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铤亡群

战争与⾰命时期的西南联⼤：在⾃由民主与民族⼤义之间

西南联⼤的知识分⼦⼀致坚持抗⽇，但教授和学⽣们⼜保持着⾃⼰独特的个性；既没有因为抗战和统⼀⽽⾛向国家主义，⼜没

有坚守⾃由民主⽽⽆视民族⼤义。在国家与个⼈的关系上，西南联⼤的知识分⼦做出了完美的⽰范。

西南联⼤在⼈类奋⽃史上已经留下辉煌篇章。

多重维度下的西南联⼤观察

近⽇参加了纪录⽚电影《九零后》的⾸映式。本⽚挖掘了很多的历史细节，导演徐蓓倾注了⼥性的温情，并以精美的制作向西

南联⼤的前贤致敬。在情感上，本⽚引发了西南联⼤师⽣后辈的认同。

在《九零后》中，唐代⽂学家李华的《吊古战场⽂》频频出现：“浩浩乎，平沙⽆垠，夐不见⼈。河⽔萦带，群⼭纠纷。黯兮

惨悴，风悲⽇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正如论者所说，《吊古战场⽂》是李华“极思研搉”的⼒作，

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是主张实⾏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达到天下⼀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

征⽆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李华将战争描绘得⼗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

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它构成了《九零后》的国家主义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所⼤学的师⽣忍受

着物质上的极度贫乏，在学术报国的同时，前后有⼀千多⼈参军，抵御⽇寇。⽆疑，这样的精神令⼈感佩。

徐蓓执导五集250分钟的电视纪录⽚《西南联⼤》则更加完整。详实的背景资料，⼀⼿的西南联⼤学⽣采访，众多的后⼈追

忆，研究者的评述，以及⽇记、回忆录的运⽤……使得这部纪录⽚内容充实，细节丰富。在影像⽅⾯，它超过了所有的前作。

从两部纪录⽚可以看出，徐蓓⼒图调和西南联⼤的成功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成功展⽰出两者融合的⼀⾯。从操作实

践⽽⾔，《西南联⼤》遵循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并严格遵循当下⾔说的话语界限。作为⼀部⾯对公众，需要⼴泛传

播的纪录⽚，徐蓓已经尽⼒⽽为。

5⽉8⽇晚，徐蓓（右）在《九零后》北京⾸映式上。

另⼀⽅⾯，西南联⼤是⼀座丰富的历史宝藏；⼈们对它的观察，可以有多个维度和多重视⾓。最常见的是，在国难当头的情况

下，它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且为国家培养了⼤量⼈才。西南联⼤校友（含附中附⼩校友）中，共有174⼈当选为“两院”院

⼠。其中，中国科学院163⼈，中国⼯程院13⼈，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徐匡迪曾任中国⼯程院院长。此外，在1948年

中央研究院⾸届院⼠评选出来的全部81位院⼠中，有27⼈出⾃西南联⼤。中国科学院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选的有王

⼒、向达、吴晗、⾦岳霖、陈寅恪、汤⽤彤、冯友兰、冯⾄、魏建功、罗常培、丁声树。此外，西南联⼤还培养出了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两弹⼀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

或许，有⼈更注重西南联⼤师⽣的爱国情怀。众所周知，西南联⼤在抗⽇战争中成⽴，前后存在了⼋年多。当中国⼈民以重⼤

牺牲投⼊抗战之时，西南联⼤弦歌不辍，与全国民众⼀起同赴国难，共克时艰。⼀些学⼦投⾝战事，或以翻译、发明等为抗战

服务。

另有⼈更注重联⼤作为民主堡垒，与国民党政府的⽃争。例如，1941年马识途将⾼中毕业证书上的马千⽊添⼀笔，改名马千

⽲，遵照中国共产党指⽰考⼊西南联合⼤学，先后在外⽂系、中⽂系学习4年，担任西南联⼤党⽀部书记，从事学⽣运动。在

西南联⼤求学期间，马识途以学⽣⾝份与罗常培、楚图南、李⼴⽥、吴晗等教授往来，以党员⾝份与闻⼀多先⽣联系，并得到

闻⼀多的积极⽀持。1945年，袁永熙、马识途等⼈还创建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同样，王汉斌也是接受地下党的

指⽰后，考⼊西南联⼤。

此外，还有⼈关注联⼤教授和学⽣个⼈风采和特⽴独⾏的风范。联⼤校园的各种趣闻轶事，以及“跑警报”等⽣活细节。

然⽽，西南联⼤之所以成为西南联⼤，它成功背后的教育背景和历史背景往往被⼈们所忽视。就外在来说，西南联⼤作为⼀所

⼤学，与政治权⼒保持怎样的关系，是它能否让⼤学制度顺利运⾏，并贯彻⾃⾝教育理念的关键；就内在⽽⾔，它思想⾃由、

兼容并包的核⼼原则如何体现，则是其成败的重要原因。⽽这两者，尤其需要重视。

游客参观西南联⼤蒙⾃分校纪念馆。（来⾃视觉中国）

若⾮龙云的刻意庇护，西南联⼤难以⾃由办学

西南联⼤的成功，⾸先奠基于民国⾼等教育成功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学教育，开始于19世纪末期。与欧美相⽐，中国⼤学出现虽晚，起点却⾼。从⼀开始，它就充分现代化，与世界接

轨。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学，此前他曾到德国留学，考察过多个国家的⼤学制度。梅贻琦从1909-1914年留学美国，

回国后⼀直在清华任教。张伯苓曾在⽇本留学，且在1917年秋天进⼊美国哥伦⽐亚⼤学研究教育，与严修遍游美国，考察私

⽴⼤学的组织和实施。⽽⼀些教会⼤学如圣约翰⼤学、燕京⼤学、东吴⼤学等，都借鉴了欧美⼤学的成功经验，并有针对性的

本⼟化。可以说，中国的⼤学教育⼀开始就是⾼屋建瓴，并且在1937年之前蓬勃发展。

众所周知，西南联⼤由清华、北⼤和南开⼤学三校组成。在1937年之前，这三所⼤学都已经各有所长，蔡元培先⽣在北⼤主

张“思想⾃由，兼容并包”，它⼀直被视为北⼤精神，并且被今⼈津津乐道。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之下，北⼤成为了新⽂化运

动的发源地。梅贻琦长期在清华任教，1931年出任校长，他的名⾔是：“所谓⼤学者，⾮谓有⼤楼之谓也，为⼤师之谓也”。他

执掌清华之后，重视通才教育，提倡“五育”，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西南联⼤成

⽴之前，就有国外学者称清华为世界⼀流⼤学。民办的南开⼤学1937年，在校学⽣虽然仅有429⼈，但师资⼒量较强。

可以说，三校组成的西南联⼤，是强强联合，它能够取得巨⼤的成就，培养众多的⼈才，那也是集中顶尖师资，集天下英才⽽

育之的结果。可以想见，如果抗战没有全⾯爆发，让清华、北⼤、南开各⾃独⽴发展，在优秀的⼤学制度和良好的办学理念之

下，三校仍然会孕育出优秀⼈才。

除此之外，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刻意庇护，是西南联⼤成功不可或缺的外因。龙云对蒋介⽯政府控制西南联⼤的命令虚与委

蛇，⼜和他作为地⽅⼤员维护⾃⾝权⼒，雄踞⼀⽅的政治、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龙云是彝族⼈，1884年⽣于云南昭通，⾟亥

⾰命爆发不久便投⾝滇军，随部队⼊川⽀援川军。回滇后，被保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毕业后被推荐为第⼀代“云

南王”唐继尧的副官。1927年，龙云在“⼆六政变”之后崛起，俨然第⼆代“云南王”，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处于半独⽴的状况。

据《中国抗⽇战争史》第三卷记载，1937年抗战全⾯爆发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中⼼逐渐向西南转移，云南的重要性⽇渐

突出。龙云⼀⽅⾯命令滇军出省作战，并且在省内动员，⽀持抗战，⼀⽅⾯“对中央军⼈⼊滇借词推脱延后”，以控制云南的政

治权⼒和经济利益。蒋介⽯在国民政府退居并控制四川之后，试图进⼀步控制云南。但是，龙云在云南权⼒稳固，并牢牢控制

了省政府，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正因于此，国民党政府和龙云的关系颇为复杂。双⽅似乎上下分际，互相尊重，但实际上⼜互

有戒⼼。蒋介⽯以监视的态度对待龙云，⼒求他不溢出⼀定的范围和底线。龙云则利⽤⾃⼰在地⽅上的特殊环境与蒋介⽯抗

衡，并派兵出征，⽀持抗战。双⽅虽然积怨很深，但外部⼤体平和。但是，蒋介⽯希望中央政府控制云南，龙云则希望维持云

南的半独⽴，两⽅的利益诉求存在明显冲突。

龙云。

抗战全⾯爆发后，中共加强了对龙云的统战⼯作，“在昆明派代表联络龙云；通过交换密码，沟通龙云与延安的电台联系；设

⽴《新华⽇报》昆明营业处，组织学⽣运动；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龙云的⾸肯。对此，蒋介⽯在⽇记中写道，“对

陕北中共与滇龙应加注意”。（步平、王建朗《中国抗⽇战争史》第三卷223页）1941年，中央军进驻昆明。1943和1944年，

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先后成⽴，数⼗万精锐部队云集云南。从抗战中后期开始，龙云感到⾃⾝统治地位受

到威胁，于是对西南联⼤学⽣和教⼯，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有意纵容，使得昆明成为“民主堡垒”。

此外，龙云还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这使得他与蒋介⽯的关系进⼀步恶化。1945年3⽉20⽇，蒋介⽯到昆明。龙云和蒋介⽯见

⾯时没有谦恭执礼，反⽽提出中央军撤出昆明和滇西的问题，这让蒋介⽯下决⼼撤换他。当年9⽉底，蒋介⽯命令云南将领、

第⼀⽅⾯军司令卢汉率领部队去越南接收，在事实上夺⾛了龙云的兵权。10⽉2⽇，⼜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10⽉

2⽇晚上到3⽇凌晨，昆明防守司令杜⾀明奉蒋介⽯之令发动政变，迫使龙云交出政权。龙云被挟持到重庆，失去了对云南的

控制。1946年7⽉11⽇，李公朴在昆明市遭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闻黎明《闻⼀多传》增订版593页）；1946年7⽉15⽇下

午，闻⼀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黎明《闻⼀多传》增订版605页），都发⽣在龙云被免职之后。

1938年3⽉20⽇，联⼤负责⼈张伯苓、蒋梦麟专程拜会龙云。龙云当场写下⼿谕：“现临⼤迁滇，在该校舍未建筑完成之前，

准由省教育厅将省⽴农、师、⼯三校校舍，暂⾏酌借⼀部，以应急需，⾄借⽤时期，应并由该厅与联⼤商定可也”，并下令各

校“奉⽂后三⽇内腾空”；同时，责成省教育厅厅长龚⾃知与昆明市长裴存藩⼀道，积极配合联⼤解决校舍、师⽣⾷宿等问题。

此外，龙云还带头将⾃⼰常住的威远街“龙公馆”隔出⼀院，给联⼤作为总办公处。后来联⼤办公处迁⾛，龙云仍将该房借给联

⼤作为北京⼤学的办事处。龙云还将⾃⼰的深蓝⾊福特牌轿车，赠送给北⼤校长蒋梦麟使⽤。1938年9⽉1⽇，联⼤校舍委员

会完成全部校舍分配。（云南省博物馆编《档案中的西南联⼤》）

此外，龙云曾拨款给西南联⼤作为救济基⾦。1940年5⽉，龙云⼜设⽴了奖励清寒⼤学⽣的龙⽒奖学⾦，⼊选者每年奖励120

元。⾸期获奖的500名学⽣中，西南联⼤就占了210⼈。（闻黎明《龙云与西南联⼤》）

但是，龙云对西南联⼤的⽀持，却没有获得私⼈利益上的“回报”。1938年年9⽉，龙云的⼥⼉报考西南联合⼤学附中落榜。龙

云让秘书长去找校长梅贻琦疏通。但秘书长告诉他，梅贻琦的⼥⼉梅祖芬也没有被录取。龙云马上⽓消，让⼥⼉上了⼀所普通

中学。

1941年3⽉上旬，蒋介⽯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到昆明，要抓拥护共产党的左派学⽣，遭到龙云抵制。1942年1⽉7⽇，西南

联⼤学⽣发起讨孔游⾏（即地下党党员浦熙修在《新民报》发表的“孔⼆⼩姐飞机运洋狗”新闻，按照杨天⽯先⽣的研究考证，

这是不实报道），各校同学参加的两三千⼈，地处四川和贵州的武汉⼤学和浙江⼤学的学⽣也以不同⽅式予以声援。在整个⼤

后⽅引起震动，也引起蒋介⽯震惊，蒋⼀再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接着⼜派康泽来昆明抓⼈，龙云⼜⼀次以“等因奉

此”的公⽂旅⾏来应付，不采取实际⾏动。（黎勤、李凌《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

可以说，西南联⼤在云南⼀直受到龙云的保护和帮助，这既包括经济和物质上的⽀持，更重要的是抵制了国民党政府对⼤学的

控制。正是因为龙云充当了“保护伞”，使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权⼒难以在西南联⼤渗透，政令⼤打折扣，西南联⼤才得以保持

思想⾃由、兼容并包的原则。

昆明⼀⼆⼀运动纪念⼴场梅贻琦校长的塑像。（来⾃视觉中国）

⼀⽅⾯⽀持抗战，⼀⽅⾯坚守⾃由

照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命中的西南联⼤》所述，说西南联⼤是⾃由的，包括下⾯⼏重含义：联⼤是通才教育的重镇，

思想开放，兼容并包，发扬了⼤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民主传统———英美两国是该校⼤部分资深教授负笈深造之所。

在《联⼤⼋年》⼀书中，关于教授的部分有⼀个统计：联⼤179教授当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23

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26位系主任，除中国⽂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

英外，皆为留美。（西南联⼤《除⼣副刊》主编《联⼤⼋年》192页）学者谢泳认为：“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带有极强的

西⽅⾊彩，特别是它的教育⽅针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教授治校、思想⾃由、学术⾃

由、兼容并包，已经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费正清1942年访问西南联⼤后说，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其思

想、⾔⾏、讲学都采取和我们⼀致的⽅式和内容……（谢泳《逝去的年代》236页）

正如费正清描述的那样，西南联⼤的⾃由教育完全与西⽅接轨。所以，西南联⼤学⼦杨振宁、李政道留美之后，很快就融⼊美

国学术界，并且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杰出成就。杨振宁离开联⼤后到美国留学，他说，⾃⼰到美国普林斯顿等⼀流⼤学，根本

就没有感到我们有什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

正因为深受美国⾃由教育思想的影响，西南联⼤师⽣反对专制，对于打着国家旗号的“⼀个政党、⼀个领袖、⼀个主义”有⼀种

本能的厌恶和排斥，对于意识形态的强⾏灌输和洗脑深恶痛绝。教育部规定，党义课是必修课。西南联⼤曾采⽤讲座的⽅式，

确定10个讲题，由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成员轮流主讲；后来改⽤读书报告代替，有些学⽣从未听课，也从未交读书报告，但

所有学⽣成绩单上，这门课程都列为及格。（西南联合⼤学北京校友会《国⽴西南联合⼤学校史》34页）姚从吾在西南联⼤

组织了国民党⽀部和三青团组织，但没有任何领导权——⽽西南联⼤从来没有搞过党委领导。张世英先⽣⽣前回忆，在西南联

⼤，⼀般的学者不⼤看得起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

⾯对强敌⼊侵或国家遭遇灾难时，往往会产⽣国家主义、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政府很可能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剥夺个⼈

⾃由和基本权利。在⽇军铁蹄蹂躏中国之时，西南联⼤的知识分⼦⼀致坚持抗⽇，但学者和学⽣们⼜保持着⾃⼰独特的个性；

既没有因为抗战和统⼀⽽⾛向国家主义，⼜没有因为坚守⾃由民主⽽⽆视民族⼤义。他们⼀⽅⾯潜⼼学术，成果不断；⼀⽅⾯

保持知识分⼦的独⽴性，批评政府。在国家与个⼈的关系上，西南联⼤这些受到西⽅教育的⾃由主义知识分⼦做出了完美的⽰

范。

殷海光。

在西南联⼤，师⽣对国民党的宣传不以为意。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是“游⽽不击”。殷海光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副

超然的姿态。”像他这样⾚裸裸地骂左翼⼒量的，在联⼤极为罕见。有⼀次，同学们在⼀起骂社会的⿊暗、国民党的腐败，殷

海光很不满：“现在抗战了。虽然很困难，可是，关键时候蒋介⽯总是有扭转乾坤之⼒的。你看以前多少次不是如此？和蒋介

⽯⽐，⽇本⿁⼦、××、×××，都是⼩⼈物！”因此，⼀些⼈对他的话很反感。（刘超《从“另类青年”到“启蒙导师”》）但是，西

南联⼤既有像殷海光这样的国民党拥趸和姚从吾这样的国民党党员，也有马识途、王汉斌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批左翼

青年在西南联⼤民主墙的壁报上长期批评政府，校园⾥也就分出了左派和右派。（张曼菱《西南联⼤⾏思录》286页）由此可

见，思想⾃由的原则，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清华⼤学教授何兆武先⽣在西南联⼤读⼤学和研究⽣共七年，先后读过四个系。他到年⽼时仍然坚持认为，虽然那时⽣活艰

苦，但因为有⾃由。所以，西南联⼤那七年，是⾃⼰⼀⽣中最幸福的时光。北⼤教授张世英、武⼤教授刘绪贻等⼈，都对西南

联⼤的思想⾃由、学术⾃由念念不忘。

正如易社强所说，“联⼤有太多遗产值得跟世⼈分享。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尚的思想品质和独⽴精神；在战争与⾰命的年

代，坚守通才教育的宗旨和⽅针，西南联⼤在⼈类的奋⽃史上已经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作为美国⾃由教育思想孕育的杰作，

西南联⼤已经成为⼀座历史丰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此，何兆武先⽣的⼀番话，或许是最好的回

答：“我认为，⼀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限度地允许⼈的⾃由。没有求知的⾃由，没有思想的⾃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

没有个⼈的创造⼒，⽽个⼈的独创能⼒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产⼒。如果⼤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都说⼀样的话，那是

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