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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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说服与精英弃核决策

——评《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

颜琳

摘要冷战结束后，核武器为何没有像现实主义所预测那样快速地扩散。在

分析和总结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核不扩散问题研究成果与不足

的基础上，鲁布利在《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是：为什么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国家会选择核克制，放弃发展核武器？作者的核心

假设是：由规范和观念构成的国际社会环境有效地说服了国家精英的弃核决策，并

进一步说明了规范影响精英决策的过程、机制与条件。尽管作者的研究具有理论创

新与政策意义，但是仍然需要认识到规范说服只是精英弃核决策的充分条件，而不

是必要充分条件，同时还需要注意规范兴起与传播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规范说服精英弃核决策核不扩散

目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NonproliferationTreaty,

NPT，简称《条约》）是世界上最普遍的裁军条约，拥有187个成员

国，但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朝鲜于1985年12月12日

加入《条约》，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仍然游离在外。以《条

约》为核心，核不扩散机制①不断发展壮大，这既是国际社会认同的

结果，也使得核不扩散规范的国际法律效力大大增强。冷战结束后，

*颜琳，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0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37）。

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70年生效，并在许多发展中国出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考虑和力推下，于1995

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机制主要包括：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为核心，及其由《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所支持的、由多边和双边协议、结构和关系相互连结的网络；其他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桑戈联盟（ZanggerCoalition）与核供应集团（NuclearSuppliers

Group）所组成的两个非正式、自愿联盟核供应控制机制、6个无核区。参见：ndMarkG.

McDonough,TrackingNuclearProliferation,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1998,pp.14-17;

,“ExplainingtheNonproliferationRegime:Anomaliesfor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1,No.2,Spring1987,pp.25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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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不扩散条约及其核不扩散机制遭受了来自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

为、气候变化等因素的挑战。①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还是较好地遵守

了《条约》及其规范，有些国家甚至在拥有核武器之后又自动地放弃

和销毁已有的核武器及相关技术设备。②

然而，绝大数国家遵守《条约》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和充分的研究。玛利亚·罗斯特·鲁布利(MariaRostRublee)重点研

究95%的国家遵守《条约》和弃核决策的原因。鲁布利的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国家会选择核克制，放弃发展核武器？核

不扩散规范是否、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核决策？在回

顾现有核不扩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她强调了由规范和观念构成的国

际社会环境说服国家决策者弃核决策的过程、机制与条件。鲁布利的

思考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由其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新书中：《核不

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以下简称《核不扩散规范》）。③

一核不扩散的理论解释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对既有安全动机又有能

力发展核武器，但最终选择加入《条约》的国家的核决策有着不同的

理论解释。

①WilliamWalker,“NuclearEnlightenmentandCounter-Enlightenment,”InternationalAffairs,Vol.83,No.3,

May2007,pp.431-453;MilagrosÁlvarez-Verdugo,“WillClimateChangeAltertheNPTPoliticalBalance?New

ChallengesfortheNon-proliferationRegime,”The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21No.1,2010,

pp.205-219.

②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南非。

③MariaRostRublee,Nonproliferationnorms:WhyStatesChooNuclearRestraint?Athens&London:The

UniversityofGeorgia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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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

决定了国家必须自助或暂时的联盟以追求安全、利益与权力。该逻辑

也适用于核不扩散问题，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都应追求发展核武

器以寻求自保，最后以核恐怖平衡来维护安全。①然而,现实主义的预

测与政治现实并不相符。目前，只有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英

国和法国的核大国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印度、巴基斯坦、

以色列、朝鲜和伊朗的核行为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制裁和

孤立。②为了弥补现实主义预测的失败，现实主义学者提供了四个可

能的理论假设：（潜在的）安全威胁的缺乏、安全保证、核武器的安

全困境、可替代的威慑手段。一，（潜在的）安全威胁的缺乏有助于

控制核扩散。本杰明·弗兰克尔(BenjaminFrankel)认为美苏两极冷战

格局减少了自助、安全困境等不确定性的体系特征，降低了（潜在的）

安全威胁，有助于抑制核扩散，但两极格局崩溃后将伴随着新一轮的

核扩散。③斯科特·萨甘（ScottSagan）也认为在面临安全威胁时，

发展核武器并不是国家唯一的、必要的或最好的战略选择，国家还可

以向其敌对国家展示良好意愿以克服核安全困境，或寻求核保护伞。

萨甘还提出了防止核扩散的三种模式：国家安全认知模式、国内政治

①KennethWaltz,TheSpreadofNuclearWeapons:WhyMoreMayBeBetter?AdelphiPapers171,London:

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StrategicStudies,1981;ndKennethWaltz,TheSpreadofNuclear

Weapons:ADebate,NewYork:andCompany,1995,p.9;,“Anarchyandthe

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

42,No.3,1988,pp.485-507;JohnMearsheimer,“TheFalPromi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1995,pp.5-49;JohnMearsheimer,“BacktotheFuture:InstabilityinEurope

aftertheColdWa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5,No.1,Summer1990,pp.5-56.

②以色列虽然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默许和纵容，但在中东地区遭到阿拉伯国家强烈的谴责和打压。

③BenjaminFrankel,“TheBroodingShadow:SystemicIncentivesandNuclearWeaponsProliferation,”in

ZacharyDavisandBenjaminFrankeleds.,TheProliferationPuzzle:WhyNuclearWeaponsSpread,London:

FrankelCass,1993,pp.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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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规范模式。①安全模式可以解释南非弃核的原因；国内政治中

特殊个人与团体（包括核武器研究人员、军队和政客）的影响减弱或

权势地位下降，解释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弃核原因；《条约》与核不扩

散机制的建立，增强了核不扩散规范的法律效力及其政治经济压力，

迫使乌克兰弃核。保罗（）认为弃核决策取决于审慎的现实

主义（prudentialrealist）：面临高度不安全地区环境的国家更倾向于

发展核武器，反之则可能放弃这一选择。②但是弗兰克尔、萨甘和保

罗都强调以安全环境来决定核决策，一旦安全环境恶化，核武器仍是

一种难以舍弃的选择。二，核大国对盟国和弱国的核安全保证的确有

助于无核国家降低对核武器的需求，并出于维持联盟关系和成本的考

虑而放弃单独发展核武器，但仍然存在安全保证的可信度与联盟的持

久性问题。③三，核武器的安全困境，即发展核武器会成为他国打击

的目标，损害国家安全，导致国家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现存唯一的例

子就是，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入侵伊拉

克。但是，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更迭萨达姆政权的真实动机仍然存

在很多争论，尤其是考虑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曾在伊拉克战

争爆发之前并没有发现伊境内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朝鲜认

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入侵伊拉克，正是因为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等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从而刺激其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四，存在替代性选择，

①,“WhyDoStatesBuildNuclearWeapons?ThreeModelsinSearchofaBomb,”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1996∕1997,pp.54-86.

②,PowerversusPrudence:WhyNationsForgoNuclearWeapons,QuebecCity:McGill-Queen’s

UniversityPress,2000；张春：《弃核的可能性：理论探讨与案例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

12期，第49页。

③,“TheoriesofNuclearProliferation:TheStateoftheField,”NonproliferationReview,Vol.

13,No.3,November2006,p.456;JohnMearsheimer,“TheFalPromi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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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化武器或更具威慑性的新武器，导致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际制度能够改变国家的成本与

收益计算，促使国内社会政治联盟的变化，进而影响精英决策。在核

不扩散问题上，国家通过加入《条约》而获得技术转让与外国援助的

利益，远比单独发展代价高昂的核武器合算。伊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通过分析国内政治联盟的变化揭示了弃核决策的原因：在

极权国家中，加入《条约》所带来的经济收益鼓励了国内追求经济自

由化的政治联盟比保守的民族主义派和反对派更加欢迎合作性的核

制度、支持无核政策；向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靠拢还会带来国际地

位和国家声誉等一揽子交易。①瑞斯（Reiss）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

较全面地总结了核不扩散的原因。他认为，国家在核决策时面临的国

内压力：核军备竞赛的成本、政治精英的反对、安全环境风险，再加

上发展核武器对国家双边关系的损害、国际制度的限制以及“全球公

民观念”影响力（powerof“worldpublicopinion,”）使得大多数国家确信：发

展核武器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核武器的战略优势被夸大了。②简而

言之，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弃核取决于利益计算的结果。

以“观念选择”为基础，威廉·朗（WilliamLong）和苏泽特·格

里欧（t）批评了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关于弃核（nuclear

rollback）的论点都没有包含一个必要因素：观念与信念对决策者的

影响；观念与信念因素能在两个关键点上对决策产生影响：一是基本

①EtelSolingen,“ThePoliticalEconomyofNuclearRestraint,”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2,Fall1994,

pp.131-140;Solingen,“NewMultilateralismandNonproliferation:BringinginDomesticPolitics,”Global

Governance,Vol.1,No.2,May-August1995,pp.210-214.

②MitchellReiss,WithouttheBomb:ThePoliticsofNuclearNon-prolifer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8,pp.24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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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被转变成政策偏好，二是偏好与环境一起决定了国家的政策与

战略；观念的转变导致了南非和乌克兰的弃核行为。①雅克·海曼斯

（）从国家安全威胁认知与国家身份的角度阐述

精英的核决策：安全威胁是社会建构的，因而是可变的，而国家身份

有助于精英过滤其应对威胁的反应。②该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

果国家不仅是出于重大核威胁的认知来发展核武器，而是追求核大国

地位，那么海曼斯的解释是不完备的。此外，近年来有关核禁忌③的

讨论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核不扩散规范的新发展。尼娜·坦嫩瓦

尔德（NinaTannenwald）通过阐述核禁忌的发展过程，认为不使用核

武器规范的制度化和习惯化影响国家安全决策，进而降低了核武器的

战略优势。

二规范说服与精英弃核决策：动力机制、过程、条件

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观念中心的建构主义从各个方面解

释了国家选择核克制的原因。④但是，现实主义核心论点受限于安全、

权力与利益计算，其解释和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和误导性：一方面其不

①t,“Ideas,Beliefs,andNuclearPolicies:TheCaofSouthAfricaand

Ukraine,”NonproliferationReview,Vol.7,No.1,Spring2000,pp.24-40.

②,“IsotopesandIdentity:AustraliaandtheNuclearWeaponsOption,1949-1999,”

NonproliferationReview,Vol.7,No.1,Spring2000,pp.1-23.

③核禁忌是指：一种对不使用核武器非明文规定的、强大的禁止性规范；由于核武器“令人难以忍受的”

特性，使用核武器被认为是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在实践中也是不可想象的选择。参见：NinaTannenwald,

“StigmatizingtheBombOriginsoftheNuclearTaboo,”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9,No.4,2005,pp.5-49;

NinaTannenwald,“TheNuclearTaboo:theUnitedStatesandtheNormativeBasisofNuclearNon-U,”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3,No.3,1999,pp.433-468；吴日强：《正义战争、核禁忌与无核武器世界》，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51页；戴颖、李彬、吴日强：《禁忌与军备控制》，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48-62页。

④TanyaOgilvie-White,“IsThereTheoryofNuclearProliferation?AnAnalysisonContemporaryDebate,”pp.

55-56;,“TheCorrelatesofNuclearProliferation:AQuantitativeTest,”

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48,No.6,December2004,pp.85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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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说明大多数国家为何选择弃核，遵守《条约》，并督促核大国

进行核裁军；①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视角缺乏国家间互信，其思维

逻辑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安全与权力困境难题，相反只会诱使更多国家

冒险发展核武器。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弃核选择只是权宜之计，一

旦获利减少，发展核武器就成为了优先选择；同现实主义一样，忽视

了国家身份与国际规范对核决策的作用，也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而

建构主义过于强调观念中心主义，将“规范”和“观念”等同于核不

扩散机制，颠倒了国家弃核决策、《条约》合法性和核不扩散规范传

播的顺序，②轻视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为国家精英的观念变

化以及规范传播所创造的必要条件。保罗还批评了核禁忌的规范建构

作用，认为国家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将玷污其国家声誉，强调对国家

声誉的理性计算是国家不使用核武器的主要机制。③

相对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家弃核决策的解释，鲁布

利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划分了四种精英弃核决策动力机制：成本与

收益计算机制、社会一致性机制、身份认同机制、说服机制。其中，

鲁布利认为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基本可以归类为前三

种动力机制，承认该三种机制为精英弃核决策创造了必要条件，但又

指出了他们不能充分解释弃核决策与精英核安全观念变化之间的关

系。此外，鲁布利的研究虽然属于建构主义范畴，但是她一方面借鉴

了社会心理学有关说服与影响的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源于核不扩散

①TanyaOgilvie-White,“IsThereTheoryofNuclearProliferation?AnAnalysisonContemporaryDebate,”The

NonproliferationReview,Vol.4,No.1,Fall1996,pp.45,55.

②,PowerversusPrudence:WhyNationsForgoNuclearWeapons,p.152

③,“NuclearTabooandWarInitiationinRegionalConflicts,”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

39,No.4,1995,PP.69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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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传播的说服动力机制，强调由规范和观念构成的国际社会环境重

塑了精英的核安全认知与利益，最终导致精英做出弃核决策；另一方

面，她将核不扩散规范的说服过程细化为规范类型、竞争机制与传播

条件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规范本身的角度出发，按照规范的

传播形式将规范划分为描述型规范(DescriptiveNorms)、命令型规范

(InjunctiveNorms)和主体间规范(SubjectiveNorms)，并解释了他们之

间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关系以及对规范受体接受规范的

影响。第二部分，由于存在众多相互竞争又相互冲突的规范，作者提

出了建立联系(Linking)、激发行动(Activation)和保持一致(Consistency)

三个机制，以解释某一规范胜出，影响并决定精英决策的原因。第三

部分，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三种可能影响规范传播的条件：不确定性

(Uncertainty)、相似性(Similarity)、冲突(Conflict)。简而言之，《核不

扩散规范》一书的内在逻辑是：核不扩散规范说服了无核国家的精英

做出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决策。

弃核决策的四种动力机制

以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建构主义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

基础，精英弃核决策主要有四种动力机制：成本与收益计算机制、社

会一致性机制、身份认同机制、说服机制。一是成本与收益计算机制，

这又包括物质性成本和收益和社会性成本和收益。在物质成本——收

益计算机制中，国家的偏好是既定的，与安全环境有关的物质利益计

算决定精英弃核决策，规范和观念无影响力。二是社会一致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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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onformity）：该机制通过一致性/承诺效应而产生，即行为

的变化导致信念或偏好的变化，以减少认知失调的影响。在此，鲁布

利认为，社会成本——收益计算包含着社会性因素，因此应该被纳入

到社会一致性机制中。通过鼓励(backpatting）弃核行为、羞辱(shaming)

违反《条约》行为以及强调核不扩散规范的合法性，社会一致性机制

向精英施加社会压力。精英为了保持同国际社会的一致性或承诺遵守

《条约》，有助于抑制了发展核武器的冲动，但精英的核观念认知并

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三是身份认同机制（Identification）。自我对同重

要他者关系定位的变化导致偏好的变化，进而影响精英决策行为；自

我对他者的追随也涉及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和改变，观念起着一定作

用。但是，身份认同机制存在的问题是，一旦他者对自我所传达的行

为和意愿与当前国际规范不一致或冲突，自我的身份认同和行为也随

着改变。例如，二战后，为了维护同美国的盟友关系，日本接受美国

的民主改造，确立了无核三原则，进而加入《条约》；而美国布什总

统的核政策挑战了核不扩散机制，这也将影响日本精英的核安全认

知。简而言之，上述三种机制基本概括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

的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精英的核决策，但都忽视了观念和规范

的重要性，而后者在塑造精英的核安全认知与利益，进而影响核决策

问题上有着重大意义。

四是说服机制。该机制认为国际规范传播彻底地改变了精英对利

益、安全和国家定位等核心观念的认知与利益偏好，在决策过程中发

挥着核心塑造作用。在此，与上述三种机制假定精英的核安全认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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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一成不变的或很少变化的不同，说服机制强调观念和规范对精

英核认知与利益的可塑性。精英正是接受了核不扩散规范及《条约》

的合法性，才真正地意识到弃核符合国家的身份与利益。以观念为中

心的建构主义的研究也强调观念和规范的重要性，但鲁布利进一步分

析了规范说服动力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详细地说明了规范的类型及

作用、规范竞争机制与规范传播条件。

规范类型

国际社会环境涉及国际规范的兴起及其制度化、法制化，强调规

范和信念的社会建构作用，以及对安全、利益概念的反思和建构成功

地决定了精英决策行为。在国际社会环境中，规范不仅仅指言语、声

明、宣言，也包括一个更为广泛的行为范围。按照传播方式，规范可

划分为描述型规范、命令型规范和主体间规范。一，描述型规范是指

大多数他者的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从而有助于自我理解在一个新

的、含糊的或不确定的情境下，什么行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

例如，在核不扩散规范的推动下，《条约》于1970年生效，目前是世

界上最普遍的裁军条约，拥有187个成员国。作为描述型规范，核不

扩散规范不仅告诉了自我关于他者行为的信息，而且塑造了自我对社

会现实的认知和恰当回应的理解。二，命令型规范能够规定恰当的行

为或排斥不恰当的行为，如不要发展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命令型

规范通常给遵守规范的行为体带来社会性奖励，对不遵守规范的行为

体实行社会性制裁。三，主体间规范是指自我对重要他者认为自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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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或不应该表现出某种行为的认知。简而言之，他者认为自我应该做

或不应该做某事。例如，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监督下制定了和平宪

法，确立了“无核三原则”。

竞争机制

以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作者提出了规范间竞争的三个胜

出机制：建立联系、激发行动和保持一致。一，建立联系机制就是通

过将某规范与发展完善的价值(Well-establishedValues)相联系，从而

有助于国家决策者考虑该规范。就核不扩散机制的发展来说，在《条

约》生效之前，规范倡导者利用精英和民众对战争以及核战争的阴影

与恐惧，成功地把核不扩散规范与国际和平与安全联系起来，推动了

规范的传播；在《条约》生效后，规范支持者又把接受和遵守核不扩

散规范与国际合法性联系起来，督促国家加入和遵守《条约》。简而

言之，国家决策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核不扩散规范与和平、安全、合

法性等价值体系之间的联系，其越有可能承诺弃核。二，激发行动机

制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中，某种规范得以成为关注中心(Beingmade

focal)或被强调(Havingbeenhighlighted)。激发行动机制的一个主要手

段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就某一问题进行诸如会议讨论、发表声

明、游行示威、场外抗议等活动，并成功地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官方发言人的回应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也就是说，核不扩散规范越

多地得以激发行动，决策者越可能承诺弃核。三，保持一致机制涉及

行为体过去的行为、承诺、身份，从而使得行为体必须使其现在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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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前述一致。一国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的时间越长，

从中得到的支持越多，该国越有可能继续遵守核不扩散规范。

传播条件

规范传播是在一个宽泛的、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有些条件有利

于规范的认可，有些则不利于。鲁布利提出了三种可能影响规范传播

的条件：不确定性、相似性、冲突。不确定性是指有关核武器潜在的

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认知越大，决策者更可能开放地考虑其核姿态

的变化。相似性是指决策者越认为相似的或钦佩的他者可能欢迎本国

承诺弃核，其越有可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冲突是指对一国

与那些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认知越大，该国越不可能对该

影响让步。

案例研究验证

为了使得案例研究更为严谨，避免案例的“选择偏见”(lection

bias)，①鲁布利设立了严格的案例筛选标准。标准一，被选择的国家

必须没有发展或获得核武器。标准二，研究那些既有安全动机又有能

力制造核武器的国家为什么放弃发展核武器。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安全

动机（Securitymotivation）是指该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该安全威胁既

①选择偏见：通常在此情况下发生，即在研究设计或调查研究所处的真实世界现象中，某种选择过程的形

式导致推论遭受系统性错误。当案例或研究主体是自我选择或当研究者不明智地选择呈现一个经裁剪的样

本，而该样本伴随着大量相关案例的因变量，选择偏见就发生了。andAndrewBennett,

CaStudiesandTheoryDevelopmentintheSocialSciences,MITPress,2005,p.23;DavidCollierandJames

Mahoney,“InsightsandPitfalls:SelectionBiasinQualitativeWork,”WorldPolitics,Vol.49,No.1,October1996,

pp.59-60;GaryKing,eandSidneyVerba,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Inferencein

QualitativeRearch,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pp.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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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一个或多个拥有核装备的对手，也包括拥有潜在核能力的对手，

还包括拥有压倒性常规军事威胁的对手。拥有核能力的国家(States

withnuclearcapability)被界定为那些拥有核设施的国家。值得注意的

是，强烈渴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只要他们有了必要的经济和技术资

源，即使没有现成的核设施，也会启动核项目，如巴基斯坦。同时满

足标准一和标准二的潜在的核国家（NuclearPotentialStates）有40

个国家。第三，为了进一步缩减案例数量以及案例的可比性，作者又

附加更严格的标准，如国家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权类型、国内反核规

范强度。鲁布利最终选择了日本、埃及、利比亚、瑞典和德国五个案

例，并重点研究和比较了日本（民主国家）和埃及（威权国家）。

鲁布利主要采用过程追踪法和相符性程序来检验不同理论对国

家精英决策的解释力。在所选的五个案例中，他们面临来自周边地区

或国际体系层面的（潜在的）核大国的安全威胁，同时本国又具有发

展核武器所要求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但是其精英最后都选择了放

弃发展核武器。这说明现实主义的安全环境假设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

物质成本与收益假设不能充分解释既有安全需求又能力制造核武器

的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这一问题。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现实主义与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不同时间阶段、为不同国家的精英做出弃核决策创

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样，社会一致性与身份认同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有

助于精英弃核决策，但该决策仍有很强的投机成分，其根本的核安全

观念和利益偏好仍没有发生深层的变化，最终也不利于核不扩散机制

的稳定。以《条约》为核心的核不扩散规范和机制构成的社会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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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重塑了精英的核安全观念与利益偏好，最终推动精英做出弃核决

策。日本二战后在美国的改造下制定的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与

“贸易大国”定位，重塑了日本精英的核安全观念与身份认同；埃及

领导者认为加入《条约》有助于借助国际合法性羞辱以色列，树立其

在中东国家的领导地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

博弈中日益认识到，发展核武器并不符合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放

弃发展核武器，融入国际社会符合其安全、利益与身份追求；瑞典社

会民主党的理想派（ideologicalside）赢得了议会的多数，能够实施

其反核政策，并借助《条约》的合法性来塑造和巩固一个和平、中立

的国家形象与身份；德国认为推进欧洲一体化、接受美国北约的领导

有助于塑造其和平、合作的新身份与利益。

在比较了不同理论对精英弃核决策的解释力之后，作者进一步说

明了国际社会环境中的国际规范是如何影响国家精英决策的。第一，

不同类型的规范对不同国家的精英核决策影响也不同。就描述型规范

来说，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宣布放弃发展核武器，选择

加入《条约》，这有助于促使日本、埃及、利比亚、瑞典和埃及加入

和批准《条约》；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印巴核试验、朝核及伊核的

谴责和制裁也部分地挽救了《条约》的合法性，打消了无核国家退出

《条约》，发展核武器的念想。《条约》生效后的法律约束力意味着发

展核武器是非法行为，这说明了命令型规范影响上述五国精英的决策

行为。鉴于主体间规范注重自我对他者认为自我应该做或不应该做某

事的认知，日本、瑞典和德国出于维持同美国友好关系的考虑，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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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比亚出于融入国际社会的考虑，都选择了弃核。第二，在规范竞

争中获胜的机制选择。在传播核不扩散规范过程中，国际组织、民间

团体、核大国以及反核政治党派充分利用建立联系机制，将加入《条

约》、遵守核不扩散规范同国际合法性、国际声誉、和平与安全等发

展完善的价值相联系，改变了核决策的成本与收益博弈格局，有助于

督促五国精英放弃发展核武器。核科学家及国内外各种组织广泛宣传

核不扩散理念，引起民众及媒体的关注与参与，最终促使五国的精英

在核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国内外核不扩散规范的影响力。一旦承诺加入

《条约》，精英在核决策时必定要考虑其核承诺与核决策的一致性，

有助于约束和规范国家的核行为。第三，规范的三个传播条件影响精

英核决策。在传播核不扩散规范时，强调核武器潜在成本和收益的不

确定性认知降低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与利益中的战略地位，维持同盟

国以及国际社会成员身份的相似性有助于五国精英的弃核决策。而冲

突既包括一国同外部势力的冲突，也包括一国国内政治党派不同政治

理念的冲突，从而使得一国精英在核决策时可能拒绝核不扩散规范，

也可能接受规范。但是，一旦一国的精英鉴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而

重新思考其国家安全、利益与身份，那么核不扩散规范将重塑其国家

身份定位与安全利益追求，最终影响精英的弃核决策。

三学术意义与不足

《核不扩散规范》一书从理论和现实的视角探讨了国家的弃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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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既有学术创新意义，又有政策意义，但仍存在两点不足。

第一，规范说服理论研究对控制核武器扩散的学术与政策意义。

就核不扩散研究的学术意义来说，相较于大多数学者集中研究如何阻

止和解决当今的核扩散挑战与危机，鲁布利将选题视角对准大多数遵

守《条约》及核不扩散规范的国家。她不仅检验了各个理论对国家弃

核行为的解释力，而且重点分析了核不扩散规范影响精英弃核决策的

原因、机制及过程，从而开拓了核不扩散研究的“成功”视角，增加

了我们控制核扩散的学术信心。另一方面，许多决策者意识到非物质

因素影响国家决策，而鲁布利研究的政策意义正是在于其详细地分析

了核不扩散规范影响国家决策的机制与条件，满足了决策者的可操作

化需求。目前，核不扩散规范受到威胁的主要根源是核武器与核能开

发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尽管大棒与胡萝卜政策很重要，但是根

本措施在于：核大国尤其是美国应遵守核不扩散规范，履行《条约》

义务，并做出积极的核安全保证，进行核裁军和开展国际核能开发合

作，从而创造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在该环境下，才能增强核不扩散

规范的“强法律”效力和社会吸引力，说服无核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

第二，鲁布利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其对规范传播的研究层次回落

到了规范本身及其对国家精英影响的微观机制，夯实了国际规范研究

议程①的基础。一方面，鲁布利对规范的分类及其说服机制与条件的

分析强调了规范的能动性，有助于激发学者对规范的概念、性质与作

用的探讨。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规范的传播是通过外部力量来达到说

①有关国际规范研究议程的文献综述可参考：柳思思：《从规范进化到规范退化》，载《当代亚太》，2010

年第3期，第145-160页；黄超：《说服战略与国际规范传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

7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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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他者的目的，主要涉及四个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国际组织的教化机

制、①地区规范的匹配机制、②国家的文化匹配机制与认知机制③、公

民社会与全球网络倡议的兴起④。上述文献的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在

于：对规范概念、性质和能动性的讨论不充分。马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与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Sikkink）从规范的功能性视

角将规范归纳划分为限制性规范、构成性规范和评判性规范；⑤玛格

丽特·凯克（Margaret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从规范本身性质的角

度讨论了影响规范传播的效果，认为涉及人身安全以及禁止对弱势群

体和“无辜”人群进行人身伤害的规范和涉及法律机会平等问题的这

两种规范更容易传播。⑥然而，芬尼莫尔和辛金克对规范概念的划分

比较粗糙，过分重视规范的对身份的构成性作用，存在“好规范”的

偏见，没有考虑到暴力等“坏规范”的负面影响。玛格丽特·凯克和

凯瑟琳·辛金克对规范性质的讨论强调社会与人权等“低级政治”领

①杰弗里·切克尔又把该教化机制细分为战略计算、角色扮演和规范性说服三种不同机制，并指出规范性

说服作为建构和重构行为体对社会事实认知的机制也是推动国际规范传播的主导机制。参见：[美]马莎·芬

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

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11页；ParkSusan,“NormDiffusionwithi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ACaoftheWorldBank,”Journal

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evelopment,Vol.8,No.2,2005,pp.111-143;l,“International

NormsandDomesticPolitics:BridgingtheRationalist-ConstructivistDivide,”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4,1997,pp.473-495;JeffreyCheckl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ocializationinEurope:

IntroductionandFramework,”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9,No.4,2005,pp.801-822.

②AmitavAcharya,“HowIdeasSpread:WhoNormsMatter?NormLocalizationandInstitutionalChangein

AsiaRegion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39-275.

③ThomasRisetal.,thePowerofHumanRights:InternationalNormsandDomesticChange,New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④RichardPrice,“ReversingtheGunSights: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TargetsLandMin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3,1998,pp.613-644;MargaretKeckSikkink,ActivistsBeyondBorders:Advocacy

NetworksinInternationalPolitic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

⑤[美]马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第300页。亦参见：Christopher

Gelpi,“CrimeandPunishment:TheRoleofNormsinCrisisBargaining,”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1997,Vol.91,pp.339-260;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b,p.5;约翰·杰拉尔德·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

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

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⑥[美]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著，韩召颖、孙英丽译：《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

网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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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忽视了军事安全领域规范的作用。鲁布利不仅厘清了规范的分类

与作用，从规范传播的角度将规范区分为描述型规范、命令型规范和

主体间规范，而且深入地解释了规范通过何种策略、利用有利条件而

成功地说服国家决策者改变观念认知、接受新规范。

另一方面，不同层次主体对规范传播进程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

分析国家决策者的决策博弈解和规范内化程度。国际规范、地区规范

和国家文化均把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黑箱”内部的操作不为人知，

而倡议网络强调公民社会的占优地位。也就是说，上述研究都注重不

同层次主体对规范社会关注度和认可度的竞争，却忽视了他们之间可

能的合作空间。事实上，不同主体对规范的传播都存在正向或反向作

用，关键是谁更能充分利用国内外形势，凝聚国际规范国内化的合法

性共识，从而影响国家决策。

在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后，个人认为《核不扩散规

范》一书仍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作者混淆了规范说服精英弃核决策之间必要性与充分性的

关系。作者认为在社会心理学中，说服与影响在几十年内得到了系统

的研究，为理解国家的认知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发生及变化提供了可

供借鉴的假设和研究基石，同时也承认社会心理学的规范说服与影响

并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弃核行为，只是为我们理解规范观念影响国家

精英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最好的起点。①但是，作者在研究中倾向于把

规范说服视为国家弃核的必要充分条件：核不扩散规范的传播方式与

①MariaRostRublee,Nonproliferationnorms:WhyStatesChooNuclearRestraint?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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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条件，促使精英改变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认知，

重新定位国家的利益偏好，最终说服国家选择弃核。然而，仅靠核不

扩散规范是不能改变精英的核认知，规范说服也需要现实主义、新自

由制度主义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核安全保证与经济

援助，两国决策者也难以接受核不扩散规范，加入和批准《条约》。

换句话说，如果将核不扩散规范的传播看作是一场赢得人心的战争，

那么如何赢得人心，不仅需要规范本身生动有趣、理念创新与价值建

构，还要重视规范的传播的策略。因此，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国家采

取不同形式，采取大棒、胡萝卜、身份社会化、观念再建构等混合策

略，有利于国际规范更好地扩散与传播。

二是作者应考虑到规范的历史背景。规范的兴起绝非在真空中产

生，成功地规范说服需要有效地联系时代背景，抓住历史机遇，才能

赋予规范合法性与合理性，唤起观众情感共鸣，激发集体行动。与爱

因斯坦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列奥·西拉德（LeoSzilard）早在20世纪

30年代末就呼吁全世界的科学家对有关核裂变的研究保密，但其游

说的收获甚微。①1945年6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

弹爆炸促进了人类对核武器危害的认识，公民社会中出现了强大的反

核情绪，核不扩散规范也风生水起。而杜鲁门政府也出于战略和人道

意义考虑，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旨在控制核武器扩散、和平利用核

能的巴拉奇计划(BaruchPlan)。最后，在科学家、民众和决策者的共

同努力下，核不扩散规范促进了《条约》的签署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建

①r,OneWorldorNone:AHistoryoftheWorldNuclearDisarmamentMoment,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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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核不扩散规范的历史表明，如不考虑规范受体所处的国内外背景，

仅强调手段或机制的策略性作用，则难以激发民众的支持和有效地说

服国内决策者，最终不利于规范的传播。

小结

研究那些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的弃核决策，有助

于我们增进对核不扩散的理解，同时对如何控制核武器扩散有着重大

的政策意义。现有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成

果没有充分地解释核武器为何没有快速地扩散。鲁布利的核心假设

是：由规范和观念构成的国际社会环境有效地说服了国家精英的弃核

决策。借助社会心理学视角，她从规范本身及其对国家精英影响的微

观机制出发，把规范区分为描述性规范、命令型规范和主体间规范，

而建立联系、激发行动与保持一致机制解释了规范在竞争中胜出的原

因，并说明了不确定性、相似性和冲突这三种条件有助于规范更好地

说服和影响精英决策。尽管作者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政策意义，但

是仍然需要认识到规范说服只是精英弃核决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

要充分条件，同时还需要注意规范兴起与传播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