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之父

⾯对⾯｜我和我的“两弹⼀星”⽗辈

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馆⾥，看似平常的物件，诉说的却是中国核武器研发历程中最艰⾟、最壮阔的⼀段时光。朱光亚、

王淦昌、于敏都曾在九所⼯作过，都是核物理学家。清明节前⼣，《⾯对⾯》记者和朱光亚、王淦昌、于敏的⼦⼥⼀起

来到九所新建的纪念馆，重温“两弹⼀星功勋”的感⼈故事和那段难忘的激情岁⽉。

⼲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

朱光亚，朱明远的⽗亲。1959年，34岁的朱光亚担任第⼆机械⼯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承担起

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技术领导的重担。

很多年后，⼈们把九所的⼯作精炼为“⼲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为了这个⼯作⽽改名的⼈中，还有王遵明的⽗亲

王淦昌。

记者：您⽗亲当时在美国物理界是很有名的。

王遵明：已经有⼀定知名度了，因为他有⼀定知名度，为了保密起见就把他叫王京，不许⽤王淦昌，⼗七年都这样。那

时候，刘杰、钱三强接见他，让他转⾏，他就说了以⾝许国。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这是王淦昌在德国柏

林⼤学获得博⼠学位后说过的话。1934年，他回到祖国，⼀边教学，⼀边继续基本粒⼦领域的研究，多次取得国际物理

学界瞩⽬的成果。1961年，中央希望他放弃⾃⼰的研究⽅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55岁的王

淦昌给出了“我愿以⾝许国”的回答。那之后，世界上少了⼀个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多了⼀个投⾝于核研究的王

京。

为了核武器的研发，同样转变研究⽅向的，还有于⾟的⽗亲于敏。

从1960年底开始，于敏放弃⾃⼰擅长的原⼦核理论研究，转向我国第⼀枚氢弹的研制⼯作。1965年，他被任命为核武

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与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合作，带领⼀群年轻的科学⼯作者⼀起集中进⾏氢弹技术的攻关。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上，九所的功绩意义⾮凡，但对于王遵明、朱明远和于⾟来说，九所给了他们⼀个忙碌的、经

常出差、很少见⾯的⽗亲。

氢弹是公认的在原理和结构上都⼗分复杂的系统，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空⽩，于敏带领⼀⽀⼩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

算机研究所，计算设计模型，经过“百⽇会战”，发现了热核材料⾃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案的重要课题，为

中国的氢弹研究⽴下了⾸功。这个过程中的压⼒和煎熬，外⼈难以想象，懵懂的少年更是⽆从了解。

于⾟：在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亲很少带我出去玩，但是我⾮常喜欢听我⽗亲给我讲故事。偶尔我们会去颐和园，我记

得最深的是颐和园长廊，我现在也经常去那⼉⾛路看长廊上的画，隔⼀个或两个就是⼀个古典故事。⽐如，⼩的时候我

⽗亲带着我⼀个故事⼀个故事给我讲，他的⽂学基础⾮常好，当时我⾮常想听，也很缠着我⽗亲，但是机会很少。

中国第⼀颗原⼦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16⽇，罗布泊⼀声巨响，⼀朵黄褐⾊的蘑菇云腾空⽽起，中国第⼀颗原⼦弹爆炸成功。那⼀天，10岁的朱

明远从《⼈民⽇报》号外得知了这⼀消息。

第⼀颗原⼦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原⼦弹的国家。举国欢庆的时候，已经⼤学毕业参加⼯作的王遵明

隐约感到这件事和⽗亲有关。

1967年6⽉17⽇，好消息再次传来，中国第⼀颗氢弹爆炸成功。第⼀颗原⼦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也为九所的孩⼦们提

供了线索，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有了破解⽗亲⼯作之谜的能⼒。

朱明远：1967年氢弹都爆了，但是院⾥的⼩孩谁都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的，⼤家就坐在⼀起聊天，突然有⼀次⼀个

⼩男孩就提出⼀个问题，说我们爸爸妈妈是⼲什么，⼲什么⼯作的。我们都傻眼了，不知道，他可能已经有点意识了。

所以，他就说咱们对⼀下，就是每次原⼦弹爆炸、氢弹爆炸，他们是不是都不在北京？这⼀对对出来了，试验完了，结

束以后，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爆炸那时候⼈不在北京，我们就这么把这事给解出来了，对了，他们都是搞核武器的。

短短⼏年之内，科研⼈员⼜完成了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以及地下核试验。百废待兴的中

国，实现了核武器从⽆到有的突破，⽽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所经历的困难和艰⾟，只有他们⾃⼰能够体会。

科学家没有退休

1978年，王淦昌从核试验基地调回北京，担任当时的核⼯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能研究所所长。这时，王淦昌

已经年过七旬，但他丝毫没有停歇。

记者：七⼗多岁回来，按理说从年纪上也可以退休了。

王遵明：科学家没有退休，他脑⼦不会休息的，他⽼是在那想问题。我发现我⽗亲有时候我就观察他，他每天要睡觉，

中午睡觉，他躺在那。有时候我就看他，并没有在那睡着，他就躺在那想思考问题，有时候他忽然说，谁谁谁你给他打

个电话，让他马上来，我有个想法，他就是这样。没准就是⼀个新的概念出来，他就是这样，到他去世，从来没有退休

过，他永远在那⼲。

调回北京之后，王淦昌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他与其他专家联名上书，提出“⾃⼒更⽣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加速我国核电建设的建议。1982年，中央批准在浙江海盐建设秦⼭核电站，⼗年之后，秦⼭核电站发电并⽹成功，宣告

中国⼤陆⽆核电历史的结束。

1994年，70岁的朱光亚参与组建中国⼯程院，当年6⽉举⾏的中国⼯程院成⽴暨⾸届院⼠⼤会上，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

中国⼯程院⾸任院长。

1999年9⽉1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作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

予“两弹⼀星功勋奖章”，这是科技界的⾄⾼荣誉。直到这时，“朱光亚”这个为国家科研事业奉献了⼀⽣的名字才真正被国

⼈熟知。在表彰⼤会上，于敏作为获得者代表发⾔，因为9个⽉前辞世，王淦昌没能参加。

记者：⼀个⼈这⼀辈⼦虽然很短暂，活过了有痕迹，留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么看您这⽗亲这⼀辈⼦，这91年下来，他

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是什么？

王遵明：我觉得他留下的痕迹就是他的科学成果，还有他爱国主义的精神，还是值得让⼤家学习的，他这辈⼦真是把⾃

⼰所有的都给了国家，给了事业。

因为将全部的精⼒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乎没有时间照顾⼦⼥和家庭，这也成为于敏⼼中的⼀个遗憾，尤其是2012

年，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孙⽟芹不幸病逝，给他留下了永远的愧疚。

2019年1⽉16⽇，于敏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常有⼈把于敏称为“氢弹之⽗”，但他⾃⼰⼀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

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的事业”。

事业背后有⽆数⽆名英雄

记者：会想到⾃⼰已经去世的⽗亲吗？

于⾟：经常想起，我觉得我的⽗亲⼀⽣⾮常不容易，他多次采访说过⼀个⼈的能⼒是有限的，能把⾃⼰微薄的⼒量融⼊

到祖国的强盛中，便⾜以⾃慰了。所以他这⼀⽣有他的辉煌，也有他的遗憾。

于敏去世8个⽉后，这位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之后在国庆70周年庆典现场，于⾟⼿举

着⽗亲的遗像，乘坐代表车接受⼈民的致敬。

于⾟：在他⾃⼰眼⾥，他认为⾃⼰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他多次跟我们说过他是核事业的代表，他的背后有很多叔叔

阿姨们，他们都是⽆名英雄，真的是⽆名英雄。

直⾄2005年81岁时，朱光亚正式退休，5年后，这位照亮了中国半世纪的科学家在病床上与世长辞。按照遗嘱，朱光亚

的⼀部分⾻灰埋葬在了他牵挂⼀⽣的马兰核试验基地。之后，朱明远每年都会去那⾥继续他的科研实验，并看望他的⽗

亲。

记者：您想跟他说点什么呢？

记者：您想跟他说点什么呢？

朱明远：我想说的是我没有让他失望，我们不伟⼤，但我们很执着，这是他所希望的，他说做事要执着，不管你事做得

⼤还是⼩，要执着。

记者：您⽗亲⾝上有很多时代的印记，他从那个时代⾛过来这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上有什么东西(是)跨时代的，也

是应该传下去的？

王遵明：⽐如说搞科研，搞科研你就要全⼼全意投⼊进去。现在很多年轻⼈我觉得好像对个⼈的⽣活考虑得多了⼀点，

就是你真正要给国家做贡献的话，你就得全⼼全意地投⼊进去。

记者：您觉得有没有达到当时⽗亲给您的要求？

于⾟：热爱⾃⼰的家庭，热爱⾃⼰的民族，热爱⾃⼰的祖国，我做到了，我达不到他这么⾼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直

是我努⼒的⽅向。

记者⼁董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