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礼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

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是最

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的礼了。而成为“治天下”的本，“礼，经国家，

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

异，明是非也”，这样的礼，实质上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

行为规范，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

也，民之行也。”。西周的“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

严格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

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儒家坚持和发展了“礼治”思想，他们视“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

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的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

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和内容。儒家的这种改造，经历了五个阶段：1，

孔丘以仁入礼，突出了礼的伦理性和强制作用；孔子主张“为国以礼”，

实行礼治，使“君子”与“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为了维护宗

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并反对使

贵族的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的“铸刑鼎”。2，孟轲倡导仁政，使礼

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他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张君臣父子、

兄弟、夫妇各守其礼，他的理想社会仍然是天子、诸侯、大夫、士、

庶人宝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强调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3，荀况

对儒家的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他认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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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顺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各分分享权利和物

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他引法入礼，

将礼治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4，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的

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心及“阳尊阴卑”的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等级制

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对“三纲”加以附会和解释。在

他看来，“三纲五常”论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

义》三纲五常论体现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

思想。5，礼学发展到宋代，融入当时的佛道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和

突破，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朱熹。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而三纲五

常即是理的最主要内容。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

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原则的封建法制的制度。就是“逆天”，就

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1）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

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论理原则服务，使伦理凌驾于

法律之上。儒家归纳的伦理原则，主要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丘首倡“正名”，主张严

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强调“君使臣以

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必须“名正言顺”，用强制手段纠正各种

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孟轲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则明确指出：“贵贵、尊尊、贤贤、老

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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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家族为本位，强调“孝”、“忠”

礼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礼同样调整国家内部的关系。礼不仅视

“家”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且视“家”为“忠君报国”的基础。用一句

话概括，就是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而孝和忠是以

家族为本位的主要思想表现。儒家礼治要求人们在家庭中要孝，孝就

是对父系家长的绝对遵从，主要表现为：子女必须孝顺父母，弟妹必

须恭敬兄长，卑幼必须服从尊长。同时强调人们在国家中“忠”，即对

于君主的忠诚和服从。这是孝的扩大和延伸。儒家认为“孝慈则忠”，

作到孝就能作到忠。而且孝本身就等于从政。这样一来，家族被国家

化、政治化，而国家又被家族化、伦理化，从而形成了家族伦理的法

律化，家长成为支配家族权利的法律主体。

（3）以等级为基础，强调“别贵贱”

等级差别是儒家之礼的本质特征。儒家认为，礼就是专门用来区

别和规定亲疏贵贱、上下等级的行为规范。儒家的这一思想，成为封

建等级特权法的理论基础。儒家强调“正名分”，强调“忠”、“孝”，无

外乎在严格区分上下等级、高低贵贱。孔子说：“礼乐征发自天子出。

孟子说：“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得，大贤役小贤。”荀况说：“有天有

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少事长，不肖事贤，是天下

之通义。”

<二>、“为政以德”的德治论

儒家主张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首先要明白“德”指的

是什么。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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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概念，既包括具体的行为要求，又包括基本的原则。儒家继承了西

周的“德”，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改造。主要表现在：（1）突出了“德”的

政治意义，将德上升为政治统治的方法，如宽惠使民、实行仁政等。

（2）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和法律。

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家把德看作是“人君”与“暴君”的标准，

（1）德刑并用，以刑辅德

儒家认为统治应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教的辅助。孔丘主张“为政

以德”，孟轲强调仁义原则是制定法令和政策的依据，更明确地反对

单纯使用刑罚等暴力手段，荀况认为“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

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足，死乎由足，夫是之谓德操。”[6]

儒家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

起作用时仍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丘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孟轲也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董仲舒说“教，

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朱熹的德、礼、

政、刑说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思想提出来的“愚谓政者，主治之

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出政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

（2）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教化”是指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儒家注重“教化”是

建立什么伦理基础之上呢？孔、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教化的功能。孔

孟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

乃迁。”而董仲舒所创造的性三品也是进一步发挥了儒家的人性论。

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别是后天习染而成的，可以通过教化使小人弃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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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成为君子。因此，教化与刑罚相比，（1）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

性（2）教化可以预防犯罪（2）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

这就达到了“以德去刑”的目的。这种“以德去刑”的教育预防思想，是

儒家的创造和贡献教化。在儒家看来，教化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

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巩固封建统治。

（3）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实际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

儒家主张“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后刑”，即先教化后刑

罚，如果因为没有教化而施用刑罚，则是“虐政”，即他们所讲的“不

教而杀谓之虐”。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于

犯罪行为从宽处理。例如，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儒家提

倡“仁政”反对酷刑滥杀。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

则对犯罪行为从宽处理。

<三>、“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在一个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

一个较为和平的社会的生死存亡？有人说是统治者的道德感化，有人

说是法律强制。自古以来，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争论的焦点。儒家

是“人治”论者。他们注重并强调“为政在人”强调人起着决定法的作

用。儒家主张“人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解说。孔子和孟子从

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政治就是道德的扩大，因此注重并强调

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

息”，认为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的好坏，所以，“惟仁者宜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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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更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认为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重

要，但法毕竟是制定的，并靠人去掌握和执行，即仍然取决于“人”，

所谓的“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8]

儒家为什么又提出一个“人治”思想。实际上，“人治”是“礼治”和“德

治”所派生出来的，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其主要内容。因为：宗

法等级是“礼治”的原则和特征，级别愈高，特权越大，权力越大，则

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越大，所以“礼治”必然导致出“人治”。同时，统治

者越有德行，越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而且“德治”必须是道德高尚的

人才能真正的实行，所以“德治”必然导致“人治”。

（1）圣贤决定礼治

儒家认为，国家的治乱，礼法的立废，都取决于统治者，特别是

君主个人的品德。只有“圣君”和“贤臣”才能保证礼治的实现和德化的

推行。孔子：“礼乐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礼作乐，才有立

法的权力。因此，天子维系着国家的命运。孔子说到“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可以丧邦。”因此，儒家主张天子要用其德行来维系国家的生存。

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孟子说“一正君而国定

矣。”为此，儒家提倡根据“近不失亲”，“远不失去举的原则”选贤纳

才。即既要任用亲贵，又要让那些非贵族出身的贤才直接参与国政。

孔子认为；上行下效，统治者个人的行为至关重要，只要统治者先

正其身，从修身入手，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2）“身正”则“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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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认为‘人治’的关键是统治者要能够以礼法“正己”，用自己的

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去感化民众。孔子认为只有先“修身”才能“齐

家”，再“治国”、“平天下”。“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执政者自己的行为端正，不必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行动；相反，

自己的行为不端正，就是有了号令百姓也不会服从。孟子继承了孔子

的“为政在人”的思想，提倡“贤人政治”，主张用贤德的人来实行“仁

政”，提出了“尊贤使能”，“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孟子特别重

视尊贤用贤，认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他一再强调任贤的重要性。

四、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代法制的积极意义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成为我国走向新世纪的

时代口号和社会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不仅要借鉴国外法

律文化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地继承国内的法律历史遗产。在中国古代

法律思想史中，儒家法律思想居于主流地位，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

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现代法治和德治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

是对现代法制的建设，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儒家用“德治”力图实现道

德的一统，用儒家经义来阐释和制定法律原则，使得儒家思想等同甚

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重德轻刑”的正统法律思想在古代社会确实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治统治下，道德的一统天下

和法律长期居于辅助地位却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弊端逐渐暴

露出来。即使如此，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作为中华法系主体的儒家法

律思想，仍包含有许多积极、合理的因素，可为建设具有现代中国特

色的法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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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宽民惠民的重民思想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的德治，“德”指的是“德政”或“仁政”，含有宽

惠爱民之意，强调了“顺民”、“利民”的要求，是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

理因素。儒家之所以具有重民思想，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儒家

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

键所在；另一方面在于已认识到民众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无野人，

莫养君子”。基于这样的认识，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儒家法律思想这一精髓在今天仍有积极意

义。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

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于稳定民

心，兴邦治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二>重教化的教育预防思想

儒家把对民进行道德教育称为“教化”，通过教育，化外在的“他律”

为内在之“自律”，是儒家德治内容的重要方面。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视

道德教化，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

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封建的

礼教或德教，这些内容只要我们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实践，赋予

新的意义，加强对人民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对于提高我

国人民的道德水准，稳定社会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礼法互补，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儒家虽然重视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法与刑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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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孔子在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同时，仍主张“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并提倡君子既要“怀德”，又要“怀刑”。怀是注重之意，

可见他视德与刑为政治的两手，二者都要注重。儒家礼法互补、综合

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礼法互补、

综合为治，儒家法律思想中的这一合理因素，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国家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

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使法

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同步进行，协调发展。

<四>“身正令行”，强调加强为政者自身建设的思想

儒家主张“为政在人”的人治，他们已认识到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法制的贯彻离不开人。如荀子说：“法不能独立”，是说法律是要由人

制定出来的。孟轲进一步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要靠人来贯

彻实施的，否则，“虽有良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属无效”。儒家要求

为政者不仅要品德高尚，同时还要具有治国驭民之才，使“贤者在位，

能者在职”。儒家人治思想中强调加强为政者自身建设这一合理因素，

对我们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具有启迪的意义，

当然，所谓素养高，即指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还要

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更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适应特定的

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会的特征，反映封建统治

阶级的要求，带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冲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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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儒家法律思想中所蕴含的合理内核。比如：重视犯

罪预防，德主刑辅，身正令行等思想主张。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应

该重视这一思想理念，对儒家法律思想我们就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为现代法制建设所用。我们知道儒家法律思想经过2000多年的

发展，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富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并且传承

下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在中国进行法制建设，对于儒家法

律思想，我们必须纠正以前“一棒子打死”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

重新审视，辩证地来看待这一问题。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

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发展，适应着时代发展的要求。正因为

此，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当前的法制建设是很有价值

的。

总结：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它不仅对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周遍国家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形成了“东南亚儒家文化圈”，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同样受到了儒家文

化的影响。法制儒家文化是在中国本土形成的具体有中华民族特色的

制度文化，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对于今天社会发展而言，这种制

度文化仍有其现实意义，应在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法制儒家文

化，尤其是在现代化法制建设时，要以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

智、信”作为法律制定和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

来，使两者更好的发挥其治理国家的功能。

儒家文化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及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对今天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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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存在、

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在对外开放的今天，外

来文化的引进，必然冲击传统文化的地位，在我国中西文化的冲突自

古就有，但怎样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完善的法制建设是维系社会稳定，经济顺利发

展的关键，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在吸收外国先进法律文化的同时，不能

脱离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真正得到实施，发挥

其维护公正和正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