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克

千古争议：《伤寒论》中1两到底等于3克、8克，还是15克？此⽂给答案

编辑：⼩药童

写于银杏树正美的北京

《伤寒论》和《⾦匮要略》两书中的药物剂量问题，长久以来⼀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今仍是悬⽽未决。

本⽂作者深谙其道，并从临床⽤量、“药称”折算、古代衡器（权）和量器直接核算等⽅法，经多⽅思考实践，历尽艰

难、仔细推敲，最终得出最有依据的结论。

这种对中医与经典求知求真、踏实钻研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医⼈学习

▍全⽂共5860字，阅读时间⼤约需要15分钟

《伤寒论》和《⾦匮要略》中的

药物剂量问题

《伤寒论》和《⾦匮要略》两书中的药物剂量问题，长久以来⼀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今仍是悬⽽未决。现就近

年对这个问题的⼏种不同看法进⾏讨论，并提出我们⾃⼰的观点。

—1—

根据临床常⽤量估计

1979年出版的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选读》具体地把《伤寒论》中汉代的1两折合为3克，1升折合为60—80毫升

或18—30克。

此书沿⽤1964年出版的《伤寒论讲义》（中医学院试⽤教材）的观点，认为“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

汉时以六铢为⼀分，四分为⼀两，即⼆⼗四铢为⼀两。处⽅应⽤时，⼀⽅⾯根据前⼈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

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两者，折今约⼀钱。云⼀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80毫升。”

我们认为，医⽣对某⼀种药物的习惯⽤量是⼀回事，东汉时1两折合现在多少克是另⼀回事，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这种⽤临床常⽤量来估计仲景⽤药剂量的⽅法，早已有之。如徐灵胎《医药源流论》认为“⾃三代⾄汉晋，升⽃权衡，

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分之⼆。”

汪昂《汤头歌诀》认为“⼤约古⽤⼀两今⽤⼀钱⾜矣。”徐、汪两⼈均为清代⼈，出⽣年⽉，相差不过七⼗余年，当时的

衡制并⽆变化，1两合今之37.3克。⽽所估计的剂量相差竟达⼀倍。

就以近年临床来说，各个医⽣的习惯⽤量差别很⼤。如上海的夏理彬⽼中医，桂枝只⽤三分到五分（1-1.5克)，⽽沈宝

善⽼中医，桂枝常⽤⼀两到三两(30-90克），相差数⼗倍。即使采⽤临床常⽤量的平均数，也是不妥当的。

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医⽣的⽤药剂量差异之⼤，实难统⼀划定。所以根据临床常⽤量来估计仲景⽤药剂量，

并不是⼀个好⽅法。

—2—

根据某种药物单位体积测⽐重推算

近有陈家骅⽒等的论著《经⽅药量管窥》(见《浙江中医杂志》1981年第5期），以《⾦匮要略·腹满寒疝宿⾷病》篇乌

头桂枝汤⽅后的煎煮法为根据，推算出东汉的1⽄合今之126克，1两合8克。

理由是⽅后记载“后⼀味，以蜜⼆⽄，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升……”认为1⽄蜜的容积为0.5升（五

合），根据东汉1升合今之198毫升，则0.5升为99毫升。⼜测得⽣蜜⽐重为1.27克/毫升，于是推算出上述结果。

我们曾进⾏了⼀次简单的实验：⽤100亳升市售的蜂蜜（⽐重为1.38克/毫升）加温，当减少到81.7毫升时，重量由138

克减少到116克，蒸发⽔分约22克，⽐重变为1.42克/毫升。此时烧杯底部的蜂蜜已呈焦⿊，冷却后凝成固体。

据此我们认为：“以蜜⼆⽄，煎减半”之说，是约略之辞，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且经煎煮后的蜂蜜是不能再以⽣蜜⽐重

为标准的。

因⽽陈⽒推算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再查考⼀下这⼀条原⽂，各种版本⽂字上有差异，如《千⾦⽅》为“⽩蜜⼀⽄，煎减

半，”《⾦匮要略⼼典》为“以⽔⼀升，煎减半。”这种以有争议的⽂字作为推算的依据，意义就不⼤了。

清·王朴庄《考证古⽅权量说》也曾根据《千⾦⽅》蜜1⽄得药升7合，及《灵台仪象志》⽔与蜜⽐重为20：29的记载，

以⾃制药升1升⽔为⼀两⼆钱，推算出1药升蜜重⼀两七钱四分。

据此⼜得出“古⼗六两，今重⼀两⼆钱⼀分⼋厘。古⼀两，今重七分六厘强”的结论。然⽽王朴庄⾃制的药升，并⾮是东

汉时期的升，故上述数据也就不能认为是东汉时期的⽤量。

—3—

根据“药秤”折算

1959年出版的中医研究院编的《伤寒论语译》和1974年出版的《⾦匮要略语译》两书，⼀⽅⾯引⽤《中国度量衡史》

的材料（东汉⼀两相当于13.92克）。

⼀⽅⾯引⽤唐·苏敬编的《新修本草》中的⼀段话，认为东汉时有药秤，只有普通秤的⼆分之⼀，把《伤寒论》和《⾦匮

要略》两书中的1两折为6.96克。

《新修本草》（成书于唐显庆4年，公元859年）中有这样⼀段⽂字：“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即东

《新修本草》（成书于唐显庆4年，公元859年）中有这样⼀段⽂字：“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即东

汉）末以来，分⼀⽄为⼆⽄，⼀两为⼆两⽿，⾦银丝绵，并与药同，⽆轻重矣。古⽅唯有仲景⽽已涉今秤，若⽤古秤作

汤，则⽔为殊少，故知⾮复秤，悉⽤今者⽿。”

要理解这段⽂字的涵义，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是后汉末以来，晋代开始，衡器的称量发⽣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及如

何分⼀⽄为⼆⽄，⼀两为⼆两？⼆是这段⽂字中所说的“今秤”，当然是指唐代的称量，⽽今称与张仲景的称量相似，那

么，“古秤”是指什么时候的称量？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度量衡制度于新莽时期曾进⾏了⼀次整顿，但是⾄汉末晋初，由于封建地主阶级贪得⽆厌、残酷

剥削，称量任意增⼤，当局者⽆法控制。

如《晋书·裴秀传》记载：“頠（裴頠，裴秀之⼦）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四分有

余。頠上⾔，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

伤夭，为害尤深。”

《晋书·律历志》记载：“元康（公元291—289年）中裴頠以为医⽅⼈命之急，⽽称量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此改治

权衡，不见省。”

由此可知苏敬所说的汉末、晋初以来称量在逐步增⼤，晋初增⼤的具体数字已难査考，到东魏、北齐（公元534—577

年）时已增⼤到1⽄合445.46克，⽐新莽时期（1⽄合222.73克）约增⼤了⼀倍。

正如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说“魏、齐⽃称于古⼆⽽为⼀。”⾄隋初⼜增⼤为1⽄合668.19克。

《隋书·律历志》记载“开皇以古⽃三升为⼀升，古称三⽄为⼀⽄；⼤业中依复古制。”由此⽽知隋⽂帝开皇时以古称三⽄

为⼀⽄，⾄隋炀帝⼤业时⼜恢复古制⽤⼩制，所以隋代存在着⼤⼩⼆制的情况。

这种⼤⼩⼆制的⽅法，唐代仍然沿⽤。唐⽞宗时修订的《⼤唐六典》记载：“凡权衡，以秬⿉中者，百⿉之重为铢，⼆

⼗四铢为两，三两为⼤两，⼗六两为⽄。凡积秬⿉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之，内外官

司悉⽤⼤者。”

可见隋唐的⼩制是新莽时期官府制订的度量衡，⼤制是汉末、晋初以来逐步增⼤的称量。

所以苏敬说的“古秤”是指逐步增⼤的称量，东魏、北齐的称量正好是新莽时期的⼀倍，故苏敬说“古秤皆复。”

实际上很可能是指汉末、晋初已经增⼤的称量。⽽绝不是指新莽时期官府制订的和张仲景（东汉）时期仍然采⽤的称

量。苏敬说的“今秤”是指隋唐两代的⼩制，其称量与新莽及东汉的称量基本相同。这就是《新修本草》中所说的“古⽅唯

有仲景⽽已涉今秤。”

当时不仅在药物⽅⾯使⽤这种⼩秤(或叫做今秤)，在⾦银丝绵等贵重物品⽅⾯也使⽤⼩秤。所以苏敬⼜说：“⾦银丝绵并

与药同，⽆轻重⽿。”（南秤很可能是指当时的⼤制）这段⽂字的内容已经基本明确，不能证明《伤寒论》和《⾦匮要

略》中的剂量是东汉普通秤的⼆分之⼀。

—4—

根据古代货币和重量间接核算

吴⼤徵⽒根据新莽货币较得新莽时，两的重量是13.67464克（见《中国度量衡史》），刘复⽒从新莽嘉量较得的是

14.1666克（见（中国度量衡史》）。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将这两个数据加以平均，得出新莽的1两为13.9206克，1⽄为222.73克。根据史料记载，东汉

的度量衡承新莽制，故东汉的称量与新莽同。

1973年出版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7年出版的《中药⼤辞典·附篇》和1979年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都引⽤了

上述数据。我们认为这种⽅法基本可取，但也有不⾜之处。

⼀是秦汉时期的货币，由于种种原因，其重量出⼊较⼤，即使同样是五铢钱，重量并不⼀样。⼆是货币经过长久年代已

有侵蚀。因此也不可能⼗分精确。

上述各种说法，有根据临床常⽤量估计的，有根据某种药物单位体积的⽐重推算的，有根則“药称”折算的，有根据货

币、重量核算的。它们都是采⽤了间接的⽅法来考证《伤寒论》和《⾦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虽然有⼀定根据，

但都不太精确。

—5—

根据古代衡器（权）和量器直接核算

由于近年来考古⼯作的进展，东汉时期的度量衡资料⽇趋完整，由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收集

了许多汉代的“权”。⽤权作为计算称量的依据，⽐较可靠。

经过核算，其中最轻的1⽄合235.8克，最重的1⽄合270克，多数在250克左右。重量相差的原因，⼀为年久锈蚀残缺，

⼆为各地⾃铸轻重不统⼀。

其中有⼀枚铜权，原存“通古斋”古玩店，1952年售给国家⽂物局，1954年拨交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此权名为“光和⼤司农铜权”，⾼7.8厘⽶，底径10厘⽶，重2996克。权呈半圆形，权⾝有⼀镶“检封”的⽅⽳。

器⾝有铭⽂：“⼤司农以戊寅诏书，秋分之⽇，同度量，均衡⽯，桷⽃桶，正权概，特更为诸州作铜称，依黄钟律历，

九章算术，以均长短、轻重、⼤⼩，⽤齐七政，令海内都同。

光和⼆年闰⽉廿三⽇，⼤司农曹棱丞淳于宫，右库曹祾朱⾳，史韩鸿造，青州乐安郡寿光⾦曹掾胡吉作。”“光和”为汉灵

帝刘宏年号，光和⼆年为公元179年，时间上与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为同年代。

从铭⽂可知，此权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为统⼀全国衡器⽽颁布的标准铜权。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证，汉承秦制，⼤量

出⼟的秦汉铜、铁权证明，秦汉衡制每⽄在250克左右。

“光和⼤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秦汉衡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权。据此折算每⽄合249.7克。

有关⽅⾯认为“光和⼤司农铜权”可以作为推算东汉时期称量的标准，据此东汉的1⽄应折合为250克，1两折合为15.625

有关⽅⾯认为“光和⼤司农铜权”可以作为推算东汉时期称量的标准，据此东汉的1⽄应折合为250克，1两折合为15.625

克(或缩简为15.6克)。该权标准净重应为3000克，所以发⽣约13/10000的误差，可能是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因素。

东汉的容量问题，各⽅⾯所测得的数据⽐较接近。

1957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史》认为东汉的1升为198.1毫升，刘复⽒从新莽嘉量上测得1升的容量为200.6349毫升

（见《中国度量衡史》）；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升，其容量为200毫升；

近年在⼭西太原发现的西汉初年的“尚⽅半”(半⽃即五升)，经装⽔实测，可容1000毫升（见1979年10⽉10⽇《⽂汇

报》)；

现藏上海博物馆东汉“光和⼤司农铜斛”容量为20400毫升；

现藏上海博物馆东汉“元初⼤司农铜⽃”容量为1970毫升（上述量器其容量不⼗分精确，很可能是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原

因）；

现藏南京博物院东汉“永平⼤司农铜合”容量为20毫升。

据此，东汉1升为200毫升，可以基本肯定。

我们认为，由史料、实物核算出来的数据，还得要接受医药科学实践的验证。那么，1两=15.625克，1升=200毫升，这

个数据是否符合医药科学的实际情况呢？试具体分析如下：

1、药与⽔的⽐例是适当的。我们按上述数据配了⼀剂桂枝汤，⽤1400毫升（东汉时的7升）⽔煎药，煎取600毫升（东

汉时的3升），药与⽔的⽐例基本合适。

苏敬在⼀千多年前就说过：“若⽤古（⼤）秤作汤，则⽔为殊少，”意思是说，如果把张仲景的药量增加⼀倍，⽔就太少

了。如果把张仲景的1两折合为3克，那⽔就太多了。

2、⼀个⽅剂中药与⽔之间的⽐例是适当的，仍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中⼤枣⽤12枚，经实测约重30克。

汉代与现代⼤枣的重量估计没有多⼤差别，桂枝3两合46.875克，桂略⼤于枣，这是适当的，如将桂枝3两合为9克，则

枣⼤于桂三倍余，未免喧宾夺主。

3、某些药物的⼀天⽤量⽐⽬前常⽤量⼤3—4倍。可是，这些药物的⼀次服⽤量却与⽬前常⽤量近似或略⾼。

如桂枝汤中的桂枝，⿇黄汤中的⿇黄均⽤46.8克，⽐⽬前常⽤量⼤好⼏倍，但是这些⽅剂按张仲景原意只煎⼀次，将药

汁分三次服。上述桂枝与⿇黄的⼀次服⽤量为15.6克，与⽬前常⽤量所煎的头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

4、⼀张⽅剂中所有药物的总量与⽬前常⽤量近似。因为《伤寒论》和《⾦匮要略》的⽅剂中药味较少，如桂枝汤为5味

药，按1两=15.6克算，总重量约为201克。

桂枝⼆越婢⼀汤为7味药，总重量约为89克。⽽现在⼀般处⽅的药物约10—15味，每味药⽤量约10—12克，则总重量为

100—180克，⼆者相近。

5、《伤寒论》和《⾦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量⽐⽬前常⽤量⼤10倍左右，如炙⽢草汤中的⽣地黄⽤1⽄(250克)，⼩

柴胡汤中的柴胡⽤半⽄（125克)，⽽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剂量时有明显疗效。

近年来中药临床⽤量有逐渐增⼤之势，使⽤⼤剂量药物取得疗效的报导屡见不鲜，如治疗美尼尔⽒综合征泽泻⽤⾄60

克，⽩术⽤⾄30克⽽取得满意疗效（《新医药学杂志》1978年第11期）。

按《⾦匮要略》泽泻汤⽅中，泽泻⽤5两，合78克，⽩术⽤2两，合31.2克，古今⽤量基本相符。治疗咳嗽细⾟⽤⾄12

—15克⽽取得满意疗效（《上海中医药杂志》1980年第4期）。治疗早搏，⽣地⽤⾄210克⽽取得显著疗效（《上海中

医药杂志》1982年第5期）。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伤寒论》和《⾦匮要略》的药物剂量问题应按1⽄=250克，1两=15.625克（或缩简为15.6

克），1升=200毫升计算，这个数据，从中医学中药学的⾓度上看，略⼤于⽬前常⽤量⽽⼜符合⽬前的发展趋势。从度

量衡史的⾓度上来看，也是正确可靠的。

(本⽂写作过程中，承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上海计量研究所资料室多次指导，谨致谢忱。

）

参考资料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王朴庄：吴医汇讲，卷九，第3页，清·乾隆五⼗七年(1793)刊本。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60页，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本草经集注》，第33页，群联出版社，1955年。

《⼤唐六典》，卷三，第47页，近卫公府藏版，昭和⼗年京都帝国⼤学⽂学部印。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第144页，第50页，第94页，第93页，第90页，⽂物出版社，1981年。

仝⼩林：什么是中医上的精准？分期分症找症候，⽅药剂量很关键

本⽂转⾃：微信公众号“诵明书院”。原⽂转⾃微信公众号“天堂医”，内容摘⾃《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12期作者/柯

雪凡、赵章中、张⽟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