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德勒藏文

第３０卷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３月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３０ Ｎｏ．１

Ｍａｒ．２０１５

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

——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拉毛太① 多杰②

（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②青海省果洛９・１，１民族师范专科学校青海果洛８１０５００）

摘要：卡岗・扎西才让教授从事古藏文文献、吐蕃史、梵文等藏学研究工作二十余年，尤其古藏文文献

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外藏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古藏文文献为主线，结合运用藏文和梵文

中词语的演变规则，着重探讨了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以及敦煌文献对于研究古代藏族历史

文化和西域民族历史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古藏文文献进行探讨认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中藏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论证。

关键词：古藏文文献；文献价值；研究方法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４９０．ｃｎｋｉ．１００５—５７３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６．１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７３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５３—０８

卡岗时Ｌ西才让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他在授课的同时，利用闲暇时间发表学术论

文６０余篇。曾多次参加国内外藏学研讨会，尤其

在吐蕃古藏文与于阗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部分学术论文得到国内外相关同仁的肯定，其

学术成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笔者依照

其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阐述的学术观点，围绕吐蕃

古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对他本人进行了一次面对

面的访谈。

笔者：教授，您好！这些年您在授课的同时，撰

写了很多有关古藏文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得到了

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我们曾几次想请教您有关吐

蕃古藏文文献方面的疑难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未

能如愿。今天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给我们这

次访谈机会。首先，我们想知道您是何时涉足藏学

研究领域的？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上世纪８０年代藏文化各

领域开始复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建立后不久，《中

国藏学》杂志问世。１９９０年，我的拙作《“安多”等地

名考释》一文在此刊上首次发表，从此我便开始了

藏学研究工作。

笔者：我们阅读了您的很多论文，如《热萨和拉

萨地名初探》、《论公元７～８世纪吐蕃和于阗之友

好关系》、《与藏王赤松德赞登基相关的若干历史问

题考释》、《敦煌文献Ｐ．Ｔ８４９——莲花生大师传记研

究》、《敦煌文献Ｐ．Ｔ８４９——行大乘佛法之赞普称谓

研究》、《敦煌文献中“马重”和“集巴城”等地名与安

多卡岗地区地名比较研究》及《昌珠寺寺钟铭文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一Ｏ８—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拉毛太，女，藏族，青海海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

展。

一５３—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达扎鲁恭碑文中的部分误抄内容补正》等，您的大

多数学术论文都与古藏文文献紧密结合。目前，藏

学界很多人在研究古藏文文献时，对于“古文”（

’舍 ’）和“古词”（ ’暑 ）二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

释，老师您是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和区别的？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古文的来源从大的方面

而言，是指未经后人改动的古代文献，主要集中在

吐蕃时期至１１世纪期间。譬如敦煌写卷、金石铭

文、摩崖石刻、木简等。从西藏各地和阿里托林寺

等地发现的古藏文写本经卷分析，敦煌出土的写卷

属于吐蕃当时的通用写本，代表了这一时期内的藏

文字历史进程。这些文献虽与后期的佛经文书相

比数量较少，但从古文献本身而言，其学术价值无

法估量。这些写卷体现了古藏文文法和语法结构

的特征，部分词和词汇在现有的各种词典上无法查

找，对于考证其内涵和外延带来一定难度。因此，

当时从事研究这些写卷的研究者对其称为“古文”

和“古词”，两词交替使用，所指一致，特指这些古文

献。藏语口语中有很多古词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但在书面语中较少使用。就分裂割据之后的

文献及近代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古词来说，“古文”中

势必包含有“古词”，但很显然“古词”并非都是“古

文”。我经常将敦煌写卷和古代碑文等统称为“古

文”。现在，很多学者根据古文的不同特点称其为

“古词”、“古文”、“写卷”、“摩崖石刻”、“碑文”和“吐

蕃文献”等，这些称呼均特指古代文献。

笔者：据我们所知，您曾在北京参与编辑《敦煌

古藏文藏汉双解词典》时，有机会与王尧教授等学

者研习古藏文，期间接触了很多古藏文文献。我们

在阅读您的作品时发现您很重视敦煌古藏文文献，

尤其对Ｐ．Ｔ９６０文献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您可否

依照自己的研究成果简要阐述一下Ｐ．Ｔ９６０写卷？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写卷Ｐ．Ｔ９６０共有ｌ１４行，

其主要内容是于阗兴佛和灭佛的历史事实。写卷

中载：“佛法伊始至一千七百三十年，自萨诺王（ ）

至于阗王赞列（司 ’ 习１ ）之间，共传五十六代王”；

在《丹珠尔》中的《于阗授记》中则记载为“萨诺王最

初登基执政于阗至于阗王赞桑赞（ ’ｑ司 ’

一５４一

ｑ ’）期间，共传五十六代王及其一个摄政王”。以

上两种文献中除了于阗王“赞列”和“赞桑赞”的名

称及“一个摄政王”的记述稍有不同外，其余内容基

本一致。又如《阿罗汉根敦群培于阆授记》中记载

有“于阗王赞列时期聚集于阆的堪布们”的字样也

可知最后一位王的记述与以上文献一致。因此，不

难发现，敦煌出土的写卷Ｐ．Ｔ９６０和《丹珠尔》中的

记述，其来源基本一致，源自同一母体。

写卷Ｐ．Ｔ９６０中的“佛法伊始至一千七百三十

年”的记载对于佛法何时始传于阆的年代及考证方

面造成了混乱。但在敦煌Ｐ．Ｔ４５ｖ中的第２１６行“再’

习１ ’ ’ ５’ ’ ’ ’ 夏１ ’ 县’ ’ ’ １自 ’ ’

习１ ’ｒ．１’ ’ 钶 禽夏晦’ｑ ｑ ”

和Ｐ．Ｔ４１ｖ中的２０行“亘 ’ ’９’ ’司’ ’ ’ ’１１”，Ｐ．

Ｔ３８ｖ中的１４行“ ’习１９ ’ ’ ’ ’ｑ ’ ’胡’ ’ １ １”之

’爱 １ ’９１ ９ ’ １等都是“ ＋雹 秀”的写法和读

法。根据纳唐梵文读法，在印度东部“ ”读成克

什米尔的“ 曰 ”音可知，敦煌写卷采用了克什米尔

的读法和写法。另在阿里发现的手写残片中所载的

“ 目ｑ ’

’ ’ ｑ’ 司’ｒ－４’习１可 ’ｃａ，ｌ’ ｑ日’‘ｊ１”等字样也与敦煌写

、 Ｉ Ｖ ｌ Ｉ ｌ

卷中的梵文书写方式近似。依据后弘期大译师仁

钦桑布和俄・勒贝西绕等前往克什米尔学经取法及

１２世纪至西藏的上座部学者班智达释迦室利等可

知，敦煌写卷Ｐ．Ｔ９６０的年代计算方法符合班智达

释迦室利的上座部计算法。根据上座部计法，释迦

牟尼佛诞生于公元前６２４年，三十六岁始转四谛法

轮。如依照这一计法，授记中“佛法伊始至一千七

百三十年”则指的是公元１１４５年，也即公元１１４５年

佛法始兴于于阗。又据《弟吴宗教源流》记载于阗

的诸多堪布们将于阆王赞列登基之年确认为兔年，

而兔年则为公元１１４７年，此推算与Ｐ．Ｔ９６０写卷的

记载仅相差２年。因其故，敦煌写卷Ｐ．Ｔ９６０内容中

对佛祖的诞辰和圆寂，始传佛教的年代等问题的考

证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对于敦煌写卷Ｐ．Ｔ９６０的来源也得进行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必要的考证。贤哲希钦・慈诚仁钦在《丹珠尔目录》

中提出了两个授记极有可能源于于阗的观点，对这

样一个观点，后人没有对其深究。但在敦煌出土的

ｃｈ．ｑＩ３［５４］ＭＳ．５３９ｂ写卷第一页中记载有：“ 吖

目’蹋茂’珂’’司 ’‘Ｊ ’ ’ｑ ’ 『 ’ ’ ’ ’ ’ ’ ’ ’目’

ｑ ’ 日１’气’ 瑚１ ’珂’ 日叠：Ｉ’ｑ ’ ’目’ ’ ’ ’ ’ 羽’８’

ｑ ’ 日１ 日１’ 习１’ ’稍’ ’１’ ’ ’ ’ ’ ’昌’ｑ’ ’ ’ｑ ’ ’

‘Ｉ’ ’１’ｕＪ’１’ ’ ’昌’ｑ’ ’ １ ’ｒ－，ｌ’ ’ｑ 因’‘Ｊ’ ’日１’ｑ’ ’ ’

’８ 碍１’ｑ （译文：于阗之阿罗汉授记；于阗

开国之后，历经六代于阗王，第七代于阒王名为比

杂雅格达。斯时，名为萨热嘎扎达娜雅佛殿附近的

萨嘎雅格热之地，居住着一位阿罗汉，其名为桑噶

瓦达纳）。又据《于阗授记》中记载：“ ’ ’要 ’ ’

输 。 ’ ’ ｑ ’目’ ’

’司茂’ １茂’ ’ 茂’ｑ ’３’司 ’ ’ １ ’１’ ’ ’ ’７５’ ’日１ １’ 日１’ ’ ’９’ ’

‘ｌ’ ’１’ ‘ ’ ｑ’ ’写’ｑ ’ ｑ ’‘ 因’

’ 日１’ｑ ’习（译文：于阗开国之后，历经六代于阗

王，第七代于阗王名为比杂雅格德。斯时，名为赛

噶雅扎恰娜雅佛殿附近的萨嘎雅吉日之地，居住着

一位阿罗汉，其名为桑噶巴达纳）”。以上两个文献

中的有些梵文，由于时代原因，写法有所不同，但句

子内容相同。此记载在汉文文献《释迦牟尼如来像

法灭尽之记》中载道：“六代王已过至第七代王。名

日毗左耶讫多。治国之时。彼国有寺。名萨迦般

罗诃【邱一丘＋舟】。去此寺不远有一山谷。名娑迦

耶几【邱一丘十舟】。彼山谷中有一罗汉。”此文献中

国王的称呼都用了梵文。又在《算术白莲遗教》记

载有“因那些授记出自于贤者们的言教而闻名于印

度”的字样。从以上文献记载推测，于阗的部分历

史文献似来源于梵文或于阗文。另外，《于阗授记》

所载的“ ’ １’ ’醐 ’ ”与疏勒和安息的发音近

似。又据《于阗授记》所载：“其言语与印度和中原

相异，文字与印度相似，习俗与中原略同，佛法和法

音与印度略同”。此记载与《大唐西域记》第２２节

中的“文字宪章聿尊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

语异诸国”的记载相似。由此可知，敦煌藏文写卷

中有关于阒的部分历史文献似源自汉文典籍。因

此，这些藏文经论和写卷不论源自何处，都成为了

于阗历史和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我以

这些文献为基础，探讨了公元７～８世纪吐蕃和于

阗的友好关系，文中还引用了《于阗授记》中的“当

赭面国王统治诸多地域之际，一位菩萨转世成为赭

面国国王，邀请堪布引进佛经，在赭面国修建了很

多寺庙和佛塔，供养了比丘和比丘尼二部众，所有

王臣都皈依佛教，斯时，于阗国也成了此王的庶民”

这一段落。纵览藏族历史可知，此处的赭面王是指

松赞干布。该王执政时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政

权，并引进佛法，大力弘扬佛教。虽然在藏文历史

文献中暂没看到此王时期藏地有比丘的记载，但在

授记中却明确表明了该时期已有比丘和比丘尼。

约在公元７４９年赞普赤德祖赞时期，遭一法难，比

丘僧众被驱逐至印度，比丘僧众在藏地一度绝迹。

赤松德赞时期邀请印度一切有部派比丘授戒，便有

了最初的七觉士，佛教再次兴起于藏地。通过于阗

历史文化可知，松赞干布时期藏地已有比丘，并非

肇始于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另外，依照《甘珠尔》中

的《朗日授记》和《无垢光祈请经》，记载了松赞干布

与于阗结为军事联盟的缘由，并派遣苏毗军至于阗

的历史事实。在藏文历史著作中，只以“ ’‘Ｉ”一词

记载苏毗这一族群，但一些古代佛教文献中记载的

“ ’ ”一词与“苏毗”同音。从“ ’ ’ ”一词后演变

成“ ’ ”一词分析可知，“苏毗”一词很有可能是从

“ ’ ”

一词演变而来。吐谷浑是松赞干布统一青藏

高原之时，兼并的一个小国。此处特指吐谷浑的“

’ｆａｌ”～词中的“ ”在阿里人发音中读作“ ”音，敦煌

写卷Ｐ．Ｔ８４９中的１５５行里“ ｑ’ ’ ’ ”中“ （ａＩ ’一

词的“ ”在“ ’ ’ ’ ”读法中，应读作“ ”之音可

知，藏族部分历史书籍记载的“ ’ ’哥 ’

习１ ’５ １”一句中“ｑ’ 也应读作“ ’ＵＪ”。而“ ’ ”

一词，极有可能源自梵文“ ５”。由此可知，吐谷浑

的族源似觉源自“ ”，也即与藏族称其为圣族

一５５—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 ’ ）的族群不无关系。古时候吐谷浑曾侵

占过和田等地，伦钦陵至吐谷浑等地征战的文献也

都是以于阗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所撰。

笔者：我们都知道您撰写的《藏族古文献所栽

有关于阗地区的历史资料解析》一文获得了２０１０

年的珠峰奖，此文主要依据《于阗授记》和敦煌写卷

Ｐ．Ｔ９６０两个文献进行了论证，该文章主要解决了哪

些学术问题？以上两个文献之间有何关联？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此文主要论证了于阗第

一位王萨诺的出生时间等。确证了萨诺生于公元

前３２９年，１９岁也即公元前３１０年登基成王，公元前

１１１年于阆始兴佛法的历史事实。依照藏文版《大

庄严经》记载，首次确证了于阗国使用的文字是

“晶 ’ｑ茂’ ’ ’ ’ ’ 售’ ’ ”，也即汉文文献中记载

的“婆罗门字”和“怯卢文”。我们知道，依照藏文版

《甘珠尔》和《丹珠尔》记载，古印度约有６４种文字，

除上面确定的于阗国的两种文字之外，很多种文字

至今都难以确认使用这些文字的族群，但我坚信随

着研究的深入，不久的将来都能一一解答。另外，

在《于阗授记》中对同一历史人物依次出现了“氰’ ’

ｑ ’ ‘ ’ “ ’ ‘ ’ ’ ’ ’ ”等不同

的记述，翻阅敦煌藏文写卷Ｐ．Ｔ９６０，我们也发现了

这一历史人物的部分记述，写卷中其名号为“ ’

’ ’ ｑ ’司 ”，属堪布级别的高僧，是于阒国出现

的第一位阿罗汉，在世时间大概是在公元４至５世

纪之间。据记载这位阿罗汉首次在于阗翻译佛经，

从而也在当时出现了譬如《于阗佛教史》等历史文

书，这册历史文书可以说是记载于阆历史的最早史

料，与藏文写卷《于阗授记》具有同等的价值，值得

人们深究。

笔者：除敦煌写卷Ｐ．Ｔ９６０外，我们发现您的文

章经常引用敦煌写卷Ｐ．Ｔ．８４９文献。敦煌写卷Ｐ．

Ｔ．８４９的主要内容可分为梵文和藏文对照词汇，梵

文的元音和辅音，吐蕃部分赞普及印度等国国王修

持大乘佛教成为法王，历史人物传记四个方面。因

此，以往的研究者把此卷视为梵文和藏文的对照词

典，认为《翻译名义大集》是在此卷的基础上产生，

一５６一

成为公元８至９世纪藏地已有梵文和藏文对照词典

的文献来源。老师您对此卷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了

哪些问题？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敦煌写卷Ｐ．Ｔ．８４９共有

２０３行，我针对此卷第１８９－２０３行中的《莲花生大师

传》，撰写了《敦煌文献Ｐ．Ｔ８４９中莲花生大师传记

文献研究》一文。藏区有很多宗派的学者撰有不同

版本的莲花生大师传记，而敦煌文献中的莲花生大

师传记应属最早的一部。文献中对莲花生大师在

桑耶寺和五台山，以及返回印度途中在甘肃酒泉地

区进行传法的事宜都有较详尽的描述。此传记中

记载的一些历史事实在其他文献中很难见到，具有

很高的研究价值。若要解读这一传记就要查找相

关文献资料解析写卷中出现的“ 叩 ’蒉 ’ ’ 闰’蜀 ’

’ｑ’ ’ （印度法王之子德瓦布扎）”这一句，理解

了此句的内涵就能很容易理解整部传记的内容。

我在解析此句的过程中，找到了印度法王是释迦牟

尼佛，印度法王之子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德瓦布

扎特指王子的相关资料。依照文献资料推断出印

度法王之子德瓦布扎指的就是乌仗那王子，也即莲

花生大师。批驳了学术界普遍将“印度法王”一词

理解为信奉佛教的印度某一位国王的错误观点。

另外，依据敦煌写卷Ｐ．Ｔ．８４９，撰写了《敦煌吐

蕃文书Ｐ．ｔ．８４９早期梵文五个元音的形式研究》和

《敦煌写卷中产生的“五个元音”是梵文的五个基本

元音》。其中《敦煌吐蕃文书Ｐ．ｔ．８４９早期梵文五

个元音的形式研究》中探讨了藏区前弘期梵文的元

音成分有“ ’ ”、“ ’ ”和“ ’ ”等六种不同写法，其

中对“ ’ ’萄”元音写成“硎菽’ ＜’闽 ”的方式及与辅

音字的结合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大量的藏文

文献为依据，提出了ｌｌ、１２世纪的梵文写法与现在

的梵文书写方式有所不同的观点。《敦煌写卷中产

生的“五个元音”是梵文的五个基本元音》一文，依

据敦煌写卷Ｐ．Ｔ．８４９中记载的“五个元音”，质疑

“五个元音”应属梵文元音还是藏文元音；回顾前辈

学者讨论藏文具有四个元音或五个元音的学术观

点基础上再次对“ｇ，ｌ”音可否归为藏文元音进行了深

入探讨；并对藏文和梵文在认定各自元音时的异同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点及音和字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证分析。各

民族对“（；ｌｉ”这个音都有不同认定法，梵文中平声元

音“ ”相当于其辅音根基，而在藏文中语调虽有元

音“ ”，但文字上难以显现“ ”元音为辅音根基。

因此，藏文没有五个元音。使用不同语言和文字的

族群，依照各自的语音体系，自然形成了“（ｆＩｌ”音的共

性和个性。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后加字“ ”，也不

能看作是“ｃｊｌＩ”音的辅音根基。

笔者：藏文文献中词的演变，对于藏学研究的

各领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老师您具有深厚的

藏文和梵文基础，而且撰写了很多梵文演变藏文的

文章，您对于梵文在藏地的兴盛持有什么样的观

点？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像古藏文“司 百’ ”等词

汇源自梵文可知，早期梵文对藏地的影响，随着梵

文的影响藏文也有了长足发展。那么梵文何时始

传藏区的呢？我以苯教文献中记载的“止贡赞普时

期佛教始传吐蕃”这一史料为依据，推断出梵文的

传播应早于这一时期。根据现有的词汇还不足以

完全证明这一文化现象，但我坚信不久的将来会有

一些新的发现。后期的一些藏文史料在记载吐蕃

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认为班智达洛森措和译师黎

第生两人携带经文来到藏地，赞普将其视为神物，

敬奉在宫殿中，还梦到五代之后，将会出现读懂这

些经文的赞普。这种带有传说故事色彩的叙述方

式，不可将其视为佛教始传藏地的证据，应视为佛

教在藏地得到发展的一种转述方式。依照很多文

献资料可知，松赞干布之前藏族已有文字，这种说

法也得到证实，而这种文字指的就是印度梵文。松

赞干布之时，藏地兴起了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一

次高潮，印度的很多婆罗门学者前来藏地，藏地也

出现了像吞弥・桑布扎一样的很多译师。而藏文也

恰恰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至赤松德赞时逐

渐趋于完善，并得到广泛使用。公元７３７年始，于

阗的很多比丘到藏地传法，有些甚至在藏地生活了

１２年之久，他们都为推动藏文的发展与完善，做出

了积极贡献。因此，公元７世纪兴起的梵文“ ’ ’

习１’ ”字体是藏文的母体。根据现阶段国内外很多

学者研究梵文发展史的学术成果，结合公元７至８

世纪敦煌藏文写卷中的梵文可知，不仅能确认梵文

中出现的２０多个藏文辅音字母，也能辨认出（ ’ ’

等字的写法，那时的很多梵文写法与现在的藏文

写法相似。印度的“ ’量”字体并非出现在７世纪，

而是兴起于１２世纪左右，而大玛尔和小玛尔两种

字体则是在以上字体基础上改写形成。

笔者：您在多年的古文献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很

多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论证问题时，经常从文献、

逻辑、例证三方面进行考证说明，而且把实地考察

视为首要，能否扼要说明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藏文献中很早就有实地

考察的记录，譬如噶托・次旺仁增，他在研究石碑时

亲自前往实地进行抄录和研究。另外，朝圣也是一

种实地考察形式，略懂文字者对其所见所闻进行记

录后形成游记，后期很多藏地旅游目录和路线都是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书籍和史册虽能提高认知水

平，但仍有很多不甚明了之处或存疑之处，通过实

地考察发蒙解惑是补充文本的有效方法。国外学

者更是把实地考察视为首要，如敦煌研究最初是由

英国和法国学者历经艰辛实地考察，才开拓了今天

的敦煌学。我在于阗研究过程中查阅过《丹珠尔》

中的《于阒授记》，没有进行实地考察之前仍不能完

全掌握文献内容和地理环境，如《于阗授记》中记载

的“疏勒”，在历史文献中注明其在新疆喀什，具体

在喀什哪个位置并没有具体说明。进行实地考察

后我们发现其具体位置在新疆喀什往东２５公里

处。如不实地考察，极容易误认为喀什和疏勒两地

是同一个地点。此外，《甘珠尔》之《朗日授记》中的

“ ’ ”一词至今仍在当地使用。遵循古文献记载

前往玉河（ ）流经之地的山谷，山谷中世居一族

群，名为浪如，政府成立一乡级行政区，即“浪如

乡”。当地人现已群体失忆，不知“浪如”一词的具

体含义。但依照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资料可

知，此处的“浪如”就是《朗日授记》中的朗日“禹 ’

之地。对我而言，多次前往藏区各地都是为了实地

考察的需要，如此一来，便能直观了解各地方言习

一５７—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俗和地理环境等。即便是研究自己熟悉的地域，也

得结合实地考察资料。譬如，我在撰写《敦煌文献

中“马重”和“集巴城”等地名与安多卡岗地区地名

比较研究》一文时，引用了敦煌文献《大事纪年》的

资料，为了确证该文献中的“ ’蜀 ”、“５ ’ ’‘ｊ ”、

“ 萌”和“ ’ｑ司 瑚”等地名及具体位置，前往同德卡

岗等地实地考察。卡岗是我的家乡，对我来说再熟

悉不过，但为了学术的严谨，三番五次前去考察，尽

可能多地收集考察资料。通过实地和史料结合，较

系统地论证了卡岗村所在地就是古时候的“马重”

之地，而“集巴城”则为现在的“ ’ 习１”之地，“ ’亏 ’

则为现在的“ ’ ’ ’ｒｄ”之谷，“ ’ｑ司 ”则为现

在的“再’ｑ司 ”之地，从而有根有据地详尽阐述确证

了这些历史地名和古代遗迹。

笔者：老师您在研究过程中把实地考察作为重

中之重，不管路途艰辛，遵循史料线索前往考察，这

种执着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听说２０１１年

您曾前往阿里实地考察，在阿里考察期间您有哪些

学术收获？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以前由于阿里交通不便，

很多文化遗迹点不通车，但现在交通便利，基础设

施建设得也比较好，有利于实地考察。阿里对藏族

历史文化而言，犹如第二个敦煌。一则此地是佛教

后弘期学者聚集地；二则岩洞文化从印度犍驮罗兴

起后传至新疆、敦煌及阿里地区。从现有阿里的大

小石窟及大量壁画唐卡艺术分析，不逊于敦煌石窟

文化。阿里有些寺院的佛经藏书也很可观，我们在

托林寺转经路上发现了几个早期梵文写卷，这些文

献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果不实地考察阿里，

不仅与这些佛经写卷无缘，对其研究也只会停留在

文本研究层面上。从古格和科加寺的历史人物分

析，后弘期的很多高僧大德都到过此地习法传佛，

譬如译师仁钦桑布、拉喇嘛意希沃、绛曲沃、俄・洛

丹喜绕、阿底峡大师、纳措粗墀杰哇、仲敦巴等。因

此，此地不仅遗留有诸多写本，而且学术价值极

高。譬如出现在吐蕃时期桑耶寺碑文中的热萨（ ’

）一词，后期的很多史册中都认为该词的涵义指以

一５８一

山羊驮土填卧塘湖而得名，且此说法至今广为流

传。从阿里古格遗址中找到的因明著作残卷中有

“ ’ ’ ’ ’ ’ ’舌 ’的记载可知，“热萨”一词演变为

“拉萨”一词的过程。另外，梵语“矾 ”早期被读作

“ ’ ”

，萨班在《音韵组合（ ’ ’ｑ ’司 ）》里指出

“ ’ ”应读作“网 ”。阿里科加寺的一张残片上记

载为“（ｆｌｌ’ ’审 号’ ”，由此可知，在阿里“ ５”写作“ ’

”

，敦煌文献中也有“ ’ ’ 哥 ’ ’ ”的写

法。在安多牧区将父亲称为“ ’豆”，或在农区将哥

哥称为“ ’豆”。因此，从一词多义的用法分析，梵文

“ ”的读法遍及藏区，词义也是指善或好之意。

卫藏语“ ’ ’ 习１ ’ ”的含义与“ｃｊｌＩ 的意译一致，

安多语“Ｕ，ｌ’ ”也被认为是梵文“ ”的变音。现在

安多语中“ｕ，１ ”一词被视为方言而未列入书面语，

既然有词源就应该归入到书面语。通过对阿里的

实地考察发现敦煌和藏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同一

平行线上，安多口语中“ ”在卫藏方言中意为“取

胜”的“ ’ ”，纳唐言中的“ ”在词语前或尾出现时

应与藏文读法一致。竹巴・白玛嘎布的《竹巴教法

史》中记载了“ ’ ’在不同的地域和时间都有所

演变，表明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相似或相等特征。如

“ｑ ’ ’ ’ｑ ’ ”都是“ ’的演变，源自于梵文的

“ ”一词，“ ’ ”意为王。以前的有些史册中记

有“ ’哥 ’ ”，古藏文中也有“ ’ ’ ’ ’ ”的记

载，前者是“ ’暮 ”加了上加字而形成，后者是“ ’

”中的“暮 ”演变为“ ”，加人称格构成“ ’《”一

词。后来逐渐演变为饰有前加字和上加字的写法，

譬如“ｑ ’ ’ ｑ ”等等。如此通过实地考察，

在比较研究分析基础上，方能解决藏语言及文字发

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笔者：在论证自己观点的过程中，老师您提到

文献的真假需谨慎引用。据我们所知，藏学界中有

些学者不太认可敦煌文献和木简等文献，老师您对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此有何看法？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这种现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前就已存在，敦煌文献发现于１９００年。１９４０年

Ｂａｃｏｔ和Ｔｈｏｍａｓ、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ｎｔ等学者把敦煌写卷Ｐ．

Ｔ．１２８８、Ｐ．Ｔ．１２８６和Ｐ．Ｔ．１２８７翻译成外文。藏族

学者根敦群培在印度旅行时与Ｂａｃｏｔ相遇，通过

Ｂａｃｏｔ翻阅了这些珍贵文献，其中以赞普大事纪年

等写卷为基础编写了《白史》，他的学生霍康・索朗

边巴首次将这一史书公布于众。这也是藏区学者

们第一次接触到敦煌文献。１９７７年，国内学者王尧

先生和陈践女士把部分敦煌文献通过青海民族大

学出版社公诸于世。这些写卷前后残缺，写法与现

在不同，元音反写，且同一组辅音中“１’ ’习１ ’

’ ’司１ ’若”等相互可以替代，语法规则与现在

’ Ｉ

稍有出入，且与藏族历史文献中的很多说法不符。

对于《白史》中的部分引用首次提出质疑的是才旦

夏茸学者。他在《藏族历史年表》一文中，不仅对敦

煌文献中的年代提出质疑，还对文献的内容等方面

提出质疑，否认文献的真实性。对《白史》中引用写

卷中的文献部分也提出了质疑，指出了白史内容的

自相矛盾之处。但后来在其文献中提出“对于汉文

典籍、拉萨石碑、敦煌文献等记载的历史真实性方

面，不能一味持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应甄别研究”似

觉有一定的道理。除以上史料外还有木简，多数木

简是从新疆的和田、若羌，及青海都兰县吐蕃古墓

群等地发现。大部分木简是公元８至９世纪吐蕃占

领于阗时的公文，叙述的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因此

无人提出质疑，对此也将不会有真假之辩。

简而言之，质疑是研究者寻找真理的伴侣。敦

煌文献的时间段被认为是ｌ１世纪左右，有很高的

研究价值和可信度，但对于聂赤赞普至松赞干布等

的历史记载不一定完全无误。如果唯独以敦煌文

献中的记载为真实的历史，把同一时期或后期著作

中与敦煌文献记载不一致的地方认为是虚假文献，

极易导致偏见。参考文献的真假需从多方面进行

甄别研究，我虽然很重视敦煌文献的价值，但在研

究过程中对很多文献的内容产生过质疑，尤其对后

辈研究这些文献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产生过

质疑。由于文献历史悠久，词和词汇的用法有很大

的演变，而且还有很多词和词汇在各种著作和词典

中很难查找。但是，也不能因为敦煌文献中的部分

旧词而对文献本身产生质疑。完全否认文献也不

符合历史事实，且容易误导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

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大多数藏文历史文献中提到

了吐蕃时期的年代和社会现象，但都不如敦煌文献

Ｐ．Ｔ．１２８８写卷，这份写卷中详细记载了每年发生的

大事。这些文献如此宝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撰

写于一千年前左右，后人没有篡改，属极其难得的

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一定时期的文字特点，与一

般文献相比其文献价值极高。

笔者：现阶段，藏文化研究者的队伍在不断壮

大，建立了很多藏学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和水平也

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开始向纵深研究发展。老师您

对藏族历史的研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

古藏文研究方面。您认为藏学界在古藏文研究方

面取得了哪些成果，仍有哪些不足之处和需要注意

的方面？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对我而言，古藏文研究领

域内还未取得较好的成果，但在研究实践过程中积

累了一些经验和研究方法。首先，在研究古藏文

时，需认真搜集论据，谨慎研究相关文献，挖掘新文

献或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寻找质疑点。很多学者

对敦煌文献做过研究，但至今仍有一些写卷的内容

不够清晰。作为研究者，一定要理解文献及史料研

究价值，掌握文献价值需要一定的实践过程。初次

接触文献时要了悟文献内容、思考文献价值，通过

反复思考研究后对文献进行深入理解，对于疑点要

进行再三反思和分析。同时，需反复查阅相关文献

对疑点进行论证阐述。作为研究者，当我们初次看

到文献时总有想写这样或那样一篇文章的冲动，这

仅仅是一种感性认识而非理性认识，一篇好的文章

需要多年的研究准备。对于问题要经过长时间的

研究和思考，解开疑虑后仍要对论点和论证进行不

断思考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方可写作。写作过程中

同样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进行反复查阅文献和多次

修改，这也是深入理解文献的一种过程。有些人对

文章不进行修改，甚至忽略年代和随意使用新名

一５９—

拉毛太，多杰：吐蕃古藏文文献若干问题释难——访藏族著名学者卡岗・扎西才让

词，尤其在汉藏翻译中随意性不能太强，翻译在一

定程度上是会影响文化的发展的。因此，热爱和学

习一种文化时，要将研究和讨论相结合，通过讨论

研究，就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观点是否成立。以往的

学者们给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理解消化这

些文化遗产的第一步是要懂得语言。如果不懂语

言和文化习俗，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无

法进行深层了解的。在熟知语言文字基础上进行

写作，且语言文字得符合语法规则和历史事实。其

次，藏学研究过程中需要对研究课题是否具有学术

价值要准确判断，很多人对研究现状不闻不顾，容

易步入重复研究之路。如康嘎・次成格桑在１９８５

年发表的史册《前宏期宗教辨析明镜》中引用了敦

煌文献中“马年赞普赤松德赞生于扎玛，母后芒在

蒙之薨，是为一年”的记载，此文否定和论证了藏文

史册中赤松德赞为金城公主所生的说法，但后来的

很多学者做了重复研究。我认为学术论文和编书

是有区别的，编书可以将相同主题的诸多作品合

编，但学术论文表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通过参考

文献表述观点，以一门学科方式表述前人未提及或

未解决的突出问题。以论点为基础表达不同的观

点，没有观点和论点则不成论文。论文的另一个特

点是注解，即注解疑难问题及标注引用文献。１９５０

年之前的很多藏族学者的著作都无注解，这是一种

旧的惯例，就像佛教理论著作中普遍引用的是《五

部大论》，虽无注释可读者能知晓。但今非昔比，现

在的学术著作需要参考和引用各种文献，有些文献

闻所未闻。因此，需要用注解来说明，如果没有注

解就不能有效地支持文献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笔者：谢谢！老师您在古藏文研究方面取得的

成果也是藏学界取得的学术成果。最后我们想知

道，您在今后的藏学研究过程中将会注重哪些研究

方向？

卡岗・扎西才让教授：我的研究方向不是很固

定，在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会产生一些灵感，随兴趣

而定，但大致还是在古藏文研究方面。通过查阅古

藏文文献能使人见多识广，能发掘到很多新文献及

思路，文献指引新的研究内容，碰到什么样的文献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研究兴趣，因而无法中断研究工

作。我的很多研究构思都是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

产生的。

笔者：老师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

访谈，非常感谢！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扎西

德勒！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ｕｂｏ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ｗｉｔｈ Ｋａｇａｎｇ。Ｔａｓｈｉ Ｔｓｅｒｉｎｇ，ａｆａｍｏｕ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Ｌｈａｍｏ Ｔａｉ①Ｄｏｒｊｅ②

（①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ｔｕｒ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６１００６４￣ＩＧｕｏｌｕ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Ｇｕｏｌｕｏ，Ｑｉｎｇｈａｉ ８１０５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Ｋａｇａｎｇ。Ｔａｓｈｉ Ｔｓｅ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ｂｏ，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ｈｉ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ｄ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ｗｏｒｄ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ａｌＨ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

ｎ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ｖ ｗｏｒ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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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拉巴次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