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弟

＊本文为山东省文化厅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项目批准号:2007010)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以下师友都提过宝贵意见:

常金仓、黄怀信、杨春梅、刘军、韩益民、庞慧、王杰文、卢毅、晁天义、郑先兴、刘伟,韩涛、

郝同辉、杲元祥,在此一并致谢。

① 《〈历史人类学学刊〉征稿启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3年1月15日第三十期。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

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例

赵满海

提要:二战以来,人类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

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国史学界则早在民国时期就非常重视对人类学成果

的运用。在亲属称谓问题上,民国学者在充分继承前辈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努力吸收西方人类学界的相关理论,从而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在研究中较少受传统价值判断的影响;力图揭示不

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民族志材料引入比较研究的领域;在引进理

论时具有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进步。

关键词:亲属称谓理论 历史研究 经学研究

近年来,有关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讨论逐渐成为学术界

的热点问题,不仅有大量论文发表(如:萧凤霞等,2007;王铭铭,2007;

魏爱棠,2006;侯杰,2005;桑兵,2005;刘志伟,2003;熊芳芳,2003;赵世

瑜、梁勇,2005;周泓、黄达远,2005),而且出现了注重跨学科研究取向

的学术杂志《历史人类学学刊》,该学刊在征稿启事中提出:“本刊发表

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①这

些对于促进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不少前辈学者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就非常重

视吸收人类学理论、方法与材料(李安宅,1930;郭沫若,19821931;林惠

祥,1934;冯汉骥,19891937,1941;吕思勉,1940;沈文倬,1946,转引自沈

文倬,2006:864;岑家梧,1946;徐中舒,20061945,20061948;芮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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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49;李玄伯,1949)。对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近来有个别论著

从民族学史的角度加以描述,他们认为民国时期的民族学界有一个南

派,注重采用文化人类学理论解释中国古代典籍,旨在重建中国上古

史。有些学者在研究某些先秦史专题如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国古代

的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问题时略微提及,多属就事论事。

国外有些史学史著作深入分析了人类学对于西方历史研究的发展所发

挥的作用,对中国学者在民国时期取得的成绩则鲜有提及。考虑到民

国学者在采用人类学理论、方法、材料推动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成

就,目前的研究还显得不够系统、深入,还鲜有人具体解答诸如此类的

问题,如民国学者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古人的研究?文化人类学知识在

这些学者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当时的学者援引人类学

知识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他们的观点与方法对现在的历史研究有何

启发?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古今学者对《尔雅·释亲》所载“甥”的称谓的研

究为线索,通过比较他们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揭示出现代学术对古代学

术范式的继承与创新。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为切入点,主要有两点考

虑。首先,《尔雅》本身是经学作品,但《释亲》篇记载的亲属称谓多与先

秦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吻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的亲属关

系,故而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段文献在古代学术界就有很

大的争议,围绕它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次,西方人类学界当

时已经有不少关于亲属称谓的理论,而这段文献恰涉及到亲属称谓的

许多方面,民国时期的不少学者从国外文化人类学领域吸收了相关的

亲属称谓理论,结合中国古代学者对《尔雅·释亲》的经史学解释传统,

在传承与创新中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学术界对《尔雅·释亲》所载“甥”的研究

《尔雅·释亲》将人的亲属称谓分为四个类别:宗族、母党、妻党与婚

姻,其中有关“甥”的称谓分布在妻党与婚姻两个类别中: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十三经注疏》,198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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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对于这一亲属称谓的研究源远流长,民国以后的研究与古代既有

一定的联系,也有不少区别。

(一)古代学者对《尔雅·释亲》中“甥”的解释

《尔雅·释亲》中有两条有关“甥”的记载,其一为“谓我舅者,吾谓之

甥也”,这种称谓与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舅甥关系是一致的,即兄弟称低

一辈的亲属姊妹之子为甥,对方则称自己为舅。另一条为“姑之子为

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前两句“甥”是对卑辈

亲属的称谓,后两句“甥”却是对平辈亲属的称谓。这种现象很早就引

起古人的注意,并试图从各种角度做出解释。

对于“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前人争议不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东晋郭璞

提供了两种解释,第一种为“四人体敌”说:“四人体敌,故更相为甥”

(《十三经注疏》,1980:2593)。所谓体敌,指彼此地位相等,不分上下尊

卑。四人体敌就是指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彼此地位相

等,不分上下尊卑。清人俞樾接受了这种看法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

释。俞樾的思路是这样展开的,第一,根据《尔雅·释亲》“谓我舅者吾谓

之甥”的原则,男子可以称姊妹之子为甥。由于在文献中有称父之姊妹

为姑姊、姑妹的说法,所以姑姊姑妹之子也可以被称为甥。第二,姑之

子由舅之子而得名,所以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也为甥。第三,母党与妻

党都是外姓之亲,二者都有一些相同的称谓,但母党尊于妻党,如男子

称妻之父为外舅,却称母之昆弟为舅;同理,男子称自己母亲的昆弟之

子(即舅之子)为甥,于是“妻党之甥移而属之妻之昆弟”。第四,妻之昆

弟是由姊妹之夫而得名的,既然称妻之昆弟为甥,也应当称姊妹之夫为

甥,这也是互相称甥的体现(见俞樾,1998:1375-1376)。俞樾的第一

点分析存在很大的困难。男子称姊妹之子为甥没有什么疑问,文献中

有姑姊姑妹的记载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从前一个原则直接推论出男子

称姑姊姑妹之子为甥缺乏过渡,因为这是表达了两个不同辈份的亲属

范畴,却使用了同一个称谓。他的论证既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也缺乏强

有力的旁证。姑之子为甥又是整个论点的基础,所以他的整个论证体

系还有待于完善。其次,在他的论证体系中,从称舅之子为甥到称妻之

昆弟为甥的分析缺乏过渡,说得太模糊。不过,他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合

理性,如他在推论中有一个重要依据即姑之子由舅之子得名,妻之昆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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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8.5

由姊妹之夫得名,这个推论是可以成立的。如我(男性)称父之姊妹之

子为姑之子,对方则称我为舅之子;我妻子的昆弟反过来称我为姊妹之

夫。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舅之子由姑之子得名,姊妹之夫由妻之

昆弟得名。古代文献中确实有将四类称谓称为外兄弟、内兄弟、婚兄

弟、姻兄弟的说法,既然可以互相称为兄弟,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使用

同一个称呼。不过这些称谓的出现要晚于《尔雅》。郭注的体敌之说充

其量只能说明四类亲属关系为何可以使用同一称谓,却无法解释这类

亲属关系与甥舅之甥何以用同一称谓。

郭璞的另外一种解释为“甥犹生也”(《十三经注疏》,1980:2593)。

但郭氏的注解过于简单,后人对此做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

段话中的“甥”与《释亲》下文“谓我舅者吾谓之甥”所说的“甥”意义不

同。如清人周春认为“`姑之子为甥'四句,四`甥'字俱止当`生'字解,

故曰通称,与下文`谓我舅者我谓之甥'不同”(周春,1996:1718)。有些

学者进一步认定此处的甥是一个假借字,其本字应该是“生”。如清人

郝懿行认为,“此四`甥'字,并`生'之声借”(郝懿行,1996:1719)。此外

清人戴也采取了类似的观点(戴,1996:1719)。他们大多采用《释

名·释亲属》中的一句话解释“生”的意思,即“妻之昆弟曰外甥,其姊妹

女也,来归己,内为妻,故其男为外姓之甥。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于

外,不得如其女来在己内也”(王先谦,1984:157)。按照这种观点,“生”

应该解释为出生。

有些学者则对假借说提出批评。如清人朱骏声从声训上认为这种

解释是“借甥为生”,但他认为,“《释亲》所以正名,不得有假借。而姑之

子为外兄弟,舅之子为内兄弟,妻之(昆)弟为婚兄弟,姊妹之夫为姻

兄弟。既有定称,岂得又相甥乎?”并由此对这段记载产生了极大的困

惑,“经义有万难解者,宜从盖阙”(朱骏声,1984:862)。清人王筠则根

据《尔雅·释亲》中的这样两句话:“妇之党为婚兄弟,之党为姻兄弟”,

推断“舅之子,是母之党也,既为兄弟,则姑之子亦当报之曰兄弟矣。妻

之昆弟是妇之党也,既为婚兄弟,即姊妹之夫,亦当报之曰姻兄弟矣。

既为兄弟而又互相甥,此名之不正也”。他还指出,婚兄弟、姻兄弟之称

见于《礼记·曾子问》、《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舅之子称为内兄

弟、姑之子称为外兄弟,则见于郑玄的注解。“其互相甥之说,则不见于

经,并不见于注”。他的最终结论是“《尔雅》本出众手,故互相抵牾也”

(王筠,1998:557)。俞樾也不赞成郭璞的第二种解释,理由是“疑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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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生之借字,非《尔雅》正名百物之旨矣”(俞樾,1998:1376)。三人不约而

同地以《尔雅》为正名之书为由怀疑《尔雅·释亲》或古注,足见价值判断

在经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既然郭璞的两种解释都难以成立,这两种不同的亲属范畴又确实

使用了同一种称谓,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有学者们从

其他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自己的理解。

有一种解释与现代人类学所说的子从亲称(指子女跟从父母用同

一种称谓称某些亲属的习俗)类似。如宋代学者陆佃认为,“姑之子为

甥”,是“以吾父谓之甥故也”;“舅之子为甥”,是“以吾母谓之甥故也”;

“妻之昆弟为甥”,是“以妻称吾父为舅故也”;“姊妹之夫为甥”,是“以称

吾父为舅故也”(陆佃,2001:380)。清末于鬯则明确提出这类称谓属于

“子效父称”的现象:“四者我父皆得甥之,至于我则是外兄弟、内兄弟、

婚兄弟、姻兄弟也。乃不曰兄弟而亦曰甥,岂非效父之称乎?”(于鬯,

1984:1109-1110)但是对于舅之子、妻之昆弟为何能以我的父亲为舅,

二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

段玉裁也从《尔雅》具有正名功能的角度对四者体敌的观点提出批

评,他认为称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为甥的主语是我的父

亲而不是我,即“姑之子,吾父母得甥之;舅之子,吾母之,吾父得甥

之;妻之昆弟,吾父母得甥之;姊妹之夫,吾父母之而甥之。是四者皆

舅吾父者也”。《尔雅》将这段文字列在一起,是为了说明“舅之子、妻之

昆弟称吾父皆曰舅,不似后世俗呼也。其立文如此者,从其便也”。并

且认为自身呼这些亲属为甥不符合正名的原则,因为“吾姊妹之夫,吾

父既甥之矣,吾又呼之为甥,此岂正名之义乎?姑之子为外兄弟,舅之

子为内兄弟,妻之昆弟为婚兄弟,姊妹之夫为姻兄弟。既正其名矣,又

安得淆之乎?”(段玉裁,2000:699)芮逸夫认为段玉裁这段话暗含子随

亲称的含义,即四者都以我的父亲为舅,所以我的父亲称之为甥,我也

跟随父亲称他们为甥。但段氏的解释建立在增字解经的基础上,并没

有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姑之子与姊妹之夫可以称作我父之甥有一定的

文献依据,舅之子与妻之昆弟称作我父之甥则缺乏证据。此外,段玉裁

只是说四者皆为我父之甥,而非我之甥,所以这与人类学界所说的子随

亲称并非一回事。

上述古典学者对四人同称为甥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注

意到亲属称谓与子从亲称的习惯之间的联系,为现代学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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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8.5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总体来说他们还只能局限在经书中加以讨论。

传统经学在清代达到了高峰,清代学者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体现

了很大的局限性,如不自知经学有自身的有限性,缺乏与外界的比较与

反思,从而不能认识自身的本质(刘家和,2006)。亲属称谓是一个在世

界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结构、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传统经学在方法上过分强调语言学的角度,很难

把这个问题放到社会史、世界史的视野下去研究。当然,在传统的知识

范围之内,这些局限性很难被突破。民国以来,随着文化人类学亲属称

谓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对学科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亲属称谓理论的传入与民国学术界对“甥”的新解释

西方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亲属称谓的现象,如梅因、巴霍芬、麦

克伦南、库朗热等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瑟维斯,1997:3-15)。摩尔

根“对亲属制与社会的关系,首创了统一的研究方法”(伊根,1987:79)。

他在《古代社会》中提出这样一种思路:亲属称谓与人类历史上的婚姻

形态紧密相关。人类曾经历过五种婚姻家族形态,即血婚制家族、伙婚

制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以及专偶制家族。在这五种家族形

态中,第一、二、五种形态最为重要,并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三种亲属制

度,即马来亚式亲属制、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以及雅利安式,或闪族式,

或乌拉尔式亲属制。家族形态与亲属称谓的发展变化并非同步进行,

亲属制度可以在婚姻形态变化以后仍然保留一段时间,所以从亲属称

谓中可以推断出已经消失了的婚姻形态(摩尔根,1995:382-391)。摩

尔根的观点公布之后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如克罗伯认为,亲属称谓与

婚姻形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亲属关系名称反映了心理状态,而不

是社会状况。它们主要由语言所决定,而只有极为慎重方可将它们用

于社会学的推理当中”(克罗伯,19971909:92)。也有学者从总体上同

意摩尔根的观点,但在具体细节上则有修改。如里弗斯认为亲属称谓

与婚姻形态具有一定的联系,在实行交表优先婚姻时,将导致“妻之父,

母之兄、弟和父之姊、妹之夫同称,妻之母,父之姊、妹和母之兄、弟之妻

同称;以及堂兄、弟,表兄、弟和妻之兄、弟,姊、妹之夫同称;堂姊、妹,表

姊、妹和夫之姊、妹,兄、弟之妻同称”(Rivers,1914:44-45[Kinshipand

SocialOrganization],转引自芮逸夫,1989:996)。罗维认为地球上各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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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域都有关于交错从表婚的记载。在这种婚姻制度的影响之下,“女子用

同一字称呼丈夫与姑舅表兄弟,男子也用同一字称呼妻子与姑舅表姊

妹。更进,男子对妻之兄弟称呼起来可以和姑舅表兄弟一样,女子称夫

之姊妹亦可以与姑舅表姊妹无异”(罗维,1935:39)。这两人都认为在

交表婚制下,表兄弟与妻之兄弟、姊妹之夫用同一种亲属称谓。这些范

畴正好与《尔雅·释亲》记载的“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

之夫”相对应。

上述理论观点传入中国后,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开始采用不同的理

论对“甥”的称谓加以解释。有些学者不仅接受了摩尔根亲属称谓反映

婚姻形态的观点,而且采用了他有关人类婚姻发展史的具体观点。如

郭沫若认为摩尔根所描述的人类婚姻发展史对中国也是适用的,即人

类先后经历过杂交、血族群婚、亚血族群婚及一夫一妇制。所谓亚血族

群婚即由异姓的兄弟群与姊妹群互为婚姻,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

与这种婚姻对应的家庭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在郭沫若看来,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正是亚血族

群婚的遗迹。在这种婚制下,“姑舅乃互为夫妇者,姑舅之子即妻之昆

弟,妻之昆弟亦即姊妹之夫,故统于一名。后世婚姻之制已异于古,而

四人之称谓尚仍旧贯,人亦习以为常而不怪矣”(郭沫若,19821931:22、

34)。所谓“姑舅乃互为夫妇者”,当指在亚血族群婚下,我父亲的姊妹

们集体与我母亲的兄弟们婚配,这两个集团属于异姓集团。如若当时

是母系制,则我从母亲的姓,姑舅之女当从姑的姓,所以我与姑舅之女

可以继续婚配而不违背外婚制原则。

随着国外学术界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不少中国学者也放弃了摩

尔根的婚姻家庭史进化模式,改而采用里弗斯的观点来解释上述有关

“甥”的记载。

林惠祥是较早采用此观点的中国学者,他认为我国以前至少在一

部分地方盛行过姑舅表婚,甥的称谓就可以作为证据,“甥字现在只用

以称姊妹的子女,在古时则`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兄)弟为

甥,姊妹之夫为甥'(《尔雅》),可见姑表舅表与妻兄弟及姊妹夫都称为

甥,姑表舅表原是母方及父方的亲属,妻兄弟及姊妹夫则为己身及同胞

由结婚而有的亲属,其名称相同可见两方即是一方”。此外甥字也用以

指婿,如所谓“馆甥”(《孟子》)。“婿何以谓之甥?这只可照上述古训以

甥称姑表及舅表的例推论其由于姑舅表的结婚而致”(林惠祥,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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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08.5

167-168)。①这就在引进新理论解释传统文献材料方面为传统经学的

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对这四类亲属

使用“甥”这一称谓。

冯汉骥则在婚姻形态之外加入了心理因素的考虑。在他看来,《尔

雅》中的“甥”的本义是指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这四种

用法可以“从双向型的与姊妹互换婚相伴随的交表婚中得到解释”(冯

汉骥,1989193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称这种婚姻为“双系的”交表婚

姻制,即“己身能与舅姑之子女互为婚姻是也”。“在双系的交表婚姻制

之下,己身若不与舅之女为婚,即与姑之女为婚。故姑之子,舅之子,妻

之昆弟,实际上实属相等,故可以一名词统之也。又若在双系的交表婚

姻制之下,姑之子,或舅之子,娶己身之姊妹为妻(彼等均系交表亲属,

故可为婚。如是则为互相交换姊妹为妻矣),则己身姊妹之夫,与姑之

子,舅之子,妻之昆弟亦属相等,故皆可以`甥'名之也”。那么,这四种

亲属关系所用的“甥”与称姊妹之子为“甥”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冯汉骥

看来,“甥”的本义为舅之子,姑之子,姊妹之夫及妻之兄弟。“其姊妹之

子、女之夫亦曰甥者,乃其后来之引申也。详而言之,在交表婚、姊妹交

换婚及内女婚制之下,姊妹之子可与己之女为婚(交表婚),姊妹之夫

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女婚),如是则姊妹之夫,姊妹之子,女之夫,

在亲属关系上,实属相等。又如,舅之子与己身之姊妹为婚(交表婚),

则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女婚)。故舅之子,姊妹之夫,女之夫,在

亲属关系上亦属相等。综合言之,则舅之子,姑之子,姊妹之夫,妇之兄

弟,姊妹之子,女之夫,在亲属上均为相等之关系。故用`甥'一名词以

统之,亦无不可也”(冯汉骥,1941:195、198)。②在这个问题上,冯氏的

观点发生过一定的变化。他在1937年曾经指出,在封建时期,“甥”用

来指六种亲属关系,即(1)父之姊妹之子;(2)母之兄弟之子;(3)妻之兄

弟;(4)姊妹之夫;(5)姊妹之子;(6)女儿之夫。“前四种意义可以从双

向型的与姊妹互换婚相伴随的交表婚中得到解释,后两种意义大概要

根据双向型的与娶兄弟之女相联的交表婚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

考虑到这一事实:与妻之兄之女发生的婚姻仅仅是一种在贵族中间存

193

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①

②徐中舒大体上接受了冯氏的解释,但认为冯氏所提出的四种关系不容易同时具备,转而

提出以古代男子先从妇居与交表婚两种关系进行解释(徐中舒,20061948:167-168)。

岑家梧也采用了类似解释,见岑家梧,1946。

在的`合法的乱伦',它从未发展成为普遍实行的婚姻形式;那么我们用

`从儿称呼'来解释`甥'的后两种用法就显得较为合理、较为简便。在

交表婚存在的条件下,姊妹之子和女儿之夫都将是`己身'之子之甥,而

`己身'只不过借用了儿子所用的称谓来称呼他们罢了”(冯汉骥,1989

1937:48-49)。

芮逸夫的解释综合了婚姻形式与心理因素,在他看来,甥的本义原

为姊妹之子,称姑之子为甥是受了“子从亲称”的影响。具体来说,父称

其姊妹之子为甥,己身从父而称姑之子为甥。在交表婚制下,姑之子、

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同为一人,所以都使用了“甥”这一称谓(芮

逸夫,1947)。

不过,自里弗斯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也有学者表示质疑。如魏斯

勒认为,婚姻形态与亲属称谓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所以里弗斯的观点能

否成立取决于统计学的成果(魏斯勒,1935:187)。罗维在承认交表婚

能够影响到亲属称谓的同时也指出,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亲属称谓。

莫道克(k)研究了世界各地的250族群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制的相关性,其结果证明里弗斯的观点是可信的,“凡行姊、妹交换婚的

族群,大都可以发现亲型(kin-type)的相同……一个社会大部分的婚姻

为交表兄、弟的配偶时,则将变成某些亲型的相同,因而用同样的亲属

称谓”(Murdock,1949:172,转自芮逸夫,1989:996)。

如果说交表婚姻能影响到对不同类别的亲属使用同一种称谓,而

根据林惠祥、冯汉骥、芮逸夫等学者的解释,有关“甥”的称谓的记载正

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实行过这种婚姻。那么就有必要证明中国古代真正

实行过这种婚姻制度。冯汉骥认为中国曾经实行过“强制性”的交表

婚,但这种婚姻在春秋以前或殷周之际,已经失掉了“强制性”。那么如

何来证明中国古代实行过强制性的或优先性的交表婚呢?他的论据就

是《尔雅·释亲》中有关“舅”“姑”“甥”等三种称谓的记载,其实这个只能

作为旁证而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在这个问题上,芮逸夫、岑家梧也未

能提出新的更有力的论据与论证。

建国之后,这方面的论证有所增强。黄淑娉认为,“我国古代周族

姬、姜两姓世通婚姻,达千年之久,反映了周族母系氏族时代交错表婚

的延续”(黄淑娉,1987)。谢维扬在详细列举了大量周代实行交错表婚

的材料后指出,“周代的姑舅表婚,乃是个别的,而不是系统的,更不是

强制性的。”但他又根据周代的亲属称谓制度推断出我国古代曾经有过

194

社会学研究 2008.5

制度化和强制性的姑舅表婚阶段(谢维扬,2005:63)。从这个论证的思

路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摩尔根、里弗斯等人的影响。

其实,尽管姬姓的通婚范围不限于姜姓,但二者之间的通婚仍然占

有很大的优势。以周代最高统治者的婚配对象为例,就目前能看到的

资料而言,周代男性始祖后稷的母亲为姜原,后稷以姓女子为妻,古

公父之妃为太姜,季历之妃为太任,文王后太姒,西周自武王以下的

12位天子中有7位都曾与姜姓通婚,武王后邑姜、成王后王姒、康王后

王姜、昭王后房后、穆王后王姜、共王后王妫、懿王后王姜、孝王后王京、

夷王后王、厉王后申姜、宣王后齐姜、幽王后申姜(后废申后而立褒

姒)(刘启益,1980;谢维扬,2005:57-58)。其他姓氏的女子的总数尚

少于姜姓之女。除通婚之外,姜姓力量对于周的兴起及统治也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据尹盛平研究,“古公父奠定的姬姜联盟关系,不仅保

证了周族之兴和灭商大业得以实现,而且贯穿于西周王朝兴衰的始终”

(尹盛平,2005:118)。先秦古籍中有许多有关甥舅之国的记载,如《左

传》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天子,周天子不接见,派单襄公辞

谢,其中的一个理由即,“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

献其功,所以敬亲、禁淫慝也……夫齐,甥舅之国也”。按杜注“兄弟,

同姓国。甥舅,异姓国”。异姓国为什么就可称为甥舅之国呢?“齐世

与周婚,故曰甥舅”(《十三经注疏》,1980:1898)。类似的记载不在少

数。芮逸夫在系统研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形成中国古代甥、舅之

称的原因不止一种,“但显而易见的主因,则为我国古时天子和异姓诸

侯及卿、大夫间,异姓诸侯相互间及其和异姓卿、大夫间,交互通婚的传

统。由于通婚的双方相互间的心理态度,受了当初在国际、君臣、及贵

族间通行的惯例的影响,在语言行为上表示的结果”(芮逸夫,1959)。

这种通过婚姻加强政治团结的文化方式在诸侯国之间也有所体现,如

《左传》鲁文公二年,“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

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杜注:“遣卿申好舅、甥之国,修礼以婚姻

也”(《十三经注疏》,1980:1839)。齐鲁之间互有通婚,但并非世代交互

通婚,不过按照《左传》的表述,这种国君即位后修好于传统婚姻与国的

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正好表现了交表婚对亲属称谓的深层影响。研

究婚姻形态与亲属称谓之间的关系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我们不能单

看统计数字。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国学者在利用国外人类学理论解释《尔雅》中

195

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甥”的称谓时,为传统的经史之学增加了很多新的因素,促进了传统学

术的现代转型,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民国学者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进步

库恩认为,“范式”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范式”

就是科学活动的工具,这种工具包括精神工具和物质工具:世界观、信

念、理论、方法、仪器等等。科学活动既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新的

理论或范式,就必须重新估价、重组旧的理论或范式,这是发散式思维

的要求。但科学研究中还必须要有收敛式思维,即要求科学家在某个

时代科学界共同约定的一套原则和方法的约束下进行思考(金吾伦,

1996:192-201)。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尔雅·释亲》的研究正体现了对

这两类学术研究思路的把握。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古人注重语言学研

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则在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下考虑了更多的因素来解

释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民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更少受传统价值判断的影响

郭璞提出“甥”为“生”的假借字的假设后,引起了朱骏声、王筠、俞

樾等清代学者的批评,其批评的动机多出于维护《尔雅》的“正名”功能。

有些学者承认了“子从父称”的历史现象,但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

清人邵晋涵指出,“自周末礼教衰微,假人以名器,子效父言,有称从母

为姨者。”后世学者却依照搅乱了的名分而怀疑《尔雅》的记载。“夫名

不正则言不顺,子效父言,可谓名之正乎?《尔雅》者,正名之书也。名

正而分定,故《丧服》经与《尔雅》同”(邵晋涵,2006:4136)。于鬯认为别

人没有意识到“子效父称”的现象是少见多怪,但“父效子称”虽有自卑

尊人之意,“然适见人情之不古”(于鬯,1984:1110)。在经学作为国家

意识形态重心的年代里,这种谨慎小心是可以理解的。张之洞说过“由

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

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

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范希曾编,2000:303)。在这样的氛围下,

学术研究就不单纯是以个人的兴趣、爱好为基础的求取真知的活动,而

是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的色彩,后者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前者的效果。

196

社会学研究 2008.5

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经学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不再像以前那么神

圣。在儒家经典研究的实践中,时人与古人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总

体来说,他们对经书本身不再有那么多的顾忌,如李安宅在《〈仪礼〉与

〈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坦言:他将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这两

本书,即将这两部书看成已有社会的产物,分析它所用以影响其他社会

现象的那几方面。至于这两部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则不是他关心的中

心问题。这样一来,“就使这两部书顿然失掉它们历来保有的神秘性,

由着圣人的天启,降到社会的产物”(李安宅,1930:1)。周予同也在

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经学研究的现阶

段应该是在了解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即“以`史'的观点来治

`经',以社会科学的见地,发掘经典里沉埋的材料”,如“《仪礼》里的《冠

礼》,是否如《礼记·冠义》所解释的这样堂皇?在头发上表示社会成员

的加入盟式,是否和其他民族在生殖器施行割礼是同一意义?婚礼的

亲迎,是否如《礼记·哀公问》所解释的尊生敬妻的理论?是否不是原始

社会掠夺婚的遗留?丧礼的复礼,祭礼中的许多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的仪式,是否如《礼记》各篇所说的所以劝孝行仁?是否不是出发于原

始社会的有鬼论?将儒家理论的外衣从经典身上剥脱下来,用最新最

近的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窥探中国上古社会的真相,这

不是经典的较高级的分析工作吗?”(周予同,19831936:635)

与古代学者相比,现代学者在研究古代亲属称谓的时候没有太多

地受到“正名”观的影响。古代学者在研究亲属称谓时对于假借说可能

造成的社会不良后果有着深深的戒惧,而现代学者更关注的是哪些因

素导致了这种现象,很少考虑这种解释对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不利影

响。即使有争论,也是限于某些具体知识之间而不再纠缠于价值性的

褒贬,这就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科学

家在科学研究中应该保持价值中立,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他们

的选题要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在选定课题之后,“他就必须停止使

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他不能

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他有利还是不利”。

其次,事实与价值观念是两个领域,不可能从“实然的陈述”中抽出“应

然的陈述”(科塞,2007:195-196)。民国学者研究“甥”的称谓的思路

具有这种科学精神的因素。

197

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二)民国学人更多地将国内外民族志材料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

古代学者在讨论亲属称谓时十分注重资料的搜集考辨,他们既用

到许多传世文献,也不排斥出土文献,如邵晋涵、梁章钜都用铜器铭文

来加强自己的论证。近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郭沫若、岑家梧、

芮逸夫等人都曾引用甲骨文或金文来讨论亲属称谓问题。此外,近人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大量引用国内外民族志资料来解释《尔雅·释亲》

中的相关记载。国外人类学界对亲属称谓的研究建立在对不同地区的

民族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随着调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入地展开,有

些理论被推翻,有些理论被修正。这些都使我们在认识亲属称谓的真

相上更进了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用得自其他地区民族志的材料解

释中国的亲属称谓属于比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通过比较来确定中国

古代的亲属称谓的实质与特征。

学者们之所以能采取这样的视野,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认识到社会

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柳诒于1926年指出,“讲古史不限于专读

古书,最野蛮之社会可以考证最古之史事,学者能观其通,则古今一也”

(柳,19911926:103)。李玄伯的论述更加系统,“社会学虽是一种

比较创新的科学,但对现代原始社会的观察,已经颇有可观。人类种族

虽有不同,进化的途径似乎并不殊异。现代原始社会不过人类在进化

大路上步行稍落后者。他们现在所达到进化大路的地段,就是我们步

行稍前的民族的祖先,在若干千万年前,亦曾经过的地段。我们研究他

们的现在史,颇可说明我们的古代史”(李玄伯,1949:2)。①在民族优越

感极强的年代,这种做法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近代以来,国外人类学

界出现了很多学术流派,在保持西方优越感的同时对其他民族表达了

深深的同情。在国内,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为民族平等的实现创造了一

定的条件。有些学者当时已具备了民族平等的自觉意识。如吴泽霖在

抗日战争期间就认识到,在民族关系上应彻底批判大民族主义,“在文

化领域中,不论是语言、文字、习俗、信仰等方面,本无所谓优劣之分”

(吴泽霖,1991:5)。在这种氛围下,借用少数民族的材料来解释中国古

198

社会学研究 2008.5

①

李济对这类观点则表示异议,“现在有一个最危险的学术现象,就是把这些可靠性不一样

的材料,凑在一起,拿来与中国某一现象比较,作些推论。如此应用比较法,我认为是一

件悲惨的事。能够避免,就应该避免”(李济,20061941:257)。

代文化在心理上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借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

现一些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加深对我们自身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特质,采取比较研究是必要的,但在

如何使用其他民族材料的方法上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我们既应该注

意到那些形同或相似的现象,也不应该忽视那些有差异的现象。现代

民族学调查发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文化现象看起来相似,实际却

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功能。

(三)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引进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文化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

材料,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思路。

古代学者在解决亲属称谓现象的时候,大多从语言文字出发又归

于语言文字,很少能联系当时的社会组织等因素来加以考察。虽然有

学者如尹桐阳、于鬯等人也注意到与亲属称谓有关的心理因素,如子从

亲称,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把这种现象放在世界史的角度

下加以比较。尹桐阳也意识到亲属称谓可能与婚姻有关,却没有从理

论上进一步阐述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民国以来,学者的眼光更加开阔。林惠祥、冯汉骥、岑家梧、芮逸夫

等学者都在国外学习、研究过人类学(王建民,1997:375-412)。郭沫

若也接触过摩尔根与恩格斯的人类学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些问题

时既能继承古代经学研究的成果,又能超越之,从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

两个角度来综合考察这个问题,把亲属称谓当作一种文化与心理的综

合体,加深了人们对亲属称谓实质的认识。当时的学术界涌动着一个

跨学科研究的思潮,如章太炎认为“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

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章炳麟,2000:867-868)。吕思勉认为,社

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是史学的根基,“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

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

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吕思勉,19961941:233)。李璜

则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李

璜,1926)。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上述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出现也就不足

为奇了。

199

论文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

(四)民国学者在引进理论上的清晰性、连续性与前沿性

《尔雅·释亲》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亲属称谓,古代经师对此作了大量

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亲属称谓又是世界上很普遍的一

个社会现象,国外人类学界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

料,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与方法:如亲属称谓的分类、亲属称谓与社会组

织及心理因素的关系等。这类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问世,并且

在不晚于1935年的时候出现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的中文译本。中国

学者在运用国外的这些理论时具有高度的鉴别力,并非一味盲从。郭

沫若在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运用了摩尔根的理论。陈顾远在写

作《中国婚姻史》的时候接触过以交换婚解释亲属称谓的理论,但不知

道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这种理论,又选择了古代经学的解释。冯汉骥、

岑家梧、芮逸夫都在广泛了解西方亲属称谓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上,对郭

沫若提出过批评,尽管他们三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均在中外比较的

视野下以婚姻形态结合心理因素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他们对

古人的研究成果也不乏批判地继承与吸收(如冯汉骥对钱大昕的赞

扬),从而将这一问题推向前进。此外,以前有不少国外学者也对中国

古代的亲属称谓进行过一定的研究,民国学者们深湛的西学功底使他

们有能力对这些动态有真切的认识,如摩尔根、克罗伯、葛兰言、威尔金

生(son)、陈施二氏(&k)等人关于中国

亲属称谓的研究都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学者们在广泛吸收国外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的局

限性,如芮逸夫认为里弗斯与克罗伯的理论“各有其是处,也各有其非

处。因为亲属称谓的构成,有些是受了社会制度的影响而起变化,有些

却因了心理想法的同异而起变化;但二者都没有必然性”(芮逸夫,

1947)。罗常培也指出“民族中的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

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不过,应用它的时候,得要仔细照顾到其他

文化因素,以免限于武断、谬误的推论”(罗常培,2004:107)。这种认识

论上的高明见解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是由于这些学者学贯中西,从而能够在继承吸收前人成果的基

础上不断开拓进取,在中国亲属称谓问题的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他们在汲取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不仅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也通过

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0

社会学研究 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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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罗 琳

202

社会学研究 2008.5

urbannewimmigrants'include4factors,namely,culturalinclusion,psychological

inclusion,identityinclusionandeconomicinclusion;(2)theoverallleveloftheirsocial

inclusionisstilllow;(3)thedegreeofthefactorsprentdecreasingtrendfrom

psychologicalinclusiontoidentityinclusion,culturalinclusionandeconomicinclusion.

Theresultsreflectthat:(1)thedomesticimmigrantsaswellastheinternational

immigrantscallforsomelimitedleaptoachieveintegratingintothenewlandindeed;(2)

asanimmigrantarea,Shanghaiprovideslargerdevelopmentspaceforthenewcomersto

advancetheirsocioeconomicstatus,whichexplainsthestatusofthepsychological

inclusionandidentityinclusion;(3)thepluralismofurbanculturemaypromotethe

culturalinclusionandeconomicinclusionofthenewer,whiletheincreasingcostofcity

ore,thehigh_levelintegrationofthenewerandthe

nativedependsonthejointeffortsofthenewer,thenativeresidentsandthelocal

government.

SocialCapitalandPoliticalParticipationofUrbanResidents

HuRong 142

……………

………………………………………………………

Abstract:BaduponsurveydatacollectedinXiamenin2005,thispaperexploresthe

impactofsocialcapitalandotherfactorsonpoliticalparticipationofurbanresidents.

Factoranalysisshowsthatitemsmeasuringpoliticalparticipationofurbanresidentsconsist

ofresistancefactor,sion

analysrevealthatfactorsofsocialcapitalinfluenceurbanresidents'participation

hetraditionalparticipationmanner,suchaspersonalcontact,

remainsquiteimportant,orethe

authorarguesthatthewaysofurbanresidents'politicalparticipationarebecomingmore

plural.

EquityinHealthCareFinancinginRuralAreainChina:Castudiesof

HealthCareFinancingSystemineightruralcountiesWangJing 160…

Abstract:TheHealthCareFinancingSystemwillhighlyaffecttheaccessibilitytohealth

erappliesKakwaniindexandPIIindextoanalyzethe

verticalequityandhorizontalequityofthethreemainresourcesinruralHealthCare

earchdemonstratesthattheNewCooperativeMedicalSystem

guaranteesthehorizontalequitybutsacrificesverticalequity,thecommercialinsurance

embodieslowverticalequity,however,rioushorizontalandverticalinequitystillexists

inthelf-responsibilitypaymentsystem.

TheAffectionofCulturalAnthropologytotheRearchofClassicsand

HistoryinThePeriodofRepublic:Acastudyofkinshipterm

ZhaoManhai 186

…………

…………………………………………………

245

Abstract:SincetheWorldWarⅡ,thetheoryofanthropologyhasplayedanactiverole

ieldofChinehistory,

scholarsp

ordertosolvetheproblemofkinshipterm,scholarsofrepublicanChinamadegreatefforts

toabsorbrelativetheoriesofwesternanthropologyonthebasisoffullyinheritingthe

eygotgreat

rnedouttobelessinfluencedby

iedtorevealtheinnerrelationshipofdifferent

culturalaspectsandintroducedthematerialsofethnographyintothefieldofcomparative

rocessofintroducingnewtheories,theyalsohadstrongconsciousnessof

academiccriticismandpowerfullypromotedtheadvanceofsubject.

REVIEW

BringtheClassBackIn?ParadigmshiftinChinesocialinequalityrearch

FengShizheng 203……………………………………………………

Abstract:Inrecentyears,somescholarsarestronglycallingonbringingtheclass

ngbythebring-class-

analysis-back-incontentiontosomeextent,thispaperanswerswhyweshouldgetbackto

erspecifiestheformulationsforsocialinequalityofthetwo

paradigms,classanalysisandstratificationrearch,andtherecentchangesinsocial

ferenceofultimateprimacybetweenclassanalysisand

stratificationrearchisthatthebasicassumptiononsocialinequalityfortheformerisof

conflictualism,andfunctionalistforthelatter,thustheformerconcentratesonsocial

deprivationandcollectiveaction,andthelatterfocusonstatusattainmentand“market

situation”.Consideringthesocialsituationthatthesocialconflictstendtobemoreand

moreintensiveandradicalinChinasincelate1990s,weshouldbringtheclassanalysis

backintherearchonthesocialinequalityinChina,otherwiwewillfailtoachieve

insightfulandpredictiveanalysis.

BOOKREVIEW

FindingtheHierarchicalLogicinSocialLife:

ReadingLouisDumont,HomoHierarchicusXiaXiyuan 229……………

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