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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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知行观对中药理论发展的影响

作者：张胜，秦竹，熊洪艳，马凤丽

【摘要】儒家文化与中医药学相互影响，宋明理学家的知行观

对当时乃至后世中药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确、全面认

识宋明理学与中医药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从宏观的社会学角度来

重新审视中医药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同时还有助于理清中医学与中国

文化的脉络,溯本求源,古为今用。

【关键词】宋明理学;知行观;中药;法象药理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主干，对中国历史的

进程产生久远而重要的影响。儒家文化又与中医药学相互影响，相互

渗透。儒家文化对中医药学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宋明理学就是在

宋明期间流行的以“理”为基本概念的新儒学，它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糅合老庄道家思想和汉传佛教大乘精神，构筑了

其精微广大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家的知行观对当时乃至后世中药学

理论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朱熹的知行观及其对中药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1.1朱熹的知行观宋明理学中，以程颢、程颐和朱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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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思想为主所构筑的“程朱理学”在中国中古以降影响巨大。而朱熹

(1130-1200年)更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南宋时期，所提出

的理气观、心性观、格物论、知行观，对后世影响巨大。

朱熹论知行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

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知行常相须，

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说。“知先行后”说，主

要是指人的知识与人把既往知识付诸行为活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

里，“行”不是泛指一切行为，而是指对既往知识的实行。“知”指知

识，又指求知。在朱熹的哲学理论中，倡导“格物致知”。“格物”就

是要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致知”就是要“推致吾心中固有知识”，要

使心中天生即有的觉知全部显现出来。格物致知虽然是一种行为，但

其活动属于明理求知，而不是行理求理，所以格物致知只被看做“知”。

可见，朱熹所说的“行”的意义较窄，仅指对既有知识的实行；“知”

的意义较宽，包括所有求知活动在内。

1.2朱熹的知行观对中药理论发展的影响

1.2.1对法象药理学构建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

个现象，金元明清时期的诸多中医药家，大多均为习儒出身，如张元

素、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张璐、张志聪、陈修园、汪昂、徐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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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邹澍等，或官居显位，或科举失利改投医药，然其学术思想均受

到宋明理学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了法象药理学。在北宋末期，已

有法象药理学的雏形。而金元时期的医家则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

式。法象药理是中药学传统理论中用来探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理的一

种理论模式。法象药理之法象一是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二是效法、

模仿的意思。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其形、色、味、体、质、

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定的。如连翘性状象心，故入心经；

桔梗色白，故用于治肺。法象药理学的建立，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无疑

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影响力直到今天仍未磨灭。

“程朱理学”强调格物穷理，法象药理学的产生固然与格物

穷理的影响分不开，但与朱熹的知行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法象药理

学很多内容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经》四气、五味理论，以及《内经》

运气学说理论的基础上，这是“先知”。而升降浮沉、归经等理论，虽

说是创新，但仍没有离开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五运六气等理论系统，

只是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延伸罢了，是对既往知识的实行，这就是“后

行”。

1.2.2对明末清初本草界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朱熹的“知先

行后”，强调了圣人知识的重要性，故宋明以降，科举考试均以四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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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为蓝本。这股风气自然也影响到了本草界。金元时期，医家学说呈

现争鸣之势。明末清初，医药学界兴起了一股尊敬复古之风。这股风

气的主要表现是注重古典经典医学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神农本草经》的研究，排斥金元医家的某些学说。例如明代医家缪

希雍，认为《神农本草经》是古“三坟”之一，“观其尝药别味，对病

主治，施之百世，无可逾越”［2］,但“从未有发其所以然者”，于是

打着尊崇《神农本草经》的旗号，著成《神农本草经疏》，从事药性药

效等方面的探索。又如清代医家张石顽的《本经逢源》、张志聪的《本

草崇原》、陈修园的《本草经读》、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等

均是类似的著作。这些著作均以《神农本草经》为肇始，这是“知先”；

但又使药物的运用更紧密地与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了

药物的治疗作用，可谓“行后”。2王守仁与王廷相的知行观及其

对中药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2.1王守仁的知行观王守仁(1472-1529年)生活在明

朝中后期,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心学”运动的代表

人物。

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说。如提出“某常说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3］即知以行为自己的实现手段。这样，没有什么独

立的、先于行或与行相割裂的知,要达到知，就必须通过行。同时，行

有知作为指导。所以，知与行是不能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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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还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3］，

并举例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

了，知行如何分得开。……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

待身亲履历而已知路歧之险夷者耶。”［3］王守仁的这些说法，作为认

识来源的讨论，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正确的。

2.2王廷相的知行观王廷相(1474-1544年)，生活的年

代与王守仁大致相仿。他提出:“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

之会而已。”［4］也就是说知识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他十分重视经验，

指出人的认识能力虽然是天赋的，但如果没有感性经验的凭藉，就无

法获得知识。他特别重视感性经验——见闻，但他并没有陷入狭隘的

经验论。他指出：“耳目之见闻，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狭其心。”

［4］善用之就是善于用理性思考分析、鉴别感官得来的经验，以之作

为理性进一步活动的材料，以便从经验的积累上升到普遍的认识。

2.3王守仁与王廷相的知行观对中药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从古到今，很多中医药家应该都可谓是“知行合一”的履践者。而“知

行合一”的杰出代表，当首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他本着追求真知、

实事求是、实地考察的科学精神完成了科学巨著《本草纲目》。以他自

己的话来说，他具体的研究方法是“通考据”与“询野人”。“通考据”，

即认真研究、继承前人的著作与经验，详尽地占有文献资料，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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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进行整理考证，纠正旧说的错误，求得正确的认识。“询野人”，

即走出书斋，走出研究室，到社会中去，到大自然中去，进行实地实

物的考察，进行社会调查和科学试验，这些考察研究为李时珍写成《本

草纲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如清代学者吴其浚，曾在全国多

个地方任职、游历。每到一处，对当地植物特地了解、观察，并进行

采集、记录和绘图，常请教于草医和劳动群众，通过多年积累，掌握

了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同时又参考了八百余种古代文献，通过整理、

总结，编著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在此基础上又修改补充，著成《植

物名实图考》，在中医药学术界发挥了重要影响。

3结语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

磨的，其中有许多东西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但宋明理学本身也有一

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出现了僵化、教条式的发展趋势，这表现在它

的知行观上，同时也影响到中医药界。例如法象药理学在中药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一度丰富和发展了药学理论，有些内容至今仍作为解释药

物性能的理论依据以及临床用药规律的归纳。但又因其简单、机械的

推理方式，给中药学理论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同时在宋明理学特

别是程朱理学知行观的巨大影响下，中医药学始终沿着一条轨迹发展，

没有象西医学那样走上动物实证和器械实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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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确、全面认识宋明理学与中医药理论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我们从宏观的社会学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医药学理论框架的构

建，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医学与中国文化的脉络，溯本求源，古

为今用，追寻中医学的发展道路，也具有深远的意义［5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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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中医药,2005,25(10):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