理应遵守的宗法等级制度：“服位有等，故贱

４

不陵贵：立子有礼，故孽不乱宗”““”。

深深浸染于这种文化氛围的晏子，其人格建构的核心就是遵守宗法

等级制度，维护君权。故面，他只能处于臣予的地位。

晏子说：“君顺怀之，政治归之，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

君子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４有机会就兼济天

下，尽到自己应尽的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碰到暴君乱国，就独善其

身，保持住自己的气节，决不同流合污，做到“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

惭于魂。”。”…这与孔孟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曲’的精

神是一致的。

进而晏子提出了君臣关系上的“和而不同”论。《外上》第５章载晏

子与齐景公论“和”与“刷”的对话：

号公至自畋，晏子侍于遄台，梁丘据造焉。公日：“维据与我和夫！”

晏子对日：“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日：“和与同异乎？”对日：“异。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

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

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ｍ，成其政也，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

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八，周流，

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Ⅸ诗》曰：‘德音不瑕。’

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

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以做鱼汤和音乐来比喻君臣关系，认为正常的君臣关系就像鲜

美的鱼汤与和谐的乐声一样。要想做出鲜美的鱼汤，水、火、醋、酱、

盐、梅缺一不可，厨师调和好了，喝起来才味道鲜美，而和谐的乐声也

是由清浊、大小、长短、缓急、哀乐、刚柔、快慢、高低、出入、疏密

等互相调剂而成的。君臣也是这样，互相切磋，裨补阙漏，才能政和民

安。否则，如梁丘据之流以君是为是，君非为非，投君所好，随声附合，

就像以水济水，淡乎寡昧，谁愿吃呢？就像乐声只有一种单调的声音，

谁愿听昵？

这种把君臣关系看成互补相辅而非单方面的绝对支配与服从，是晏

子的理想。在君主集权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真难实现的，但它毕

竟为晏子的犯颜直谏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他把自己定位在“社稷

之臣”，把崮君和社稷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

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

方。”是服务国家的内政外交的，不是国君的“奉馈之臣”“茵席之

臣”。。¨”２故当景公问他“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时，他的回答是：“（君）

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因为“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

见从，终生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

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电。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

于难。”９””１把“忠”与“愚忠”作了明确区分，所以当庄公之难，晏

子不死不亡，理由是：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

其口实，社稷是养。敝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

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匿，孰能任之。”ｏ”“国君是社稷之君，臣子

是社稷之臣。如果国君只为已欲不顾社稷，臣子就没有必要为做孽自毙

的剧君殉葬。

作一个“社稷之臣”，是晏子在君主至上的宗法等级制度下，对自

己人生设计的最高界限。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依附于国君才能推行自己的

理想，实践自己的治国纲领。故而面对庄公之暴、景公之奢，他只能引

导甚至批评，却不能强迫乃至另立新君，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明显的

例子是田氏大斗贷小斗入，争取民心欲以代齐，姜氏政权无异于“抱火

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贾谊）。这连景公都己感觉到了，数次询问

晏子，却不采取措施，晏子也只能无可奈何。

由此町见，作为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知识分子，晏子要求有所作为；

但是，处于宗法等级制下的晏子又不得不依附国君，“虽相齐四十年，

然值庄公之暴，景公之孱，崔氏之逆，陈氏之专，卒未得大行其道。”

”””使其处处受到掣肘，有志难以伸展。他与国君——其实是宗法等级

制——之问的矛盾冲突，是晏子内心痛苦的根源。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政治家在那个时代的两难处境。

这种两难处境在孔子、孟子、韩非子、屈原那里也有。一方面，他

们都是“才智之士”，具有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孔子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既：“如欲平

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螂址”韩非子则希望通过辩说来

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个体人生价值。屈原在《离骚》中怀着对自己“内

美”“修能”的高度自信，一旦被任用，将导引楚君入圣王之道。

另。‘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们又不得不依附国君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面对“天下滔滔”的乱世，孔子、孟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周游列国，寻找理想的执政者，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处处碰壁，最

后以著书立蜕终老一生。韩非子所设计的政治方案却是要求君主独断专

行，可以使用如暗杀、挑拨离间等任何阴谋诡计对待臣下，“这又是对

包括韩非本人在内的个体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８而届原则以男女

君臣之喻表明自己对楚王的强烈依附，他所有的为祖国富强的努力都取

决于楚王对他的信任，一旦楚王“后悔遁而有他”，除了渲泄其不容于

世的忧愁与悲愤，表现其执着的追求外，他就再也无能为力了。

上述先哲们的这种两难处境其实体现了一种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

性。上述诸人无不生活在这一悲Ｎ－－重性的痛苦夹缝里，对悲剧二重性

的痛苦体验，既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打上

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胡ｉ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希望通过创作《史记》以实现其“扬名后世”的人生理想，

但他所遭遇的却是武帝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二者的矛盾冲突，给司马

迁的人生理想以毁灭性的打击，在他身上亦体现了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

性。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一批思想锐敏的杰出人物沐浴着春秋战国以来

人道思潮的遗风馀响，继续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注入了一种对外部客观【｜±界的强悍的征服糟神这～新的时代内容。但中

国在由原始社会跨入奴隶社会并在其后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非但

不曾像西方社会那样抛弃氏族组织的外壳，反倒继续强化和扩大了血缘

网络，将家庭、家族作为社会细胞，形成维护君臣上下等级关系的宗法

制。这样，就连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也得以继续发展而延续下来，敬天

法祖的周代礼教就具有国家宗教的性质。随着秦汉新的社会结构的确立

和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形成，原有等级制度中“君权至上”的政

治观念在此时得以恶性膨胀。在政治体制上，

“君权神授”的观念得到

强化，阜帝“以刑杀为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射８外””

且“前主所足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酷吏“传’’，赋予皇帝以独断专

行，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思想理论上，大一统政权不能容忍知识阶层的

众“道”并存，批评时政，“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消失，“天命神权”

观念重新抬头。以维护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为目的，董仲舒继承传统礼教

的“天道”“天命”观，融合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及法家极

权政治思想，提出了他的“天人感应”论和“三纲五常”之说，以神权

的威严维护君权、族权、夫权，完成了他对儒学的改造，实现了儒学与

礼教的合一。汉代统治者推波助澜，定儒学为一尊，又尊孔祭孔，兴谶

纬之学，使孔子偶像化，儒书神圣化，儒生方士化，儒学宗教化。儒家

学说成为官学，儒家思想由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执行政治伦

理道德教化方面甚至超过公开的宗教。这样，“君权至上”观念就被发

展成为影响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领域的君主专制主义，“任何个体力

量的发展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到维护君权这一既定范围之中，成为对主体

意志和个体能动性的严重限制和束缚。”“””“

司马迁著史是以“实录”的原则，达到“补弊起废”的目的，以成

“一家之言”。如此，他就１ｉ能为好大喜功、唯我独尊的汉武帝歌功颂

德。可是，专制君主所要求的是奴才和顺臣。司马迁既然不能牺牲自己

的人格和理想，那么与武帝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李陵事件只不过

是导火索…。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钦佩晏子“犯君之颜”的谏说是以

之与自己在李陵事件中的作用相比况的；作者又以“延罪人为上客，荐

仆御为大夫”。”“７两件轶事写晏子知人之可贵。联系《管晏列传》前半

。《史记索隐》引卫宏《汉书｜ｌ：＝｜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占其短披武帝过，武帝怒

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部分着力描写管鲍知己之交，可知司马迁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在李陵事件中，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但李陵是司马迁十分景仰的汉

代名将李广的孙子，也由于李陵本人亦渴盼以己之才华扬名于异域大漠，

这在尚奇爱才的司马迁那里足引为知己的，故而他要挺身而出犯颜直谏

为李陵况儿旬公道话。早就对司马迁不满的汉武帝，立即抓住机会，把

他下蚕室，使其受腐刑，给他立身扬名的理想以毁灭性的打击，成为专

制集权下的牺牲品。但司马迁还是在晏子那里找到了知音，他情不自禁

地发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感叹，含蓄地批

判了所处现实的冷酷无情，抒发了一己之郁愤。

上文说过，古代作家们大都怀有忧时伤生，“唯歌生民病，愿得天

子知”。的道义精神，他们往往在年轻时就立下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

志，但种种条件的限制，又使他们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发而为文，抒

发他们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杜甫就是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了

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

想，杜甫来到长安，参Ｄｗ乖ｔ．举考试，却不料李林甫制造了一个“野无遗

贤”的骗局，杜甫山仕成空。但他并不死心，干谒献赋，希求任用，过

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

左丞》）的辛酸屈辱生活。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没有给他什么机会，他始

终无法一展身手，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漂泊中度过。到了晚年，诗

人滞留夔州，扶病登高，耳闻目接山城秋色，不由百感交集，写下了被

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扬伦）的《登高》。“艰难苦恨繁霜鬓，潦

倒新停浊酒杯。”因登高而引起的国难家愁之思、壮志难酬之慨、身世

沦落之叹，都在软语冷言中结出，诗意沉郁悲慨。

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但他少年时也有拯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壮志。

他在《杂诗十二首》之五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

海，骞翮思远翥。”又在《读史述九章·屈贾》中况：“进德修业，将

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他希望像稷契…样，辅助君王治理天

下。因此登上仕途，断断续续做过一些小官。多年的奔波之后，却壮志

。自居易：《寄唐生》

落空，功业无成，对现实的幻想终于破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炯…。“’，一方面躬耕陇亩，诗酒自娱，“瓶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１…“””但另一方面，有志未骋的痛苦并没有在“采菊东篱下”

悠然销于无肜，秋夜无眠，时光的流逝令人心痛，“日月掷人去，有志

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坩３晚年读史，亦常借古人

酒杯浇胸中块垒，“徒没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山坶“”既是对精

卫和刑天的感叹，又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慨。

不仅诗人如此，小说家们也借笔端人物发泄自己的愤懑彳ｉ平之气。

李贽就明确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所发之愤的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社会现实的愤懑不平。

这在金圣叹批点中也随处可见。如“闲杀英雄。作者胸中，血泪十斗。”

…朝廷贵官’四字，驱却无数英雄入水泊”等等。蒲松龄创作《聊斋

志异》更是明白表明：“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

愤之ｊｆ５”““”，以此寄托作家的理想与愤懑。

总之，这种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渗透于中

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悲壮昂扬、愤激苍凉的艺

术风格。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呢？联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波，

这种文化人格的悲剧二重性其实是春秋战国之际人道思潮高涨的结果。

人道思潮的产生既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又与人类思想进

步紧密关联。

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限制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当

他们同包括社会在内的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了解并掌握自然的

规律，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他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

描述性解释是幼稚与原始的，是凭想像推测而产生的，他们把自然力神

化，认为万物皆神，神与万物同在，带有相当浓厚的主观色彩，形成原

始宗教观念。

殷商时期崇拜上帝，认为上帝是高居于一切神灵之上具有无上权威

的至高神，实质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驭万民的最高王权的曲折反映。殷

商统治者宣扬上帝是自己的保护神，而自己则为上帝的儿子——天予，

４７

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周人继承殷人宗教观念亦信奉“天”“天命”，

他们灭商夺取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在理论上，一方面强调“皇天既

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认为臣民和疆土都是上帝的赐

予，以神的意志力图证明君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得不直面“汤武革

命”的历史事实，创造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天命转移论，认为

上帝通过道德仲裁把统治天下的权力赐予有德行的帝王。“德”的内涵

非常丰富，包括敬天保民、尚贤重士、明赏慎罚等要求。在不动摇天命

的前提下，着眼点已偏向了“民”，强调人事的重要。保民思想在西周

中后期被进步的政治思想家继承。春秋时期，人神分离，“夫民，神之

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祭礼以为人也。

民，神之主也。”“““”“螂’“国将兴，听于民”

“削””２＋二年”，

人神关系的颠倒，一方面正是重民思想的反映，在“春秋这个‘争于力’

的特殊时期，民本思想获得了大发展，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

潮。”“…“…另一方面说明人已开始挣脱神网对人心灵的笼罩，客观上标

志着人的初步觉醒。

最终完成这一“文化突破”的是所谓的“士”，以“士”为代表的

知识阶层是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兴起的。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度，

学在百官，官师合一。至春秋之时，随着周代宗法领主经济的崩溃，世

卿【ｉ＝｜＝禄制度衰落，以君、卿、大夫、士、庶人、奴隶构成的社会阶级关

系亦发生变化，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游离出来。士阶层的扩大和变成可

以流动的“四民”之首，形成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严格意义

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于占代中国”（余英时）。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又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礼坏乐崩”，

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理性主义与人文思潮兴起，中国文化出现突破性转

变，学下私人，“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异常活跃的士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设帐授

徒，或著书立况，以宣扬其观点、主张，“自由学术”从职业知识中分

离出来，哲学、军事、农学、术数、方技之学纷纷由史学分流而出，形

成百家之学。至战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各家各派在对社会关系中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研究与探讨中，

描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勾画了自己的政治蓝图，强调“民”的重要，

完成了从民本思想到人本思想的转变，完成这一转变的是孔子。郑杰文

先生通过对孔子论“民”“人”含义的分析与统计，指出孔子所称

“民”“人”指的是所有社会成员，与其前的思想家们那种只指中下层

贵族及上层庶民的“民本”之“民”不同。““””。３”

同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对自身所居社会阶层的属性、使命有了

自觉明确的界定和认识。《沦语·子路》中“樊迟请稼篇”，《正义》

指出：古者四民各有桓业，非可见异而迁。若士之为学，则由成己以及

成物，……而行义达道，而民亦向化而已，安用此学稼圃之事？”故孔

子“志于道”，曾参发扬师说，以为“士刁ｉ可以刁；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基于此种

认识，他们“守死善道”“”“搴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

“从道不从君”，以保“文章不废”“籽“…’。并在实践中以

独立的学术派别从事活动诸女ｎ－ＴＬ门弟子三千，稷下学宫士至千百，墨子

有组织严密的弟子群等。同声相应，张大其势，阻与异己强权对立。如

此，诸子学说的宗旨，一方面维护符合他们理想的社会蓝图的群体关系，

一方面又都“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１虽不免指摘攻讦，然汲汲于

其“道”的精神则是一致的，表现了明显的“类存在的自觉”。“””３

在类存在的自觉中，开始有了个体人格意识的自觉。先秦诸子无不

重视自我人格修养，“穷不失道，达不离义”，孟子“独善其身””““

。”“善养吾浩然之气”。“”孙丑“’，墨家以“绳墨自矫”，宋妍等“见

侮不辱”，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同时，由于他们通

晓历史，掌握文化。他们的著述立说，重心在社会人生，表现出对现实

人生的理性思索。他们或是入世、用世，有为以成就道德人格，建功立

业，济世救时；或是注重世功，“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在“兼爱”中达到“天下治”“”怫爱上”：或是心忧天下，对“人间世”

冷眼批判，主张以“无为”超脱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

的平静自在，过衣食无忧的“天放”生活“”。“”等等，逐渐产生了对

个体存在价值的自信，形成了对个体人格的自尊。孔子说：“天生德于

予”“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斯文不在兹乎？”“”“７

９’孟子况：“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说

大人，则貌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庄子甘贫肆志，以神龟宁生而曳

尾于涂表示对利禄富贵的蔑视；颜胸则喊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

时代强音“姻射删”’。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人们个体人格意识的觉醒和

高扬。

总之，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先秦诸子们对人的价值

和作用的明确认识，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自信，终于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

——人道思潮。

文学是划‘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

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

响”。””“”丹纳亦明确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

俗。”“””ｏ所以，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晏子春秋》正是人道思潮高涨

的结晶。

５０

附录：

《晏子春秋》研究述略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时期直臣晏婴言行事迹的一部专书。晏子

名婴，字平仲，一说谥平仲。”“”４或谥平名仲。４”““，故又称晏平仲或晏平

ｏ”…，莱州夷维（今山东高密）入。生年不详。钱穆先生考辨《史记·齐

太公世家》“与鲁定公好会夹谷，……是岁，晏子卒”的记载不可靠，认

为“其寿殆逾八十”“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后”［＇２５］Ｎｔ据此推

测晏子约生于公元前５８６年。邵先峰先生依据当时的礼俗推断晏子的生年

约在公元前５９６年左右，即晏桓子卒时，晏婴四十岁左右ｏ”。

《晏子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诸

子略》歹０为儒家之首，称《晏子》，《四库存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二名

兼行”。

对《晏子春秋》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疑其为伪书，兼其记事有明

显的渲染夸张增饰成分，故仅将其列于诸子百家，并刁；为学者所重，唐以

前无注、无解，即有评价，“多直观印象，片言只语，少系统阐述，且不

无偏见。”””其余或摘取其故事以成篇，如《说苑》，或引为论掘以辩驳，

如《孔丛子》。传记除《管晏列传》外，只有郑樵《通志》，摄取《晏子

春秋》以成《晏子传》，较为详尽，明杨慎评本首有《晏平仲考略》一篇，

吴则虞先生说“即摄取此文”。然史志著录，自《汉书·艺文志》至《四

库全书总目》，代不相绝。至元，有现今所知最早刻本，且著录有日本古

抄本一卷。迨至清代，伴随着朴学的兴起、发达，《晏子春秋》始受重视，

一方面校勘、音义、注释著作大量出现，《晏子春秋集释》统计有２３５，ｔ，之

多，其ｑ，孙星衍据明沈启南刊本撰《晏予春秋音义》，“定为八篇，以从

《汉志》；为七卷，以从《七略》，虽不能复旧观，以为胜俗本远矣。”。”“１

顾广圻《重刻晏子春秋后序》评其“发凡起例，纲举目张矣。”苏舆撰《晏

子春秋校注》，于省吾评其“徵引清儒说，解已略具”ｏＭ”。另～方面，

学者们继续就《晏子春秋》的真伪、学派归属等问题展开论争，虽成果甚

夥，但与其他诸子的研究相比，未免相形见绌。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刘

师培作《晏予春秋补释》、《晏子春秋校补》，于省吾撰《晏子春秋新证》，

其中张纯一所撰《晏子春秋校注》，被收入《诸子集成》。另外，《晏子

春秋》在日本亦有研究，《晏子春秋集释》列著作１９Ｎ，。

建国以后，吴则虞编撰《晏子春秋集释》，由中华书局于１９６２年出版。

该书汇集了二十凹个刻本和二十几家的校注，“集释”部分材料丰富，考

订翔实，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决了校雠、训诂中的许多疑难，为

今后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同时，将散见于各书的有关晏子的材料搜罗编辑，

分佚文、集语、事迹、有关晏子学说学派讨论、有关《晏子春秋》考辨、

重言重意篇目表等六部分，辑附于后，作为附录。有的部分下再列细目，

如晏子事迹下又分为家世、传记、政事、遗迹、评论五个小目，…编在手，

省去许多翻检之劳，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至今仍为研究《晏子春秋》

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书。１９７２年４月在山东临沂银雀ＬＵ一号汉墓中发掘出四

千九百多枚竹简，整理出《晏子》竹简１０２枚，分为十六章，散见于今本

八篇之中的十八章。骈宇骞据此作成《晏子春秋校释》，由书目文献出版

社于１９８４年４月出版。

除上述所列著作外，现将学术界对《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体例性

质、艺术成就、思想文化特征等问题的探讨分述如下：

（一）成书年代。

由于判定《晏子春秋》为伪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它成书于汉代以

后，所以与《晏子春秋》的真伪相联系，它的成书年代一直是个争论的焦

点。众多学者的努力加上地下文献的出土，《晏子春秋》的真伪问题解决

后，至今仍有学者撰文探讨这一问题。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学

术界有如下几种看法：

１、春秋时代蜕。认为该书是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婴自著。书目中凡

注为晏婴撰者皆持此说。吴则虞先生。””及董治安先生。”皆论证此说不成

立。近来，郑良树、邵先锋撰文认为《晏子春秋》成书当在《左传》之前。

在与《左传》相关文字对比后，郑先生指出：“本书早期的材料恐怕是多

元的——多人多时多地所积累的。根据本节的考订，再配合上地下出土的

简本，这批材料最早的一部分应该出现于晏婴逝世后不久的春秋末期，或

者《左传》成书前的战国初期，由多人多时多地集体参与编写的。”ｏ”

邵先生则认为：“《晏子春秋》的原刨者应为晏婴，初本形成于晏婴卒后

不久，为齐史官或晏婴之宾客所作，材料来源于齐史或晏婴之宾客的记载

与回忆。到稷下学富兴盛时期，经稷下先生整理，《晏子》便广泛流传开

来并被大量引用。”“”

２、秦统一六国后一段时间内。今人吴则虞主此’既。３。董治安先生、

谭家健先生“…、徐立先生”“皆举出例证进行反驳，杨天堂认为吴先生的看

法“毕竟是一种推测，～一种假说，不能视为定论。０２１代表了学术界对此说

的看法。

３、汉初说，梁启超主此说”””２，然未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毛曦、

李仙娥承此说”…。吴显庆著文反驳，认为毛文所提证据本身都有疑问，不

能作为推定成书年代的证据””。

４、战国时代晚。自柳宗元首提“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时，已暗

示此书作于战国时代。后晁公武、王应麟、焦弦等皆从其说。今人高亨

先生通过对比《晏子春秋》与《古文琐语》、《论衡》、《墨子》、《荀

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重文，说明这些书中所载与《晏子春秋》相同

的故事，皆是抄自《晏子春秋》而非相反，从而证明本书作于战国时代。”““。

董治安先生在反驳秦朝说的同时，又从“司马迁不否认它是一部先秦著

作”等五个方面论证“这是一部战国时期的著作”“…。谭家健先生从体裁

渊源、语言风格、思想观点等方面论证此书“成书当在《国语》、《墨子》

之后，《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之前。”““徐立先生从银

雀ＬＩＪ汉墓出土的《晏子》残简与今本对照“大体不差”且《晏子春秋》的

用韵“与其他的先秦韵语是相同的”推断其“成书于战国时”ｏ“。蒋伯潜

先生从“如唐人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类，后人掇拾晏子谏君

及答问之辞而成及齐之盆成括与孟子Ｉ司时”等五个方面论证其成书在

“战国之世”””””。褚斌杰、谭家健又从“书中没有战国后期诸子铺张扬

厉习气……又多次称田氏……可能成书于田氏代齐后的一段时期”［３６］ｐ３３４。

延娟芹从礼制角度，《晏子春秋》所记载的几次“非礼”、“失礼”之举，

吴则虞先生考证均见于春秋之间，秦汉后久废，为“《晏子春秋》成书于

战国时代增加又一佐证”ｏ“。吴显庆先生通过比勘银雀山出土竹简本《晏

子》十六章与今本相应部分，认为“今本《晏子春秋》与竹简本《晏子》

是同一本书，两者有共同的原本和祖本”，又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

《晏子》的有些文字，比同出的竹简《孙膑兵法》，比马王堆汉墓帛书《经

法》等四篇古佚书和《战国纵横家书》的有关文字更早的情况，表明其成

书应在西汉以前。”随后从“《晏子春秋》中关于臣具有较高地位，并直

接而尖锐地批评以至指斥君王的内容”等三个方面论证“其成书应在战

国中期至后期之间”。…。凌迅。”和孙绿怡”］彳艮强调《晏子春秋》非成书于

一时，最初写定本在战国时期，他们都未忽视汉人的整理工作，“这是比

较符合《晏予春秋》的成书实际的。”””

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上述诸说以战国时代说较有说服力，

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从文学渊源、语言风格、思想观点、文字用韵、

习俗制度及至出土文献等诸多方面作了合乎逻辑的辨析与阐释，与他说的

多推测不同，证据相当确实，已基本为学术界接受。这对思想史文学史及

先秦两汉有关古籍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笔者亦赞同此说。当然战国时代毕

竟还是一个相当笼统的时间段，在没有必要史料文献可供直接参考印证的

《晏子春秋》成书年代研究中，最精确的成书上下限电只能定在战国中后

期。谭家健先生把《晏子春秋》的成书排在《国语》、《墨子》之后，《战

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之前，等于是把《晏子春秋》在文学

史上定了一个较为精确的坐标点。但是根据谭先生自己的论述，把《晏子

春秋》排在《战国策》之前似有不妥。他说：“《晏子春秋》的体裁显然

受到《国语》、《春秋事语》一类史书影响，‘春秋７在先秦的含义是历

史。先有国家历史，后有个人历史，从分国辑事或专记一国事，到专人集

事，完全符合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说法，把《晏子春秋》排在

《战国策》之前，似乎是历史学发展规律的一个例外。谭先生又况“从语

言风格看，《晏子春秋》平易、朴素，与《国语》比较接近，没有战国后

期那种铺张扬厉的』ｘｌ气（如《战国策》）”““。因为晏子的谏议主要是为

国君而发，不论是理直气壮，侃侃而谈的谏辞，还是谈笑风生的答问，目

的足为劝君改过，它和战国纵横家们“以口辩说服人主，故首重气势，

让人主几无进一步思考的余地，首先就被他们的说辞所折服。”“”“还有

不同，所以它的语言‘平易朴素，当然这也与其经民问修饰润色有关。故我

们也不能仅凭其语言风格与以《战国策》为代表的主导风格不同而把它排

在《战国策》之前。从文学发展来看，《晏予春秋》以写人为中心，“以

人组事”，事以写人，事为表现人服务，正承《战国策》表现重心从“叙

事”到“写人”变化之绪。因此，我们说《晏予春秋》成书当在《战国策》

之后。

（二）《晏子春秋》的体例。

吴则虞先生在《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中说：“从写作的体裁来看，

先秦诸子书中没有像《晏子春秋》这样，整部书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

指出了《晏子春秋》体例结构上的重要特点：全用短篇故事组成。董治安

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体裁始创于《晏子春秋》，

也是未尝不可的”。并说“进一步考察，《晏子春秋》的体裁实导源于《论

语》。《论语》以记载孔子的事迹与言论为主，其中，有些是孔子的故事，

有些是孔子与弟子及当时人的对话，（二者有时错综）有些则是孔子的独

白。此外，还记有孔子弟子们的、与孔子无关的事迹和言论。这无需举例。

《晏子春秋》是专记晏子的事迹和言论，其中，有晏予的故事，有晏子与

当时人的对话，只是没有晏子的独自和别人的、与晏子无关的事迹或言

论。同时，正象《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一样，《晏子春秋》也反映了

‘晏子’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晏子春秋》的体例，是在《论语》的

启示下出现的。再如《孟子》一书专记孟子的事迹与言论，体例上与《晏

子春秋》更为接近，其不同只是《孟子》中有孟子的独白，而《晏子春秋》

中没有‘晏子’的独白而已。”“”谭家健先生撰文认为“如果不把眼光局

限于子书，就会发现，‘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书在先秦早就有了。”指

出《国语》“全书二十一篇，二百五十三章，绝大部分具有故事性，每章

至少有两个以上人物，最简单的情节是对话，体裁与《晏子春秋》基本相

同。其中已经有把某…个人的言行集中编辑在一起的现象。……此外，七

十年代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残卷十六章，记齐、

晋、鲁、卫、宋、燕、吴等国史实，也全用短篇故事组成。

《晏子春秋》

的体裁显然受到《国语》、《春秋事语》一类史书的影响。”““并对董治

安先生的论点提出异议，其实，董先生是从专记一人的事迹与言论着手，

来说明《晏子春秋》是“专记晏子事迹与言论”，实际上指出了《晏子春

秋》以一个人物来串起从多故事的特点。刘振东先生指出“这部书突出的

特点是由关于同一个人物的许多互不联系的小故事集合而成。”“”“７

（兰）‘晏子春秋》的性质。

１、子书。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儒家之首，认为它是

一部子书。

２、传记或传记文学。《四库全书总目》将其自子部移入史部传泡类，

称其“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孟周认为，《晏子春秋》是我国

古代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著作，虽有虚构成分，“但一部产生于战国时代

的早期的传记文学作品掺杂有一些虚构是不足为奇的。”㈣谭家健先生亦

持此观点，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把它从子部移入史部传记类“大体上是

符合实际的。”［１”

３、外史外传，小说类。陈直则在反驳《四库全书总目》时说：“此

书即后代别传之胚胎，实为子部之支流。”。¨“８杨树增先生说它是“我国

最早的一部系统的人物传况专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物外传。”””“。罗

煌在其《诸子学述》第一章中阐述道：“今以诸子十家衡之，当属俳优小

说一流。非晏子为小说家也，辑是书者小说家数也”ＬｇＪ”ａｔ８。吴则虞先生指

出：“《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我国最

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

。”３。高亨先生鉴于这部书所记故事，有真的史实，也有夸大和虚构，说它

“性质接近历史小说。””””２９杨义先生亦将它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

小说集”。…“郑杰文先生则将其看作“原始传人小说”““”“凌迅则说它

是笔记小说的先河。…。

４、故事集。孙绿怡先生认为“《晏子春秋》是一部最早、最古老的

民间故事集，是一部有关晏婴的传说故事集。””３

此外，也有人认为：“搜罗神话与博物的《山海经》，采编二百多

则小故事的《晏子春秋》，更可视为笔记体的滥觞。”“”或说是“开中国

歌颂性喜剧文学的先河”。“”或说是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上述归类，各家角度不同，说法各异，从全书的某一方面来说，都有

道理。《晏子春秋》虽非晏婴自著，但其中确也能反映晏子的思想，故有

人称其为“前诸予”人物。“；虽非全为信史，但有些史实亦可订正史书之

谬误疏漏“…。而它又杂采民间传说以成书，确实有夸饰虚构成分，“它的

许多篇章已经具备小说叙事的必要成分”“”８；同时它又是先秦时期第一

部集中笔墨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专书，带有传汜文学的特征。故而杨义先

生既它的“命名很怪，‘晏子’是子书之名，‘春秋’是史书之名，来了

一个子、史合璧的‘四不象’。”“瑚但“春秋”意为记事，就把它与诸

子哲理散文区别开来；“晏子”明纪一人之事，这就把它与史书区别开来，

所以“四不象”倒恰好是对它本身特点的最好概括。

（四）‘晏子春秋》的文学成就。

建国前，由于长时期以来，是书一直存在着真伪之争，故而古人对其

评价截然相反。认为其为伪书者，贬之为“其文浅薄过甚”“”６”“其为书

浅隘不足观览。”。”６”“文气卑冗，绝无精彩”。””“‘其文多平实，少奇

崛，少波澜”。””８。崇之者比拟经书，誉为“文章可观，义理可法”。””

杨慎更高度评价既：“《晏子》危言行善顺衡”“《晏子春秋》谭端说锋，

与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谓非正也。…一故当时讽谏之妙，惟晏子得之，

司马《上林》之旨，惟杨子《校猎》得之，并垂不朽。…‘《淮南》浮伪

而多恢，《太玄》多虚而可效，《法言》错杂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

用，独《晏子春秋》一时新声，而功同补衮，名日《春秋》，不虚也。”。埘”

对晏子本人的评价，或评其为人“勇于义，笃于礼”［９Ｊｐｓｕｚ）或论其功

业“内安社稷，外靖邻邦””挪“，不愧为“功用之臣”［９３ｐ５８７）或赞其危行

言逊，补救君过，得讽谏之妙。挪”，或誉其以俭矫奢，自抑荐贤，行为人

臣之则。””８，或惜其处季世，侍暗主，功业难逮管仲、予产。终不免“委

蛇其间，规其小过，舍其本计”。””４的“不知除患之臣”ｏ””７之讥。

总之，古人的评价，直观感悟式居多，既使不含偏见，不乏真知灼见，

但往往片言只语，少系统阐述。

建国后，学术界对《晏子春秋》的文学价值多持肯定态度，赞赏它所

取得的文学成就。

首先足《晏子春秋》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晏子春秋》１塑造了一

系列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如荒唐愚昧的齐景公、好勇无义的齐庄公、奢

侈虐民的齐景公、自作聪明的楚王、狂傲的吴王，谄媚助虐的佞臣裔款和

梁丘据、专权滥杀的权臣崔杼和庆封，逞匹夫愚夫之勇的公孙接等，鲠直

敢言的弦章、义不受辱的越石父、以死报知遇之恩的北郭骚、侃侃而谈的

触槐者女、卓有识见的御者之妻、勇于改过的御者、妖言惑众的巫觋等等，

他们的形象因某一方面的突出而引人注目。从勇士到义士，从国内到国外，

从国君到权臣，从佞臣到巫觋，构成了经纬纵横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复杂

的社会背景上凸显了晏子其人，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功地塑造了晏子这

样一个最早的、具有多方面鲜明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并深刻地反映了齐

国当时的社会现实。

关于《晏子春秋》所塑造的晏子形象，论者一致认为“已不完全是历

史上的晏婴，它是晏子故事的作者和传诵者摆脱历史的摹写和纪实，在历

史基础上的艺术再创造，””３但各家的理解又同中有异。吴则虞指出它所

塑造的是“活生生的一位幕僚长的形象。”””“孙绿怡则认为“故事中晏

子的首要特征，是封建暴政、君恶的无情揭发者。”并以之与伊索、阿儿

提等相类比０１。谭家健则认为晏子是“忱国爱民深得民望的社稷之臣”、

深沉而又智慧的“贤者”、“诤臣”、具有卓越才能的“老练‘外交

家’”“…，阎敬之指出晏子是“一个智者，一个仁者，一个勇者”“”，

匡裕群认为“晏子是先秦诸候国中一位少见的平民化色彩十分鲜明的卿

相。”“”杨天堂指出：“历史上的晏子是一个深刻了解自然、人生、社会、

政治的思想家，一个哲人，一个爱民济众的贤相。《晏子春秋》中的晏子

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人民群众的集体创造而集中了先秦一切卓越

思想的伟大的智者和惠人。”””另外，董治安和孙绿怡都强调晏子的才智

是构成这个形象生动活泼的灵魂。杨天堂指出晏予虽出身贵族，但他把自

己放在士这个阶层，其精神与孔孟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

一致的，“晏子更足用世精神的首倡者，大力主张积极为民，反对消极无

为，刑‘陈仲子式的自了汉进行严肃批判。”ｎ“

范学新通过对齐景公形象的分析，指出“如果说晏子形象以鲜明突出

著称的话，齐景公则以复杂变化见长”，认为景公形象“为后世描写人君

作出了尝试”“…。

其次是《晏子春秋》对各种各样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学者们从如下

几个方面概括了《晏子春秋》的艺术手法：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的语

言，在矛盾冲突中突出人物性格，用对照和衬托的手法写人，侧面、细节

描写及画龙点睛式的评论。孙绿怡和徐立的文章都阐述了作者把齐国政治

历史与晏子事迹融和一体，使性格刻画与情节映带交融的特点。

晏子以忠谏巧辩著称。对晏子的言辩艺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了

阐释和归纳，充分肯定了晏子的言辩技巧。陈思坤依据心理语言学理论对

《晏子春秋》一书所使用的非语言手段作了探讨，认为“晏子的进谏之所

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秘诀之一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很多非语言’手段。”

”７’章沧授在《论晏子的言辩艺术》中通过对晏子五种苦辩技巧的分析，指

出晏子的论辩表现为“婉言曲语，幽默风趣，使人心服”的特点，并认为

“晏子的这些语言艺术为齐国辩士的善辩风尚的形成，无疑产生着深远的

影响。”

最后学者们对《晏子春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

指出它对《史记》纪传体、对传记文学、古典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五）思想文化特征。

《晏子春秋》一书虽然不像诸子散文那样以表达哲理思辩为主，但办

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其思想的研究，建国前，主要集中于它是属于

儒家还是墨家的争论。当代学者们多认为其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从不

同的角度对其思想特征作了归纳与概括。

《晏予春秋》突出的反映了晏予以民为本的思想，谭家健认为“先秦

诸子不少人‘重民’，但把‘民’放到最高、最突出地位如《晏予春秋》

者也不多见。”“ｏ黄宝先对晏子的民本思想、伦理思想作了梳理。认为晏

子民本思想的内涵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干福、强国必重民、薄身厚民不

刻民、以身作则善教民、爱民利民以持民。并认为“西周以来天人关系中

对人的日益重视及晏子的无神论思想是晏子民本思想形成的哲学原因。齐

国的重民风尚，尤其是管仲的民本思想是晏子民本思想形成的历史原因。”

““并通过对伦理思想中的礼、义、忠、孝等基本观点的分析，认为晏予的

“伦理思想是一种政治伦理”“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杨天堂则认为“晏子的伦理思想，基本上与儒家一致。”关于鬼神和宗教

迷信问题，认为“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陈来发通过对书中天

地、鬼神、祭祀、生死等方面的分析，指出《晏子春秋》“所反映的宗教

观，显示出作者的重民思想，含有浓烈的理性成分。”“”关于君臣关系，

徐立醴“他已经把‘忠君’与‘愚忠’区别开来，摆正了国君同国家的关

系，并能较正确地看待君臣关系。”ｏ“赵雅丽认为晏子的爱国忠君思想较

为独特，“他是忠而不愚”，既忠于国君，又忠于国家，其思想基础是“和

而不同”。””毛曦、李仙娥则认为《晏子春秋》“是成书于西汉初年的一

部思想著作，它的思想不属儒家，不属墨家，也并非原本的晏子思想，它

兼采儒、墨、名、道、法等家思想而为一体，具有杂家思想的特征，并与

汉初黄老思想有相似之处”。。”《晏子春秋》包含的思想确实很杂，但

把它看作反映了“西汉初年人们的思想”，似乎还可以商讨。吴显庆已著

文反驳０‘…俞樟华认为“晏子的思想比较复杂，几乎集儒、墨、道、法家

思想于一身，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对晏子的爱民、尚贤思想作了集中分

析。””董治安先生指出，晏子非常重视“礼”，“具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实

践意义”。。”徐树梓对晏子礼治思想的原则内容、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特

点，作了分析。认为晏子的礼治思想“博大精深，简易实用”。ｏ”吴显

庆通过对《晏予春秋》中政治辨证法思想的分析，认为其核心是“对政治

一Ｌ矛盾关系的认识及应对之策。”探讨了与晏子哲学思想的关系，指出这

一思想对先秦诸予都有所吸取或发展，并有综合各家思想的倾向。””马斗

成认为刑、德思想是晏子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子以德政、

德教相尚，主张慎狱、省刑、轻罪，提倡刑德兼施、先德后刑。”“”

对晏子在齐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学者们也多有论述。孟天运指出，

晏子是齐文化走向多元化的过渡期人物，是齐国复礼运动的倡导人物，是

齐鲁文化合流的先驱人物。由于晏子思想丰富，兼容特征突出，被高度评

价为“是齐学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马斗成也强调晏子的“删、德”

思想在齐学中的承上启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