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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强化班招生简章-横字组词


2022年12月11日发(作者:白静个人资料)

75

第15卷第4期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12月

Vol.15No.4JournalofHandanCollegeDec.2005

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

作者及性质的讨论

梁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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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左传》成书的讨论,一个最大的成果是否定了刘歆伪造说,而肯定其成书于战国

时期,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成书于春秋末年。在研究方法上则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

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提出左丘明、子夏、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

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是左丘明,同时又指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门后学可能都参与了编撰,

这种研究方法明显体现出“释古”的特色。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次成

书”说、“二次成书”说等不同观点。学术界关于《左传》的讨论往往和《国语》联系在一起,学者围绕《国语》与《左

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成书时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关键词:《左传》;《国语》;左丘明;刘歆

中图分类号:K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030(2005)04-0075-05

收稿日期:2005-06-28

作者简介:梁涛(1965—),男,陕西西安人,思想史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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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左传》的成书,学术界有刘歆伪造说、

春秋末期说、战国中期说等不同说法。清代刘逢禄

提出《左氏春秋》本独自成书,性质类似《晏子春

秋》、《吕氏春秋》。其成为《春秋》传,乃是刘歆

篡乱、改造,“强以传《春秋》”的结果[1]。康有为

则提出《左传》是由刘歆割裂《国语》而成[2]。崔

适作《史记探源》对康说作了补充和发挥。二三十

年代,顾颉刚、钱玄同等从现代学术的角度重提伪

造说,并指出刘歆作伪包括改经以立传、粉饰“书

法”、标举“凡例”、伪造“君子曰”、续经等多个

方面[3](P53-83)。70年代末80年代初,徐仁甫著《左

传疏证》[4],并发表《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

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5]、《论刘歆作〈左

传〉》[6]等多篇论文,作者虽否定康氏“刘歆遍伪

群书”的说法,但仍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当时

皇家档案典籍编撰的。刘歆伪造说是在清代今古文

之争的背景下提出的,虽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但因主观性太强而遭到学者的驳斥。在康氏提出其

观点时,章太炎先后撰《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

左氏疑义答问》,刘师培撰《周秦诸子述左传考》、

《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

等多篇论文,对伪造说进行了驳斥。二三十年代,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真伪考》介绍到国内,此

书专为驳斥刘歆伪造说而作。作者通过考察语法,

指出“《左传》有一律的文法,和《国语》很近,但

不全同(和别的中国古书却完全不同)。这种文法绝

不是一个后来的伪造者所能想象或实行的,所以这

一定是一部真的书,是一个人所作的,或者属于一

派和一个方言的几个人作的”[7]。同一时期,钱穆

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8](P1-180)、《评顾颉刚五

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9],杨向奎发表了《论

〈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10](P174-214),

对伪作说进行了有力地反驳。徐仁甫重提伪作说后,

杨伯峻[11]、胡念贻[12]、赵光贤[13]也分别著文,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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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事实予以批驳,可以说,刘歆伪造说目前已基

本被学术界所否定。

现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是战国中期说,徐中舒、

杨伯峻、赵光贤等均持此看法。其根据是:(1)《左

传》所载截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又附加“悼(指

鲁悼公)之四年”一段,说明智伯被杀。智伯被杀

在公元前453年,距孔子卒已26年,若左丘明和孔

子同时,似不应在在孔子去世26年后才完成《左传》。

(2)《左传》涉及一些战国史实,如说到三家分晋,

称赵襄子谥号,有秦孝公时始立的“不更”、“庶长”

等。(3)《左传》里一些预言,它的应验发生在战国

时代,应是其作者看到结果后写的。学者往往据此

来推断成书年代,如徐中舒推断为公元前375年至

公元前351年,杨伯峻推断为公元前430年以后,

公元前386年田和为王以前,赵光贤推断为公元前

375年至公元前352年之间。(4)日本学者新城新藏

通过研究指出,《左传》所记各年岁星所在之次不是

当时实际观象所得,而是根据公元前365年所观测

之天象,以此年为标准的元始年而逆推的[14](P418)。故

《左传》成书当在公元前365年之后。

另有一些学者仍持春秋末年说,如胡念贻、姚

曼波等。其根据是:(1)《左传》写到哀公二十七年

为止,可见作者为春秋末年时人。因战国西汉时人

写史都是写到当代为止,如魏襄王时的《竹书纪年》

和司马迁《史记》。(2)《左传》的作者是鲁国人,

春秋末年鲁国学术文化繁荣,《左传》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中产生的。到了战国时代鲁国逐步衰落,不具

备产生这样一部大著作的条件。(3)《左传》中不可

避免地有后人窜入文字,这是先秦典籍流传中的一

种普遍现象。(4)《左传》里面有一些预言,到战国

时代并没有应验,如“秦之不复东征”,“郑先卫亡”,

“滕先亡”,“赵氏其世有乱乎”等,如《左传》成

书于战国,似不应出现这些没有应验的预言。(5)《左

传》中的岁星记事只有几条,且都是预言,可以和

上下文脱离,所以不是《左传》作者所写,而是后

人插入的。

与《左传》的成书有关,学术界还有《左传》

是否传《春秋》的争论。晋王接、宋刘安世有《左

传》原本独立,“不主为经发”的看法,现代一些学

者也持这种观点,其根据是:(1)经的一些内容传没

有解释,而传的内容又不见于经。(2)《春秋》纯用

周正,《左传》则因其所根据的史料不同,或用周正,

或用殷正,或用夏正。(3)经传同记一事而文字往往

不同。这些学者往往认为《左传》经过了两次成书,

如赵光贤说:“《左传》原系杂采各国史书而成,最

初不过是一种史事汇编的性质,并非编年之史,原

是一部独立的书,与《春秋》无关。”《左传》分记

事与解经两部分,“作为一部纪事体的史书,成书最

迟在前430年后不久;改变为编年体的记事兼解经

的书,当在前352年之前。”[13]胡念贻说:“《左传》

本来是一部叙事较详的史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

部私家著作。它在写作过程中当然参考了《鲁春秋》

——我们见到的《春秋》。但它并不是为解释《春秋》

而作,它独立于《春秋》之外。后来有人陆续窜入

了一些解释《春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有的经

过精心弥缝,消灭了痕迹,但有许多却是窜入之迹

宛然。……《左传》不是解经的书,解经的文字是

后加的。”[12]赵伯雄则认为:“今本《左传》不是由

某一个人将早先已有的一部现成著作(《左传》原本)

改编而成的,而是由左氏(我们姑且这样来称呼《左

传》的编著者)本着解经的目的,杂取各国的各类

史料,同时加进了一些自己解经的话编撰而成的。

也就是说,《左传》是一次完成的。这里所谓‘一次

完成’,主要是指《左传》作为一部完整的解经著作,

其排纂史料与撰写经语是同时进行的,并非如时贤

所说,先有一部‘记事的《左传》’,后来才出现‘解

经的《左传》’。”[15](P25)

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有左丘明、子夏、

吴起、鲁国左姓人等不同说法。自司马迁以来学者

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但后世一些学

者根据《左传》记载战国史实,而左丘明为孔子前

辈或同辈,对此说提出质疑。高本汉著《左传真伪

考》,以七种虚词为标尺,比较《左传》与被认为是

鲁语的《论语》、《孟子》,发现在《左传》中,在人

名前,多用“於”,比用“于”多七倍(581﹕85);

在地名前,多用“于”,比用“於”多五倍(501﹕

97);在非人名地名前,则“於”、“于”可以互相交

换使用。而在《论语》、《孟子》里,多用“於”,“于”

字则用得非常少。在鲁语中,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于”

这个介词。并由此认为,《左传》作者“同鲁国学派

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的文法和孔

子及弟子及孟子完全不同”。针对前一点,学者已指

出,《左传》的编撰经历了一个过程,左氏后人和孔

门后学都参与了编撰,所以出现战国史实并不奇怪。

针对后一点,姚曼波指出,高本汉“完全忽视了自

古以来被公认为是鲁国人所写的《春秋经》。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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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鲁人所修的鲁史中,‘于’字用得最多”,并通过

对《尚书》、《左传》、《国语》等书“于”、“於”二

字的统计,得出结论认为,“时代越晚,作品用‘于’

的比例越小。所以,归根到底,使用二者的频率,

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地域。时代

最早的《尚书》,用‘于’的比例最高——99.85%,

《左传》则降而为45%,《国语》用‘于’的比例

比《左传》小得多,仅为15%,说明其创作时代较

《左传》晚。”[16](P125)关于左丘明的年代,《论语》

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有学者认为孔子自

称“丘”,故左丘明应为孔子前辈。但《论语》中孔

子对弟子也称“丘”,如“子疾病,子路请祷”,“子

曰:丘祷之久矣。”(《述而》)“巫马期以告。子曰:

丘也幸。”(同上)故左丘明也可能为孔子的晚辈或

同辈。

徐中舒、卫聚贤提出子夏说,其根据是:(1)

《左传》取材繁富,不是战国初期愈趋衰落的鲁国

所能完成。《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只有三晋中

的魏,可以提供这样繁富的资料。(2)汲冢竹书有

《师春》一篇,“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

异”,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如果是《师春》抄自《左

传》,则魏襄王时《左传》已成书并在魏国流行。如

果是《左传》抄自《师春》,则提供《左传》编写的

资料,魏国可能性更大。(3)纬书《孝经说》谓“孔

子以《春秋》属商”,商即子夏之名。司马迁说孔子

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这无异于说子

夏传习《春秋》,即有阕文,也不敢有所增删。(4)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吕氏春秋·察传篇》都

记子夏讲习《春秋》,并正卫史之误,《左传》可能

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17](P1138-1166)(5)《左

传》记事晋国分量最大,占26%,且用山西方言(如

用“邾娄”代“邾”或“邹”),而子夏居魏国西河,

为魏文侯师,故《左传》可能是子夏所作。[18]

吴起也是近代学者重点讨论的人物,清人姚鼐

曾提出《左传》经过一个编撰过程,“书中于魏氏语

造饰尤甚,吴起为之盖尤多。”[19]后章太炎[20]、钱

穆[21](P192-194)、郭沫若[22](P202-230)、童书业[23]等对此作

了进一步发挥。其根据是:(1)《左传》记录晋、楚

事详而丰富,而吴起先事魏文侯,后事楚悼王,对

魏、楚情况非常了解。(2)《左传》有大量关于战争

的记载和描写,其作者应对战争十分熟悉,而吴起

为兵家,且具有战争经验。(3)据《春秋左氏正义》

引刘向《别录》,吴起曾跟曾申学过《左传》。又据

《说苑·建本篇》,吴起曾向魏武侯谈“《春秋》之

意而元年之本”,说明其懂得《春秋》的“微言大义”。

(4)《吕氏春秋·乐成篇》记魏襄王时有史起曾为邺

令,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正义》引《吕氏春

秋》作“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民田”,

可见,“史起”即“吴起”,之所以又称“史起”,可

能是因为其在魏国作过史官。(5)据《韩非子·外储

说右上》记载,吴起是卫国左氏人,故《左传》是

以作者的地望命名,像《诗经》的齐诗、鲁诗。

赵光贤提出是鲁国左姓人,根据是:(1)《左传》

站在鲁国立场叙述历史,对鲁国历史非常了解。(2)

《左传》推重孔子,特为续经至哀公十六年记孔子

卒,且记孔子在鲁国活动甚详。(3)其评论多“仲尼

曰”之语,与孔门有一定渊源。并推测作者为《仲

尼弟子列传》中所说的左人郢之后。[13]

笔者认为,《左传》作于左丘明似不应否定,其

成书则经历了一个过程。姚鼐《左传补注序》说:

“《左氏》之书非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

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

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

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

寡矣。”吕大圭《春秋或问》说:“左氏者,意其世

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

《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姚、吕之说

对于我们理解《左传》的成书,无疑是很有启发的。

(二)

20世纪以来,关于《国语》的讨论往往和《左

传》联系在一起,问题集中在两点:一、《国语》与

《左传》是否同为左丘明所作。二、《国语》成书时

间在《左传》之前还是之后。康有为作《新学伪经

考》,主张左丘明只作《国语》,原为五十四篇,刘

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为今本之《国

语》,故仅得二十一篇”。此说影响很大,并得到梁

启超、崔适、钱玄同、胡适等人的赞同,但由于主

观成分太强,不为后来多数学者所取。章太炎在《春

秋左氏疑义答问》等著作中力驳康氏之说,主张《左

传》、《国语》均为左丘明所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左传真伪考》通过分析语法认为,《左传》和《国

语》文法相近,像是一人所作。钱穆《先秦诸子系

年》有《吴起传左氏春秋考》,认为《国语》、《左传》

同为左丘明所作。刘建国《先秦伪书辨证》也肯定

《国语》为左丘明所作。其根据是:(1)早期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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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代史志均记载《国语》为左丘明所作。(2)《国

语》虽是国别体,但其各篇仍以记言为主。这种体

裁与《论语》、《晏子》、《管子》等书相类,而在战

国以后较少见。(3)《国语》与《左传》时代相同。

《国语》止于周定王十六年(前452年),《左传》

止于鲁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462年),仅相差

10年。二书终止时间基本相同,是其同为左丘明所

作的有力证据。(4)《国语》与《左传》内容基本一

致,《国语》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时代背景。[24](P206-209)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国语》记叙有战国时历史事

件和典章制度,非左丘明所作。如谭家健认为:(1)

《国语》、《左传》体例不同。《国语》以记言为主,《左

传》以记事为主;《国语》是分国编录,《左传》以一

国大事为纲兼摄其他;《国语》以晋国为主,《左传》

以鲁国为主;《国语》是编录体,《左传》是著述体。

(2)《国语》、《左传》思想不同。《左传》以儒家思想

为指导,对其他学派采取批判态度。《国语》除记儒

家言论外,还记其他学派的言论,有兼收并蓄的现象。

(3)《左传》参考过《国语》,二者非一人所作。据白

寿彝统计,《国语》196节,其中104节与《左传》所

记大同小异。其中有许多文句竟完全一样,说明有一

本书参考过另一本书[25]。至于《国语》的作者,谭家

健认为很有可能是三晋史官。[26]冯沅君也认为《国

语》、《左传》记事、文法互异,是各不相干的书[27]。

王树民认为《国语》的作者不出于一时一人,而是各

国史官所作,其编者是左丘氏。[28]张心澂也持类似看

法。[29](P521-534)沈长云认为,《国语》是在战国时流传

的各种《事语》基础上编辑成书的,很可能是出于三

晋人之手。至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为什么说“左丘

失明,厥有《国语》”,杨伯峻认为“司马迁本应说‘左

丘失明,厥有《春秋》’,为着避免上文‘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重复《春秋》两字,于是改《春秋》为

《国语》,硬把《国语》的作者加于左丘明,遂成为

后代争论问题之一”。并说《报任安书》所举诸例,

很多是非历史的,不足为信。[31]

也有学者持调和的态度,如徐中舒先生认为,

“古代史官原有记言记事的分工,记事为文,记言

为献。”“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

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

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

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

就称为瞽史。”“左丘明不是一般的乐工,他出身于

鲁国贵族,同时也是最有修养的瞽史。”《国语》、《左

传》“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

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诵者,谁就

是作书的人。”[17](P1146-1148)谭家健虽然否认左丘明作

《国语》,但又认为“左丘明既然在撰写《左传》时

参考过《国语》,那么《国语》很可能因他而流传开

来,人们便称之为‘左氏《国语》’。这完全符合秦

汉时期学术界的习惯”。

关于《国语》成书的时间,章太炎认为《国语》

晚于《左传》,其成书是在左丘明晚年。卫聚贤也认

为《国语》比《左传》晚,是左丘明子孙六人于楚

国所完成,他根据比较明显法、记载异同法、布局

异同法等七个方面认为,“(1)《周语》、《楚语》系

西元前431年一个人作品。(2)《齐语》、《吴语》系

西元前431年后前384年前一个人作品。(3)《鲁语》、

《晋语》系西元前384年后前336年前一个人作品。

(4)《越语上》系西元前384年后更后一个人作品。

(5)《郑语》系西元前314年以后一个人作品。(6)

《越语下》系西元前314年后更后一个人作品[32]。

谭家健认为《国语》应在《左传》稍前,在春秋末

和战国初,曾为《左传》作者所参考。沈长云则认

为《国语》成书于战国晚期。孙海波甚至认为《国

语》成书当在汉武帝之后,故为《史记》所不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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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DiscussionConductedonthePublicationTime,AuthorandQualitiesof

Zuozhuan(左传)andGuoyu(国语)SincetheTwentiethCentury

LIANGTao

(HistoricalRearchInstitute,ChinaSocialScienceInstitute,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Sincethe20thcentury,amongthediscussionsofthetimeoftheformationofZuozhuan(左传)inthe

academiccircle,themostimportantachievementhasbeentodenythatitisfabricatedbyLiuXin,andtoaffirmthatit

holarventhinkthatitispublishedattheendoftheSpring

earchmethodologyreflectsaninclinationof“steppingoutofthetimesofsuspectingthe

oldtime”.Someuneartheddocumentssuchasthebookscopiedonsilkunearthedfromkingma’stombSayingsofthe

EventsHappenedintheauthor

ofZuozhuan,theacademiccirclehassuchopinionsasZuoQiuming,ZiXia,WuQiandsomepersonnamedLuinthe

holarsinclinetoagreewiththeopinionthattheauthorisZuoQiuming,andatthesametimepoints

outthatthecompilingofZuozhuanunderwentaperiodduringwhichbothZuo’sdescendentsandConfuciusfollowers

thodologyapparentlyreflectsacharacteristicof“interpretingthepast”.Astowhether

ZuozhuanwaswrittentocommentonTheSpringandAutumnAnnals,theacademiccirclealsoconductedadeep

discussion,proposingdifferentideassuchas“alump-sumpublication”,“acond-timepublication”.Intheacademic

circle,discussionsconcerningZuozhuanisalwaysassociatedwithGuoyu(国语).Scholarsconductadeepdiscussion

concerningsuchquestionsaswhetherbothGuoyuandZuozhuanwerewrittenbyZuoQiuming,whetherthe

publicationtimeofGuoyuwasbeforeorbehindthatofZuozhuan.

Keywords:Zuozhuan;Guoyu;ZuoQiuming;Li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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