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球

【汉末中原清谈与江南的关系考论】中原汉族迁往

江南的主要原因

【汉末中原清谈与江南的关系考论】中原汉族迁往江南的主要原因

两汉时期江南的文化学术，是在中原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主

要途径有三种：一是中原士人因战乱或政治因素被迫南迁，前者如士

燮先祖在西汉末大乱中避居交州，后者如会稽山阴的郑弘家族，本是

齐国临淄人，因汉武帝徙强宗大姓而移居山阴；二是中原官吏南下就

职，或大力推举文教，如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

饮，先用明经”，或本身是重要学者，对当地学风有潜移默化的薰染，

如卢植，能通古今学，熹平四年(175)九江蛮反，拜九江太守，不久南

夷反，又拜庐江太守；三是江南人士进京就学，学成后回乡教授，典

型的是王充，他“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归乡里，屏居

教授”，与之相似的还有豫章南昌的程曾，史书说“会稽顾奉等数百人

常居门下”。

正是得益于两汉之际与中原政治文化的不辍交流，东汉末江南的

清谈风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东汉末年的中原清谈名士，与江南士人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江南清谈风气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他们

的影响。兹撷数例分析如次。

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末期的著名学者，喜好藏书，著述繁富。

灵帝光和元年(178)，因作《对诏问灾异八事》遭到宦官曹节、尚书令

阳球等人的嫉恨，流放五原，次年四月遇赦，却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

智，王智是权阉王甫之弟，蔡邕担心不能免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

会。往来依泰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避祸吴会期间，蔡邕接触到

江南士人的著作，而这些作品尚不为中原所熟悉。因此研究蔡邕的交

往与传授事迹，不仅能管窥出中原清谈风气如何影响到江南，而且能

够了解江南士人对清谈风气的贡献。

蔡邕与清谈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体现在积极参与清谈活动。《世

说新语·品藻》说：

汝南陈仲举、颖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

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

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

元礼忠壮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

疑论乃定也。”世人讨论陈蕃和李膺的功德，不能论定先后次序，蔡邕

各举其性格之一点稍加评论，即折服众议。这属于就人物个性进行品

评的方式，体现了蔡邕在清谈方面的重要影响力，颇有清谈领袖的意

味。

其次，蔡邕乐于推举清谈后进，尤其在陈留边让一事上最为显著。

边让，《后汉书》本传说他少时即已博学善辩，有才能，司马彪《续汉

书》说他与孔融、陶丘洪，“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已被认作读书人

的偶像。蔡邕很是欣赏他的才华，认为他“宜处高任”，因此写信推荐

道：

窃见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初涉诸经，见本知义，

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

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检括参合，众夫

寂焉，莫之能夺也。

边让的谈论之才，在当时已经享有盛誉，史书说“善占射，能辞对，

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侯焉”。士林清谈领

袖郭泰对立亦多推崇，《郭林宗传》载：“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

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蔡

邕推崇边让“心通性达，口辩辞长”，而郭泰常常与之夜以继日的谈论。

蔡邕、郭泰皆一时之俊彦，因边氏的辩论之才而敬重有加，那么蔡邕

对清谈的熟悉和支持更不待言了。

蔡邕对江南的士人颇为赏识。他对王充的《论衡》评价很高，这

将在下文详细讨论，此处从略。文对会稽赵晔表达了称赏之情，史书

说：“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

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三国

志》虞翻本传裴注引《会稽典录》中朱育之语，说王朗问虞翻会稽有

哪些英俊，虞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

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

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如此，在会稽士人看来，赵哗与

王充都是以学术著名的。而蔡邕读到《论衡》的时间早于《诗细》，说

明前者的影响力更大。至于说《诗细》优于《论衡》，应该是《诗细》

属于纬书，符合东汉儒家学术风气的缘故。另外，吴地的顾雍也受到

蔡邕的欣赏和指点，史书说蔡邕“在吴赏顾雍之才”，据《三国志·吴志》

顾雍本传裴注引《江表传》曰：“雍从蔡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

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

此也。”又引《吴录》曰：“雍字元叹，言为蔡雍之所叹，因以为字焉。”

顾雍后来官至孙吴丞相，清初王夫之对他评价甚高。据上可知，蔡邕

与江南的士人多有来往，利用避难的机会从容阅读了一些江南学者的

著作，对江南学术传统有一定的了解。

总之，蔡邕在中原颇有名望，避祸吴会时，不仅吸收了《论衡》

那样的异端，而且亲自教授学生。蔡邕本人对谈辩的热爱，自然会影

响到他与江南士人的交流，因此说江南清谈风气的发生与发展，蔡邕

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末与江南士人接触的清谈领袖，并非止于蔡邕一人，还有陈蕃、

郭泰、许劭等。初唐王勃《滕王阁序》有“徐孺下陈蕃之榻”句，正反

映了陈蕃与徐裤的一段交往。陈蕃是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与李膺、

王畅齐名，时人誉为“不畏强御陈仲举”，曾任豫章太守，而徐樨是豫

章南昌人，应该是陈蕃任职豫章时结识的。范哗《后汉书》李贤注引

谢承《后汉书》称徐稺：“稚少为诸生，学《严氏春秋》、《京氏易》、

《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星宫、笄历、《河图》、《七纬》、推步、变

易，异行矫时俗，闾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县以相还，道无拾遗。

四察孝廉，五辟宰辅，三举茂才也。”徐樨涉历广博，主治今文经学，

对纬书和阴阳五行也颇为精通，尤以杰出的道德修养为当时人所称誉，

陈蕃、胡广评价为“德行纯备，著于人听”。陈蕃与徐孝稺的交流殊为

频繁，陈蕃曾以礼举荐徐稺做功曹这样的官，然而徐樨只是前去拜谒

致谢而拒绝了邀请。郭泰称他为人清洁高廉，徐稺写信告诫郭泰需早

日避世，说：“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棲棲不遑宁处?”郭泰有所，

表示虚心接受，并引为师表。总之，陈蕃、郭泰等与江南士人的，有

利于中原学风的南渐，进而推动江南清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