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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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成语感情色彩转化再析

成语作为词语的一部分，像词语一样具有感情色彩，本文选取其中感情色彩发生历时转化的成语作为

研究对象。感情色彩转化是指来源相同的一条成语的一种感情色彩向另一种感情色彩转化，包括褒义色彩、

贬义色彩与中性色彩三者之间任何两种色彩的转化。这里所说成语的感情色彩转化是在静态的存在状态下

而言的，是成语由一种感情色彩转化成另一种稳定的感情色彩。这要与成语感情色彩活用区分开来，后者

是为了表达的需要，语境赋予它临时的感情色彩，它只是临时存在的，动态的，属于语用学或者修辞学问

题。例如“花枝招展”一词：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褒义)

她年过半百，还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看了令人生厌。(贬义)

“花枝招展”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这只是它在运用过程中取得的临时的言语感情色

彩，不能看作是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

另外，成语的感情色彩转化要与本身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的多义成语区分开。例如：旁若无人，形容

态度从容、自然；也形容高傲，目中无人。这两种意义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描述“旁若无人”的，具有不同

的褒贬色彩，在这一成语中不存在感情色彩的转化问题。

一、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类型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把感情色彩发生转化的成语分成不同的类别，从这些类别中分

析成语感情色彩转化的特征和规律。

(一)从成语感情色彩是否随着其理性意义的转化而转化来分类

1．感情色彩随着成语的理性意义的转化而转化的成语

(1)成语的感情色彩随着成语语义的扩大发生转化，即随着成语所指称的客观事物对象的范围的扩大

而转化。例如：清规戒律，原指佛教徒、道教徒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戒条，中性词。后来泛指束缚人们思想

的死板的、不合理的规章条例和原则，含有贬义。这一成语由专指到泛指，语义扩大，伴随着语义扩大，

成语的感情色彩由中性转化为贬义。避虚就实，原作“避虚击实”。《淮南子·要略》：“清静以为常，

避虚就实，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这里的“避虚就实”，是军事上的一条策略，指避开敌人的主力，

攻击其薄弱环节，含有褒义色彩。但是发展到后来，这条成语不只用到军事方面，它语义扩大了，泛指避

开实质性问题或重要问题，只拣次要的来承担，或说只谈及无关紧要的方面，感情色彩转化为贬义了。

(2)成语的感情色彩随着成语语义的缩小发生转化，即随着成语所指称的客观事物对象的范围缩小而

转化。例如：臭味相投，明·许三阶《节侠记·订访》：“诸公青云贵客，臭味相投，正该相访，山僧是

世外之人，况避深山，不得追随了。”指思想情趣相同的人彼此合得来。现专指坏人彼此投合。语义由具

有相同思想情趣的人缩小到具有相同的不好的思想情趣的人，感情色彩也就由中性转化为贬义了。

(3)成语的感情色彩随着成语语义的转移发生转化，即随着成语语义由指称甲事物转变为指称乙事物

而转化。例如；八面玲珑，语出唐·卢纶《赋得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州幕》诗：“四户八窗明，玲珑逼上

清。”原指四面八方通明透亮，也指建筑精巧。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八面”由原来的“四面八方”，

转指“人事上的各个方面”，而“玲珑”也由原来的指建筑物的精巧转化为指人聪明伶俐。但聪明不宜过

分，“八面玲珑”未免聪明过了头，因此就变成贬义了，指手腕圆滑，面面俱到。无理取闹，语出唐·韩

愈《答柳柳州食物蛤蟆》诗：“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谓青蛙无来由地喧闹。后来使用的主体转移

到人，指人毫无理由地吵闹。

2．感情色彩并非随着理性意义的转化而转化的成语

这类成语指理性意义没有变化而感情色彩由于社会变化，人们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而发生了转

化。这种类型的成语为数不多，张志毅在《词汇语义学》一书中指出：“一般情况下，基义和陪义是连带

贬降的。较少的情况是基义基本不变，陪义贬降的。”例如：歌功颂德，语出《史记·周本纪》：“民皆

歌乐之，颂其德。”意谓歌颂功绩和恩德，含有明显的褒义色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认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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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歌颂功绩和恩德，是不好的，在“歌功颂德”的同时，还要针砭时弊，这样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

社会的进步，所以歌功颂德从褒义色彩转化为贬义色彩。道貌岸然，形容神态庄重严肃。在它的发展过程

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表面上庄重严肃的人，实际上未必如此，于是人们给它加上了“故作正经，表里不一”

的联想意义，虽然它的理性意义没有变化但它在人们心中确确实实成了贬义的了。《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为“形容神态庄重(现多含讥讽意)”。

(二)从成语感情色彩转化后是否还是一条成语来分类

大多数成语感情色彩转化后还是一条成语，只是成语的意义发生变化，但变化前后的语义仍然有某些

联系。只有少数几条成语变化以后语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成为语源相同的两条成语。目前我们只发现“桃

之天天(逃之夭夭)”和“每下愈况(每况愈下)”两条，另外“难兄难弟”的情况很特殊我们在下文中也加

以论述。

1．感情色彩转化后仍是一条成语，这种类型的成语主要有两种转化类型：

(1)感情色彩的贬降

①褒义色彩转化成中性色彩。例如：金科玉条，又作“金科玉律”，原形容法律条文尽善尽美。汉·扬

雄《剧秦美新》：“懿律嘉量，金科玉条。”后比喻不可变更的信条，感情色彩转化为中性。

②褒义色彩转化成贬义色彩。例如：不稂不莠，原意是指耕作精细，没有什么杂草。语出《诗·小雅·大

田》：“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后来指既不像稂也不像莠，比喻不成材或者没出息。无所不用其极，谓

无处不用尽心力。《记·大学》：“《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现

在多用作贬义，形容做坏事时，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③中性色彩转化成贬义色彩。例如：染指于鼎，原指在鼎中染染指头，尝尝滋味。《左传·宣公四年》：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

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后来比喻沾取非分的利益，含有强烈的

贬义色彩。罄竹难书，语出《吕氏春秋·明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

本谓事情极多，书写不完，中性词。后形容罪行多得难以写完，用作贬义。

(2)感情色彩的扬升

①贬义色彩转化成中性色彩。例如：乐不思蜀，语出《三国志·后主传》三三裴松之注引晋·习凿齿

《汉晋春秋》：“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他日，王问

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表示刘禅只图眼前快乐，而不以故国为念，含有贬

斥之意。后泛指乐而忘返，成为中性词。大惑不解，语出《庄子·天地》：“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

身不灵。”谓十分糊涂，不懂什么道理，含有贬义色彩。陆游《与赵都大启》：“伏念某下愚无知，大惑

不解，罪宜永斥。”后指对某事感到疑惑，不能理解，中性色彩。

②贬义色彩转化成褒义色彩。例如：面如冠玉，语出《史记·陈丞相世家》：“绛侯、灌婴等咸谗陈

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原比喻男子徒有其表，含有贬义色彩。后多形容男

子的美貌，感情色彩转化为褒义。《三国演义》三八回：“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

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何足挂齿，语出《世纪·叔孙通传》：“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

之齿牙间。”意为哪里值得一提，表示轻蔑意味，后表示客气的意思。

③中性色彩转化成褒义色彩。例如：金童玉女，语出唐·徐彦伯《幸白鹿观应制》诗：“金童擎紫药，

玉女献青莲。”道家指侍奉仙人的童男童女，不带褒贬色彩。后来泛指天真无邪的男女孩童。大含细入，

语出汉·扬雄《解嘲》：“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疏．独说数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

苍天，大者汉元气，细者入无间。”原指扬雄作《太玄》，内容精博，既包含天地元气，又概括了极微小

的事物。后用来称赞文章博大精深。

成语感情色彩的贬降和扬升两种类型中，发生贬降的成语占大多数，史式先生在《汉语成语研究》一

书中指出其原因：一是褒义成语多，贬义成语少，语言本身为了调剂供求而发生从褒到贬的转化；二是由

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旧事物的看法起了变化，肯定旧事物的褒义成语就逐渐变成贬义成语。这一论述很

精辟，很值得借鉴。

2．感情色彩转化后不再是一条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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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成语数量很少。桃之天天(逃之天天)，语出《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形容桃花茂盛鲜艳。后因为“逃”和“桃”同音，所以以“逃之夭夭”作诙谐语，谓逃走得无影无踪。每

下愈况(每况愈下)，语出《庄子·知北游》：“……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

履稀也，每下愈况。’”意谓用脚踏猪来估量其肥瘦，越是踏在猪的脚胫上，越能显示其肥瘦。比喻越从

低微的事物上推求，越能看清“道”的真实情况。

这两条成语都是随着成语语形的转变，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前者由褒到贬，后者由中性到贬。同时

其理性意义变得毫无关联，成为来源相同的两条成语。另外，还有“难兄难弟”，这一条成语很特殊，可

以读为“难(nán)兄难(nán)弟”，语出《世说新语·德行篇》：“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意思是元

方好得作他弟弟难，季方好得作他哥哥难。后来形容兄弟都非常好。今多反用，讥讽两人同样坏。也可以

读为“难(nan)兄难(nàn)弟”，意为彼此曾经共患难的人，或者彼此处于同样的困难境地的人。“难(nàn)

兄难(nán)弟”和“难(nàn)兄难(nàn)弟”是来源不同的两条成语，只是字面相同，史式称之为同形成语。

应该分析具体情况，在“难(nán)兄难(nan)弟”这一条成语中感情色彩由褒义转化为贬义，而不能笼统地

说“难兄难弟”感情色彩发生了转化。

二、成语感情色彩转化的原因

导致成语感情色彩转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语言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由于学术界对

于导致成语感情色彩转化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得已经很深入，我们在此不再赘述，只着重论述其语言因素。

(一)语音的原因

词语是语音和语义矛盾的统一体，成语作为词语的一部分，其语音的变化会导致其语义的改变，而依

附于语义的感情色彩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1．改变字音

有些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是由于改变了其中语素的读音引起的，例如：丧家之狗(丧家之犬)，语出《史

记·孔子世家》：“累累若丧家之狗。”“丧”读作“丧(sāng)”，原指有丧事人家的狗，因为主人忙于

丧事而得不到喂养，比喻沦落不遇的人，含有同情之意。后“丧”读作丧(sànq)，转指无家可归的狗，比

喻无处投奔，到处乱窜的人。感情色彩由中性转化为贬义色彩。箕风毕雨，语出《尚书·洪范》：“庶民

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孔传：“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

原比喻人的好恶各不相同。后将爱好的“好”读为好坏的“好”，转用为对统治者颂扬的话，比喻他们如

好风好雨，化育万物。感情色彩由中性转为贬义。在此要注意“难兄难弟”，它并不是因为改变“难”的

读音而发生的感情色彩转化，它的两种感情色彩只属于“难(nán)兄难(nán)弟”这一条成语，在“难(nán)

兄难(nán)弟”和“难(nàn)兄难(nàn)弟”之间不存在感情色彩转化问题。

2．更换同音字

比如：桃之天天和逃之夭夭，就是因为用同音字“逃”代替“桃”，使成语的感情色彩发生对立转化，

从褒义色彩转化到贬义色彩。

3．更换近音字

例如：人浮于事，原作“人浮于食”。语出《礼记·坊记》：“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

于食。”意谓人的才能超过所得的俸禄。此成语后作“人浮于事”，意指人员的数目超过工作的需要或人

多事少。由于“食”喻指俸禄，“事”指工作，把“食”改换成近音字“事”，语义相对立，于是成语的

感情色彩由褒义转化成贬义。

(二)词汇的原因

1．更换语素顺序导致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每况愈下”就是由于成语中语素顺

序的改变而导致成语的感情色彩转化。

2．成语固定成四字格时只截取其中一部分而造成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例如；闭门造车，语出宋·朱

熹《中庸或问》三：“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原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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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起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现在脱离了语源，人们单独使用“闭门造车”，只根据字面意思去理解，成

语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现在它用以比喻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独善其身，语出《孟子·尽

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做

不上官，处于穷困境地，也要搞好个人修养，含有褒扬意味。后来，“独善其身”脱离语源，单独使用，

人们望文生义解释为“只顾自己，不管他人”。风雨如晦，比喻于险恶处境中不改变操守。唐·白居易《祭

李侍郎文》：“浩浩世途，是非同轨；齿牙相轧，波澜四起。公独何人?心如止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后只单用“风雨如晦”，比喻局势动荡，社会黑暗。

(三)词义的原因

1．由于词义的比喻而导致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例如：染指于鼎，原指在鼎中染染指头，尝一尝滋

味，后来比喻沾取非分的利益。后来的意义是本义通过比喻的方式获得的，是“比喻”导致它的感情色彩

由中性转化为贬义。大吹大擂，原意为热热闹闹地奏乐，不含褒贬色彩，现比喻大肆宣扬，大肆吹嘘，含

有贬义色彩。它的贬义色彩也是由于成语的本义比喻而得到的。小题大做，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惯用语。

当时，凡以“四书”文命题的称“小题”，以“五经”文命题的称“大题”，以“五经”文的章法做“四

书”文的便成为“小题大做”。后比喻不恰当地把小事情加以渲染夸大，当作大事处理，其感情色彩由中

性转化为贬义色彩。

2．由于词义的引申而导致成语感情色彩的转化。例如：高谈阔论，原指言谈高妙广博，《三侠五义》

二一回：“今日这一畅快，真是非常之乐。换盏传杯，高谈阔论。”含褒义。后把“高”和“阔”引申，

高妙广博本来是褒义，引申下去，太高妙太广博了，也就过犹不及变为贬义了，指大发议论或漫无边际的

谈论。明目张胆，原意形容公开大胆毫无顾忌地做好事，是一条褒义成语。后来语义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形容无所顾忌地干坏事，成语变为贬义成语。

(四)语境的原因

语境是语言演变的土壤，离开语境语言的演变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语境对成语感情色彩转化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成语与语境中其他词语的组合关系及成语所处的句式中。一个词经常和某些词语组合则

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中。同样，经常在某一句式中使用的词语，往往也“感染”

上这一句式所潜含的语义的特征。例如：就事论事，本义是按照事情本身的实际情况来谈论。它经常与否

定句式连用，如：(1)总结经验不能就事论事，要善于抓住本质，举一反三，把零星认识条理成系统认

识……(2)叙述了今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即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讲搞活国有

企业。(3)对于生产要素市场不能就事论事，简单地视同消费品市场。(4)因而，他最看重的就是教会年轻

人独立思考，摆脱就事论事的窠臼。(5)要求从实际出发，注意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反对就事论事和提出

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评议时必须以法纪、政策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反对无限上纲。(这些用例是从

北京大学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搜索的)

从以上用例中，可以看出“就事论事”“感染”到了否定句式的语义因素，它成了人们所否定的，意

思是仅就事情的表面现象来评论事情的实质，具有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但同时它的本义也仍在使用，我们

虽然不能说它转化成了贬义成语，但它确实因为语境的组合因素产生了贬义的意义，具有了“贬义韵”。

汉民族性别称谓的文化意蕴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对社会的镜像反映，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每一个民族纷繁多彩的传统文化均

依赖于语言而得以成型、积累、发展和继承。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或多或少地可以找到这个民族绚

丽的文化景象，即可以从语言的变化中寻找民族文化变革的脉络。称谓词是每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在语言交际中的使用频率较高。美国语言学教授萨丕尔说过：“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

语言不能脱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

组织。”作为标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称谓语当然也积淀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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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谓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精确地反映了社会对人的身份、地位的划分，当它用到具体的交际活动中，

就会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男”、“女”两个词本身是既对立，又相平等的一对矛盾体，在性别的区分上

也是平等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总是体现出它所孕育于其中的文化内容。人类文明进入父系氏族

以来，男性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宰。随之，称谓语中也往往映出女性的非主导地位。但由于男性的某些

特点及社会对男性的评价标准，称谓词中对男性的不尊重也作为一个事实出现在语言中。

一、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倾向

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道德规范。其中

“重伦理”、“讲仁义”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经过几千年长期的教育感化，这种父子、君臣、夫妇以及

长幼间的基本道德准则已积淀在民族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中。所谓“父为子纲”、“君为臣纲”，长幼有序、

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制约着中国人的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一些称谓词。如

古代官吏在君王面前必称“臣”，地方官吏称“父母官”，妇女在丈夫面前也必称“妾”、“奴”等。即

使现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因为姓是家族的标志，名只是个人的符号，

而不像欧洲人那样名在前姓在后。

如果说，汉民族传统文化在物质方面以农耕为最大特征，那么在精神方面则以伦理为最大特征。文明

伊始，当日益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生存的必要手段时，父系氏族代替了辉煌一时的母系氏族，成了人类的

主宰。男性不仅承担了社会生产，垄断了社会文化，甚至许多文字材料暗示，是男人创造了世界，宗族中，

男孩便成为传宗接代的命根子，而女性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从社会领域

中隐退的趋向。这种历史的、传统的观念在称谓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缺位”现象

从矛盾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由互相对立的两方面组成，当然以父系和母系为出发点的称谓词也应

该是互相对应的，比如“父亲”和“母亲”，“外祖父”和“外祖母”等，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有

这样一组对比：在学校里，男老师可以对学生称自己的妻子为“你们师娘”，而女老师则一般以自己为出

发点称其丈夫为“我先生”。对学生而言，很难找到和“师娘(母)”相对应的称呼女老师丈夫的称谓词。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的老师是女的，那学生就没有相应的称谓词称呼老师的丈夫。我们把这样的现象称为

称谓词中的空档或缺环，也即“缺位”现象，

“烈士”与“烈女”从语词角度分析应该是一组互相对应的称谓词，一个指男，一个指女。但在具体

的语言应用中，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个赞美之辞，对男性肯定是赞扬他为正义事业所做出的奋斗与牺

牲，而对女性则往往侧重于她的性道德方面，特别注意的是，“烈士”可以指男的，有时也可以指女的，

而“烈女”则绝不可以指男的。这里，如果单从性道德、殉夫精神看，男性则没有形成一个和“烈女”相

对应的称谓，有一个明显的“缺位”，也就是男子根本没有“贞节”、“贞操”问题。对女子而言，“贞

节”比生命还重要，只有殉身做“烈女”方为出路。种”了。当然，社会希望的“男子汉”应当是孝敬父

母、安分守己、求取功名的“贤者”或“仕人”。无奈，个别男子不务正业、行为恶劣，有悖于社会的道

德标准，也只好冠以“无赖”、“孱头”等称谓了。

“婊子”是指社会作风不正的女性的，“色鬼”则是性行为放荡的男子的专称。“懦夫”是绝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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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女性的，“恶棍”更是男性的专利。虽然英语中的“历史”写作history(男人的故事)，而语言不也

是用mothertongue(母语)来表示吗?作为阴阳对立的女性和男性在称谓词中同样有着互为褒贬的规律性。

今天，虽然男子在一些重要生产和劳动中占有一定优势，社会地位应该至少不低于女性，但这种称谓上的

语言色彩却并不是都很好听。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女子是温柔听话的，而男子则是吸烟、喝酒、不拘小节、

行为粗放的。正因为男子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放荡的行动让他们也有不“雅”之称。

“痞子”、“瘪三”、“花花公子”这些词的使用范围也往往仅限于男性。可女性也不乏“佳人”、

“淑女”、“美女”之称。称谓是对社会以及文化的划分，称谓词则是对语言的划分，由于语言的保守性

和稳固性，我们能从中看到传统文化的烙印；由于语言的现实性和词汇的多变性，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语言

的前进与发展。称谓词中对男性的贬低作为一种特定现象必将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

称谓词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特征。汉语称谓语中的男女伦理文

化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对男性也好，对女性也好，这种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

系统。封建时代虽然早已结束，但语言的发展是一种比较缓慢的过程，一些明显体现这一文化体系的词语

仍然活跃于当代汉语中，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的继承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和生命力。由

于女性的特点，可以把黄河、长江称为“母亲河”，也可以把党和祖国称为亲爱的妈妈，体现出女性的崇

高和伟大；由于男子的特点，可以把男性形容为“纨绔子弟”，也可以说是“无毒不丈夫”，道出一些男

性的无赖和狠毒。可见，汉语称谓语由于男女在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以及生理特点上的差异而表现出很强

的伦理文化性，这种现象是值得研究和整理的。

汉语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

谐音是用同音或近音的字词构成特殊表达的一种手段，是对同音现象的积极利用和开掘。正如一些学

者所指，谐音在汉语、汉文化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艺术。的确，众所周知，谐音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世

界上大多数语言中都有这种表达，而唯有汉语将谐音发挥得淋漓尽致。据阮显忠统计，汉语中与谐音相关

的仅修辞格就有13种。除此之外，谐音已经超越了言语范畴，在一些非言语领域穿行，散发出汉语独特

的气息。可以这样说，谐音艺术渗透着汉民族的智慧，谐音艺术彰显着汉文化的特质。以往人们对谐音的

关注多从修辞的方向和民间风俗角度着眼；从文化角度进行关照，将会丰富谐音艺术的内涵。

一、谐音艺术在汉文化中的主体表征

探究谐音艺术的文化意蕴，有必要梳理谐音艺术的主体表征。从纵向看，谐音古已用之；而从横向看，

其在许多方面各领风骚。

（一）谐音是生活言语的智慧之光生活言语，本无需斟酌，无需变异，而汉民族却运用谐音使口头语

言灵动起来。如：

店员的愤懑：“嫌难(南)看？那你朝北看呀!”

背后的议论：“他是典型的气管炎(妻管严)!”

学生起绰号：“油饼非油饼，却是尤尤兵。”

评价：“中国的足球是小苏他爹(老输)！”

上述引例只是管中一窥，而最能显示谐音艺术魅力的生活言语当属歇后语、谚语、俗语。它们是流传

于民间历经风雨一路走来的独具特色的语类。它们往往以映衬、藏词、析字、谐音、双关等修辞方式，建

构诙谐、生动、夸张的语言风格，颇有智慧之光。如：钉鞋不用锥子——真(针)好，泥菩萨洗脸——失(湿)

面子，七姐逢嫦娥——现（仙）对现（仙）。这种语言风格造就了中国式的幽默。汉族许多笑话的元素就

是谐音。如这则题为“死别生离”的笑话因谐音产生了独特艺术效果：有一个富翁请客，席上有一盘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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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鳖鱼和一些又酸又涩的生梨子。有个读书人套用了两句古诗“世上万般愁苦事，无过死别(鳖)与生离

(梨)!”客人听了，哗然大笑!

（二）谐音是文学艺术的美学之苑

文学殿堂中的谐音，如同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亭台楼阁，不是主角，但却不可或缺。诗词歌赋，戏剧小

说，楹联谜语，相声小品，都与谐音有着不解之缘。

古典诗词常以“柳”入文。《诗经》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李白吟：

“春风知别苦，不谴杨柳青。”之所以借用“柳”，因为“柳”和“留”相谐，杨柳可暗示惜别情怀。如

此一来，含蓄隽永之意，跃然纸上。

将文学对谐音的运用推至巅峰的是一部《红楼梦》。对此，俞平伯先生早在1954年所著《脂砚斋红

楼梦辑评》中就有精彩论述。曹雪芹运用谐音现象将作品框架、四大家族、人物命运、人物品行昭然于众。

如：“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

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段影射“四大家族”的“俗谚口碑”全部由谐音双关构成。

其中“假”谐“贾”，“雪”谐“薛”；官衔的“史”谐姓氏的“史”；王侯的“王”谐姓氏的“王”。

用谐音暗指，使文段凝练简洁，语约意丰。

大众文化中，谐音更是出手不凡。许多经典的百听不厌的相声段子、小品片段都是凭借谐音来抖包袱

的。相声中对《三国演义》中“既生瑜何生亮”的谐音读解令我们忍俊不禁；而“骑个猴”还是“七个猴”

已走出小品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就连谜语，汉民族也会让谐音发挥作用：看喜剧(打一化学现象)(发

酵)[发笑]，杞人忧天(化学基本操作)(过滤)[过虑]。

（三）谐音是传统习俗的建构之灵

五千年的文明，中华大地上积淀出独特的婚丧嫁娶礼仪，别样的衣食住行习俗。细细查来，这些风俗

多由谐音激发所至。

汉族的传统婚礼，要在新房被子里放上桂圆、核桃、枣、栗子、花生。新娘下轿，左手握苹果，右手

抱宝瓶。入门，要从一个炭火盆跨过去。往前走，要迈过一个马鞍子。进入洞房，新郎要用秤杆挑下新娘

的盖头。这里，每一样都与谐音有关。桂圆谐“圆”的音，象征夫妻圆圆满满；核桃谐“和”的音，意味

夫妇和美；枣谐“早”音，栗子谐“立子”音，图的是“早立子”，早生儿子；花生，谐的是“花着生”，

望既生儿子，又生女儿。宝瓶、苹果、马鞍子，谐“保平安”；秤谐“称心如意”。

在中国剪纸、中国画、中国刺绣中，总能看到与谐音有关的内容。在这些艺术作品中，鱼、羊、鹿、

猴、蝙蝠、马等常常成为主角，于是有了“金玉(鱼)满堂”、“三阳(羊)开泰”、“五福(蝠)捧寿”、“鹿

和（鹤）同春”、“马上封(蜂)侯(猴)”诸如此类的吉祥图、吉祥语。

（四）谐音是广告商标的锦上之花

谐音在当代被人们广泛关注主要源于其在广告商标领域备受青睐。有一段时间，谐音广告语成为广告

的主体。如：

开开衬衫，领袖风采!(开开牌衬衫)

一“石”激起千层浪。(钻石公司)

赞不绝口——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咖啡)

不打不相识。（打字机）

这些广告由于运用了谐音，使广告的直接意图含蓄起来，非常符合汉民族的审美标准。当然，谐音在

广告中的过度运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直至有关法律条款的出现。受其连累，谐音也被人们当作

过街的老鼠了。

二、谐音艺术的文化基础

谐音的生成，源于语言中特殊的语音结构及其特定的民族心理。而谐音发展为一种艺术，甚至成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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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则应是其背后文化的大力推动。当然，这其中关键在于谐音与民族文化的相辅相成。

（一）谐音艺术与汉民族的艺术内在精神追求一致

中国的艺术，从唐诗到宋词，从书法到绘画，从建筑到雕塑，无不是追求一种虚实相生的境界。“实

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蒋和)以虚化实，以气润韵，“气韵生动”成为汉民族整体艺术的风范。这种

风范的具体表现就是各种艺术个体的整体性、含蓄性、和谐性。谐音艺术的构成恰恰是避单一意义表达的

直白与单调，借所谐之音虚实相生，使所表之义含蓄雅致。“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以“莲”谐“怜”，

“莲子’即“怜子”。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月夜采莲子，情真意切的情思流动——恋你在月夜，真正

是“无字处皆其意”。谐音的运用产生了含蓄蕴藉的表达效果。正是这种谐音艺术与汉民族的艺术内在精

神追求的一致性，促发了谐音艺术的发展。

（二）谐音艺术与汉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同步

不同的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同。汉民族认知世界往往从直觉体悟切入，以比附联想展开。直觉体

悟，是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得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具有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意蕴的特点。汉民族

会从“猴骑马组图”读出“马上封侯”的含义。对汉民族来说，事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汉民族认为世界

阴阳必相连，文武并相称，祸福本同根。比附联想，是汉民族展开思维活动的一种方式。“筷子”一词的

演变历史足以说明这种认知方式。使用筷子是汉民族传统的习俗，但较早时筷子叫“箸”或“筴”，到隋

唐时，统一为“箸”。它改称“筷”当在明代。明代《推篷寐语》记载：“世有误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

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箸”字因与“住”

谐音，容易引起“停滞”的联想意思，犯忌讳，所以转而反其意而称“快”，先在民间流行，后来士大夫

也采用，于是社会上都改称“快子”，反而忘了它的本名。由于筷子多为竹制，后来又在“快”上加了竹

字头，就成了“筷子”。

谐音艺术的实现是需要直觉体悟和比附联想参与的。自觉的、有意识的谐音，是由一个音联想到具有

另外意义的同一个音(或近似的音)：给新娘子吃面或饺子，不能做熟了，因为要“生”；送你一幅“鱼戏

莲叶图”，是祝愿“连年有余”。

（三）谐音艺术与汉民族传统的语言心理相连

汉民族相信语言的力量。他们赋予了语言以生命。中国古代人把语音同人心密切联系在一起：“凡音

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直至现在，当语言巫术和语言迷信被淡化之后，

汉民族仍然能够感知“同声相应”。他们认为只要同音或谐音，就有互渗的关系，就能相互发生作用。这

种文化背景下，“枣栗子”就是“早立子”，“8”就是“发”，“584520”就是“我发誓我爱你”，“十

全十美”也即“食全食美”……这使谐音不仅充满了民间的幽默与智慧，也让谐音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谐音艺术的文化特质

基于如此坚实的文化基础，谐音艺术折射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

（一）谐音体现汉文化的美学要素

1.谐音洋溢着和谐对称的审美情趣

谐音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特定环境中本音和谐音建立了稳固的并行关系，造成一个语形中并存两种意义

的结果。它们互相对应，互相映衬，互相对称，极其和谐。一则由影星周润发代言的洗发水广告语“百年

润发”，双关意义自然贴切。被视为谐音经典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晴”一方面关顾着“东边日出西边雨”，表晴雨的“晴”；另

一方面关顾着“闻郎江上踏歌声”，即感情的“情”。这种和谐洋溢着汉民族的审美情趣。任何一个民族

都有自己共同的审美意识，这就是美的民族性。汉民族美的追求中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对称、均衡与和谐。

2.谐音满足着含蓄内敛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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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被判死刑时，曾给儿子口念一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这里的“莲子”、“梨儿”

实际上是“怜子”、“离儿”，他通过谐音手段，婉转含蓄地表达出父子生离死别时的无限悲恸。可见，

谐音往往能够化直露为含蓄。我们说汉民族之所以对“谐音”情有独钟，谐音的含蓄性应是其缘由之一。

因为浸润着儒家思想的汉民族有着含蓄内敛的民族特性，汉民族钟情于“指鹿为马”式的表达，沉醉于

“言外之意”里的意蕴。

3.谐音追求着祈福求吉的民族心理

身自“治本于农”的民族，其避凶、趋吉的心理十分浓重。谐音成就了这种心理，成为顺应和满足这

种心理的最有效的方法。前述传统婚礼运用谐音的习俗，为的就是“图个吉儿”。而使用谐音来避凶，更

是汉民族一贯的做法。打碎了东西，会说“岁岁(碎)平安”；庭院前后不栽桑、柳，因为“桑”“丧”谐

音，而柳不结籽，谐“无子”。对数字6和8的狂热喜欢和对4、7的极力躲避，也是源于谐音艺术与汉

民族传统心理的相连。

（二）谐音影响汉民族的思维取向

谐音本是一种语言现象，但在汉文化中，谐音被巧用来造词、记忆、释义、翻译等。实际上，谐音影

响着汉民族的思维取向。

1.谐音造词法

利用谐音造词，会呈现两种状况。一种是类化。如未出嫁的女子被称为“黄花闺女”，是因为黄花菜

也叫金针菜，“针”谐“贞”。而贞是“贞节”，意味着“处女”。这样的造词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另

一种是隐实示虚，设难成趣。“马虎”一词不是“马”和“虎”，而是“麻糊”。历经百年，“麻糊”成

了“马虎”，失却了初创词语的理据。这当是人们欣赏另类的变异之美。据刘瑞明对《现代汉语词典》的

统计，这类词大约有200个。

2.谐音记忆法

学习外文的人们大概都还记得初学之时给外文单词“注音”。巴金给“husband(丈夫)”注为“黑漆

板凳”；笔者曾注“ntimental(多愁善感)”为“三屉馒头”。这种谐音记忆法常常得意取象，谐趣悠

然而生。谐音记忆法可以帮助人们对那些复杂的难于记忆的事物进行识别。

3.谐音释义法

谐音释义法古已有之。《说文解字》中不少字的释义采用的是这种方法。如：妇者，服也；鬼者，归

也；天者，巅也。这种释义法有时难免牵强。

4.谐音翻译法

谐音翻译法被周一农视为“不是神笔，而又胜于神笔”的方法。利用谐音进行翻译，经过不着痕迹地

选字，不仅表音，而且达意。可口可乐(CocaCola)，让人感觉爽口；奔驰(Bans)绝对是性能佳；潘婷(Pantene)

透着女性之美；席梦思(Simmons)产生舒适感。谐译最让人感动的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这份强烈而执著的

“谐”的理念和追求。也正是谐音的功效，使两种语言语用效益达到最大化。

如上所述，谐音多领域的拓展，谐音存在的坚实的文化基础，谐音对汉文化的表现和渗透，一定意义

上可以说其已内化为汉文化的内在要素。没有谐音的参与，汉民族的生活将顿失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