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乐舞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中国文学与文化】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王秀臣

(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关键词]周代;礼乐制度;雅乐;新声

[摘要]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

过程正好与雅

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

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

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

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

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

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

整体框架.三者关系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周代文化的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i001—6198(2005)04--0165--06

雅乐是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

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

艺术构成,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带

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就整个周代而言,礼

乐制度从周初开始创立,其间经历了一个

发展,成熟到衰落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不

仅仅体现出礼乐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时也

体现出雅乐内涵的发展变化.

一

,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宗周雅乐体系

的确立

通过对《三礼》文献和西周金文中有关

周礼材料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三礼》中

完备的礼乐制度和雅乐体系并不能反映西

周时代的原始面貌.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

资料和金文文献证明,西周早期和中期的

雅乐所用乐器及其规模,比《三礼》中的描

述要简陋得多.《三礼》所述当是西周穆王

以后至春秋时期礼乐制度和雅乐体系的成

熟形态.因此,笔者在这里将尝试绕开《三

礼》文献记载,主要用西周金文和相关的音

乐考古材料考察”周礼”的原始面貌,然后

再与《三礼》中的描述进行比较,从而揭示

雅乐内涵的变化与礼乐制度发展进程之间

的内在关联.

具体而言,礼乐制度由各种典礼构成,

而各种不同的典礼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

型:一类是与国家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相

关的大型祭祀典礼;另一类是贵族,士大夫

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交往礼仪.而由礼乐制

度发展到礼乐文化,并不是以一两次或更

多次典礼的举行为标志,而应该是以典礼

的制度化,经常化以及礼乐思想观念的普

及程度为标志.整个西周时代的宗周社会

历时257年,正是礼乐制度的创立到礼乐

文化的形成过程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必

须以动态的眼光来考察宗周礼乐文明和雅

乐体系,过去很多学者习惯于将《三礼》中

(收稿日期]2005—02—10

[作者简介]王秀臣(1967一),男,湖南桃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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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总第159期)

所描述的乐制原封不动地套在西周乐制

上,把西周的雅乐看成一个静止不变的平

面,认为西周礼制和乐制一成不变地保存

在了《三礼》之中,这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误解.西周金文和相关的音乐考古材料

明确显示,《三礼》中保存的”周礼”远非西

周原貌.

本文认为,西周穆王时代是周代典礼

制度和雅乐体系发展变化的转型时期,具

有标志性意义.在此之前的8O年是西周礼

乐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时期,典礼形式以与

国家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相关的大型祭祀

典礼为主,金文中除详细记录”祭祖礼”,

“军礼”,”封建礼”和表现贵族觐见周王的

“相见礼”之外,不见有其他典礼或礼仪形

式的记载.自穆王往后,金文中大量出现

“飨礼”,”燕礼”,”射礼”等表现贵族,士大

夫日常生活中行为交往礼仪的记载.这些

礼仪的仪注与传世文献《仪礼》所记基本吻

合.这说明礼仪的日常生活化是从西周穆

王时期才正式开始流行的,《仪礼》所反映

的时代最早也只能从这一时期开始算起.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三礼》礼乐制

度和雅乐体系的原型应该是从西周穆王以

后到春秋时期礼乐制度和雅乐的状况.在

此之前,周人更多的是继承了五代典礼制

度和乐舞的成就,其自身的特点并不明显.

西周金文中所记”周礼”以祭祖礼最为

常见,而祭祖礼又主要集中在穆王以前的

西周前期.刘雨先生整理金文资料,归纳出

西周祭祖礼的祭名2O种,并将这2O种祭

名列成表格,与殷墟卜辞,殷代金文,周原

甲骨文以及春秋战国金文作对照,不仅反

映出祭礼的发展脉络,而且突出地反映了

西周早期祭祖礼在周代典礼制度中的重要

地位.[1]该表中2O种祭名除翟,僻,尝三

种次要祭礼外,其余17种都与殷代祭名完

全相同,其中捏,御,燎三种重要的祀典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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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甲骨上也有记载.这说明周人祭礼虽

然不排除他们自己有新的改造,但就祭名

而言,他们几乎全盘继承了殷人祭祖礼的

名称.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

也”[2],这确实反映了周代早期周礼的真

实状况.

同”祭祖礼”一样,”封建礼”也是周代

一

种十分重要的典礼形式.1986年北京郊

区琉璃河1193号大墓出土匣(燕)侯克罄,

盂,两器铭文同时记载了周王册封诸侯,

授民授土时当面赐命的一套仪节.这一条

材料,我们可以参照《逸周书?作雒》中有

关封国建侯之礼的一段记载作对比,考见

“封建礼”的大概:”封人社道,诸侯受命于

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璇东青土,南赤土,

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

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

以为社之封.故目受列土于周室.”[3]任命

某人为某方诸侯,必须从社道取出象征该

方之土,从社道中央取黄土羼和其中,用白

茅包裹,赐给诸侯.诸侯领受此土,到达受

封之国以后,亦建大社于国中,并恭恭敬敬

地将此土安放在社坛之上.社稷象征国家

政权,赐土即赐国,羼和中央黄土,表示得

到中央承认并受中央管辖.这样的典礼仪

式可见其重要意义.西周铜器中,还有《宜

侯簋》,《伯晨鼎》,《大盂鼎》,《麦方尊》,《沫

辞土疑簋》,《雍伯鼎》等均记载了”封建礼”

的一些情况.具体礼仪形式,刘雨先生《西

周金文中的”周礼,,》一文有详细的考

证.[4)以上八件器除《伯晨鼎》之外,皆作

于西周早期,大约都在穆王以前的康王,昭

王时期.这与文献所记载的西周封建诸侯

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正好吻合.[5]西周金

文中,除有记载以上”大封礼”之外,另还有

记封赐采邑的铭文,如《中方鼎》,《遣尊》,

《召圜器》,《作册折尊》,《大宝簋》,《毫鼎》

等,铭文中对这种礼仪的仪注没有交代,想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必其规模和场面要比”大封礼”小得多.值

得注意的是,这六件器同样也是作于穆王

以前的西周早期.

“祭祖礼”和”封建礼”是西周早期典礼

形式的主要形态,并与国家政权和社会意

识形态相联系.作为体现王和贵族之间交

际礼仪的”相见礼”,金文文献显示其礼仪

形式还十分简朴,与《仪礼》中”士相见礼”

的繁缛仪节还有一定的差距.入中期以后

逐渐繁复起来,交际中讲究贿赠贽币,贽币

主要是瑞玉和兽皮.王之赏赐,男赐车马命

服,女赐丝帛.[6)这也正说明西周贵族,士

大夫之间的日常生活礼仪是从中期以后才

开始成熟的.与这样一种典礼制度相适应

的雅乐体系与《三礼》中的描述存在很大的

距离.王国维有《天子诸侯大夫士用乐

表》[7),对《三礼》雅乐情况描述简明.该表

中,天子所用礼乐以金奏开始,次则升歌

《清庙》,下管《象》,继以朱干玉戚舞《大

武》,或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复以金奏

终.《清庙》和《象》均为周初所创制的乐诗

和乐舞,这表明周初天子之乐可能是完整

地保存到了《三礼》的雅乐体系中.但诸侯

士大夫之礼,升歌用《鹿鸣》,《四牡》,《皇皇

者华》,下管《新宫》;间歌《鱼丽》,《南有嘉

鱼》,《南山有台》,笙《由庚》,《崇丘》,《由

仪》;合乐用《关雎》,《葛覃》,《卷耳》,《鹊

巢》,《采蘩》,《采蒴》.升歌,间歌用诗均在

《诗?小雅》,合乐用诗皆在二《南》,这些诗

均非周初作品,故诸侯士大夫的乐制必然

不是周初的情况,周初所订的雅乐必不完

备.

实际上,周初雅乐是在前代祭祀礼仪

乐舞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以祭祀天地,

神灵,祖先为主要内容,以《六代乐舞》为主

体的宫廷雅乐体系.《六代乐舞》简称”六

乐”,”六舞”或”六大舞”.除《大武》为周人

自创外,其余五舞来源于此前五代,即黄帝

乐云门大卷,尧乐大章,舜乐《大韶》,禹乐

《大夏》,商乐《大淫》.《大淫》和《大武》为武

舞,其余四个为文舞.《周礼?春官?大司

乐》云:”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

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

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

则,歌小吕,舞大灌,以享先妣;乃奏无射,

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8)这些乐舞

由舞蹈,歌诗和器乐结合而成,全部用于祭

祀礼仪,分别用以祭祀天地,四方山川和祖

先,分工十分明确.除六大舞之外,周初确

立的礼仪祭祀乐舞还有六小舞,它们是专

供周代贵族子弟跳的六种祭祀性乐舞,即

《帔舞》,《人舞》,《皇舞》,《羽舞》,《旄舞》,

《干舞》.六大舞和六小舞组成周初完整的

乐舞体系,这一体系虽然没有像雅乐发展

到后来那样体系复杂,内容丰富,形式丰富

多彩,但它基本确定了整个周代礼乐制度

中雅乐的基本框架和走向,为雅乐体系的

进一步发展完善定下了基调,奠定了基础.

后代的雅乐观念虽然随着礼制的变化而有

所变化,内容也不断拓展,但其基本精神还

是来源于周初以《六代乐舞》为主体的宫廷

雅乐内涵.

穆王以后的西周中后期,以燕飨礼仪

为代表的贵族,士大夫之间日常生活礼仪

开始普遍流行并渐趋成熟,西周礼制逐渐

进入体系完备,影响广泛深入的成熟时代.

《三礼》中的仪礼形式和雅乐体系正是对自

此往后的雅乐制度的真实描述.

二,周王室东迁与”雅”义的扩展

周王室的东迁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

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事件.西周末年,连年地

震和旱灾,人民流离失所,官吏贪污暴虐,

王室腐败.天灾与人祸交迫,人民生活苦不

堪言.昔日赫赫宗周政治文化中心的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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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现在已成为灾难集中的人间地狱,贵

族和平民都在想方设法逃避这场空前的大

灾难,转移东迁成了惟一的选择.等到幽王

被攻杀,周王室及其整个政权机构被迫整

体东迁中原,周朝进入东周时代.与商汤灭

夏,武王克商不同的是,周王室的东迁是政

权的转移而不是王朝的更迭.在相当长的

一

段时期里,周王室在晋,郑两国力量的支

撑下,基本上维持着诸侯之间力量的平衡

和王室表面的稳定.虽然东迁之后的周王

室,其地位和影响都和宗周时代有了很大

的变化,但政权的延续性同样还是保持了

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正是这种暂时的,表

面的政权延续,才使得西周本已走向衰落

的礼乐文化得以香火相传,在”礼崩乐坏”

的趋势中以一种被僭越被曲解被破坏的形

式继续产生广泛的影响.

作为周代礼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雅

乐,随着周王室的东迁进一步扩大了它的

范围与影响,雅乐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一

系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首先是从”雅”和

“夏”概念的变化开始的.香港学者陈致先

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颇为中肯,他说:”西

周一代,周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仍集中在关

中地区.因此’雅,和’夏,的观念还基本上

是局限在宗周和王畿一带的文化和地理概

念.然而自幽王举烽,宗周倾覆,平王东迁

至洛阳,这一系列变故之后,’雅’和’夏’的

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周时代与宗

周相联系的’夏’和’雅’,至此伴随着王室

东迁,也被带到整个中原地区.”[9)”雅”和

“夏”原本是一个以王畿为中心的文化和地

理概念,政治重心的迁移促成了”夏”地域

范围的扩大和”雅”文化向东的扩展.宗周

之”夏”到东周时变成了”诸夏”.《左传》中

共见”诸夏”记载六次,即:闵公元年:”戎狄

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

安鸩毒,不可怀也.”僖公十五年:”十五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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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僖公二十

一

年:”实司大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

夏.”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

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

可不谓共乎?”昭公十九年:”晋之伯也,迩

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哀公二

十年:”吴犯间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

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1o)《国

语》中共见”诸夏”记载七次,《鲁语下》:”彼

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将天

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齐语》:

“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

所以示权于中国也.”《晋语一》:”诸夏从

戎,非败而何?”《楚语上》:”赫赫楚国,而

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

《楚语上》:”吾不服诸夏而独事晋何也,唯

晋近我远也.”《吴语》:”夫固知君王之盖

威以好胜也,故婉约其辞,以从逸王志,使

淫乐于诸夏之国,以自伤也.”《吴语》:”不

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

汾以服吴,越.”[11)这些”诸夏”应该是一个

全新的概念,它已远远超出了宗周时代王

畿以内范围的限制,包括王室东迁之后所

有名义上尊奉周天子的中夏各诸侯国.所

谓”晋主夏盟”当就是此”诸夏”之”夏”,春

秋时代的霸权之争和尊王攘夷观念也当是

以此”诸夏”观念为核心.随着周人势力的

进一步扩展,”夏”逐渐成为中原人的通称.

如果说”夏”还是一个地域概念,那么

“雅”则是一个文化概念.东周建立之后,与

宗周相联系的”雅”文化很自然地扩展到了

整个中原”诸夏”.周王室尽管在政治,军事

上再也不能保持宗周时代的中央权威,但

在文化上,”雅”文化同周王室一起仍还保

持着名义上的正统性.先王与后王,宗周与

东周,就文化而言仍然还是血脉相连,同属

一

个系统.《苟子?王制篇》云:”道不过三

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王谓之不雅.”C123~苟子?儒效篇》云:”法

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是雅儒

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是大儒

者也.”(13]《毛诗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仪

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

矣.”C143可见”雅”的这种文化传承性对后

世所带来的影响.就雅乐而言,”雅”文化

的传承性不仅仅是扩大了雅乐的传播范

围,而且也扩展了雅乐的内涵.周初雅乐主

要是以”六代舞”为主体的雅乐,雅舞体系,

其中《大武》是周人自创的歌颂武王伐商的

武舞,在六舞之中当属于创作最晚.杨向奎

和孙作云均认为《大武乐章》歌词都保存在

今本《诗经?周颂》之中,如果这一结论确

能成立,那么,以”六代舞”为主体的周初雅

乐体系当是指成,康之前的古乐而言.随着

周代礼乐制度的确立,雅乐的范围第一次

扩展到包括所有周代歌诗在内的大,小

《雅》诗和《颂》诗.而当《诗》文本进一步扩

展了的时候,雅乐的内涵也随之扩展.《周

礼》中太师教国子,”风,赋,比,兴,雅,颂”

并举.《仪礼》中的《乡饮酒礼》,《燕礼》二

《南》之诗频繁使用,”乡乐唯欲”,十五国风

也进入了雅乐.《左传》中所记吴公子季札

观乐,鲁人的奏乐表演覆盖到了《诗经》的

各个部分.《大戴礼记?投壶》举《雅)26

篇,八篇可歌之诗中甚至包括了属于”变

风”的《魏风?伐檀》.这些足以说明,春秋

时代的雅乐已完全扩展到了整个《诗》的领

域,甚至可以说,雅乐内涵的发展变化同

《诗》文本的丰富扩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周王室东迁的文化意义也许要远远超

过它的政治意义.在一个实质上被架空了

的并非实体的政权机构里,保持了文化的

发展与延续,这确实是西周,春秋间一种特

殊的现象.以往我们只是注意到了春秋时

期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僭越之风盛行,礼

制遭到破坏的景象,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

文化关联.实际上,我们所强调的”礼崩乐

坏”,仍然还是从政治角度而言的,强调的

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等级和政治关系.如

果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再去考察春秋时期的

礼乐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春秋社会典礼

之盛行和春秋人对各种”非礼”行为的批

判,恰恰表明春秋时代对西周礼制的继承,

发展和建设性成就.王室东迁之后,雅乐内涵

的扩展和世俗化倾向,是对宗周”雅”文化的

继承和发展,是文化进步与繁荣的表现.

三,雅乐的衰退与新声的崛起

雅乐是周代典礼制度的产物,随着礼

乐制度的发展变化,雅乐的内涵也不断发

生变化.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重大

的变革时期,王夫之称其为”古今一大变革

之会”C153,而变革最为显着的是周代礼乐

制度的全面走向崩溃.春秋末期,是孔子而

不是周王室或周太师对雅乐进行了最后一

次整理,但这并不能挽救雅乐的历史命运,

而恰恰正预示着周王室确已无法摆脱可悲

的政治结局了.进入战国时代,司马迁说是

“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

而从衡短长之说起”C163.这样一种社会政

治形势中,礼乐制度的政治,文化精神已完

全不可能存在了,在列强相争,谋诈并起的

复杂”国际环境”里,周礼终于全面走向了

崩溃.当雅乐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流失殆

尽的时候,雅乐的衰退也就成了历史的必

然.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雅乐郑重庄严,

中正平和,完全摆脱了传统信仰理想的”新

声”骤然崛起,那些礼乐制度和雅乐的维护

者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新的环境,就完全被

卷入到了一片”淫乐”声中.”新声”取代雅

乐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新声”一词始见于《国语?晋语八》

“平公说新声”之语.(173在先秦典籍里,

“新声”又称为”郑声”,”郑卫之音”或”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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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音”,反对者甚至称之为”淫声”,”亡国之

音”或”靡靡之音”.”郑声”一词则始见于

《论语》所记孔子之言:”行夏之时,乘殷之

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C18]”恶紫之夺朱也,恶郑

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C19]晋

平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57年至前532

年,孔子在世时间为公元前551年至前

479年,可见,”新声”与”郑声”最早出现的

时间大体相近.应该说”新声”并非泛指一

切时代的新音乐作品,而是专指春秋时期

在各诸侯国兴起的以郑,卫两国音乐为代

表的民间音乐.或可以认为”新声”乃郑声

或郑卫之音的别称.况且,民间新声也绝不

限于郑,卫两国,中原”诸夏”的郑,宋,齐,

卫无一不被新声所染,《礼记?乐记》载子

夏对魏文侯语云:”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

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

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Czo)祭祀当然要用雅乐,这些民间新声

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的影响足以

同雅乐分庭抗衡.又《乐记》引魏文侯之言

日:”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

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

之如此何也?”CZ1)从音乐的接受角度而言,

新声的影响事实上已远远超过了雅乐.

由于郑声与雅乐的对立,也由于后世

儒者常常将郑声和地理意义上的”郑卫之

音”等同,对郑声的理解几乎都完全认同了

孔子”郑声淫”的结论.”淫”的内涵实际上

又可概括为”淫邪”,”淫色”,”淫慢”三个方

面,这显然是站在维护雅乐正统地位的立

场上过于片面偏激的言论,并非郑声的真

实面目.对郑声”淫”的指责其实已清楚地

表明,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郑声都

已经突破了礼制的束缚,脱离了礼制规范

的乐正是其”淫”的根源.

由此我们进一步认为,雅乐的衰退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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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声的崛起是西周以来礼乐制度走向崩溃

的标志,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型的

标志.由于诗与乐特殊的渊源关系,音乐实

践的巨大变化,不仅引起了音乐领域的理

论关注和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音乐美学问题

的深入思考,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实在也

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走向娱

乐和审美的音乐,同样给诗的发展提供了

独立的空间,音乐和诗一起走下了神圣,庄

严的典礼,获得了独立的,自由的,真正属

于自己的审美品性.对雅乐与新声关系的

考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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