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的大字报

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二——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作者：霞飞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2012年第4期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当上这个顾问的过程，以及他当顾问

所做的事，都非比寻常。

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康生在1956年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在中央的地位还不算高，至

少不能说他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但是，康生是一个“聪明人”，他处处看毛泽东的眼色

行事。这使他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掌握了一些实际权力。从1957年起，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

领导小组副组长，这可是一个颇有实际权力的职务，他在中央主管一个领域，掌握了部分权力。

1959年起，他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这使他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上升，他虽然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但他有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头衔，已经使自己进入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1962年他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一年，他还参与领导编辑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写作“九评”文章的工作。要知道，这两件事，在当时可是中共中央

工作的重中之重啊！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对康生也十分器重。这可以从这样一件事情上看出

来。

1966年2月，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二月提纲”的不满，自然，也对起草“二月提纲”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十分不满。但是，奇怪的是，毛泽东在严厉批判“二月提纲”时，批了

五人小组中的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使这些人感到了压力。唯一没有被毛泽东指责的，

是五人小组中的康生，而康生在五人小组中的地位并不低。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尖锐地指出了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他说：“学术界、

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

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

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

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毛泽东严厉指责要出修正主义的教育界、文化界，康生

是党内主管人之一，如果说有问题，康生其责难推。可是，毛泽东批评所指，并不是康生。更

耐人寻味的是：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找三个人谈话，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

这三个人是：康生、江青、张春桥。而且，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做出的几个决策，是当着康

生说的。毛泽东说：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说：中宣部是

“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当时，江青、张春桥的地位还比较低，毛泽东作这

些政治交待，主要对象是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康生。

北大“点火”

早在1965年，康生就把自己的老婆曹轶欧派到北京大学去搞秘密活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中央在1964年和1965年曾以小组、调查组的形式，派一些人到基层特别是文化教育部

门去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央领导层工作的康生提议，由他的老婆曹轶欧到素享中国政治运动策

源地之誉又在中国的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任“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康生的打算是：

一方面，由他老婆收集、了解北大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动向，以便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做到“有

根有据”。另一方面，当运动起来时，也可借此抢个“头功”，使自己及自己的老婆都能捞到

政治上的好处。此外，正在毛泽东批判彭真搞的“汇报提纲”之时，康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

派他老婆去北京大学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毛泽东同意

了康生的意见。

曹轶欧到北大后，化名“冯大姐”，连叫冯什么，都不告诉别人，只有当时北大党委书记

兼校长陆平知道她的“庐山真面目”。但曹轶欧干什么事，却是背着陆平的。曹轶欧到北大，

主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了解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情况，教师、学生中的思想动向，写出材料，

通过康生，密报给毛泽东。另一件事是在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中寻找能够贯彻他们意图又敢于打

头阵的“炮手”。曹轶欧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北大中层领导干部聂元梓。

曹轶欧知道聂元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知道聂元梓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

作的资历，也知道聂元梓有实际工作经验，但她更知道，聂元梓的“政治敏感性”强，对搞

“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因此聂元梓对北大党委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是不满意的。

在曹轶欧的策动下，聂元梓秘密联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等六人，向北大校党委发起进攻。5月25日下午2点，他们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膳厅的东

墙上，当天就引来数百人观看。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

究竟些什么？》标题一下子就点了三个领导干部的名字，自然引起哄动。宋硕，当时任中

共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市

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这三个人的名表明，其政治意图不限于给北京

大学校党委提意见，而着重点是指向北京市委的工作，这样，大字报所涉及的范围就大了。这

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北大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搞修正主义！

这一行为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支持。大字报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

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这张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刻在北大师生中引起酣然大波。然而，被这张大字报攻击的北大

校党委却不为所动，工作照常进行，阵角没有乱。

在这种情况下，曹轶欧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送给康生。康生反复看

了几遍，又考虑了两天，觉得有利用价值，便决定把它密报给毛泽东。于是，在这张大字报贴

出后的第五天，这张大字报的手抄稿和康生的密信一起，通过中央机要部门转到了杭州，摆在

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看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稿后，经过思考，做出了反应。他于６月１日做出如

下批示：“康生、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

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康生、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迅

速落实，在６月１日当晚，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

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性，称这个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这个“黑帮”的“黑组织”。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了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动乱。先是在全国各高校出现了

打倒校党委和批斗教师的风潮，接着，在全国各行业都发生了不少打倒党委、批斗领导干部的

行为。同时，在中央内部，是“乱”还是“稳”的意见分歧，也产生了。而这把火，是康生点

起来的。

非同一般的“顾问”

早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康生就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毛泽东的许多话，是要康

生到中央书记处去传达的。例如，毛泽东1966年3月批“二月提纲”的话，就是派康生回北京

传达的。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俨然成了“钦差大臣”。他先是找周恩来、彭真等人，传

达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康生又在这次会议

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康生这个“钦差大臣”，自恃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传达完毛泽东

的谈话内容后，接着就自己夸夸其谈起来，他一开口，就严厉指责彭真，并且说：让书记

处开会，专门批评彭真，是毛主席的意见。康生传达的既然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家都不好

违背。于是，就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批评了彭真。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

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接着，康生又说：毛主席的意见，是要书记处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

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

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

生任顾问。康生还说：毛主席的意见，“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笔者注）由伯

达起草。康生在书记处会议上指手划脚，唱上了主角。一切都由他安排，一切都按他传达

的意见办，因为他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意见。于是，书记处就按康生传达

的意见，定了下来。

接着，康生又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毛泽东亲自点名，

让康生当顾问。

当时，康生这个中央文革顾问，非同一般，他的实际权力，是很大的。在中央文革里，康

生当时的党内外职务最高，无论是组长陈伯达，还是江青，都很“尊重”康生这个顾问，不管

做出什么决定，都要事先征得康生的同意。这且不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指示，

大多数是由康生传达的。因此，中央文革成立初期，康生是实际的“当家人”。这种情况，一

直持续到陈伯达不管事，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由江青来掌握，到这时，康生才退居幕后，当起

江青的“高参”来。

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康生，从原来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连跃两格，一下子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

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康生名列第七位。更重要的是：他是作为毛泽东信任的人

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

在中央文革里，表面上看，此时康生的党内地位比陈伯达低一些（陈伯达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排名在康生之前），但是，由于陈伯达在组建中央文革小组时就与江青发生矛盾，而康生则

两面取势，从中渔利，他的顾问反而更加举足轻重了。加上毛泽东的许多指示，是由他到中央

文革小组传达的，他实际上成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之间的重要联系人。

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康生担任中央文革顾问，手中是有很大权力的。康生正是利用他手中这些权力，在“文化

大革命”中诬陷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1.诬陷刘少奇

1966年，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认定，刘少奇在中共中央里面搞

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搞掉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

是，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是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作是党内斗争，他不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这是毫无疑义的。

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中，刘少奇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是

常委，只不过他的排名靠后了，排在了第8位。那时，刘少奇的党的副主席职务没有公开宣布

解除，只是不再提起了。

但是，康生却要趁机将刘少奇置于死地。1966年7月，康生秘密指使他在中央党校的亲信，

公开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要打倒刘少奇。9月，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康生鼓动王力、

关锋、戚本禹率先在群众中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此后，公开贴出的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在全国出现。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还是属于内部矛盾，不应该公开喊打倒的

口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是一小撮，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斗争一切领导

干部。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的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反映了毛泽

东的观点。毛泽东还指示，全国报刊上不能公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文字。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刘少奇的错误时说：“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

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他对受到冲

击的领导干部们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他还专门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

道：“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针对包

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干部说：“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

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史料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143-148页）

可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把刘少奇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意思。一直到1967年5月前，毛泽

东仍然坚持这个认识。对于刘少奇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是十分关心的。1967年1月13日夜，

毛泽东专门派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刘少奇再一次向毛泽东提出，第

一，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全部责任，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

出来工作；第二，请求辞去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

一起去延安或回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听了刘少

奇的话后，并未表示同意刘少奇辞职，只表示：“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此时，毛泽东不但

仍要保刘少奇，还要留刘少奇在中央工作。就在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的第4天，即当年的1月

1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了他的想法，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

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史料见《刘少奇冤案始末》52页）当年2月，毛泽东连续三次找

主张打倒刘少奇的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

中央委员，现在（对刘少奇——笔者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史料见《中国共产党执

政五十年》32页）196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刘少奇叛党嫌疑

的问题，毛泽东对此不相信。但康生在会上坚持要查这个问题，毛泽东只好表示同意查。但是，

毛泽东不同意设刘少奇专案组。这表明，毛泽东当时不相信刘少奇有叛党问题，另一方面更不

准备打倒刘少奇。

但是，康生是不放过刘少奇的。从1967年5月起，康生就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

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

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他们为了搞陷害刘少奇的材料，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仅王光

美专案组就扣押了64人，康生控制的其他专案组扣押的人数更多。在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

与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有关，有的根本无关，但他们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捕风捉

影，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

少奇。

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而且毛泽东认为，

即使定王光美为特务，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要保刘少奇，不让江青等人把刘

少奇置于死地。

1967年下半年，康生加紧了陷害刘少奇的步伐。他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地下

工作的几个人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

推翻了，还进行了申诉，他们却扣押了申诉材料，不准上报。对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也不准申

诉，也不向他们对证。就这样，在康生的指使下，由张春桥执笔，于1968年1月写出了三本所

谓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

叛卖活动的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根本不相信。1968年9月，他针对康生为

了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

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都来“把关”，慎重对

待刘少奇的问题。

此后，康生却伙同江青、谢富治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十五个附件时，凡是能“证明”刘

少奇叛变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1927年上

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看。

由于康生等人搞了假证，诬陷刘少奇，能证明刘少奇清白的材料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

导人看，只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陷害刘少奇的材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了这

些材料后，逐渐相信了他们的报告。1968年9月，毛泽东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据

假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这份材料，在196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

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前，送给各中央委员阅。这些假材料不但欺骗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也欺骗了各中央委员，使各中央委员也相信了这份材料。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

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会上，未经核实讨论，即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

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

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2.诬陷陈云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13日，中央接着开工作会议，讨论落

实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首先跳出来整陈云。

原来，康生是一个惯于看风使舵的人，当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看到毛泽东对陈云不再信

任，而且会上也批了陈云时，心中暗想，陈云要倒霉了。于是，康生便来了一个落井下石：他

要批陈云了。通过批陈云，康生能在毛泽东面前表现自己紧跟毛泽东，同时也能把陈云搞垮。

康生打算好了之后，就在会议第一天（8月13日）的华东小组会议上发言攻击陈云。他说：陈

云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

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

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面对康生的攻击，陈云表现出了沉静的性格。他不反驳，也不讲其他的话。中央决定，政

治局成员在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都要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检

阅红卫兵。陈云收到这个通知后，虽然身体不好，但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陈云对

于“文化大革命”仍然不表态，仍然持消极态度。同时，他在运动中还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干

部。这使康生更加恼怒。康生记下了这笔账，要寻找机会，再次攻击陈云。

机会来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康生攻击陈云“一贯右

倾”。他还指使谢富治出面攻击陈云。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陈云受到康生、谢富治的攻击，

不仅不能自我辩护，还要被迫检查。

尽管陈云被迫做了检讨，但康生仍然不放过陈云，他必欲置陈云于死地而后快。康生知道，

如果只是对陈云的“右倾”思想进行攻击，是搞不倒陈云的。为了搞倒陈云，他决定，在所谓

“重大原则”问题上，对陈云下毒手。于是，康生开始“寻找问题”了。找来找去，康生找到

这样一件事当作借口。

原来，在红卫兵运动起来后的1966年8月底，天津工学院的一些红卫兵要打倒他们学院的

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便于1966年8月给陈云写信，要陈云证明袁有历史问题。陈云于

8月31日给这些红卫兵复信说：二十五六年前在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曾经解决过袁的问题，

但因时间太久，已经记不清楚结论的内容了，解放后，听说中央组织部又解决过他的问题。红

卫兵接到陈云的信后，要求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陈云同意了。9月2日，陈云在人民

大会堂接见天津工学院的这些红卫兵时才知道，他们要求自己接见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调查该

院的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的“历史问题”来打倒袁。陈云是一个有高度革命原则性的老

革命家，十分爱护干部，当然不允许红卫兵陷害袁血卒。当红卫兵攻击袁血卒是“黑帮”时，

陈云很严肃地对红卫兵们说：“‘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红卫兵问：袁血卒说，你

曾经解决过他的历史问题，对吗？陈云当即明确回答：是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结论

记不清了。说袁血卒自首叛党、叛国，谈不到，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现在不是你们学院的党

委副书记吗？中央怎么能让一个自首叛党、叛国分子去当副书记呢？当这些造反的学生们要求

陈云同意他们看袁血卒的档案时，陈云说，你们是不是就不要去看他的档案了，关于他的历史

问题，一直是由中央来解决，可以到运动后期由袁自己找中央解决。由于陈云耐心地做造反学

生的工作，这些来找陈云的学生改变了要打倒袁血卒的态度。

不料，这件事让一贯整人的康生抓住了，他心中暗自给陈云记下了一笔账。1968年11月

19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就对袁血卒审查进展情况给中央和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报告，称袁有重

大历史问题，还说，陈云多次问袁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三次给天津工学院群众组织写

信，并亲自接见当地群众组织，表示态度。袁以此为依据，对抗对他的审查。康生见了这份材

料，心中暗喜，认为整陈云的机会来了。11月25日，康生直接把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这份报

告报送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康生在信中写道：“从附件中才晓得陈云又一次包庇了袁

血卒，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康生的阴谋计划是：毛泽东对历史上的变节分

子十分反感，他看到这份材料后，就会对陈云包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感到愤怒，就会批示，

让他们调查陈云的问题，搞陈云的材料，这样，他们就可以下手把陈云整倒了。出乎康生的意

料，毛泽东并没有对康生的材料写任何批示，而是压了下来。毛泽东压下康生这份材料，表明

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云。康生等了一段时间，见毛泽东没有批示，心中揣摸：毛泽东是不想打

倒陈云的，便只好在这件事情上罢手了。

3.诬陷贺龙

一开始要搞倒贺龙的，是林彪。林彪连续向毛泽东转了诬陷贺龙的几个材料，对毛泽东产

生了影响。在一时搞不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对贺龙的信任发

生了动摇。他指示：让康生等调查贺龙的问题。于是，康生就来了一个落井下石。

毛泽东做出调查贺龙的所谓“问题”的指示后，康生立即组成调查专案小组，并指示：对

贺龙的调查材料要搞细，要把这个“土匪”的罪行挖出来。康生在陷害贺龙的问题上，更显出

了他老奸巨滑的本色。他积极地担任了贺龙专案组的组长。贺龙专案组就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

专门搜集、整理贺龙的材料。

在整贺龙的问题上，江青也很积极。在江青的煽动下，北大、清华的红卫兵跑到贺龙的家

里，抄了贺龙的家。

看到林彪、江青联手，紧锣密鼓地整贺龙，康生更加卖力了。1968年，在叶群、江青的安

排下，以贺龙专案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关于贺龙案件的会议，康生在会上作了

“重要指示”。康生在讲话中，首先诬陷贺龙为发展国防体育事业而搞的航海、航空、无线电、

坦克等俱乐部，是在搞反革命的组织活动。接着，康生指示：国家体委是贺龙反革命活动的重

要据点，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安在了什刹海，

炮口对准了中南海（实际上是用已经退役的打不响的破炮，用来搞军事体育训练——笔者注），

贺龙向北大、人大私自调兵，要搞“二月兵变”。康生接着讲了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他

说：贺龙在湘鄂西肃反时，杀了许多共产党。到底是肃反扩大化，还是贺龙有意杀共产党、向

蒋介石投降，扫清他投降的道路？康生还编造了贺龙“通敌”问题，说当蒋介石派熊贵卿来

“招降”时，贺龙投了敌。他还发挥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

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最后，康生给贺龙扣上了“国民党”、“军阀”、“土匪”等一大堆帽子。

无家可归的贺龙夫妇被周恩来安排在西山一处秘密住所保护起来。当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

发生动摇、指示要调查贺龙的问题时，叶群、江青、康生联合起来，要求周恩来把贺龙交给他

们，并背着周恩来，找到了贺龙住的地方。他们强行撤换了贺龙住地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另外

换上了他们自己的人，把贺龙看管起来，这样，对贺龙，就由保护变成了“监护”。

贺龙被“监护”的日子，是十分难过的。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不能走远，只能在屋子

及周围很小的地方活动，贺龙与外界的消息被封锁了，他看不到报纸，也看不到文件。给贺龙

夫妇的生活标准也大大降低，连正常的换衣服、洗漱都十分困难。

更难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1967年，贺龙专案组的人员奉康生之命，把要贺龙“交待”的

材料送给贺龙，要贺龙“老实交待”。对此，贺龙气愤难平，他当着专案组的面说：这是栽赃！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贺龙的一切申辩都毫无用处，最后，贺龙被迫害致死。

4.诬陷陶铸

陶铸到中央工作后，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又在中央文革中与江青、康生、陈伯

达等人发生了矛盾。康生、江青就联手，要把陶铸搞掉。他们先是到林彪那里去告陶铸的状，

说陶铸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林彪便对陶铸不满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对于

搞“文化大革命”，是两头劲足，中间劲头不足，甚至还有点顶牛。这个话，就是暗点陶铸的，

就是说陶铸在中间“顶牛”。

康生看到林彪已经对陶铸不满了，便和江青一起，进一步向毛泽东告陶铸的刁状。他们到

毛泽东那里去，说陶铸与刘、邓搞到了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保刘、邓的，是“保皇

派”，并且添油加醋地把陶铸顶他们的几件事举出来，当作例证。这样，毛泽东也开始对陶铸

不满意了。但是，毛泽东当时认为，陶铸还是认识跟不上的问题，希望能在一定范围批评一下

他就算了。可是，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康生等就开始做大文章了。

1966年底，王任重要求回地方工作。王任重是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任

上调到中央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但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不久，就与江青等人

格格不入，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对立。因此，江青等人在“中央文革”中排挤王任重。

王任重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劳累，患了重病。王任重就向陶铸提出，要辞去“中央文革”副组

长的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认为王任重是要溜，要躲，要撂挑子。

可是，陶铸却同情王任重的处境，同意王任重的请求。陶铸同意，毛泽东也只好同意。但毛泽

东提出，王任重离任前，由“中央文革”开会，给王任重提意见。康生等人认为，这正是整一

整陶铸的好机会。在“中央文革”开会给王任重提意见时，他们突然集中攻击陶铸。当时的会

议上，张春桥、姚文元打头阵，恶声恶语地攻击陶铸是“保皇派”。接着，康生发言，给陶铸

扣上“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指保刘、邓——笔者注）、是“最大的保皇派”、“继续

推行刘邓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等大帽子。当时参加会议的李先念明显不赞成康

生等人的说法，他说，陶铸有缺点也是工作方法问题，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李富春与李先

念的看法一样。李富春为了保陶铸，最后还说：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啦。陶铸面对康生等人的

攻击，不为所动。他不辩解，更不检查。陶铸的这种态度，使康生等人更是揪住他不放。他们

向毛泽东报告说，陶铸态度不好，坚持错误。这样，毛泽东对陶铸更加不满了。

但是，毛泽东从内心里还是对陶铸有好感的。他想保陶铸。就在康生等人围攻陶铸不久的

一天上午，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陶铸一进会场，毛泽东就冲

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指前几

天在批评王任重的会议上康生等人攻击陶铸的事，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就说你是很不理解，

他们也就抓不住你了，你就解脱了。毛泽东说这句话，明显是好心维护陶铸的。

毛泽东要保陶铸，但是，康生等人也不会放过陶铸。就在毛泽东与陶铸谈话的第二天，康

生指使一批来北京的造反组织向陶铸下了最后通牒，要陶铸接见他们，不接见就绝食。陶铸只

好去接见他们。在谈话中双方吵了起来。陶铸的警卫员怕陶铸受到伤害，就走进会场保护陶铸。

这下被造反派们抓住了把柄，说陶铸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当时，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可是一个大

原则问题。陶铸怕把事情闹大，只好说自己是感情用事，不冷静。此时，红卫兵们也累了，才

放弃了对陶铸的围攻。但康生伙同江青，却要借此事大做文章。第二天，他们就指使一批红卫

兵到中南海西门，高呼“打倒陶铸”的口号，并且在全北京市散发传单。而对于这些事情，整

天忙得团团转的陶铸竟然不知道，他还在工人体育馆接见文艺界的革命群众。康生见陶铸没有

动静，就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告刁状，说陶铸动用军队镇压造反群众。毛泽东向周恩来了解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周恩来解释说，陶铸不是镇压群众，只是在谈话时态度不太好。毛泽东听后，

只“哦”了一声，没有再讲话，但在表情上明显流露出不满意来。

这时，毛泽东虽然对陶铸不满意，但还是要保护他，不想把他打倒。但康生却抓住陶铸的

所谓“镇压群众问题”不放。并且对毛泽东说，如果不处理陶铸镇压群众的问题，群众就发动

不起来，“文化大革命”也就没办法搞下去了。

实际上，康生、江青是非要把陶铸置于死地不可。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对自己新发动和

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十分珍视，不允许任何人“镇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康生和

江青指责陶铸镇压群众，自然引起了毛泽东对陶铸的不满。

十分狠毒的康生进一步鼓动江青等人“倒陶”。他进了一言，他说：“光是说给毛主席听

不行，还是要把陶铸叛变的材料整理出来，上报主席。整理出材料上报主席，就是胜利。”康

生说的要整理的陶铸的材料，包括江青等人所抓住的陶铸支持刘邓路线、不听毛主席的话、处

理安亭事件是错误的、在中南海小礼堂镇压群众等几个问题。但更为恶毒的是：这个材料中提

到了所谓陶铸“历史上变节问题”。不幸的是，毛泽东相信了康生、江青等人搞的这些材料，

他开始严厉地批陶铸了。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表谈话。毛

泽东一开始就对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给予肯定，然后，毛泽东话锋

一转，对陶铸进行了严厉地指责。他说，在这场大革命中，陶铸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镇压群众，是保皇。陶铸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实际上，毛

泽东此时对陶铸最怀疑的是康生陷害的所谓陶铸历史上的“变节问题”，但当时毛泽东没有更

多根据，也就没有在讲话中公开说。

毛泽东讲话之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趁机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是，原来喊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

“打倒刘邓陶”。这个口号喊遍了全国，康生、江青则在暗中组织人开始了陷害陶铸的“调

查”。发生这一切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既不能容忍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

群众”，更不能容忍历史上的变节分子。康生的诬陷材料，使毛泽东对陶铸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他再也不保陶铸了。

康生送给毛泽东的材料，借所谓“呈文”问题，诬陷陶铸是叛徒。那么，陶铸到底是不是

叛徒？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真相。

原来，早在1933年，王明派他手下一个亲信向陶铸打听他对王明的看法，陶铸心直口快，

给王明提了不少意见。于是，王明就借口调动陶铸的工作，让他到上海去找组织接头。陶铸到

了上海，却被晾在一个小旅馆里，半个多月也没有人找他联系。奇怪的是，不久却闯进几个国

民党特务把陶铸抓走了。

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陶铸坚贞不屈，严守机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

的斗争。国民党判陶铸无期徒刑，长期关押。在被关押期间，陶铸是狱中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

进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已经在狱中五年的陶

铸经李克农营救出狱。陶铸经组织营救获释后，组织上已经清楚了真相，很快就分配陶铸担任

重要职务，说明组织上对陶铸是信任的。这些历史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康生却搞了一个

材料，诬陷说：陶铸是叛徒集团的头子。这个诬陷，对陶铸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后，陶铸被

打倒，已经是必然的了。

制造“61人叛徒集团”冤案

1936年，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中共中央批准，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营救出狱。对

这件事，康生是清楚的。康生在1943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是表示

同意的。1944年，康生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这件事情，还说：这是党的决定，是

正常的，是革命需要。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却翻脸不认账，他带头诬陷薄一波

等61人是“叛徒集团”，说这些人是“反共叛党分子”，并且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

“揪叛徒”之风，陷害了一大批好。

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一百多人关押起来。1946年，张治中任国民

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时，中共中央对张做了很多工作，经党中央营救，新疆这批被关押的中，

除了少数人公开叛变外，130多人无条件释放。1946年6月回到延安。中央对这件事是完全了

解的，对这批经营救到延安的热烈欢迎，都给安排了工作。康生对这件事情也是清楚的。

当年，在延安欢迎这批来到时，康生还跳上汽车，同一些热烈拥抱。但是，当“文化

大革命”起来，这批在全国各地被揪斗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

不但不说明事情真相，反而诬陷这批“投敌叛变”，“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是“叛

徒集团”，他还唆使专案人员大搞逼供信，使许多长期陷入冤狱，身心倍受摧残，有26人

被迫害致死。

制造“内人党”冤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谢富治，诬陷内蒙古自治区存在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革

命党”（简称“内人党”——笔者注）。他们通过挖所谓“内人党”，诬陷、迫害了一大批干

部、群众。1968年2月4日，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要揪内人党。开始可能揪

得宽点，不要怕。”1969年2月4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在

康生、谢富治的唆使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一股挖“内人党”的狂潮。有34万6千

多人受到诬陷、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亲自点名迫害的干部有839人，有259人被定为“叛徒”、

“特务”、“反革命分子”。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当上了副主席

由于康生善于看风使舵，一切事情都摸准毛泽东的意图后才去做，因此，他在“文化大革

命”中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他这个中央文革顾问，一直当到九大中央建立新的领导机构。

中共九大时，康生的党内地位再次得到上升。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五人，是：毛

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原来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位的康生，此时名列第五

位。

林彪事件之后，本来与林彪一起整人害人的康生，转而成了批林的先锋。这使毛泽东觉得，

康生还是紧跟自己的。加上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打算提拔一批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纪轻一

点的人到中央当领导人，同时，在中央高层，要保留那些拥护“文化大革命”，能够支持新上

来的“左派”领导者的人，因此，毛泽东不仅有意继续保留康生的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而且有

意让康生当中央副主席。就这样，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继续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进一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这个副主席，在中央的分量是很重的，因

为他是老的政治局常委，又长期在中央工作，似乎是老资格了，因此，他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1975年1月，康生在四届人大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人生结局

1975年1月，康生的身体就不太好了。这次，康生可不是像他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那样

装病了，他是真的得了病。得了病的（下转38页）（上接34页）康生，身体虽然在家里养着，

但是心思仍然放在权力之争上。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中央高层。那时，邓小平已经被起用，

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展开了

坚决斗争。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并

且提出，对“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善于揣摸政治形势的康生，在家里仔细读了毛泽

东在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得出了“四人帮”已经不再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

今后的斗争中“四人帮”会垮台的认识。得出这一认识后，本来与“四人帮”是一路货色、在

“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一起许多陷害老干部的坏事的康生，一反常态，讲起了

“四人帮”的“坏话”。他让他的秘书传话给毛泽东、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政治上也不可靠，对于王洪文，他虽说不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但也表示，对王洪文的做派不满意。

康生在自己身患重病时，见江青等人不会有好下场了，就说了这样一番话。而实质上，康

生本来与江青等人是一路人，可见，康生说这些话，实际上就是搞投机，他是想戴上一副假面

具继续骗人。他通过这种表态，也确实戴上了假面具。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这个假面

具在北京死去，骗得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送的花圈。

1978年1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在提出

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解决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冤案问题后，专门指出：“康生在‘文化

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

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批评。”陈云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来后，与会代表纷纷

表示支持。由此，中央决定，审查已经死去的康生的问题。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审查后

确定：康生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康生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他的《悼词》，

开除他的党籍。同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主犯，因康生已死，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