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的读音

·文献考略·

TUSHUGUANXUEKANNO.8，2019

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8期

《史记钩玄》考辨

郭浩源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西安710016）

[摘要]我国明代，科举事业发达，刻印行业繁兴。为追逐由科举带来的巨大利益，各大书

坊、书商都以刻印科举参考用书为第一要务，其中《史记钩玄》就是这类逐利活动的产物。《史记钩

玄》是书商为迎合举业士子的需要而刊刻的，辅助其学习的节选《史记》而成的一部抄撮类科举参

考用书。明确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明代科举参考书、明代考试观念以及明代对《史记》的看

法。

[关键词]《史记》科举抄撮类文献史钞

[分类号]G255

《史记》自成书以来，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在

诸多著作中，笔者对刊刻于明代的《史记钩玄》一

书颇为关注。自明以降，《史记钩玄》不见著于各

类目录著作，这也导致后代学者在《史记钩玄》的

性质与编撰等问题上见解多有不同：或言此书为

考据《史记》中史实而编；或称此书为《史记》的评

注类著作。总之，《史记钩玄》的成书性质与编撰

目的值得商榷。

1《史记钩玄》概况

在国内能够查阅到的《史记钩玄》现存数量为

两部，陕西省图书馆、烟台图书馆各藏一部。其

中，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版本为明代钱普编撰的四

卷本，于万历六年刊刻。“匡高19.1厘米，宽13.5厘

米。半页9行，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

[1]

扉页还

有“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刘荣黼

印”“修史庐张圣奘藏书记”“张圣奘”“长剑倚天

外”等印。烟台公共图书馆藏仅为一卷，即卷三，

书长29厘米，每页3-9行，每行21字，版式为“白

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下方另有刻工姓

名。”

[2]

对比两个图书馆所藏《史记钩玄》的版式、行

数、字数等信息可知两馆所藏《史记钩玄》应同是

万历六年刊刻版本。另有《中国古籍总目》中记

载：“《史记钩玄》四卷本，明钱普撰，明万历六年刻

本，文研所。”

[3]

可知烟台图书馆藏版本应为残本，

而陕西省图书馆藏本是全本。

关于《史记钩玄》的作者信息，《第二批陕西省

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中已详载为钱普所撰，《中国

古籍总目》也记载《史记钩玄》出自钱普之手，烟台

图书馆藏本信息没有写明。但《〈史记〉研究资料

与论文索引》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

引》等书都认为《史记钩玄》为钱普所撰。加之钱

普其人，不见于《明史》，在野史中也鲜有提及。可

知钱普在当时名望不高，也就基本可以排除《史记

钩玄》为托名钱普之作的可能性。由此可知，《史

记钩玄》是明代钱普编撰并于万历六年刊刻的四

卷本书籍。除此之外，无法根据上述信息知道这

本书编撰了什么内容，因而无法确定《史记钩玄》

的性质。所以只能借助其他学者的断语来窥知

《史记钩玄》的性质了。

如果在检索系统中键入“《史记钩玄》”，可以

查到5条与《史记钩玄》性质相关的信息。不过，这

5条信息却互相抵牾。其中，曾小霞言：“明代就已

经出现了一些好的《史》《汉》考据专著，如柯维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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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记考要》、钱普的《史记钩玄》、杨慎的《丹铭

诸录》、陈耀文的《正杨》等。”

[4]

显然，曾小霞视《史

记钩玄》为考据《史记》史实而编的专书。学者王

民信与徐兴海分别在目录著作中将《史记钩玄》列

为有关《史记》的评注类专著。《中国古籍总目》与

《烟台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分别将《史记钩

玄》划分为传纪类、纪传类著作。可见，目前学界

对《史记钩玄》的性质虽有判断，却不一致。基于

此，笔者希望通过目观全书，从《史记钩玄》的内容

入手，分析《史记钩玄》的性质，以期为学界提供参

考。

2《史记钩玄》的性质考辨

学界普遍认为《史记钩玄》与《史记》关系密

切，这为笔者提供了一些研究思路。通过对比，笔

者发现《史记钩玄》的体例与《史记》相仿，其内容

又和《史记》重合。此外，笔者认为《史记钩玄》在

内容上有两大特点，足以证明当今部分学者对《史

记钩玄》的观点实为谬论。

首先，《史记钩玄》的内容缺少编者的评点与

批注。《史记》的评注类著作一般包含以下特征：形

式层面，编者会在所编选原文的基础上加上特殊

符号、颜色，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以相应的提

醒、暗示；内容层面，编者评论的内容不外乎《史

记》所记载的事实、人物、体例以及凸显的文学手

法等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史记钩玄》真如其他

学者所言，是针对《史记》的评注类著作，那么其文

本必然会呈现出两类特征：或是在形式上有特殊

符号、特殊颜色的标注；或是在内容上有针对《史

记》的评论。但《史记钩玄》却没有呈现如上两类

特征，这让笔者认为《史记钩玄》不是针对《史记》

的评注类著作。

其次，《史记钩玄》的编者既没有针对史实进

行考据，也没有大篇幅地对选文内容进行解释。

狭义的考据类著作一般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

容：对史实讹误的考订；对缺漏史实的补充以及对

伪史的考辨。而这些内容都是《史记钩玄》一书所

缺少的，所以《史记钩玄》不能称得上是一部针对

《史记》的考据类著作。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史学的考据类著作还应

包括考订错字、训诂、解释字音等内容。如钱大昕

先生就曾对《史记》中“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

一句中的“畔”字读音作了考据。

[5]

事实上，《史记

钩玄》也包含对错字的考订、字音的训诂与解释等

内容。只不过《史记钩玄》中该类内容的数量很

少，不足以支撑考据类著作这一概念。另外，虽然

《史记钩玄》中对《史记》的字词进行了解释，但这

些解释由于大多和其他《史记》注释著作中的内容

一致，所以显得价值不高。例如，同是解释“秦皇

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一句中的

“狙”字，《史记钩玄》是这样解释：“狙伺而击之如

狙之伺物也”；而《索隐》的解释是这样的：“按：应

劭云‘狙，伺也。’□曰狙，伏伺也，音七豫反。谓狙

之伺物，必伏□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可见，

《史记钩玄》与《索隐》对文字的解释在内容上大致

相同，并且《索隐》的注释更为出色：不仅对“狙”的

含义、读音有所解释，而且对整句话的解释也是十

分透彻。相较之下，《史记钩玄》的解释就显得画

蛇添足了。而且《索隐》的成书时间早于《史记钩

玄》，不能排除《史记钩玄》摘抄并改写《索隐》内容

的可能性。因此，从广义的考据类著作的定义来

讲，《史记钩玄》也不能算作是考据类著作。

至于《中国古籍总目》与《烟台公共图书馆馆

藏古籍书目》分别将《史记钩玄》划分为传纪类、纪

传类著作的做法。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错误

的。由于《史记》属于纪传体史书，所以与其名称

相近，与其内容相联系的《史记钩玄》也就理所当

然地划入了纪传著作一类。这种对《史记钩玄》性

质的认识显然与《史记钩玄》原书实际不符，因此

也属于错误的观点。

简单来说，从《史记钩玄》的内容着眼，《史记

钩玄》很难算作是针对《史记》的评注类著作，亦不

是考据《史记》史实而成的著作，我们也不能称其

为《史记》的纪传类著作。那么《史记钩玄》一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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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就需要重新商榷。通过目观全书，笔者认为，

《史记钩玄》更像是一本对《史记》内容删繁节要而

成的抄撮类著作。

就内容来说，《史记钩玄》大量摘抄节要《史

记》原文。其摘抄内容分类有三：摘抄《史记》各篇

最具深意的部分成书。同是记载廉颇与蔺相如之

事，《史记》从廉颇与蔺相如结怨着笔，一直写到蔺

相如大度容人，廉颇负荆请罪为止。而《史记钩

玄》中的《廉颇》篇仅择选廉颇负荆请罪一段编为

内容，对“负荆请罪”一事的来龙去脉全无介绍，似

有引导读者思考、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之用。《史记

钩玄》删繁节要，仅摘抄主人公生平关键事件录

之。如在编选《高帝》篇时，钱普仅摘抄刘邦生平

最关键的如鸿门宴、荣归故里等事件，而对这些事

件发生的细节一概删去不录。《史记钩玄》中还有

仅录“太史公曰”部分，不录内容的习惯。如在对

《司马穰苴列传》进行摘抄时，钱普仅摘抄其内容

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所以，《史记钩玄》因大

量摘选《史记》原文而成书，应属于针对《史记》的

抄撮类著作。

摘抄体例方面，《史记钩玄》也算得上是一部

抄撮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抄撮类

著作的发展历程时，记载：“孔子删取百篇。此史

钞之祖也。”

[6]

在这句话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

编者视孔子为抄撮类著作的创始者。而我们知道

孔子“删取百篇”的成果就是《诗经》一书，也知道

《诗经》是按照“风雅颂”的体例编撰而成的，也知

道《诗经》的编选和删节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所

以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孔子所编选的《诗经》

视为抄撮类著作之祖的观点延伸，可知抄撮类著

作是为某种目的而作，而且这种目的会伴随着相

应体例而出现。在同篇小序中，《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还记载了《史要》一书。其言曰：“然《隋志·杂

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

《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后汉书》中记载杨终

“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6]

从这段文字，

可知卫飒编撰的《史要》是以“以类相从”的形式问

世的，也就是说《史要》具有相应体例，足以证明史

钞类著作的编撰是在相应体例的指导下完成的。

纵观《史记钩玄》，钱普以《史记》原有体例全面而

详尽地经纬选文编撰《史记钩玄》的做法，实在不

像是一个官员阅读《史记》时的摘抄随笔，更像是

有目的地编选原文并以相应体例结构成书的抄撮

类著作。

从书名命名的惯例讲，《史记钩玄》仍属于抄

撮类文献。“钩玄”二字最早出现于韩愈《进学解》

一文，后被文章编撰者屡屡用为书名。《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中载有《金匮钩玄》三卷，书名下的小序

言：“是书词旨简明，不愧钩玄之目。”

[6]

可见“钩玄”

之书应以词旨简明为编撰标准，而这一标准很难

不在节录抄撮原文的基础上实现。又有《今古钩

玄》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取提要钩玄

之义，以名其书，然芜杂太甚，不称其名。”

[6]

可知

《今古钩玄》不能算作“钩玄”类著作，其原因在于

没能很好地对原文进行删繁简要，并按照相应体

例结构内容。由此可知，“钩玄”之书是按照相应

体例节录原文而成的著作。而《史记钩玄》节录

《史记》原文，以《史记》体例编撰内容，因此也算得

上抄撮类文献。

简言之，笔者通过目观全书，可以确定《史记

钩玄》的性质既不是学界所认为的针对《史记》的

评注类著作，也不是对《史记》的考据类著作，更不

是一部传记类或纪传类著作，而是一部删繁节要

《史记》内容编撰而成的抄撮类著作。根据《四库

全书总目》的记载，抄撮类著作一定是为迎合某种

目的而编撰的，不过由于笔者所见《史记钩玄》之

版本，前无序言，后无跋语，所以其编撰目的不能

一目了然，必须分析《史记钩玄》的读者群体、社会

状况才可得知。

3《史记钩玄》编撰目的考辨

由于《史记钩玄》是摘抄节要《史记》内容而成

的著作，所以《史记钩玄》应属于抄撮类著作之属

的史钞著作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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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的编撰方法与目的时说：“博取约存，亦资循

览。”

[6]

在这句话中，有“循览”二字值得关注。“循

览”有传阅之意，即让更多读者观阅此书。我们知

道阅读史钞类著作的都是一些有了解历史需要的

读者，而“循览”二字又提示我们这一读者群体的

规模应该很大。因为如果只是少数读者具有懂史

需求的话，就根本没必要编撰史钞以供读者“循

览”了。那么在明代，究竟是哪一些庞大的读者群

体亟需读史呢？笔者在《明史·选举志》中找到明

洪武三年，皇帝下令开设科举考试的文字，略录如

下：

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

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

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

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

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

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

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

与官。

[7]

举业士子们为满足皇帝所要求的“博通古今、

名实相称”的条件，一定会争相阅读史籍资料为考

试作准备的。但受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与经济条

件，举业士子们很难人手一本相当厚重的史籍资

料。在这种情况下，删繁节要史籍资料而成的史

钞类著作当然成为举业士子们的不二选项。也就

是说，明代的史钞类著作正是为这些举业士子们

考试应举而准备的，是帮助其快速学习相关的史

类知识通过考试的参考书。而《史记钩玄》又从属

于史钞类著作，因此也可以说《史记钩玄》是一部

为了迎合举业士子应试需求而编选的科举参考用

书。

不过，仅以史籍中“博通古今”四字就判断《史

记钩玄》是一部为了迎合举业士子应试需求而编

选的科举参考用书，这个证据稍显不足。所以还

需从当时的正史记载中找相关证据。

同样在《明史》中，笔者找到了明代史钞类著

作就是科举参考用书的证据。《明史·选举志一》记

载了万历十六年礼部的进言：“国初举业有用六经

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

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

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

[7]

从礼部的进言

来看，明朝初期举业士子们应该是对《史记》《汉

书》《左传》等史学著作的内容是相当熟稔的，以至

于每每在科举应试文中引用。为规避这一科举乱

象，皇帝下令刊布了能够为举业士子们在考试中

所引用的“中式文字”。实际上，这类“文字”无人

问津，市面上还是以“士子所好为趋”而刊刻发行

书籍。这一史料的发现为我们的证明提供了一条

线索。试想，从士子们对《史记》内容的熟稔程度

来看，《史记》等史学著作当是其时最为流行，也最

合士子胃口的书籍了。但正史著作的不足在于其

庞大的规模一般很难为每位士子所拥有。所以明

代的书商开始刊刻大量与《史记》《汉书》相关的史

钞类著作以供士子学习备考时使用。因此，这些

被书商刊刻、投士子所好的史钞类著作不得不说

就是一种科举参考用书了。

从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似乎可以找到

明人使用史钞类文献作为应举复习资料的明证。

明代科举考试共分为3个阶段：乡试、会试和殿

试。乡试中试者可于次年参加会试，会试中试者

可由天子亲策于廷，即殿试。其中，乡试与会试各

分3场考试，考试内容也大致相同。关于考试内

容，《明史·选举志二》记载：

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

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

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

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

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

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

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

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

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浩《集说》。二场试

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

史时务策五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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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在永乐后增加了考察

“经”“史”“时务”方面知识的策论题目。考试题目

的改变，一定会引起学生的注意，并在复习过程中

重视起来。科举考试中对史类知识有所考察，这

一事实必然会引导举业士子们学习和积累史类知

识。加之明代书商极具商业头脑，有以“士子所好

为趋”刊刻复习资料向考生售卖的习惯。因此，足

以证明史钞类著作在明代是极有可能作为科举参

考用书而被刊刻、售卖与购买的。

另外，从目前学界关于明代书坊、书商的研

究，可以看出史钞类文献一直是明代最受欢迎的

科举参考用书。官文娟在论文《明代建阳书坊的

科考用书》中，通过对明代建阳书坊所刻书籍进行

量化分析，认为明代建阳书坊刻书总量达1128种，

其中“经部167种，占总数的15%；史部书籍184

种，占总数的16%；子部书籍478种，占总数的

42%；集部书籍299种，占总数的27%。”“史部类的

书中，以俗解、音释、批点、选萃、评林史籍的刻本

为主。”

[8]

之后，作者还统计出史部书籍分类的各项

数量，其中编年78种，史评31种，史抄14种。另

外，官文娟还对建阳书坊所刻科举用书的数量进

行了统计，认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考用书数

量是757种，占总刊刻书籍数量的67.11%”

[8]

。从

上述数据来看，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的科举参考用

书数量最多，其中以刊刻的经部、史部类著作数量

为最盛。史部著作中又以史钞、编年、史评为主。

刊刻数量之多，从一方面体现出市场需求之大，因

而可以证明史钞类科举参考用书在明代是很受欢

迎的。

在《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

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一文中，作者对明人袁黄

编撰的科举用书逐一举例说明，其中《史汉定本》

一书值得关注。该书“又作《新刻凡袁先生纂辑史

汉定本》，四册，十八卷，每册又分别以元、亨、利、

贞名之。该书是袁黄对《史记》和《汉书》中《高祖

本纪》和部分西汉人物传记的纂抄，旁有袁黄以小

字作的评注。具体编纂年代不详，有建阳书林余

象斗刻本。”

[9]

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人袁

黄所编的《史汉定本》不仅是一部针对《史记》《汉

书》的抄撮类著作，更是一部明代科举考试参考用

书。这实际上是明代史钞类著作为科举考试参考

用书观点的最好证明。

总之，从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内容以及学界

对书坊书商的相关研究等方面来看，笔者认为明

代史钞类文献正是其时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而

《史记钩玄》正属于史钞类，所以《史记钩玄》也应

当是书商为迎合举业士子应举需要而编撰刊刻的

参考用书。

4《史记钩玄》的价值简述

一部著作的价值在其时与之后是不一致的。

在明代，《史记钩玄》的价值当然是实用的，是能够

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历史知识，并顺利及第的工

具。不过在科举制度早已湮没的今天，《史记钩

玄》这类科举参考用书已经已失去了往日的实用

价值，转而成为了我们今日得以探究明时科举考

试观以及明人对《史记》的认识等问题的工具。

4.1明代科举参考用书研究

20世纪以来，有关明代科举的研究逐渐升温，

并时有成果问世。其中一些论著从科举制度本身

对明代科举进行探究，大致涵盖了文举、武举、考

试内容、考官设置以及取士原则等内容；有的研究

还从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着眼，着重探讨明代

八股文的源流、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等问题；还有研

究从科举与时代思潮着眼，探讨科举与经学、理学

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学者慧眼独具，从明代社

会发展的角度，即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其与科举之

间的联系。遍览明代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可知，虽

然目前科举学研究覆盖范围广，研究程度深，但还

存在着某一领域研究不足的情况。如对明代科举

参考用书的研究。这一领域，目前只有张献忠、徐

珊珊两位学者对科举参考用书的内容及价值做过

专门且深入的研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明

代科举参考用书存世数量不足导致的。而作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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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参考用书之一的《史记钩玄》的发现，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明代科举参考用书研究不充分的现

状。

4.2明代考试观念研究

目前有学者认为明代时文选本、《史记》评本

是探知明代时风所尚，考官所好，即明代考试观念

的重要窗口。明代时文选本和《史记》评本可以很

直观地从选择的文章、对文章的评点等方面看出

当时考试的观念、偏好等。实际上，《史记》的抄撮

版本可能不能很直观地得知这些内容，但当时考

试的观念、偏好等内容早已嵌入对《史记》原文的

选择过程中了。通过对《史记》的抄撮类著作的梳

理和归纳，由选文的内容与类别可以推知编者之

标准，继而推知时风所尚、考官所好等内容。

4.3《史记》在明代的接受问题

张新科教授在《〈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

径——以明代评点为例》一文中认为，研究明代的

《史记》评点类著作是理解《史记》文学经典化过程

的重要途径。张教授认为，明代《史记》评点类著

作以“评”与“点”的形式体现评点者之思想与观

点，并试图让读者借此理解与接受《史记》的文学

意蕴。实际上，《史记》的抄撮类著作也有如此价

值。试想一下，《史记》的抄撮类著作是明代科举

参考用书，首先对众多举业士子有启蒙之功，可以

说《史记》的抄撮类著作是众多考生最早接触的

《史记》选本之一。其次，《史记》的评点者们大多

也是经历过科举考试的，那么他们在年少应举之

时很难说没有用过《史记》的抄撮类著作。而这些

评点者后来在评本中所持观点和意见很有可能就

是受到《史记》抄撮类著作的编者的观点的影响所

形成的。所以，《史记》的评点者完全可能是先读

《史记》的抄撮类著作，继而启发其阅读《史记》原

典，因此创作出优秀的《史记》评本。可以这样说，

《史记》的抄撮类著作应在明代《史记》的接受过程

中起到启发之功，其价值不容忽视。

概言之，由于《史记钩玄》鲜见于各类目录著

作，所以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这也导致学界对本书

的认识不足。通过分析《史记钩玄》内容，并梳理

明代科举内容与明代科举用书情况，笔者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史记钩玄》是一部经书商刻印，辅

助考生学习的涉及《史记》相关知识的抄撮类科举

参考用书。这一结论为今后明代科举学、文学等

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及文献支持。

参考文献：

[1]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

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M].西安：三秦出

版社，2015.

[2]吕志正主编.烟台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M].

济南：齐鲁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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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曾小霞.《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M].广

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

[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

[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钞类小序[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张廷玉编.明史·选举志[M].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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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官文娟.明代建阳书坊的科考用书[D].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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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献忠.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

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J].西南大学学

报，2010（3）.

郭浩源男，1995年生。西安工业大学硕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收稿日期：2019-06-13；责编：徐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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