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
[摘要]居住于海外的华人是典型的“异置者”(displaced
people),对于他们而言,维系其价值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伦敦中国城的田野调查、日常生活的案例分析发
现,居住在伦敦的华人仍然以一种中国的方式生活,并显现
出很强的身份认同特点;其背后的隐性力量――中国的文化
遗产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而文化记忆则是保留并延
续中国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同时,这一过程也
在不断更新中传承于后代。
[关键词]伦敦华人社群;异置者;身份认同;文化遗产;
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3-0047-12
作者简介:沈宁(1978-),女,上海人,云南省博物馆
馆员,英国UCL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硕士。云南昆
明650032
在异域他乡,在西方文字的环境下,中国的方块字显得
格外突兀。伦敦的中国城(Chinatown)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文
化共生体,强烈的中华文化使其与周围弥漫的西方文化形成
鲜明对比。“‘中国城’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比喻性的总称
英国的中国社群,以与英国的其他族群包括白人区分开来;
狭义则指具有浓烈中国气息的街道和街区”(Benton&
Gomez2008,179)。而生活在其中、构成伦敦中国城核心
的华人是这块异域之异域的灵魂。作为“异置者”的伦敦华
人,他们是如何定义自身的,血液里流淌的是怎样的文化遗
产和传统,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当与外国朋友谈及中国
社群时,他们大都认为中国人喜欢抱团并内向,从而维系着
一种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但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如何看
待中国城这种异置(displaced)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
些特性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伦
敦中国城为中心,探讨伦敦中国社群的身份认同问题,试探
对于“异置者”而言中国身份认同背后的力量以及它是如何
维系的。
“个体可以用不同的社群和空间范围来定义”(Ashworth
etal2007,4),而且“文化仅仅存在于并通过实践行为来体
现”(1999inAshworthetal2007,7),因此,本文结合文
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理论,主要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
法,于伦敦华人社群的日常生活情况中寻求答案。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背景
本案例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受访者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看
伦敦中国社群的文化身份认同及其延续问题。而在入正题之
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伦敦中国社群在当地形成并聚集居住的
历史背景。
(一)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
华人大量到达伦敦的时间可上溯到18世纪,“1782年首
次对东伦敦中国海员进行过报道,这是普通中国人抵达英国
的初始证据”(Parker1998a,68inBenton&Gomez2008,
24)。东印度公司所经营的中英贸易(Benton&Gomez2008,
24)是中国人前往伦敦的原因之一,当时就有一些中国海员
滞留在港口地带。之后,“1918年,数千中国人加入到了英
国商队中,并有数百人滞留在英国港口地区”(idem,26)。
因此,“华人起初以大量水手而非定居者的身份(如爱尔兰
人和犹太人)来到英国”(idem,63)。另一个很少提及
的原因就是战争:“在1799-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大量中
国和印度水手通过东印度公司抵达伦敦,成为英国皇家海军
的补给”(ibi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数万中国劳工(称
之为华工)受雇于英法俄同盟,成为战地补给”(idem,27)。
第三个原因在于,华人是劳工输出的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香港殖民政府以提供英国国籍为条件鼓励移民,以缓解
英国边远地区的用工短缺(idem,203)。还有其他一些原
因,无论是刻意还是偶然的,比如一些海员在合同期满前被
解雇;1870年代由于经济大萧条,美国发生了反华人运动,
一些中国人从美国逃至英国(Shang1984,8;Benton&
Gomez2008,25)。这些都成为伦敦Limehou区华人社群
聚集的原因。
基于以上原因,伦敦的华人社群经历了一个从“移居到
移民”(Benton&Gomez2008,89)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
移,出现了几次大的移民潮:“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
出现了最大的一波移民浪潮,主要系来自香港的男性农工。
他们大多受雇于中国餐馆和洗衣房”,其后代组成了大多数
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后代(TheBritish-BornChine
Community,2009)。所谓的第二波移民潮系由已移民者妻
室和附属人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促进了英国华人社群在
经济上的大发展(Benton&Gomez2008,39)。“然而,最
显著的移民潮兴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今天,恰巧当时
中国放开了移民限制”(TheBritish-BornChine
Community,2009)。
(二)伦敦中国城的历史
最初,并没有“中国城”一词,直至1890年代中期才
出现这种提法(Seed2006,62)。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
中国城形成之前,中国人多集中在EastEnd地区名为Blue
GateFields的地方,人们将它称之为“中国角”(Chine
Quarter)(Benton&Gomez2008,26)。“至1885年,中国
人聚居的中心迁到了WestIndiaDocks的Limehou区
(ibid),集中在Cauway和Pennyfields等街区(Birch1930,
144)。“英国调查记者GeorgeSims在1902年首次用‘中国
城’[来称呼伦敦称之为Limehou的地方]”(Waller1985,
9;Benton&Gomez2008,179)。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因
为与海运的关系而聚居在这一区域,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区
域是当时英国伦敦作为国际大都市最为国际化的区域”
(Seed2006,59)。“十八世纪初,这一区域被称为伦敦最
东部”(Birch1930,51),这地方的房子看上去、闻上去
就有一种海的味道(BesantinBirch1930,11)。当时“国际
通行的印象是,一群中国人躲藏在伦敦东部一个黑暗、迷雾
的码头区”(Seed2007)。在Brich的书里,作者特别描述
了当时的中国社群:有一段时期,他们都有一个既定的民族
特点――穿着他们的服装,长杆搭在肩上挑运货物,编着长
辫,总体而言,他们很安静,不起眼,好赌(1930,144)。
SaxRohmer把中国城形容为“一群恶魔般的中国天才们占据
了那块地方,经营着走私毒品和其他东方特有的危险营生”
(RohmerinSeed,2007)。战争中,中国区遭受到德国闪电
战的重创;战后,这一区域又作为废墟和贫民窟遭到清理
(Benton&Gomez2008,31)。也许是历史巧合,
中国城的历史与伦敦地理上的东西两端相联系。在伦敦的西
端,一个新的中国城发展了起来。极富戏剧性的是,现今的
中国城完全脱离了老中国城黑暗混乱的形象,被列为伦敦十
大旅游吸引地之一(Benton&Gomez2008,182)。在
LeicesterSquare地铁站导向中国城的醒目标志说明了中国城
的受欢迎程度。
新的中国城从外表上呈现出很强的中国特点,比如:中
英双文的路牌成为明显的“分界线”;中式的传统建筑成为
中国文化的明显标志;大大小小的中式餐馆、超市和商店遍
布整个中国城;而且,无论大节小事,这里举办各种中国特
色活动。
二、调查材料分析
此部分主要对案例调查中面谈及问卷材料进行分析。中
心问题集中于受调查者的日常生活――正如Howard提到的
遗产分类,称之为“私人遗产”(Howard2003)。从遗产学
的层面,Howard将其定义为“人们自身想要保留的事和物”
(idem,148),以呈现伦敦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调查背景说明
首先需要提一下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以便于
后续的理解。始料未及的是,笔者作为一名中国人,调查居
住在伦敦的华人,要比想象的困难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
他们难以触及、难以对陌生人打开心扉,这也是作为异置者
的典型行为表现。要想找到华人作为调查对象,最好的地方
应该就是中国城本身。但笔者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城游走并
做过数次努力都无果,人们不愿意交谈,一些人甚至起身“逃
走”。对新中国城中心GerrardStreet街的华人社区中心的拜
访也遭到拒绝。在中国城,笔者成为了一个陌生的中国人。
一系列拒之门外之后,笔者只能想其他办法以接近伦敦
的华人。比如,花了很长时间,按照中国式的人际关系,通
过中国朋友,接触了一些华人;花了六英镑成为之前提到的
华人社区中心的会员,并参加他们的活动。通过诸如此类的
方法,笔者最终采访了不同年龄和社会角色的十八位受访
者:从90岁高龄的海员,到在英国出生的青少年;从职业
银行从业者到新中国城餐馆的厨师。
调查主要在新中国城和伦敦Docklands博物馆完成。在
时间和具体情况的限制下,调查材料有问卷和采访两种:共
计完成有关伦敦华人“身份认同”问卷34份,以从非政治
和非专业的角度呈现普通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旨在挖
掘“中国身份认同”的一般概念和理解。访谈18人,通常
30至60分钟左右,主要建立在半开放式问题之上,一般围
绕日常生活、生活习惯、与中国的联系,以及朋友和个人兴
趣等与文化遗产息息相关的问题,以便从行为层面寻求上述
问题的答案。
(二)调查数据分析
在此部分,首要的问题就是在伦敦“中国身份认同”是
什么。因为“身份认同”问题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通过自我
意识和与他人的对比来识别某个群体,笔者将把华人和非华
人的观点集中起来。随后,将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受
访者的陈述来看他们的日常生活。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请答问卷者根
据其自身的判断罗列出中国城中最能代表中国身份的五项
具体特点。第二项问题是关于英国出生华人后裔(Britishborn
Chine,简称BBC)的“身份认同”问题。
表1体现的是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答问卷者共计34
人,其中华人和非华人各17人。体现“中国身份”的五个
特点由答问卷者自由填写,一些答问卷者仅填写了二到三个
特点。关于BBC的身份认同问题,分别各有一位华人和非
华人对此问题没有作答。
表格中有关“身份认同”问题体现出的这些元素虽然不
能对“中国身份”勾画一个完整的图像,但体现了“他”“我”
两个群体对同种文化的不同理解。因此,可以理解为“身份
认同”是一个关于群体自身如何看待自己,而他者又是如何
看待该群体的问题;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虽有关联却又是
可以是割离的。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身份认同”相对而
言是对一种文化粗浅、表层的体现和认识。并且,“身份认
同”问题关系到的是自身和他者、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认知,
这些认同特点是否能真正代表该民族的真实内涵尚可争议。
区别可见的物质实体相对容易,但身份认同问题归根还
是有关人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提到如何看待BBC的身份
认同问题,他们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在此境况下,问题变
得很复杂,虽然他们有着东方的面孔,一些答问卷者视其为
华人或英国人;大部分答问卷者认为他们仅部分是;两位答
问卷者没有作答。由此可以看出:人种和样貌并不是文化身
份归属的决定因素,即不可据人种来简单定义某人的身份认
同问题。
在访谈中,此类人群的“身份认同”同样存在争议,比
如:
男孩E:在这(伦敦)出生的人很少会对中国有很深的
感情。
先生H:我们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是呢?中国人总是团
结在一起的,我们相互爱着。
先生F为一个中国社区中心工作了五年时间,他的观点
如下:他们介于两者之间。当他们在英国社会中时,外界的
人们并不把他们视为英国人。当他们来到社区中心时,他们
不说粤语或普通话,因为和其他人难以交流,他们便不再来
了。所以很难界定。
笔者有幸参加一次在博物馆专门为年轻华人和BBC举
办的活动。当组织者要他们自己分组时,他们把自己归在了
“伦敦人”组,并且他们之间交流也是用英文。其中一位男
孩Q这样形容自己:“我想我是一个香蕉(黄皮白心)吧,
但我不在乎,也不在乎人们如何看我”。另一位男孩提到:“你
可以听得出来我有很浓重的伦敦北部口音”。但“不在乎人
们如何看我”就隐喻了被他人群边缘化的状况,实际上他们
无论在伦敦当地社区或是中国城都无法获得普遍的文化认
同,这也是他们所面临的重大困境。
在此情况下,笔者不能将BBC的“身份认同”简单的
划分为华人、非华人或部分华人。对于他们而言,“我是谁”
这一问题更像带着不同的帽子,因为身份认同“更像衣服而
不是肌肤”(Howard2003:150)。正如他们选择哪件衣
服来穿一样;他们自己可以选择要成为谁(ibid)。由此,要
直视“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停留在“帽子”的层面,而必须
深入探究。以下是关于访谈典型案例的详细内容,
主要涉及受访者的日常生活。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探究对象是
因为很多抽象概念都是可以刻意塑造或伪装,而日常生活则
相对原真,以从其挖掘延续中国身份认同的力量元素。
先生H有90岁了,起初是中国海员,在伦敦居住已经
60多年了。向我谈及了他的生活并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图3):
“我刚离开香港那年,日本鬼子和八国联军入侵了中国。我
当时做了几份工作,在餐馆打了几年工;之后做外卖;后来
又当过厨师做点心和北京菜。我的英语还是不好,不过我知
道‘China’。我想回中国,落叶归根。但在这,只要我活着,
总有人来照顾。我经常去中国城和华人社区中心,打打麻将,
会会朋友。”
女士I是先生H的护工,当笔者和老先生谈话时,她一
直在旁边,似乎对我们的话题很感兴趣,并加入了我们的谈
话。她39岁,在伦敦待了5年,因为丈夫被中国的公司派
来这工作,于是她和儿子便跟着来了。初来伦敦时,儿子3
岁,现在8岁了。她最担心的是儿子的教育问题和中文语言
问题。在谈话几近尾声时,她向我提及在伦敦生活的感受:
“我会带儿子回去(中国),虽然他现在的英语已经很
流利,但他没有英国背景。单凭我学的,在中国可以有份很
好的工作。英国人看重的是英国自己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我
丈夫和一群英国人在一起工作。当他们出去时,他不知道他
们在开什么样的笑话且为什么要笑。很多事情都停留在表
面。另外,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太不一样了,交流起来太
难了。”
女士M,71岁,来自上海,她在伦敦待了20多年。笔
者在华人社区中心的一次活动中遇到她。当时的活动约有四
十多人参加,但均为老人。老人们之间多用粤语交谈。其中
一些人见到我时目光谨慎。笔者因为不懂粤语而边缘化了,
幸好得女士M接受,她说普通话,并且在笔者告之父亲也是
上海人时,她开始健谈了起来。她带了中饭,看上去很上海
口味。谈及在伦敦的生活,她略带伤悲:
“我每天没太多的事情,除了去中心的英语班并和他们
(其他中国老人)呆在一起。我能说一些基础的英语比如买
个东西、问个路之类的。每年,我都回中国去看我儿子,就
这样两地跑着;等有一天我跑不动了,跑到哪里就在哪里寿
终吧。上海变化太大,我都不认识了,也没有朋友在那;原
来的房子卖了,所以回不去了。在这,英国政府养了我十多
年了,我有套房,够我住。我不愿放弃这一切。如果回中国,
我不想麻烦儿子,那就得去老人院;而他也不愿意,因为这
样亲戚朋友会说他。所以,其实我哪都没呆。”
还有一个例子是女士N和先生O(夫妻关系),还有先
生P(租房客)。他们一起合租了公寓,住在一起四年多。每
人都有不错的工作:先生O在银行工作;他夫人女士N有几
份兼职,如在学术机构做助教、项目协调人等;先生P是保
险公司的精算师。工作之余,他们大多时间都呆在家里,诸
如参加活动或会朋友之类的事很少发生。夫妇相互很依赖,
而先生P可以花几天时间就呆在家里上网。对于他们而言,
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做饭,尝试各种做法和风味。各种中国调
味品和食品装满了橱柜。谈及他们的生活和与当地社群的联
系时,他们并不多言:
女士N: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所以难以融入当地社群,
这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情。亚洲人都喜欢呆在一起。
先生O:生活习惯是从小就养成了,而且都不同。在伦
敦,我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中国人,英国人很少。但我们都不
经常出去。工作的时候,我和外国同事交流不多。
先生P:我就融不进去(英国社会)。我不喜欢去酒吧喝
酒,他们说笑话我也听不懂。我觉得中餐才吃得饱肚子。
以下是几位中国小伙,从20到26岁,他们同租一套公
寓。男孩E自完成预科以来在伦敦三年了,男孩J和K在伦
敦大学学院读书,来了一年。男孩L在伦敦四年多了,在中
国城当厨师。采访正值晚餐时间,他们正一起做饭,并邀笔
者一起吃饭。饭菜很可口,屋子里充斥着家的气氛。茶余饭
后,他们都表达了要回中国的愿望。
男孩E:我觉得和中国人住一块儿舒服。外国人都喜欢
自己的空间。对于我而言,很难融入英国社会,我宁愿呆在
家里或会会我的中国朋友,我们有时会去卡拉ok。至于学校
的活动,我不喜欢参加,除了听课以外,我都觉得格格不入。
男孩J:班上有几个中国学生,所以我们都一起工作。
我不喜欢去酒吧喝酒。
男孩K:我们经常一起去买东西,中国城里蔬菜、调料
啥都有。学校的小组里,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要容易的多,对
于深层次的问题你很容易表达你的想法和理解。
男孩L: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两个字“压抑”。所以
我放弃了。我没外国朋友,我觉得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外
国人很懒,但中国人都很勤奋。除了周日,我都从上午11
点工作到晚上11点。我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当中,对
此,我很开心。这儿的人都很现实、很实际。但咱们看重的
是“人情”。我的目标就是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当一个老板,
而不是打工。我最终是要回去的,那是我的根。
笔者在之前提到的博物馆活动中遇到男孩Q,21岁,是
位在伦敦出生的华人后裔。他的家庭背景很具代表性:父母
都在餐饮业工作,父亲是厨师,母亲是位餐厅服务员。活动
中当组织者问“你来自哪里”时,他把自己归在了“伦敦”
组,而且与笔者用英语交流。“我在伦敦出生,去过中国一
次。我的朋友都是BBC和中国人。母亲通常为我做中餐,
但有点西化。和父母我说粤语,但相对我的英语而言很有限。
中文我能说点但不会读不会写。业余时间,我会上上网,或
去中国社区中心做志愿者。有些时候会和朋友出去,但我们
很少去泡吧。”
通过以上案例,也许可以勾勒一幅中国人在伦敦生活的
粗浅画面。大多数受访者的生活方式都极其相近,诸如吃中
餐;与伦敦的中国朋友和居住在中国的亲戚保持定期的联
系,注重人情冷暖。在受访者中,没有人喜欢泡吧或去俱乐
部,而这一点是很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之一。相反,宅在家
里,或对年轻人而言上网冲浪是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这一点对于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中国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与伦敦的社会缺乏关系的积淀,他们的根基在中
国。然而,笔者发现BBC也保持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只是
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很少;虽然操着地道的英语,但他们并没
有很好地被当地社会所接纳。同时,笔者必须承认
所有的受访者由于其经济收入、历史原因等因素都属于中产
或更低一点的社会背景。在伦敦,应不乏过着富足或奢侈生
活的中国人。但从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来看,这部分人该是少
数,并且,他们几乎是不可触及的。
以下章节,笔者将对调查问卷和采访所得到的数据和材
料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以探讨身份认同背后的隐性力量。
三、调查材料理论探究
21世纪初,“民族主义”伴随着其政治、社会、文化力
量,在全球性民族冲突和西方国家分裂主义不断凸显的背景
下成为一个热门词汇(Bell,2003,63-4)。在此情况下个体
和集体“身份认同”责无旁贷成为“民族主义”的识别基础,
成为内化/外化、自我/他人、我们/他们的识别体系(ibid)。
同时,全球化的大环境使“身份认同”成为热门话题。自工
业革命以后,现代交通、交流方式逐渐模糊了人们之间原有
地理上的清晰界线,“过去”被突然切断(Lowenthal1998,
9;Shackel&Chambers2004,10),由此引发了诸如“根”、
“源”等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开始不断寻找自身的文化身份
认同。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使身份认同成为一个国际化问
题,与之相对应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增长的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该名录虽然是以“国际大同主义和普适价值”
(Barthel-Bouchier,MingMinHui,2007)为旗帜,但更成
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地标性标识,随之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塑
造方式之一。
从伦敦华人社群的历史到实地调查中的见闻,可总结两
点:一是中国人总是团结在或大或小的中国圈子里,与当地
社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二是由于异置,他们相对弱势。
从大自然中可以找到隐喻:弱小的鱼都成群结队以抵御外
敌;陆地上的小型物种也常有群体生活的习惯,即便在进食
或睡觉时都十分警惕周遭。伦敦的华人社群由于在异置的环
境下,正如这些自然生物一样需要自我保护。这也许可以解
释他们为什么很难接近,并具一定的“防御性”。最终,这
也导致了具备条件者则内置,而他者则受排斥、受外置的局
面(Ashworthetal2007,4)。
从表面上看伦敦华人社群呈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正如
其中一位受访谈者(先生F)强调的那样:“当你置身在自身
文化之外时,你才需要谈及它”。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特
定的环境,它是一个关于“自身”和“他者”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身份认同”是很难界定的概念,因为它关系到不
同文化环境下有关族群成员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所引起的
人类学和哲学问题(Davies2002,4;Mauss1979,57ff;
Carrithertal,1985;Morris1991inSchwederandBourne,
1991,113)。它指“一种过程、分类、知识和方式,通过
此社群得以定义,并使其成为特殊或不同”(Donald&
Rattansi1992inAshworthetal2007,4)。如之前提及,“身
份认同的核心概念是‘他者’――群体、国家民族内外――
并伴随着竞争或时常相互冲突的信仰、价值观和夙愿”(Said
1978inAshworthetal2007,4-5)。反之,这种“对‘他者’
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则强化了自身的身份认同”(Douglas
1997,151-2inAshworthetal2007,5)。由此,“身份认同”
是“置于特定语言中、特定社会网络之下的自我意识”
(Davies,2002,4)与他者如何诠释自身群体的共同结果。
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它存在于关系自
身和他者的不同文化之中。
以下笔者将分析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的关
系,以说明文化遗产是民族身份认同背后蕴含的具体内容;
与此同时,文化记忆则是存储并延续一个民族身份认同和文
化遗产的重要方式。
谈到基于案例之上的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
纵览调查的材料,身份认同的某些特点是在中国文化遗产整
体框架下的一种自然状态。日常生活中包含着各种生活习
惯,这些习惯实际上是受某社会群体的文化遗产所支配。“文
化”存在于实践当中,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权
力和控制系统,是社会和物质的构建(Mitchell2000,64in
Ashworthetal2007,7);“遗产”系源于个体继承祖先思想
而形成的一种集体一般化(Tunbridge&Ashworth1996,1),
它关系到共持一种信仰或相信自身不同于他者的每一位族
群成员(Howard2003,1)。比如,每一位个体都有权决定
此刻要做什么,但总有些事情这个群体的每个人都会按照约
定俗成的方法去做――因为他们都继承了相同的文化遗产,
因此“文化遗产使一个社群得以对其自身和他者而显现出
来”(Assmann&Czaplicka1995,133),可以说以挽回失
去的过去、追寻故土并救赎自我本真群体为目的的“文化遗
产”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根基和核心内容。因为不同的文化遗
产,人们之间彼此区分,文化遗产“通过某种优势把外来者
拒之门外,展现出某种深不可测而隔离他者的屏障”
(Lowenthal1998,128)。在多数情况下,文化遗产使族群
得以建立独特、完整的意识体系(Assmann&Czaplicka1995,
132)。当以文化遗产为语言,声称“我们”或者“他们”的
时候,区别就在族群成员和外族者之间建立起来(idem,
130),从表面上看所表现出的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特
点。正如Howard论述的:“遗产这一创造物作为一种工具被
从多角度用于创造身份认同”(2003,148);而“身份认
同”是从公众和个体遗产中产生出来的(2003,1)。
具体到调查材料,以食物和语言这两项作为身份认同和
文化遗产凝结物(Assmann&Czaplicka1995,128)为例,
他们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查材料中显示食物是认
同某个社会群体很强的方式。无论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喜欢
中国的食物,但只有中国人依赖中国式食物生存,比如先生
P,他只有吃中餐才觉得饱足。虽然有一些西化,但所有受
访者都提到食物的认同问题。实际上,对于一个既定人群而
言,人们的胃对食物品味和质感的记忆才是食物的真正认
同。提到语言,受访者们表示语言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最大障
碍。尤其是男孩L,因为语言问题他最终放弃了学业。无论
意愿如何,语言就像一个无形的球把同一人群包裹在内而把
其他人拒之门外。但这里更要强调的是语言所蕴含和表达的
文化问题,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因为即便对于操流利
英语的中国人而言,虽然能听懂每句话的每个单词,但还是
不能理解英国人的笑话,其原因正在于二者植根于不同的文
化遗产;对中国人自身而言,各种方言成为交流的困难,幸
好这些方言都基于相同的文字和文化背景,而使得交流相对
容易,但不同的方言同样也把中国城的文化遗产分隔为若干
“亚遗产”。所以,语言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说话问题,而实
质是一种文化遗产、民族思想的集中反映,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把一个群体聚拢在一起。这里要提一下BBC,虽
然他们有着东方的面孔;吃着父母准备的中餐;仍然过着一
种相对中国式的生活,但他们的中国话丢失了。虽然从表面
上看,语言并不是“身份认同”问题非常重要的元素,但实
际上,它是一种文化遗产流逝的表现,正如完整玻璃上的一
个破口,总有一天整块玻璃会因为这个小小破口而完全打
碎。另外,他们在伦敦出生,而伦敦与中国有着不同的社会
情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使得他们成为不仅在空间上
也在时间上的真正异置者(Lowenthal1998,9)。如男孩Q,
21岁了,但仅回过中国一次。他所有的记忆和社会生活都在
伦敦。中国对他而言仅是同父母和长辈们相关联的地方。虽
然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部分中国文化遗产,但那是缺失的,
并在不断消逝。他的中国身份认同也是缺失而不完整的。
当和受访者们谈及中国城时,那是一个联系日常生活的
地方;然而对于非中国人来讲,它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旅
游点,一个装满红灯笼和各色餐馆的休闲之地、猎奇之地。
而对于华人,那是一个联系日常生活的地方,很多华人依赖
它找到工作而生存;很多人到那里去购买其他地方没有的生
活所需;尤其对于老人们,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必去场所,成
为他们生活所托。采访中,老人们都提到有一天想回中国,
但现实不允许。也许到老时,人们开始再度审视人生,文化
遗产就会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力量,成为治疗“思乡”病不可
或缺的“药物”。因此,中国城成为了超越中国边界之外中
国文化遗产延伸的重要承载地(Bouchier&Hui,2007:2)
和中国身份认同点。
另外,必须谈及文化记忆问题,“人们必须[依赖]于某种
方式,世世代代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维系其本质”(Assmann
&Czaplicka1995,126);“这种方式是一种集体性的认知体
系,它引导着人们在社会框架下的行为和经历,并通过世代
反复的社会实践和传授来达成。它作为知识的存储,使一个
族群产生对其自身整体性和独特性的认识(Jassmann.J.R
Czaplicka.J.,1995,130),这就是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建立在两种实体之上,一是个体,二是群体,
称之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记忆必须存在于人类的物质载
体中,即对于个体,人脑是记忆的物质载体;同时,个体记
忆“需要从集体资源中不断地获取滋养,并以社会和群体精
神为后盾来维系”(Cor1992,34)。另外,针对集体记
忆,Halbwachs(1980)把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区分为:社
会记忆由直接参与者共同享有;而历史记忆则是以教育、媒
体、甚至传闻为媒介(Bouchier&Hui2007,3)。而这些都
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每个个体。因此,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
记忆,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基础。这一过程使每个个体成为个
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双重承载者,使每个个体成为一个民族
(nation)文化记忆得以构建的具体承受者――通过个体为
物质媒介民族文化遗产、身份认同以记忆为方式得以传承和
延续。
SamuelHynes曾指出:记忆作为个体大脑无可争议的一
种功能是一种精神能力,通过它我们保存或恢复着我们的过
去和过去的事件(Green2004,37)。因此,记忆是人们在
当下继承过去、维系不同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感受,甚至爱,都有赖于它,
成年累月,我们都在不断遵循这一规律。当深挖人们的日常
生活时,Bergson提出了“习惯记忆”概念,解释到“物质
实体的人们自身作为载体,在当下不断实施着过去的行为”
(idem,190)。为什么我们每天以此方式而非彼方式发生
着各种行为,其实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在决定着、维系着并
呈现着这些区别,而无意识中这些区别就是“文化遗产”和
“身份认同”的组成。通过记忆,我们从文化遗产和身份认
同中得来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并得以
延续。因此,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有赖于记忆去实现;记忆
是维系文化遗产和文化身份认同系统的方式,并以文化遗产
和身份认同系统为主要内容。
总结访谈材料,分享(sharing)是创造集体记忆的关键
过程,它“是一个社会构建概念”(Cor1992,22),由此
无形中塑造了个体记忆并维系了文化遗产。受访者们共享菜
肴而不是分餐;他们一同去购物;很多时间待在一起,每天
都有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创造集体记忆,而这些集体记忆最终
融入到个人记忆中,成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比如,英国作
者提到的中国的赌博游戏――麻将,就被认为是中国身份认
同的一个特点,创造着集体记忆。麻将必须由四个人一起玩,
与英国式赌博游戏比如赛马相比,人们各自下各自的赌注,
各自赢,各自输――当关注于哪匹马跑得快的时候,人们之
间并没有相互之间的集体交流。比较而言,通过共同的活动
和相互交流,中国人有同样的经历并分享感受,由此创造集
体记忆。最终,集体记忆融入在个体记忆当中,正如把散落
的珠子穿在一起的一根线,把人们连在一块儿。通过集体活
动,文化遗产的点点滴滴融入到个体的记忆当中,并通过个
体的知识体系、思想观点、举止言行等表现出既定的身份认
同特点。
受访的老人们都表示想回中国,一些年轻人也表示在得
到一些工作经验取得一点成绩后,有一天会回中国。他们在
伦敦待了许多年了,已经稳定下来了,可为什么还想回到故
土?而且,他们身在伦敦,为什么还要待在一个类似家乡的
中国社群当中(Howard2003,152)?文化遗产理论认为,
“家,当然是心之所属”(idem,153)。家乡并不是一个简
单的地理概念,而是记忆和蕴意所在之处(idem,154),
是身份认同所属之处,遗产所属之处。现在可以来回答为什
么之前提到的BBC要把自己归在伦敦组:他们对中国没有
任何记忆可言,他们所有的有形物件、无形记忆都在伦敦。
未来他们也许会去其他地方,但正如异置伦敦的华人一样,
有一天他们也会回到故土,因为那是他们的家,他们记忆的
根基地。从这一点上讲,文化记忆是引领人们生活从昨天走
到今天,再走向明天的主导方式。
再以“承载记忆和特殊意义”(Howard2003,154)
的几个物件为例。因为某些物品总是蕴含着人们的记忆,物
件的使用呈现着社会的痕迹,同时“因为它们有时与某些特
定的个体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成为个体物理身体的延伸”
(Parkin1999,303-4),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难与这些“附
着物”以及他们所蕴含的寓意分离开来(Parkin1993;Parkin
1999,304)。人们会有意识地保存一些实体物件,而醉翁
之意并不真正在这些物质实体(idem,155)。对于“异置者”
而言,他们携带的物件不仅是以生存和交换为目的,在允许
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携带铭刻其自身记忆、具有感情价值的
物品(Parkin1999:304)。作为“异置者”,由于处于相对
弱势和周遭的不确定性,作为记忆载体的物件便成为某种生
存的策略,甚至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治疗手段以抵御异地所
带来的冲击和不安全感(Butler2006,473),从而形成一股
强大的力量,最终导致本文化的强大延续性。如Parkin提到
的:“在条件如此时[即处于异域时],即便有经济上的交换或
投资关系,人们的内心无法在感情上对周遭投入太多的信
任。对于个体而言,个人的未来和身份认同问题是开放的,
可以和任何客观的物质或精神或身体的物件联系在一起:换
言之,个体情感可以注入到任何可接近的物质实体中,或理
想、信念中,而非周遭的其他人群”(1999,308)。因此,
对于“异置者”而言,一些在辗转过程中与生活相伴的物件
就成为“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人们的生活每天充斥
着一起享用的食物、表情达意的语言、承载记忆的照片、各
样的中国调味料、老人们玩的麻将或象棋、甚至中国城本身,
无论是关于集体记忆的还是关于个体记忆的,这些都是人们
在记忆范畴之内存储并表现遗产的方式(Assmann2006,
107;Butler2006,473)。四、结语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华人社群在伦敦过着很中国式的生
活,他们成功地依赖于从中国文化和传统中继承的价值体系
保持着自我身份认同。“身份认同”虽然是一个很灵活的概
念,但也是某一群体体现自身的指标或象征。异置国外的华
人社群相对弱势,正是在这种境况下使他们的身份认同如此
突兀,反而成为保持并延续这种认同的作用力。这一体系在
当下不断经受打磨,并不断向未来延续。
在身份认同背后,“无论在自我意识或无自我意识的状
态下,遗产成为多元社会当中公共政策的一项工具”
(Ashworthetal,2007,9)。包括有形的物质实体,文化
遗产更关乎无形的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已融入到人们日
日夜夜的生活当中并成为一种生活风格;从而成为‘我是
谁?’稳定、一致的基础所在。同时,作为社会的每个个体,
我们都有归属于某既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需要(Füredi,
2004),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和归属感(Howard2003,147),
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我是谁?’、‘我在世界上的位置在
哪里?’等问题”(Füredi2004,162)。这对于普通人的生
活如此,对于异置者更是如此。伦敦的华人社群依赖中国的
文化遗产生活着,遗产从很大程度上保护着他们,并可使他
们保持在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Butler2006,474;Howard
2003,147)。这一过程使遗产成为包容自身并排斥他者的
真正力量,文化遗产体现出的独树一帜使自身和其他民族有
所区别,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
基于记忆研究,“集体记忆本质上是于现在对过去进行
的重构”(Cor1992,34),而个体则成为思想和文化传
统的最终承载者。因为文化记忆,我们继承着过去的遗产,
并不知不觉的为未来塑造着现在的遗产(Bouchier&Hui
2007,3)。这是人们共同循守的生活导向和保持准则的方
式。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每个人的思想都是被相对
限制,被绑定在一定的文化和传统之中。通过存在于人们记
忆当中的日常生活、物质实体以及共享的经历,人们向往家
乡――那是自我群体文化遗产源起的地方。
对于中国城的华人而言,作为异置者,中国的文化遗产
已经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指导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甚至情
感。未来也许有很多变数,但这些特质是很难改变的。因此,
伦敦的华人社群呈现出很强的身份认同并不断保持着其延
续性。而英国出生的中国后裔,他们在时空上都与中国割离,
他们继承的中国文化遗产是间接的、破碎的、不完整的。英
国的教育体系已经通过英语及其思维方式向他们注入了西
方的理念、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把他们带离了父母中国式的
思想体系。并且,他们的记忆里只有伦敦。在此,笔者赞同
先生F的观点:他们生活在中间,他们的未来充满变数。由
于文化遗产的不完整和断裂,未来在他们的心中也许存着比
常人更多的不确定性。惟有通过文化遗产的构建才能得到有
效的缓解和治疗。
以上案例体现了当今乃至未来社会文化传承的全新价
值。伦敦的华人社群通过其主体文化自身认同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凸显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与异域文化生态的互动价
值,形成了从其起源至今的历史成就和坚忍不拔的生命力。
如何看待华人在异域文化中打拼多年的生存机制与新时代
变化的碰撞,对于在新时代环境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
多民族世界中打造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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