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和汉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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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作者：汪高鑫

来源：《人文杂志》2011年第02期

内容提要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

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

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

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

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汉代民族关系夷夏之辨礼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130-05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也是大一统政治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在政治大一统背景之

下，汉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往往取决于大一统政权所制定和推行的民族政策。总体来

看，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主导，以汉民族为中心，少数民族起着互动作

用，民族一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汉代的夷夏之辨也呈

现出时代的特点：重视维护大一统和捍卫华夏文明。强调夷夏之辨乃礼义文化之辨而非种族血

缘之辨。本文旨在通过对汉代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特点的分析，系统论述作为汉代夷夏之辨思

想重要代表的汉代公羊家与史学家的夷夏之辨思想，进而揭示这种夷夏之辨思想的时代特点和

思想价值。

一、汉代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特点

在两汉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皇朝政治需要的不同和各民族区域的不同特点，汉皇朝

所制定和推行的民族政策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

从历史纵向来看，两汉民族政策一直是处在不断调整过程当中。西汉初年，与政治上推行

与民休息政策相适应，汉皇朝的民族政策及其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和”，

如与匈奴和亲、“和集”南越以及与东北诸族相约“保塞外”等。汉武帝时期，随着西汉国力的强

大和国家政策的改变，其民族政策及其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也相应地作出调整。其主要特点是

重视“开拓”，如对匈奴的战争、以招抚和武力并用的方式将百越与西南夷并入汉皇朝版图、通

过“隔绝羌胡”与在东北建置而断匈奴左右臂、交通与经营西域等。汉武帝之后的西汉，随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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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的再度调整，其民族政策及其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怀柔”，如与匈

奴的和亲通好、通过和亲和建置来加强对西域各属国的关系、对东北诸族的羁縻等。王莽代汉

后，一反西汉实行的和睦、开拓和怀柔的民族政策，而采取民族歧视和民族干预政策，因而这

一时期是民族关系最坏的一个时期。东汉建立后，其民族政策及其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总体

特点是怀柔与羁縻，同时也重视用武力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如对羌人及南方各族起义的镇

压；而在征讨北匈奴及镇压羌人、南方诸族起义的过程中，“以夷制夷”则成为一项惯用的民族

政策。

从历史横向来看，两汉中央政权对四邻各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也是不尽相同的。其

中两汉政权对匈奴的政策，总体上不出和亲与战争二途，而何时采取何种政策，则完全取决于

当时双方的形势。当然，同样是和亲与战争，在不同时期表现也是不相同的。如西汉武帝以前

对匈奴的和亲是有鉴于匈奴的强大的一种被迫之举，宣帝以后对匈奴的和亲则是对匈奴臣服于

汉后的一种主动示好；汉武帝时期的对匈奴的战争具有一定的反击性质；东汉对匈奴的战争，

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南匈奴，一方面也是对北匈奴经常犯边的讨伐。两汉政权与东北各族(包括

滅貊族系、东胡族系和肃慎族系)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藩邦关系。在西汉是一种松散的从属

关系，在东汉则主动采取了招抚政策。总体来说，汉皇朝对东北诸族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以通

好为主，不过也时有战争发生。汉朝与西域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汉皇朝为打

通与西域各族的交往，可以说是遣使劝说、和亲结盟、武力征讨兼而用之，其中的武力征讨既

有汉朝发大兵直接征讨，更多的则是用“以夷狄攻夷狄”的方法，即依靠西域的兵、粮来制服西

域之变。汉通西域的结果。使得西域地区正式列入汉皇朝版图，汉皇朝大一统国家由此得到扩

大。两汉对西羌的民族政策不尽相同。西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西羌政策的出发点就是“隔

绝羌胡”，通过设置河西四郡和护弟校尉、向河西大规模移民实边等，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

系。东汉时期汉与西羌的关系，可以用“和战无常”四个字来概括。而随着羌人大量内迁和民族

矛盾的激化，羌人起义斗争也不断发生。汉朝对于百越地区的控制，长期以来一直是奉行“和

集百越”的民族怀柔政策，从而使汉与百越的关系也有藩属关系转向汉朝的直接郡县统治。汉

朝正式开发西南夷始于汉武帝，完成于东汉，并最终建立起了郡县制度。不过汉朝对西南各郡

县的统治，与内地郡县的统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主要表现便是“以其故俗治”。

汉皇朝各个不同时期以及对各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对于这一时期民族关系

的发展及其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汉皇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与走向，主要是在大一统政权

下、由汉皇朝制定和推行的民族政策所主导的。各少数民族主要是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一般

来说，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和与战，往往与汉皇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如果汉皇朝

采取和抚政策，那么，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往往就相对缓和与友好；反之，就会紧张，甚至出

现战争。只有汉匈关系不完全是这样，像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汉皇朝一方便具有一定的反

击战争的性质。其次，两汉时期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它不但是汉皇

朝的建立者，并且在民族关系中也处于中心地位。汉族的前身是先秦的华夏族，由华夏族而成

为汉族，一方面是这个民族经过秦汉时期自身的不断蕃息、壮大的结果，一方面也是与其他各

民族间的不断交往与融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它最终因影响深远的汉朝朝代名称而变成为民族

名称。而“华夏族改称汉族，虽然不是这一民族共同体本质的变化，但却显示了它的发展，在

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居住区域的扩大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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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也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它内在联系的加强和各种民族特征的更加稳

固和明显化。”再次，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两汉大一统

政权下。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在与我国北方匈奴、东北诸族、西域各族、西羌族和南方各

族的长期交往中，通过加强政治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通好与战争、和亲与杂居等各种方式，

逐渐将散布于四方的各民族联系为一体。

两汉时期的夷夏之辨，便是在大一统政权下、主要由皇朝加以主导、汉民族形成为主体民

族、民族一体性得到加强这样一个民族关系背景下发生的。

二、汉代公羊学派的夷夏之辨

汉代公羊学派重视夷夏之辨，始于其奠基之作《公羊传》。《公羊传》的夷夏之辨思想，

从思想渊源来讲，是导源于先秦孔孟的夷夏观念。其一是重视宣扬“异内外”的思想，也就是要

严夷夏之别。在《公羊传》看来，《春秋》是将天下分为京师(国)、诸夏和夷狄三类的，它们

之间有着内外之分，在京师与诸夏之间，京师为内，诸夏为外；在诸夏与夷狄之间，则诸夏为

内，夷狄为外。内外不同。政治治理的方法也不同。其二，《公羊传》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

者则“中国之”。如鲁定公四年，楚伐蔡，蔡求救于吴，《春秋》书目：“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

于伯莒，楚师败绩。”《公羊传》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肯定了蛮吴帮助中原

蔡国打败荆楚的忧中国之心和正义之举。其三，《公羊传》对中国违背礼义者以“夷狄之”，这

与先秦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②的夷夏观相比，则是十个重要发展。如

《春秋·桓公十五年》载：“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公羊传》说：“皆何以称人?夷狄之

也。”何休随文注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为众，众足责，故夷狄之。”这就是

说，邾娄、牟、葛虽然都是中原之国，但由于它们行事违背礼义，所以《公羊传》要“夷狄

之”。

汉代公羊大师董仲舒，则是将《公羊传》发展成为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在全面继承

和发展了《公羊传》思想的同时。也对其夷夏观作了继承和发展。首先，与《公羊传》相比，

董仲舒对于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春秋繁露，精华》说：

，

《春秋)慎辞，谨于明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

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

子而不得言执，明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这段话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认为《春秋》注重通过遣辞来明辨夷夏之别；二是将夷夏别为

三等，即中国、大夷和小夷，强调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中国避天子，也就是说，不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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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别。而且还有大夷小夷之别；三是认为辨别夷夏为三等，其目的是为了“明伦”，即是为

了维护纲常等级秩序和辨明尊卑关系的需要。其次，董仲舒认为夷夏之辨需“从变从义”。董仲

舒承继了《公羊传》以礼义辨别夷夏和“退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想，并把

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认为这是《春秋》权变思想在夷夏之辨中的一种体现。《精

华》篇说：“《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这就是说，夷夏之别不但要以礼义为

其标准，而且是从变而移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夷还是夏，当其行为违背礼义时，就得“夷狄

之”；反之，当其行为符合礼义时，就得“中国之“，这就叫着“从变从义”。③再次，董仲舒主

张"2E者爱及四夷”。董仲舒强调夷夏之别，但也重视德化四夷。在董仲舒看来，对于那些仰

慕华夏文化、遵守礼义道德的夷狄民族要加以肯定，要对它们以中国相待。同时，对于没有归

化的夷狄民族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它们。董仲舒的理由是，既然天下是君王的天下，天下之

人都是君王的臣民，夷狄当然也不例外。君王要推行仁政，以仁爱之心对待臣民，也就必须要

以仁爱之心对待夷狄。所以董仲舒说：“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

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入耳，无臣民之用矣。”邮

显然，董仲舒在此是以王者一统的观点来肯定“王者爱及四夷”之必要性的。

作为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东汉末年的何休对于自《公羊传)、董仲舒以来的公羊学传

统夷夏之辨作了系统总结和重要发展。何休的夷夏之辨思想，主要表现为将“张三世”说与“异

内外”说相结合，即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问题。何休的“三世”说，是以“衰乱

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来解说《公羊传》的“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的，从而赋予

了传统公羊“三世”说以进化之义。而当何休运用“三世”说来解说“异内外”时，他肯定了夷狄也

是处于一个不断进步与发展过程的。何休认为，在“衰乱”之世(即《春秋》“所传闻之世”)，诸

夏尚未统一，故夷狄“未得殊也”，只需要“内其国而外诸夏”。到了“升平”之世(即《春秋)“传闻

之世”)，夷狄已“可得殊”，从而有了夷夏之辨。而夷夏之辨的基本原则是进诸夏、退夷狄，也

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①何休主张诸夏应该共同尊王攘夷，以捍卫华夏文明，②而对华夏自

退为夷狄、自绝于中国的行为则加以谴责。③同时对于那些仰慕诸夏文明，自觉行仁讲义的夷

狄，则可以“中国之”。④这显然是承继了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的夷夏之辨观念。当历

史进入“太平”之世(即《春秋》“所见之世”)时，何休认为，这一时期的夷狄通过“升平”之世的

不断进化，已经由野蛮而至文明，成为诸夏的一部分。因此，这一时期的夷狄也可以像诸夏一

样“进至于爵”了。何休说：“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

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⑤很显然，何休的“太平”之世，已经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

的天下一统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但道德文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且政治、种族、文化

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毫无疑问，何休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思想，是带有

理想化的色彩的，但是这种肯定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夷夏之变，是值得肯定的。

三、汉代史学家的夷夏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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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学家的夷夏之辨，以司马迁和班固的夷夏观为代表。

司马迁的夷夏之辨，首先是肯定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故而主张不必斤斤计较于夷夏之

辨。司马迁认为，从政治统绪而言，历史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古圣王都是黄帝的后

代，他们“同祖于黄帝”；从民族渊源来讲，历史上的华夷各民族也是同源共祖于黄帝及其后代

的。如在春秋时期，吴、越、楚、秦各诸侯国被人们视为蛮夷之国，《史记)则明确认为这些

蛮夷之国的诸侯王，都是黄帝等古圣王的后代。如《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

苗裔”，《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太伯世家》称吴的始祖太伯是周太王

古公直父的长子(《三代世家》认为周始祖后稷是黄帝之后)，《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

苗裔”。即使到汉朝仍被视为蛮夷如匈奴等，《史记》也肯定其与黄帝有着血脉关系，《匈奴

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当然，承认华夷同源共祖，却并不能因

此而否认夷夏有别的事实。由于蛮夷之国多地处偏远，后来的历史发展使得它们普遍落后于中

原华夏之国，与拥有先进礼乐文明的诸夏相比，它们自然要落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过，

这种夷夏之别，只是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存在着高低，与民族属性与特性并没有关系，故

不可斤斤计较。其实，从夷夏各民族发展史来看，历史上既有夷出自夏而后落后于夏的状况，

也存在着夏或出自夷、或变为夷的现象。如圣王大禹便是“兴于西羌”，与羌族有渊源关系，后

来却成了华夏祖夏后氏的始祖。“帝颛顼之苗裔”的秦，是到先祖大费以后，其子孙才“或在中

国，或在夷狄”的。①周人在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郁郁乎文哉”的发达礼乐文化，可

是，周的先世却是“奔戎狄之间”，只是到了古公直父时期，才开始“贬戎狄之俗”。⑧因此，蛮

夷与华夏本来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夏可变为夷，夷也可变为夏，二者不是泾渭之分，而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诚如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所说的：“余读《春秋》古

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既然夷夏是兄弟，又何须去斤斤计较于这种夷夏之别

呢!

其次，司马迁重视宣扬民族国家一统的思想。《史记》纳“四夷传”于《七十列传》之中，

这种民族史撰述体例便体现了民族国家一统的思想。《史记》一书总共立了6篇少数民族列

传，分别记载了北方、东南、南方、东北、西南和西北之环绕华夏的四邻各少数民族如匈奴、

百越、西南夷、朝鲜、西域各族等的历史。从编撰体例来看，这些“四夷传”与其它列传之间是

一种并列的关系，不存在主次之分。很显然，司马迁是将蛮夷民族历史作为中华全史的一个组

成部分来写的。同时，(史记》认为夷夏乃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从《史记》的记载来看，

自上古以来的历史，四夷就与中国一直有着行政隶属关系，他们多以藩臣的身份参与各个时期

的政治事务，并起到拱卫中央大一统政权的作用。在司马迁看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由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正是从维护民族一统的思想出发，“四夷传”既反对四夷对中原政权的侵扰

或反叛，也反对中原政权对四夷的侵夺。

与司马迁相比，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夷夏观念则显得比较落后。首先，班固主张对于夷狄要

实行羁靡政策。班固对蛮夷的偏见较深，认为他们“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在《汉

书·匈奴传赞》中，班固系统总结了西汉一代对匈奴的政策及其得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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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

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

冑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

在班固看来，西汉一代对匈奴之策不出二途：或和亲，或征伐。他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

“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相比较而言，他更赞赏汉宣帝推行的“威德并重”政

策。同时，班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对付匈奴之策，这就是：“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治御蛮夷之常道也。”认为他的

这种羁靡之策，正是古代圣王的治御蛮夷之策。

其次，班固从维护大一统政治出发，也重视宣扬德化夷狄思想。对于夷狄的主动归化，班

固还是能给予充分肯定的。如《萧望之传》就肯定了汉朝天子对待来朝的呼韩邪单于以位在诸

侯王之上之礼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有利于四夷乡风慕化之举，是国家“万世之长策”。在《西

南夷两粤朝鲜传》中，班固肯定汉文帝以恩德安抚尉佗的做法，明确主张对于夷狄应该实行

“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政策。在《西域传》中，班固一方面肯定文景盛世少生边事的做法：

“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一方面则指出武帝由于连年征

伐，晚年“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当然，班固对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以来推行的羁靡

政策，致使西域诸国慕汉之威德而乐于内属，则更是大加赞赏，他说：“自建武以来，西域思

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靡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

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

四、余论

从汉代夷夏之辨思想内容的进步性来看，《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思想比较正统，何休的思

想比较理想化，司马迁的思想最为激进，而班固的思想最为保守。不过，他们的夷夏之辨思想

与这一时期政治与民族关系特点是相一致的。首先。由于汉代民族关系是发生在大一统政治背

景下，故而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都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如董仲舒“王者爱及四夷”思想，便是

从王者一统的观点出发、基于夷与夏都是天子子民这一认识而提出来的；司马迁正是从维护国

家一统的角度，在史书体裁上纳“四夷传”于《七十列传》之中，在民族观上肯定历史上四夷对

于维护大一统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何休认为“太平”之世是一个“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

大若一”的时代，也就是没有夷夏之别的夷夏大一统时代，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却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由夷变夏的客观事实。

其次，两汉时期的夷夏之辨，归根结底是礼义文化之辨，而非种族、血缘之辨，其目的是

为了捍卫华夏文明。第一，他们定义夷夏的标准是华夏礼义，而非种族或血缘。如以《公羊

传》、董仲舒和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派，他们都普遍明确以是否符合华夏礼义作为“中国”或

“夷狄”的标准；史家司马迁的思想更为激进，他从族源上就肯定了夷夏同祖，明确指出所谓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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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别只是文明程度的高低，从根本来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第二，他们普遍重

视捍卫华夏礼义文明。如公羊学派对于那些违背华夏礼义的人以“夷狄之”，对于那些自觉维护

华夏礼义的人则“中国之”，便是运用褒贬书法自觉捍卫华夏礼义文明的做法。史家司马迁认

为，所谓夷夏之辨，其实就是文明程度高低之辨，显然也是从维护华夏礼义文明出发的。第

三，他们都普遍重视通过“德化四夷”而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夷夏之辨的最终

目的，当然是为了“以夏变夷”，像董仲舒、班固等人提出的“德化四夷”的思想，都是本着这一

目的的；而何休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则无疑是“德化四夷”的最高境界，也

就是“以夏变夷”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