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的复仇

鲁迅与越⽂化的复仇精神

鲁迅是浙东⽂化培养出来的⼀位⽂化巨匠，在他⾝上充分体现了古代越⽂化的刚硬和百折不屈的伟⼤精神，这种⽂化基因渗透在鲁迅的⽣活和作品

的⽅⽅⾯⾯，⽽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这种⽂化的复仇精神。

浙江绍兴，夏称於越，亦称⼤越，简称越。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带为中⼼建国，称越国。秦王政⼆⼗五年，降越君，称会稽郡。

“越”字来源于“钺”，本是古代的⼀种兵器，《说⽂解字》⽈：“钺，⼤斧也，⼀名天戉。”在原始社会时期，钺为成年男⼦的象征。从字源

的考证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越⽂化从⼀开始就有⼀种尚武的男性阳刚之⽓。在春秋时期，越国因为吴国的阻隔，与中原的交往较少，因此在⽂化上

与我们所了解的华夏传统⽂化有着较⼤的不同。越国⼈的原始图腾崇拜尤其发达：《史记·赵世家·正义》记越⼈⽂⾝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

之。”他们⽂⾝是⽤矿物、植物的颜料在⾝上画些图案，其中最显著、最典型、延续时间最长的是蛇图腾；《汉书·地理志》载越⼈“⽂⾝断

发，以避蛟龙之害”，这⼤概与浙东地理环境潮湿炎热，植被茂盛，因⽽多蛟蛇之物有关。据学者考证，“断发⽂⾝”是早期图腾崇拜的遗风，也

与他们常在⽔中⽣活有关。⼜据《淮南⼦.原道训》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事众，于是⼈民断发⽂⾝，以像麟⾍”。九嶷⼭以南⽔乡，在

陆地上事少，⽐较多地从事⽔上作业，因⽽，当地⼈剪短头发，在⾝上画上⼀些像龙像蛇等动物图像。

西周时期，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已经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礼乐制度，结出了灿烂的⽂明之花，⽽此时的越⼈还是停留在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当中，巫

⿁⾊彩浓重，因此也被中原民族讥之为“夷狄”。不过我倒认为，恰恰是这未开化的夷狄⽂化，构成了越⼈的刚硬不屈、嫉恶如仇的民族性格。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已经⽿熟能详了，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越⼈的这种强烈的复仇精神。

鲁迅的《且介亭杂⽂末编》⾥有⼀篇⽂章叫《⼥吊》，开头第⼀句话就是：“⼤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藏垢纳污之

地！’”⼥吊是绍兴民间的⼀个传说，就是指⼥性的吊死⿁，这种⿁会在缢死之后返回⼈间，向之前的仇⼈复仇，鲁迅先⽣是⾼扬这种复仇精神

的。在《故事新编》⾥，有⼀篇⽂章叫《铸剑》，就是对这种精神的绝佳注脚。铸剑的故事取材⾃魏晋时期曹丕的《列异传》，⾥⾯有⼀则故事名

叫《三王冢》，讲述了春秋时期铸剑⾼⼿⼲将莫邪献宝剑于王反被杀害，⽽后其⼦眉间尺受⼀陌⽣⼈相助，为⽗报仇的故事。在⽂中鲁迅曾对眉间

尺的复仇情节有着精彩的刻画；在听完⽗亲悲惨的遭遇后，鲁迅写到：“眉间尺忽然全⾝都如烧着猛⽕，⾃⼰觉得每⼀枝⽑发上都仿佛闪出⽕星

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之后他的母亲说：“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这剑报仇去！”越⽂化的这种强烈的复仇精神跃

然纸上。在对楚王的复仇过程地描写上，鲁迅的⼿笔更是出神⼊化：“王头刚到⽔⾯，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狠命在他⽿轮上咬了⼀⼝。⿍⽔即刻

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中死战。约有⼆⼗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的后⾯去。眉

间尺偶⼀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法转⾝。这⼀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进去；连⿍外⾯也仿佛听到孩⼦的失声叫痛的

声⾳。”复仇完成之后，鲁迅写到：“⿊⾊⼈和眉间尺的头也慢慢地住了嘴，离开王头，沿⿍壁游了⼀匝，看他可是装死还是真死。待到知道了王

头确已断⽓，便四⽬相视，微微⼀笑，随即合上眼睛，仰⾯向天，沉到⽔底⾥去了。”复仇乃⼈之本性，对于眉间尺来说，复仇就是他⼈⽣的使

命。在这⾥，越⽂化的复仇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鲁迅也不仅仅只在他的笔下泄愤，他把这种刚硬的精神彻底地融⼊到了他的每⼀滴⾎液中，并

在他的⽣活和⾏动中坚决贯彻，这是其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的最重要的原因。

《野草·求乞者》⾥鲁迅写到：“⼀个孩⼦向我求乞，也穿着夹⾐，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装着⼿势。我就憎恶他这⼿势。⽽且，他

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种求乞的法⼦。我不布施，我⽆布施⼼，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憎恶。”同情是鲁迅最⼤的敌⼈，同情是

软弱的象征，炮⽕连天的年代，中华民族最需要的不是同情，⽽是男⼉的铮铮铁⾻！还是《野草》，在《过客》⾥，⾯对⼩⼥孩的布施，鲁迅写

到：“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看见；或者咒诅

她以外的⼀切全都灭亡，连我⾃⼰，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量；即使有这⼒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

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姑娘，你这布⽚太好，可是太⼩⼀点了，还了你罢。”⾯对来⾃亲⼈、友⼈的同情，鲁迅却明确表⽰

拒绝，甚⾄这种⼈间的温情对他来说反⽽是前进路上的⼀个负担，因为鲁迅先⽣的⼈⽣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奋⽃的⼀⽣，他要⽤他⾃⼰的

鲜⾎“献祭轩辕”，为民族了却“这四千年的旧账”，“⾃⼰同⿊暗沉寂下去”，“肩住⿊暗的闸门，放孩⼦到光明的地⽅去”。这是真真正正的

民族魂！

鲁迅临终之前曾说到：“欧洲⼈死前要饶恕别⼈，准备上天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

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个都不宽恕。”好⼀个“⼀个都不宽恕”，真是“鲁夫⼦做杂⽂⽽正⼈君⼦惧。”当代作家王蒙评价鲁迅时说道：“鲁

迅是伟⼤，可是我们民族⼏千年能出这么⼀个就不错了，想想要是⼈⼈都成了鲁迅，我的天。”聪明者如王蒙之流正是看出了鲁迅思想中的颠覆

性，这才对鲁迅三缄其⼝，讳莫如深。其实鲁迅⼜何尝不渴望爱和宽容，他⾃⼰说他的创作“总是植根于爱”，正是因为爱中国爱得深沉，鲁迅才

不惜⽤⾃⼰的⾎和泪奋笔疾书，和那些所谓的正⼈君⼦战⽃，因为在他看来，那些道貌岸然、张⼝闭⼝宽容怜悯的⼈，其实是“做戏的虚⽆党”，

他们“损着别⼈的⽛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所以鲁迅主张“痛打落⽔狗”，让这些正⼈君⼦彻底醒悟。

鲁迅⼜何尝没有宽容过、没有爱过。他热爱青年，朝⽓蓬勃的青年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要“放他们到光明的地⽅去”，可是和鲁迅站在同⼀阵

线上的青年，却反过来攻击鲁迅，这让鲁迅伤⼼到了极点。“来⾃敌⼈的攻击，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亲⼈的反⽬，来⾃同⼀阵线的⼈的暗

箭”，但是鲁迅还是⼀忍再忍，“⼀般青年⼈骂⼗句，我只回⼀句”。宽容的鲁迅发现这并没有感化青年⼈，费厄泼赖在中国应该缓刑，复仇才是

⼈的本性，才是中国⽂化最缺乏的精神。于是晚年的鲁迅变得越来越愤怒，与⼈的论战也越来越多，这与他那种浙东⽂化⾃古的复仇精神是分不开

的。

“于是只剩下⼴漠的旷野，⽽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捏着利刃，⼲枯地⽴着；以死⼈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们的⼲枯，⽆⾎的⼤戮，⽽永远沉浸

于⽣命的飞扬的极致的⼤欢喜中”，“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