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溟怎么读

永远的脊梁

——读刘克敌著《梁漱溟的最后39年》

20世纪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有着

巨大的痛苦与创伤，当然也有着另人难忘的记忆。如果用长时段历史

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的中国，可以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中国，在民

族危亡的关头，知识分子们忧心忡忡、奔走往来、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然而他们却又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用他们的脊梁承受着一群疯

狂的本家民族的侮辱，他们有口莫辩，他们忍辱负重，虽然有人等到

了春天，但无以数计的人含冤而去！翻开20世纪的中国史，那许许

多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如王国惟、胡适、老

舍、梁启超、陈寅恪、梁漱溟等等。最近刚读刘克敌的《梁漱溟的最

后39年》，不免颇多感慨，故于此略谈一二。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

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

生於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

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原本是与蔡元培、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比肩的著名学者，只是他有着与他人不同的独

特性格和经历。他曾放言“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

史将为之改辙”；他自称其前身是和尚，终生素食，潜心佛学和儒学

思想研究并成果辉煌；他敢于在庭堂之上与毛泽东犯颜相争。仅此几

件事，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狂士”。

在新中国成立时，来到北京的大批民主人士中，梁漱溟是其中的

迟到者，但他却已经早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凡的定位。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漱溟就以其第三方面的代表身份，充当国共

两党之间的调解人，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致力于促进两党和解，实

现和平建国。但由于当时国共两党的对立，绝非梁漱溟等人仅凭着美

好的愿望所能消除的。所以，尽管他费尽了力气，最后却是两面得罪，

而内战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于是，他迅速决定退出政治，回

到自己一直向往的纯学术的研究之中，也就是开展对中国文化的系统

研究工作。

然而到了1949年，在国内局势已然明朗，一个改朝换代的新时

代已经来临时，一向认为自己负有特殊使命的梁漱溟又重新关注起中

国的未来和命运。他在1949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

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

无第二人代得……”

言辞中明显地透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负感觉。也许

正是这种感觉，使得梁漱溟来到北京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准

确的、却很不合时宜的定位。他的这个定位，明显地与毛泽东的想法

相背离了。毛泽东在第一次与梁漱溟谈话中就明确地希望梁漱溟能够

参加到新政府的工作中来。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众人拾柴火焰高，

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一次到北京，可以参加

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可梁漱溟却有些不“识相”，他回答说：“主

席，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为什么不愿意进政府呢？可能他当时仍然认为全国的大

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来，而他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

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如

果他现在参加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面说话的身份了。梁漱溟的考虑

是善意的，但他显然对时局的判断是有错误的。此后的中国局势的发

展已经不再有这种需要了。而他的这种想法与姿态自然也只能引起毛

泽东的不快。

梁漱溟不愿意参加政府，毛泽东也不勉强他，便让他先去各新老

解放区考察。毛泽东的种安排，自然是想使梁漱溟通过去各地考察后，

感受到了新中国社会的变化，进而改变原来的想法。

梁漱溟在各地走了一圈后，真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新变化。

他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中真诚地写道：

“自到京那一天，直到现在，我都在观察、体会、领略这开国气

象。尤其是从四月初间到最后九月半，我参观访问了山东、平原、河

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地方，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使我不由暗自点头承

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

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

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

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几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

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

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

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

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惟一生机

所在。让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

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显然，梁漱溟是已经被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的新气象、人民的

新面貌所打动，所折服。但他却仍然没有改变留在政府外面的初衷。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经常约梁漱溟谈话，但两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分

岐却并未消失。而梁漱溟的想法也总与毛泽东的考虑合不上拍。梁漱

溟想去苏联考察研究，毛泽东的答复是：“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

毛泽东要梁漱溟去各地调查，梁又执意不从。这想法与行动的不合虽

然在当时没有在两人之间造成大的分岐和不快，但却给1953年的那

次反抗性的争执留下了伏笔。

……（对于梁与毛的争执以及梁在文革中的境遇，我实不想于

此多说，对于已经从人变为神的伟人以及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我能说

些什么呢？真正的大是大非我等小民或许原本就不能说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梁后来在不公的待遇下并没有为自己作怎样

的抗争，因为他所想的是“治国、平天下”，个人的荣辱他浑不放在

眼里。在一系列的斗争和检讨中，他没有说过一句违背自己良心的话，

他甚至为哲学家冯友兰的“变节”而与之绝交，直至冯在生命的尽头

才表示原谅。

不说了罢，对于这样一个真狂士、真学者还需要说什么呢？

想起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说道“思想而不自由，宁死耳”，我

终于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梁漱溟，这个知识分子永远

不倒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