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学院培训

蔚蓝对话北京⽇本学研究中⼼主任、教授、博⼠⽣导师徐⼀平

蔚蓝⽇语教育于2001年在北京设⽴中国总部，⾃此蔚蓝⽇语教育之路正式开启。在这之前，我们主动向多位⽇语界前辈

请教学习，向专业的⼈学习，才能使我们飞快进步。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北京⽇本学研究中⼼，北京⽇本学研究中⼼

的前⾝是“全国⽇语教师培训班”，1979年12⽉由时任⽇本⾸相⼤平正芳推进设⽴，被称为“⼤平班”。⽽今天我们采访的

主⼈公就是北京⽇本学研究中⼼主任、教授、博⼠⽣导师徐⼀平。

北京⽇本学研究中⼼主任、教授、博⼠⽣导师徐⼀平

徐⼀平教授⾃1977年考⼊北京外国语学院亚⾮语系⽇语专业，1979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外国语⼤学⽇语

系教授，因地处⽩堆⼦，北京外国语⼤学早期也被⼤家叫做“⽩堆⼦外国语学校”。

“⼩知识青年”，⼀个年代的缩影

蔚蓝⽇语教育：10年⽂⾰曾影响了⼀代⼈的前途，当年在“⽩堆⼦外国语学校”，您那⼀批⼈的⽇语学习受到怎样的影响

呢？

徐教授：当年，‘⽩堆⼦外国语学校’开设有包括⽇语在内的6种外语的教学，⽂⾰期间被批为“⿊学校”，差点被“砸烂”，

后来还是保留了下来，并升格成为师范为中学培养外语教师。那时太⼩，有个别的成了红⼩兵，也有蹭公共汽车去念⽑

主席语录的，但没⼏年就复课了。因为⽂⾰，之前的教材不能⽤，⼜没有正规的教材，当时⽼师们就把《⽑主席语

录》、《⽑泽东选集》都翻译成⽇⽂版拿来当教材。后来，有⼀个⽇本⽼师，叫“德地”的，她就⾃⼰编教材，⾃⼰去刻

钢板，刻完钢板再油印出来，不⽐现在有那么丰富的教材及课外读物。

第⼀届⼤学⽣，我的⼤学⽇语时光

蔚蓝⽇语教育：1977年上⼤学，那您应该算是⼤学恢复⾼考后的第⼀届⼤学⽣了？

徐教授：我在“⽩堆⼦外国语学校”读书到17岁，毕业后与同学们⼀起分配到全市各中学当⽇语⽼师。后来，⼜经历了“学

⼯学农”的⽇⼦，那时只有推荐⼯农兵上⼤学，原本想这辈⼦可能上不了⼤学了。⼯作了四年，直到1977年⽂⾰结束恢

复⾼考，就觉得⾃⼰应该再继续上学，当时也没想去学其他专业，觉得⽇语也算是⼀种专长吧，还应该继续学，就报考

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前⾝），成了恢复⾼考后的第⼀届⼤学⽣。

蔚蓝⽇语教育：当时的⼤学⽇语专业学习与现在最⼤的不同是什么？

徐教授：最⼤的不同是教材缺乏。进了北外，教材还是油印的，虽然已经不再刻钢板，⽽是打字。那时的⽇⽂打字机因

为还要打汉字，字盘很⼤，打字员也得是专业的才⾏，⽽且字都是竖排的，打字很慢。这样“打印”出来的教材供不应

需，如果打印中有错的地⽅，还要对蜡纸进⾏修改，我们77级学⽣因为⼤都在外语学校学过⼀些⽇语，课余的时候都让

⽼师叫去帮助校对。因为我们这些77级学⽣实际上都是在外语学校学过⼀些⽇语。校对完了再帮着修改，修改完了才能

油印，晾⼲后再装订，很⿇烦。

那时，听⼒设备也很差，不象现在都可以⽤MP3甚⾄⼿机、iPad直接在电脑上下载丰富的听⼒村料，那时候⼀个班只有

⼀个带式的⼤录⾳机，⾜有⼀个⼩⾏李箱⼤，它本⾝只能供⼀个⼈听，⼤家都要听，怎么办？就在教室墙上布线，再接

上好多有⾳频输出的插座，再把⼤⽿机接上听⼀样的东西。

条件虽然⽐现在差很多，但觉得那时候我们确实要⽐现在的学⽣刻苦。晚⾃习肯定是学习到⽼师说要“熄灯”才⾛，早上6

点钟⼀定起床，5分钟洗漱、10分钟下楼、点名出操10分钟，严格得就跟部队⼀样。7点钟吃早餐前的半个多⼩时⾥，

就能看到操场上全是学⽣在⾃觉地晨读。吃完早饭⼤概7点20分，8点才上课，这⼀段时间是规定的教室早读时间，或者

把录⾳打开练习听⼒。在学习上，⽂⾰⼗年没有招⽣，好不容易上了⼤学，⼤家都是倍加珍惜每⼀分每⼀秒的。

还有就是体育活动要⽐现在的学⽣积极得多。课就上到4点，到6点吃晚饭还有两个⼩时，教室⾥基本就没⼈了，全上操

场上去了。打篮球的、打排球的、打⽻⽑球的、跑步的，都是⾃觉地去运动。当然，那时也没有游戏机可打、更没电脑

可玩。学校⾥有⼀⽚空场地，冬天就泼⽔弄成⼀个滑冰场。总之，不管春夏秋冬，这⽚场地都是体育运动的世界。吃完

晚饭再去上晚⾃习。⼀天的⽣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很有规律，和现在学⽣的学习⽅法不⼀样。那时统⼀⾏动的时间⽐

较多，现在则是⾃由⽀配了，但很多⼈不爱锻炼，宅在家⾥、宿舍⾥，成了玩⼿机、电脑的“拇指族”、“⿏标族”。挺好的

体育馆开了，去的⼈却很少。

徐⼀平教授题词

蔚蓝⽇语教育：有没有考虑过毕业之后⾃⼰的⼈⽣规划的问题？

徐教授：应该说当时上⼤学当然也是⾃⼰的⼈⽣规划之⼀，但上完⼤学以后⼲什么,和现在的学⽣想法不⼀样。那时，⼤

学毕业以后是实⾏国家分配制度，只要上过⼤学⼯作就有保障，⼤家也都不担⼼⼯作的问题，顶多就是分配的⼯作满意

不满意，但基本上不调整，那时候讲究⼲⼀⾏爱⼀⾏，分配你⼲什么就⼲什么。从这个⾓度来讲，是不⾃由的，但是有

⼯作保障，现在有很⼤的可选择性，确实⾃由度很⼤，但同时也等于风险性很⼤。总之，是各有利弊。1979年毕业之后

也就留校任教了。因为⼗年没有招⽣，学校也需要增补⽼师，正好我们这批学⽣很多都上过北京外国语学校，基础也不

错，难得的⼀批⼈才，所以我们77级的毕业⽣不光是⽇语的，包括英语的、俄语的、法语的、德语的、阿拉伯语的，很

多都留在北外直接当了⽼师。

⾥程碑，“⼤平班”的前世今⽣

蔚蓝⽇语教育：后来您考取了本校的的研究⽣，再后来，您参加了“第⼆期全国⽇语教师培训班”学习。这应该就是⼈们

所说的“⼤平班”了吧？⼤平班教师培训主要有哪些特⾊？⼤平班当年⼀共举办了⼏届？规模和影响如何？

徐教授：“⼤平班”这个说法实际上来源于⼀个⽇本⾸相的名字——⼤平正芳。1979年12⽉，当时的⽇本⾸相⼤平正芳来

华进⾏正式友好访问，中⽇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化交流协定，其中⼀条规定，由⽇本政府以派请专家、提供资⾦和

教学图书这种⽅式来帮助中国发展⽇语教育事业。⼤平正芳提出了在北京建⽴“⽇本语研修中⼼”的计划，⾯向当时全国

在编的⼤学⽇语教师，开展轮训。当时双⽅签了5年的交流协议，从1980年⾄1985年，每年培训120⼈，5年达到600⼈

的规模，这项建议得到了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今教育部）和⽇本外务省及国际交流基⾦的⽀持和拥护。1980年8⽉11

⽇，“全国⽇语教师培训班”作为中国各⼤学⽇语教师的再培训基地在北京语⾔学院（现改为北京语⾔⽂化⼤学）正式成

⽴。

“⼤平班”有⼀个很⼤的特⾊就是全部由⽇⽅派遣的顶尖级的语⾔专家担任培训⼯作，⽐如国语学专家⾦⽥⼀春彦等，⾮

常难得。另外，在“⼤平班”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是去访⽇研修。在80年代初，出国的机会是⾮常少的，很多⽼教师在

国内教了⼏⼗年的⽇语，还都是第⼀次去⽇本。⽽且作为“⼤平班”学⽣，去⽇本都会受到⽇本外务省贵宾级的接待。因

为当时国内⼤学与⽇本⼤学之间的校际交流交换⽣规模很⼩，留学的途径也很少。像我们这样刚刚⼤学毕业，马上当⽼

师的⼈，只有⼀个培训好像还不够，还应该继续培养。那么“⼤平班”在每期结束了以后就组织“推荐”，把“⼤平班”⾥学习

很优秀的年轻教师推荐给⽇本⽂部省，进⼀步到⽇本去攻读硕⼠。我就是在第⼆期“⼤平班”结束以后，被推荐给神户⼤

学的⼀个导师做研究⽣。当时，实际上能够接收我们中国公派留学⽣的⼀般也都是像神户⼤学这样的很好的学校才有资

格。所以说，就连我的留学也是跟“⼤平班”分不开的。

通过培训学习，中国⼤学⽇语教师的教学⽔平有了显著提⾼，⼤家对这种培训班感情⾮常深。由于其⾸倡者的影响，后

来⼤家就把它亲切的称为“⼤平班”，⽇本⼈叫它“⼤平学校”，为我国整个⽇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贡献，并成为中

国⽇语教育进⼊⼀个新阶段的标志性的⾥程碑。

北京⽇本学研究中⼼

蔚蓝⽇语教育：1994年起您开始任北京⽇本学研究中⼼副主任。听说北京⽇研中⼼就是在当年⼤平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您能否简述⼀下北京⽇研中⼼与⼤平班的渊源关系？

徐教授：在中⽇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教育⽅⾯共同合作培养⼈才上，“⼤平班”的这种尝试应该说是第⼀个，⽽且卓有成

效。双⽅都觉得合作应该突破单纯的培训，进⼀步延续下去，并招收年轻学者，往更⾼层次的正规学历培养。经过磋商

决定在从85年开始，结束“⽇语教师培训班”，同时在北京外国语⼤学发展“北京⽇本学研究中⼼”项⽬，开始招收⼤学毕

业的学⽣，进⾏研究⽣教育。⽇本学成为⼀种学问，就是把⽇本的⽅⽅⾯⾯都作为⼀个学问来研究，包括语⾔、⽂学、

社会⽂化等，从⼤⽂科的全⽅位的⾓度来对⽇本进⾏研究。现在，洛外等很多⼤学也都有⽇本学研究中⼼了，但北外的

⽇研中⼼开展⽇本学研究⼏乎是最早的。它引领了“⽇本学”这样⼀个更宽泛的研究新领域，并把“⽇本学”作为⼀门学问确

⽴下来⽽成为更⾼层次培养和学习研究的新⽅向，并⼀直延续下来。有⼈问“⼤平班”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理解，他不

仅没有结束，⽽且是发展性地扩⼤了。不论是规模还是涵盖的层次都有了⼀个新的发展，⽐如现在不光有硕⼠课程，还

有博⼠课程。

那个年代的，⽇本留学

蔚蓝⽇语教育：80年代初出现了⼀股⽇本留学热？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这在当时的⼤学毕业⽣中影响如何？

徐教授：恢复⾼考以后，当时本科毕业就有出去的⼩留学⽣。但当时刚刚开放，也有怀疑“这些⼈都派出去了以后，会

不会⼈才流失?”当时也有相关的舆论讨论，邓⼩平说不要怕流失，国家也是下了很⼤决⼼派出去，所以出现了⼀股

留学⽇本热。但是有些⼈留学后的确是没有再回来，本科就留学出去的学⽣不回来的⼈多。因为终归是年龄太⼩，⼈⽣

留学⽇本热。但是有些⼈留学后的确是没有再回来，本科就留学出去的学⽣不回来的⼈多。因为终归是年龄太⼩，⼈⽣

观、世界观没有完全形成。去了以后就⼀直在国外求学，甚⾄读到硕⼠、博⼠，他的全部学习经历都在国外，只有国外

的导师⽽没有国内的导师，从这个⾓度来讲较难回来。另外⼈⽣的⽣活习惯也都完全西化了。后来，政策也有了些调

整，在国内培养本科⼈才，然后让他再继续深造读硕⼠、读博⼠，所以后来再派出去的更多的是研究⽣层次的。

虽然国家⿎励留学，但刚开始还只有公派留学，没有私费留学。私费留学⼤概是从84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现在⾃费⽐

公费的⼈数要多了。当时⾃费留学除了审查严是⼀个原因，经济条件制约是⼀个主要问题。⾃费出去也有很⼤风险，要

挣⾃⼰的⽣活费和学费，很艰苦。⽽现在⾃费留学⽣多了，主要还是家庭经济条件好了，这个变化很⼤。

感谢，团队的⼒量

蔚蓝⽇语教育：您执教⽇研多年，桃李满天下，对学⽣们的总体印象如何？您个⼈也是硕果累累，哪个项⽬让您印象最

深刻呢？

徐教授：现在已经带出⼗⼏个博⼠研究⽣了，他们现在都活跃在各⾼校，都是很年轻有为的，发展前途是很⼤的。有的

现在甚⾄已经是我们研究中⼼的教授了，有的是洛阳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有在清华的，有在⼆外的，有在上外的，有在

外交学院的，还有在天外的等等。在很多国际研讨会、国内⾼层次的⽇语研究会上都能看到他们在不断的发表研究成

果。

在众多已完成的项⽬中，影响最⼤的应该属《中⽇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研究》这⼀项⽬，属于国家社科基⾦项⽬。

我是课题负责⼈，当时团结组织了⼀批国内顶尖⽇语研究团队来推动这⼀项⽬。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启动，最终在

2003年结项完成，成功完成《中⽇对译语料库》（CDROM）并出版了《中⽇对译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研究论⽂集》。

《中⽇对译语料库》共收⼊中⽇双语各种⽂本语料2013万余字，考虑到语⾔研究和⾃然语⾔处理研究应⽤的需要，还充

分考虑到各种体裁、年代语料的平衡，收⼊了中⽇⽂各类⽂章原⽂⽂本和译⽂⽂本共80余篇。不但包括中⽇对译⽂章中

最常见的⼩说⽂本，还包括了如诗歌、散⽂、传记、政论、法律法规、政府⼯作报告等各种体裁的语料⽂本，其跨越的

时代也涉及到了近现代的各个时期，从⽽充分保证了语料的实⽤效果。为了适应⾃然语⾔研究中知识提取的需要，我们

还对所收语料进⾏了原⽂译⽂对齐、词性标注、句法标注等三个⽅⾯的深加⼯处理，对于喜欢对⽐研究的中国⼈或⽇本

⼈⾮常适⽤，简单易⽤⽽且准确，更适⽤于翻译研究，尤其是个⼈研究、中⽇⾼校的硕⼠或博⼠研究⽣写论⽂更是要⽤

到这个语料库。这也是到⽬前为⽌唯⼀的⼀个⼤型中⽇对译语料库，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语教研领域上的⼀个空

⽩。

从现阶段的⼀些研究来看，重要的是⼀定要形成⼀个团队，⽤团队的⼒量去完成较⾼⽔平的研究，⽽不是个⼈闭门造

车，团队研究会产⽣更⼤的研究效果、社会效益、学术效益，所以⽇研中⼼还是尽可能的在组织更多的团队性的研究，

以期能够完成更好的研究，为中国整个的⽇语教育事业和⽇本研究事业发挥更⼤的团队作⽤。

徐⼀平教授（右）与蔚蓝⽇语教育吴刚⽼师（左）

内外交流的实质

蔚蓝⽇语教育：您同时⾝兼数职，不仅是北京⽇本学研究中⼼主任，还是中华⽇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教学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中⽇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徐福⽂化交流协会理事、《⽇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委等。如此多的

社会性职务会不会影响您的教学与管理？您对社会性事务⼜持怎样的理解？

徐教授：我本⼈是北外教授，北京⽇本学研究中⼼的⼯作是我最主要的⼯作。社会职务当中，参与最多的还是我们的中

国⽇语教学研究会，也是跟我的本职⼯作有关系。⾃⼰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兼职⼯作和本职⼯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把

这两种⼯作对⽴起来，或者是分割开来，那就会影响本职⼯作，还不如只把⾃⼰本职⼯作做好。⽐如有个国际徐福⽂化

交流协会，在关注⽇本徐福⽂化的同时，也可以加深我对⽇本⽂化的理解，所以也是有机的结合起来。

中国⽇语教育现在飞速发展，学习⽇语的学⽣也⽇益增多。蔚蓝旗下的第六时限品牌旨在帮助⽇语学⽣们提⾼⽇语成

绩，实现⾃⾝价值。蔚蓝第六时限坚持不懈的向徐教授这样的⽇语界前辈学习，如今第六时限⾼考⽇语教育越来越得到

各地⾼中领导的肯定和⽀持，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喜欢⽇语的孩⼦提⾼成绩，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