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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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秦汉帝国

本章主要内容

从传统的教学内容布置来看，秦汉帝国当包括秦朝、西汉、新朝和东汉四个朝代，但本

课程将新朝和东汉移到下一章。因此本章述是秦朝和西汉的历史，从前221年到公元8年二

百来年的历史。

秦朝享国十五年，历史虽短，地位却重要，秦始皇建立的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成为后世王朝的基本体制。文字的统一，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也

为历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了先河。秦始皇一系列拓边政策取得巨大效果之后所确立的王朝

版图，奠定了历代王朝的疆域基础。秦末所发生的陈胜、吴广起义，也开辟了民众反抗暴政

的武装斗争形式。

西汉延续着秦朝的诸多规制，而皇权专制继续加强，具体表现在：武帝时期的内外朝之

分立、尚书机构的扩大、察举征辟制度的确立和监察制度的完善，主导意识上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大一观念的形成等等。

西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民族政策和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等等，都是本章极

为重要的内容。

本章重点与难点

对秦朝所创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理解，楚汉战争以及汉初分封的政治意

义和历史内涵、西汉政治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社会主导意识的嬗变、中央与关系的关系、

中朝制以及外戚专权的形成等等，皆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教学拟采用的技术手段

一以文献说明制度的演变；二以考古发现证明秦汉某些措施的施行情况；以视频方式大

信息地介绍相关的历史。

第一节“大一统”帝制的确立

六国统一固然成于嬴政之手，决非一人之功。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各国民间经济

状况而言，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制度变革更给秦国士卒带来由物质刺激引发的活力。

各种综合的努力结出硕果。

一、秦统一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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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余烈。商鞅变法成功，秦国自此强盛。

“合纵连横”军事外交形势。

范雎之“远交而近攻”。

前260年长平之战。

白起之功业。

郑国渠与秦王政纳谏用贤。

秦王政遣将调兵，挥师东进，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于前221年统一六国，

建立秦王朝。

二、大一统帝国体制的确立

皇帝制度。

秦始皇创立的秦制与前此的“封建制”最大的不同，有二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废除

世袭分封建国制代之以郡县制，二是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代之以中央任免的流官任期制。

最能体现帝制的是，皇帝掌握有强大的军队。从秦始皇陵侧兵马俑坑已有发掘看得出，

车、步、骑兵混合编制的秦军，规模浩大，军容整齐。帝制正是依仗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对全

国的集权统治。随分封制（封国）的取消，与国家军队平行的地方贵族兵制遂告终结。法律

上，皇帝以外任何个人都无权拥有独立的军队。

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正式宣告封建贵族地方分权制历史结束。

秦始皇崇尚法家。

秦对六国贵族及其地方势力的打击极为严厉。

对武力的迷信，胜利又来得如此遽然，使秦始皇对下列形势显然估计不足：一个旧制

度的结束、一种社会势力的历史性消亡，将是缓慢渐行的，即使在其支持它的政权失去后，

仍会有很长的惯性滑动过程。军事的胜利只能解决政权转移易手的问题。新制度必须在建设

中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生活，才得以真正巩固下来，为全社会所认同。

三、巩固统一的措施

统一文字。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统一交通。

“令黔首自实田”。

继续推行军功爵。

统一思想，确立意识形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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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军事扩展和防御。灵渠。

后世史家多指斥秦的横暴无道，不能公正评价秦统一的历史功绩。太史公在《六

国年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帝在位日浅，

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第二节秦的暴政与第一次农民起义

一、秦何以短促而亡？

秦始皇自称帝第二年起，几乎年年在外巡游。

秦之速亡，并非仅“残暴”二字所能概括。大抵行事太急，超越社会所能负荷的程度，

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十余年间大兴土木，修筑宫殿、陵墓规模之大，常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咸阳宫。阿房

宫、骊山陵。

秦统一后防匈奴、戌长城30万人、戌守五岭50万人，修骊山墓70万人，修馳道、军

事运输估计也近50万。以上数项合计动用壮丁200万人。是时秦全国人口估计为2000余万。

征发劳动力竟达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占全国男子(未成丁者亦计在内)总数的五分之一。如

此不惜民力的频繁征发，时间高度集中，超出社会负荷程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六国势力与统一的反复。

以法家为主流意识为秦国历史种下统治素质低劣的恶果，在秦灭亡过程中暴露得淋漓

尽致。赵高、胡亥乃至李斯在始皇帝死后发动政变，以及尔后一系列的应对中，都表现出私

心至上，不惜为一己之私利，闹出杀亲内斗的丑剧，自坏长城，自掘坟墓。

二、秦末农民战争

秦朝统一六国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为所欲为。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激化。

大泽乡起义与“张楚”政权。

陈胜、吴广之后，被他们激起的反秦起义浪潮继续不断地冲击着秦王朝的统治。六国

贵族之后亦纷纷起兵，先后拥兵称王，但皆不足成大事。唯有楚地的项羽与汉地的刘邦才足

可以称反秦双雄。

楚汉战争。

楚负汉胜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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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正式即皇帝位。初定都于洛阳，二年后始迁都于长安，

从此长安成为西汉一代两百多年的首都。

第三节汉承秦制与稳固帝国

西汉自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至公元8年王莽建“新”代汉止，传十代、十二

帝，历时210年。都长安。帝国制度经西汉一代建设，大体已摸索出一套应对大一统局面、

稳定社会基础的方略。西汉帝国的强盛名列当时世界前沿。

高祖、惠帝（包括吕后统治时期）、文帝、景帝时为初期，倡“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逐渐解决了楚汉相争及汉初以来的分封遗害，农业生产在恢复的基

础上有明显的发展，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终以“文景之治”名留史册。

中期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时，又重振一统皇帝威

风，对北边匈奴由防御转为进攻，打通丝绸之路，积极开发西南地区，极欲大有所为。积建

国近百年休养之泽，国家财富充溢，号极富庶。晚期武帝犹能悬崖勒马，转危为安，传至昭、

宣，重返轻徭薄赋政策轨道，发展生产、平理刑狱，重视吏治，再度呈现“天下殷富、百姓

康乐”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西汉晚期经元帝、成帝、哀这、平帝数朝，土地兼并和蓄奴之风愈演愈烈，社会矛盾

愈积愈重，王朝统治危机加剧，改革徒有其名。外戚王莽趁机结束西汉政权，改建“新”朝，

亦短命而亡。

一、汉承秦制，稳固帝制格局

武帝对秦及汉初政制之更张，最突出的即为裁抑相权。他不再任外戚为相，以出身卑微

的文士为相，抑低丞相的贵族身份，并通过“加官”的方式任命贴身亲信以侍中、尚书、中

书等名义参与决策，不受丞相节制。天下奏章改由尚书直达皇帝，皇帝旨意亦由尚书下达丞

相，开始形成以“内朝”牵制外朝的格局。君权与相权的消长变革，由此而渐成趋势，直至

隋唐又成一中央政府新格局。

二、重农抑商，确立帝国经济格局

重农抑商政策也是由“封建”转为帝制的一大历史曲折。

三、武帝“有为”，西汉由盛转衰

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不在高祖，也不在文、景，而要到武帝执政，是时已距开国七

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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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西汉，还是整个两汉，武帝都是生命力最强的皇帝精力旺盛，富野心。在位长

达54年，占西汉二百年的1/4，有足够的时间施展他的雄心。武帝所起的作用对西汉帝国

非同小可。他既创造出了帝国极盛的辉煌，也把王朝几乎推向灭亡的边缘。集权帝制使帝王

个人的作用往往可以发挥到历史所能达到的极致。

70余年休养生息造成了经济的富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秦亡汉兴，意识形态随历史转折必发生变化。

大有为的武帝。

政治上，裁抑相权，加强皇权，其亲近侍从逐渐形成“中朝”，成为实际上决策机关。

行推恩令，析分侯国，削弱诸王势力；颁布“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

王结党营私。

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把京畿七郡之外的郡国为十三州（部），派刺史考察吏治，检举

不法官吏和强宗豪右。

任用酷吏，锄诛奸人。

军事上，为平衡南北两军力量，先后设置期门和羽林军，加强中央常备力量，开后代

“内重外轻”兵制之始。

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在产盐铁之地设盐官30多处，铁官40余处；实行均输平准

法，运输和贸易实行官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推行算缗与告缗，向商人和商利贷者征收

财产税，告发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有奖。改革币制，废半两钱，更铸三铢。后又更铸五铢

钱，前113年（元鼎四年），统一币权于中央，禁止郡国铸钱。

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据

儒家之学，改正朔，制太初历，修封禅，并杂以法术刑名，为己所用。

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多次徙民于西北屯田，促进内地与西域的联系系和交往。

以卫青、霍去病为将，三次大规模进击匈奴，大张武力，伸展国威，更使其功业达至

巅峰。

从帝国政策变化的角度来看，进击匈奴与盐铁官营两项内容互相关联。

匈奴问题始终受到统治层的高度关注，贾谊、晁错屡有对策、处置的种种建议，终尚

在恢复国力之际，故隐忍不发，至武帝时方有大动作。

三次大战役。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大片土地，

开垦屯田，后又迁徙羌民至河西地区，河西逐渐开发，成为汉在西北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此前后，张骞数使西域，借匈奴北去，更使丝绸之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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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大汉声威光耀于外。

以盐铁官营为代表的经济政策。

帝国时期当权者对待商品流通的态度相当矛盾。

轮台罪己。

武帝晚年重返以农为本的政策轨道，不失为善改过返正的明智者。以后历代君主，少有

像武帝者。兹后昭、宣承武帝遗旨，重返清静轻徭政局。然土地兼并、豪强横恣的社会问题

亦被搁置。元、成、哀、平君主素质一代不如一代。西汉王朝走近末路，似乎也是每一王朝

盛极而衰，难以避免的结局。

第四节经学与史学的隆盛

春秋战国诸子之学，从古代神学巫术与官守专门之学两途脱胎出来，本来“原于一”

的官守“道术”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自为方”，“百家往而不反”。

从学术思想来说，诸子之学都偏重政治社会方面，皆出于救时之弊，但各有所长，亦

各有所偏。

“大抵切于时务者兴，不切于时务者衰”，全着眼于当政者的治政需求。因此，当由“封

建”转变为帝制，由秦转而为汉，各种学术就有一个不断被重新选择、重新解释的意识形态

改造。西汉的经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被选定，并开后世经学源流的先河。西汉经学正因为关系

帝国意识形态重建的方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西汉还有一个亮点，便是史学。史学的辉煌当然要归功于司马迁私人修史所创造的《史

记》。在帝制时代，史学也避免不了像诸子之学为官方牢笼的命运，但毕竟因为有《史记》

的影响，终得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留下秉笔直书的传统。以史学作为西汉文化的一大成就，一

个代表，于理于事都可以成立。

一、经学与今古文经学的分途

后世之人都把儒家的成立归于得秦亡教训之助，又把儒学的独尊看作是武帝接受董仲

舒建议的结果。其实自战国至秦汉学术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如此简单。

诸子之学分裂对峙，各派主张都有得有失，既不排斥相互间有渗透，更会有人试走另

一条路，取长补短搞综汇合流。

湖北荆门郭店竹简。

吕不韦集之《吕氏春秋》。

淮南王刘安之《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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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异同互包。出土的秦简揭出了一个过去不知道的事实，

就是在秦始皇时代，法家之外兼采阴阳家是很明显的，儒家思想也并非完全被排斥。

秦亡汉兴，百废而待兴，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所以道家之学兴盛一时。

帝王表饰经术，以利禄为诱饵，儒生便把经学看作进身之阶，两汉经学的发达，这方

面的因素无法否认。

董仲舒的儒学不纯，突出表现在援用阴阳五行说。

汉代到武帝时，政治稳定、经济富足，使得董仲舒这一班儒生很容易把稳定现有社会

秩序看作为经世致用的前提，内里不能不包含有“进身之阶”的私利意图。所以他就提出要

以思想上的“大一统”来辉映政治“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

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后来儒学的发展不期然地朝着这一方向走去，原因也在

于儒者日益官方化，致使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日浓。

经学地位的上升，差不多是与汉王朝的衰微同步的。

经学地位的上升，还与以治经学为职业的博士渐渐成为一种社会势力有关。

经今古文之争。

不论今古文经学，都有一个逐渐演变成儒生名利之途的流弊。不顾义利，支离破裂，

专求闻见之博，纠缠于琐屑饾饤的争论。经学就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除了装饰门面

外，还成了有闲阶级眩耀的资本。东汉世族中相当多的人就是靠经学作门第的招牌。真正传

道、担当道义的儒生有，但很少。

二、司马迁“史家绝唱”

西汉文化中最有时代特色，且为后世称道的是赋和散文。以无韵的赋、优美的散文而

为史书者，则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绝唱。

司马迁虽然并不以为自己是一个纯儒，他对道家的思想也非常服膺。但在作《史记》时

却以孔子修订《春秋》的大义为榜样。他表现出中国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传统，便是史家不纯

粹是记录“实然”的，必须凭着史家的良知，发挥“应然”的理想。他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

峻。他完全蔑视那种悠悠命运之说。还专立《陈涉世家》，为后代正史所不敢效法，《汉书》

亦不免。在《自序》中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

迹，诸侯作难”，并把汉的成功归于陈涉首义，这都是从尊重历史真实的高度，坚持史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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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说真话，切不能曲学阿世，为趋附当势者而扭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