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家之言

浅析司马迁所欲成就的“一家之言”

摘要：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众说纷纭，较为典型的有“藏于名山的私家之

书”“欲效仿孔子成为圣人”“创立史学中的一派”等。本文参考各种观点提出

司马迁所欲成的“一家之言”是“创立史家学派”。提出此观点的原因有三司马

迁是以论载历史为己任、司马迁著史是为了言志、司马迁有志于构建史学理论。

《史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东汉时，人们所称的“三史”就把《史

记》排在了第一位，而后的“前四史”“七十二史”等说法也都将《史记》排于第一位。清

代赵翼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极则也”。毋庸置疑《史记》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书。自

史记问世以来，凡事喜爱《史记》的人们无不以刘向、杨雄所说的“不虚美，不隐恶，故为

之实录”来作为对《史记》的无上褒美。《史记》也是一部具有极高艺术品格，受人景仰的

文学名著。鲁迅先生夸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在其《为人民服

务》一书中直也接称赞司马迁为“大文学家”。司马迁费尽毕生心血撰写《史记》仅仅是因

为要记载历史？仅仅是要创作一部文学巨著？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论过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也就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原因是想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的学说。如果说司马迁所成的“一家之言”就是《史记》这

部书，这显然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误解。司马迁在受尽屈辱后励志要成为像孔子般

的圣人，也立志将《史记》创作成第二部《春秋》。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春秋》这本书，只

不过是极其简略的大事纲要而已。但是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也。”汉代主张“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儒生的心目中《春秋》绝不仅仅是一部简要的史书，在他们的心

目中《春秋》是一部“经书”。就连当代的鲁迅都称孔子著的书为替当时统治者开的“治世

药方”。那么究竟司马迁通过《史记》所要成就的一家之言究竟是什么呢？纵观古今总外，

对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有以下三种：

(一)藏于名山的私家之书。吴忠匡认为，司马迁在被刑以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

的著述要成为官书，已经完全无望，他的以古史家的秉实纪史的原则，也决不可能见容于汉

王朝钦定的国教和传统的观念，于是他退而负责地、严正地用“一家之言”这一词义来表明

他所持的只“欲以文采表于后世”的创作态度。”也强调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指相对于

“官书”之言的私家之言。很显然，上述关于“成一家之言”的“家”，是作为“私家”来

理解的。说《史记》为私家之书，毫不荒谬。但就此去理解“成一家之言”之“家”的含义，

就距离本义太远了。“家”被运用到学术研究领域，显然不是指研究方式，而是表示一种学

术派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分类和评论先秦学术流派时，便是以阴阳、儒、墨、名、

法、道德六家来加以涵盖的。如果将“家”理解为“私家”，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史记》的

学术价值。

(二)司马迁欲效仿先秦诸子。梁启超认为，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根本目的，“乃在发

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

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肯定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其实便是“一子之言”，只

是与诸子相比，《史记》不过是借助了史的形式罢了。应该说，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的一“子”，

在学术界已得到普遍认可。只是司马迁究竟属于哪一“子”，分歧比较大，其中就有道家说、

儒家说、道儒兼有说、杂家说,等等。肯定司马迁以史言志，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其

只是记录整理先秦诸子思想，司马迁顶多算“一子”是绝不可能自成一个学派的。这也就是

司马迁立志要“自成一家”而不是“自成一子”的原因。

(三)创立史家中的一家。有些学者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主要是体现在史书编

著体例的创新，因此只是在史学各种家派中另创一家。肯定司马迁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创新，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司马迁自成一家只是史家中的一家，则有失偏颇。首先，将“成一

家之言”局限在史书编著体例范围内，与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抱负

极不相称，没有从思想高度去把握“成一家之言”；其次，严格说来，先秦并无史家，先秦

的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司马迁以前，历史学方面谈不到成学派。”

也正因此，最早较为全面地为先秦学术流派立名的司马谈，并没有在《论六家要指》中标列

出“史家”的名目。既然司马迁以前没有史家，也就谈不上司马迁要立志成为史家中之一家

了。那么，司马迁究竟要自成一个什么家？一些学者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之“家”，

指的是史家。白寿彝先生认为“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

张大可先生认为，“从学术上说，司马迁自成一家就是一个历史家。”高振铎先生认为，司

马迁是“西汉时期出现的史家，这是产生六家的先秦所根本没有的一家”我们认为，上述学

者的论断，是符合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之“家”的本义的，司马迁所要自成的一家，无疑

就是史家，是先秦尚未产生的一个学术家派。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司马迁是以论载历史为己任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先秦没有史家，但并不等于说

先秦没有史学与史书。只是自秦焚书坑儒后，诸侯史记多已销毁。正如《史记·六国年表序》

所说的，“秦既得志，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

《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作为史学家司马

谈、司马迁父子都对因先秦史籍的销毁表现出了极大的惋惜之情。因此，重新载记这一时期

的历史，便成了司马氏父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西汉建立以后，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

至汉武帝前期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的史官，司马氏父子都将论载这一辉

煌时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史记》一书，早在司马谈在世时，

就已着手撰述。据考证此书除《论六家要指》之外，还有不少篇章是出于司马谈之手。只可

惜司马谈身前没有完成“所欲论著”，他在临终前给司马迁的嘱咐中，表露出了对此的无限

遗憾和诚惶诚恐的心情。他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

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

哉！”因此，他临终前叮嘱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深受家学熏陶

的司马迁，当然非常能理解他父亲此时对自己的期盼之情，因而流涕答曰：“小子不敏，请

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表达了要继续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志愿。后来，他在与壶

遂论辩写作《史记》一事时，明确将不能备载历代君臣功德业绩和废弃父亲遗言，看作是自

己的一种莫大的罪过，他说:“废时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由此可见，论载历史，留存史文，无疑是司马迁父子的共同心愿，他们对此具

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司马迁著史是为了言志。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志趣是多方面的。从学术思想角

度而言，其志向无疑是想借助《史记》的创作，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也就

是要统一《六经》思想，统一天下学术。司马迁公然以汉代孔子自居，他决心要效法孔子，

来统一天下学术。从经世致用角度而言，司马迁著史。显然是出于治世的需要。司马迁认为，

孔子删定的《六经》，都是治世之书。在《滑稽列传》中，他借用孔子的话说:“夫子曰：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

以神化，《春秋》以义。”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了《六经》各自在治世中的

具体作用及其原因，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记人伦，故

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当然，在《六经》当中，他

认为《春秋》的治世功能最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肯定《春秋》等《六经》的治世作用，自然表明了《史记》也是以经世为务的，因

为它是一部继《春秋》之作，统括《六经》之作。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表达了自

己撰述《史记》的目的是为了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

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司马迁治史，从根本上讲还是出于治世的需要。

再次，司马迁有志于构建史学理论。第一，司马迁提出历史研究必须达到三层境界。历

史研究的第一层境界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广泛地搜求和占有资料，这是进行历史研

究的先决条件。司马迁作《史记》，非常重视占有史料。他不仅注重文献资料，而且注重自

然资料、口碑资料，《史记·淮阳侯列传》便是主要依靠口碑资料而写成的名篇佳作。历史

研究的第二层境界是“考之行事”。充分占有资料的目的，是要通过对个体历史真象的揭示，

最终达到对整体历史或历史全程真象的揭示，从而求得对整体历史过程的真实认识。《史记》

的每个篇章，无疑都是司马迁“考之行事”的结晶。最后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

一种最高境界。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去发现真象，而是求得真理，是要在揭示历史全过

程的基础上，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并为现实服务。第二，司马迁明确规定了论

著历史的宗旨。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开宗明义，明确而全面地提出了自己论著历史的

旨趣，这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时空关系而论，“究天人

之际”指的是历史撰述的空间范围，“通古今之变”指的是历史撰述的时间跨度。合而言之，

它们便是历史记载的全部对象。从理论思维而论，“究天人之际”体现的是一种哲学观，而

“通古今之变”则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观。因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是一种历

史方法论，也是一种历史认识论。而“成一家之言”，则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司马迁“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要阐述自己对历史的认识，提出自己的“一家言”。第三，

司马迁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的范式。《史记》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的历史，时

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既要综罗百代，又得脉络清晰，自然不是一件易事。司马迁在充分

吸收了先秦史书在历史编纂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别出心裁，独具匠心，打破旧有史

书的体例格局，而自创纪传通史体。这种新体裁包含五种基本体例，这就是本纪、世家、列

传、书和表。分而言之，五种体制自成体系；合而观之，它们又能融为一体。这种新史体对

后世作史者影响很大，因此，《史记》无疑是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历史编纂的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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