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是几点

《⼦夜》、《梅⾬之⼣》与中国现代都市⼩说

《⼦夜》、《梅⾬之⼣》与中国现代都市⼩说

授课教师：董丽敏今天，我们主要以《⼦夜》和《梅⾬之⼣》为个案，来分析中国现代都市⼩说的形成以及基本特点。进⼊上

个世纪⼋⼗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变得相当明显。在⽂学、⽂化领域中，都市是研究的热点。在⼤家平时所看的⽂学、

电影、电视作品中，都市是⼀个常规的背景。现在，同学们不太会去看农村题材的⼩说，因为你会觉得农村⽣活离你⾮常隔

膜。⽽你作为⼀个都市中的⼈，可能更感兴趣的是反映你们⾃⼰⽣存空间的⽂化特点的作品。中国的现代都市⽂学其实发展的

很早，在上个世纪三⼗年代其实已经有了中国现代都市⼩说的雏形，⽽且达到了较⾼的⽔准。

现在我⼿中的这本《海派⼩说选》，其中选录的基本都是都市⽂学作品。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建国之后被中断了。

上海作家周⽽复的《上海的早晨》，是描写（⼆⼗世纪）五⼗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资本家如何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公

民的⼀部长篇⼩说。这部⼩说基本确⽴了建国之后，我们对都市⽂学介⼊的⼀个基本⾓度和评判标准。我们会认为都市是腐朽

的，是资产阶级的，是反动的，是落后的，是要被改造的。所以在确⽴了这样⼀种写作范型之后，中国当代⽂学在很长⼀段时

间内，⾄少在“⼗七年⽂学”，甚⾄到“⽂⾰⽂学”中“都市”都是作为⼀个和社会主义相对的概念出现的，它代表着反动的意识形

态，代表着腐朽没落的⽣活⽅式和价值理念。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都市”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的，所排斥的。因此，从建

国后⼀直到⼋⼗年代初，有关“都市”的⽂学显得⾮常羸弱，导致了⼆⼗世纪三⼗年代已经出现的都市形象、描写都市的⽅式在

某种程度上的消失。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都市⽂学，⾄少是⼋⼗年代中后期的产品。“都市”重新作为当代⽂学的⼀个写作资源出现，它被赋予了更加

⼴泛、更加丰富的正⾯的意义，它代表着现代性的路径。⼆⼗世纪九⼗年代后，农村、乡村开始逐渐退出中国当代⽂学写作的

视野，取⽽代之的是都市⽂学的重新兴起。在这样的浮沉过程中，可以看到⼀个政治的、社会的、国家的⼀些因素，是如何改

造或影响某种⼩说的写作类型的。

现在让我们把⽬光回到⼆⼗世纪三⼗年代，来看看最初中国的都市⼩说是如何描写都市的。请同学们谈谈对都市⽂学、都市⽂

学作品的看法。（略）下⾯我们以这两部⼩说为个案，进⼊到对都市⼩说的基本理解。这个理解可能有⼀个⽂学史的变化在其

中，三⼗年代、五⼗年代、⼋⼗年代我们对都市⼩说的理解是不同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同样是上海，在茅盾笔下、在施

蛰存笔下，包括在周⽽复、王安忆等⼈的笔下，都是不⼀样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现代都市⼩说的基本特征，是从它发⽣的

源头来讲，它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后来的都市⼩说的基本的写作路径。

先来看《⼦夜》。讲到《⼦夜》，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下它的作者茅盾。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鸿，字雁冰，１８９

６年７⽉４⽇⽣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

⼜是⼈⽂荟萃的地⽅，这造成了茅盾勇于⾯向世界的开放的⽂化⼼态，以及精致⼊微的笔风。他⼗岁丧⽗。许多中国作家、政

治家的“第⼀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从北京⼤学预科读毕，⽆⼒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改⾰⽼牌的

《⼩说⽉报》，成为⽂学研究会的⾸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州参加

国民党第⼆次代表⼤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武汉流亡上海、⽇

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和

⽂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夜》、《林家铺⼦》、《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

⾹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花》、《锻炼》等。⽂艺界为他庆了五⼗寿，他的声

名⽇隆。建国之后，他历任⽂联副主席、⽂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创作。到了“史⽆前例”的

⽇⽉，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过的道路》。１９８１年辞世。

在⼀般的⽂学史中，有句顺⼝溜“鲁郭茅巴⽼曹”，可见茅盾的⽂学地位很⾼。在⼆⼗世纪九⼗年代中期之后，对茅盾的评价出

现了⼀些分歧。有⼈认为他不配占据这么⾼的位置，应该对他进⾏重新审定。在关于茅盾的是是⾮⾮中，其

代表作《⼦夜》扮演了重要的⾓⾊。我们现在简单讲⼀下茅盾为什么要写《⼦夜》。

茅盾最初登上⽂坛，不是以作家或⼩说家的⾝份。他更多的是⼀个编辑家、⽂艺评论家。茅盾在⼆⼗年代初期，对⽂学最⼤的

贡献，就是他改⾰并编辑了当时最⼤的⽂学期刊《⼩说⽉报》。以《⼩说⽉报》为契机，他组建了当时最⼤的⽂学团体——⽂

学研究会。以这两者为出发点，他主要写了⼤量的⽂艺评论性的⽂章，翻译了⼤量的西⽅⽂论。在“五四”时期，他的主要贡献

就是介绍了西⽅的⾃然主义。在茅盾看来，中国⽂学最缺少的就是⾃然主义。这⾥的⾃然主义和我们今天⽂学理论中学的⾃然

主义有很⼤区别，它实际上是接近于现实主义的。茅盾认为中国传统⽂学中缺少⼀种直⾯现实的勇⽓（或精神）。中国⽂学⼤

多出现的是⼀些花好⽉圆、粉饰太平的作品。能⿇醉普通⼈的⼈⽣，不能使他们看清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真⾯⽬，从⽽不能

反省⾃⼰。茅盾认为中国的新⽂学或者现代⽂学的开端，应该从引进西⽅的⾃然主义开始。只有能够实地观察、如实描绘时

代、社会，⽂学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这是⼀种鲜明的、沉重的、要让⽂学承载起⼀种社会价值的⽂学观念。

这⼀⽂学观念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在此观念下，茅盾写了很多评论性的⽂章。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茅盾⾸

先对它进⾏了正⾯分析；丁玲的《莎菲⼥⼠的⽇记》、沈从⽂的第⼀篇⼩说等等，都是在他⼿⾥得到了⽐较客观的评论。

在“五四”时期，茅盾更多是以这样的批评家、⽂艺理论家的⾯⽬，在⽂坛发挥⾃⼰的作⽤的。1927年后，茅盾的⽣活发⽣了很

⼤改变。原来，1921年，茅盾是第⼀批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很激进。但1927年国共破裂，共产党员遭通缉。在这个情况

下，茅盾陷⼊了苦闷。他后来选择了逃避，只⾝上了庐⼭。他曾写⽂章（《从东京到牯岭》）来表达由国家民族危机⽽引发的

个⼈精神和思想的苦闷。在这个情形下，他于是决定开始写作，改变⾃⼰的⼈⽣道路。

《⼦夜》就是在他⽂学道路发⽣转向的前提之下产⽣出来的。茅盾清楚的认识到，⼆⼗年代中国⽂坛出现了⼀些弊端。第⼀，

创作题材的重复性。在《春季创作谈漫记》、《四五六⽉的创作》这两篇⽂章中，茅盾对⼆⼗年代的中国⽂坛进⾏了尖锐的批

评。他⾸先就提出了题材的单调和重复的问题。他说，我们看到的⽂学作品90％都是描写婚姻家庭⽣活，在这中间，⼜有

90％是描写青年⼈的恋爱问题。这就导致了当时的新⽂坛⼀派感伤的情调。对于茅盾这样⼀个追求“为

⼈⽣”的⽂学家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尽如⼈意的。“⼈⽣”不是这么狭隘的，⽽是有更加丰富宽⼴的内容。完全⽤恋爱来指称⽂学

的全部内容是不妥的。

茅盾不满的第⼆点是当时新⽂学创作视野的狭窄。当时⼤多数的新⽂学作家出⽣于书⾹门第，这使他们在描写⽂学作品时，带

有浓重的知识分⼦情调。第三点，茅盾认为当时的⼩说都是短篇，没有出现长篇巨制。从⽂体成熟的⾓度来看，⼀般以长篇⼩

说为标志。⽽在⼆⼗年代末之前，中国基本没有出现很成熟的长篇⼩说。因此，茅盾决定要写⼀篇长篇⼩说。他的创作⽬的⾮

常鲜明，他说，我要写⼀部反映中国民族资本家崛起的⼩说。这部⼩说以中国当时最具国际性的⼤都市上海为背景，描写中国

民族资本家在19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上半叶，坎坷的命运以及必然失败的结局。

从总体⽽⾔，茅盾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系列，分别是“民族资本家系列”和“时代新⼥性系列”。可以说，茅盾关于民族资本家的

思考是源远流长的，例如《第⼀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于⼆⽉花》等，完整勾勒了从⾟亥⾰命开始到建国之前，漫长的民族

资本家发展的历程。“新⼥性系列”主要反映他对⼥性的看法，以中短篇为主。

作为“民族资本家”系列中的⼀种，《⼦夜》主要反映的是三⼗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命运的沉浮，⼩说有⾃觉的史诗化追求，和历

史⾏进的步伐相对应。

有关《⼦夜》的创作背景，茅盾在他后来的创作谈或随笔中有清楚的表达。他是⼀个理性⽓质较强的作家。《⼦夜》的创作背

景有这⼏点需要引起⼤家的注意：

1国内（⼆⼗世纪）三⼗年代初期，正在进⾏中原⼤战。蒋介⽯、冯⽟祥、阎锡⼭在津浦线展开了⼀场当时规模最⼤的军阀混

战，投⼊兵⼒多达百万⼈。这⼀战事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困顿。

2国际背景。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经济危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也承受了这场经济危机带来的

后果。特别是那些以出⼝为主的民族资本家受到的打击较⼤。中国当时出⼝最⼤的商品是棉纱制品。⽽《⼦夜》的主⼈公吴荪

甫，也是以纺织业作为他奋⽃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资本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开始向不发达国家进⾏商品倾销，加

重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民族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加紧对⼯⼈进⾏压迫，导致了中国⼆⼗世纪

三⼗年代⼯⼈运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个背景很⼤程度上影响了《⼦夜》的定位。

在阐释⾃⼰创作《⼦夜》的基本意图时，茅盾认为，创作《⼦夜》是为了回答三⼗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当时关于中

国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的讨论，⼀直没有定论。⼤致有三种意见。

1⾰命派的意见。认为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任务应该是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命的主体应该是⼯农武

装，应该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左派”的看法。

2“托派”的意见。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领导权应该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掌握。

3中间派的意见。想要⾛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既要反对共产党的⾰命运动，也要反对国民党的官僚买办

制度，应该建⽴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

茅盾通过《⼦夜》给出的结论接近于第⼀种意见，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推翻国民党⼤官僚、⼤买办制度。

茅盾是否在⼩说中贯穿了他的写作意图？他塑造出来的上海是哪种形象？我们⼤致分成⼏个⽅⾯来分析。

茅盾在《⼦夜》中塑造的第⼀个层⾯就是资本主义的“上海”。这个上海不是带着乡⼟⽓息的，不是有着中国传统⽂化价值理念

的上海，⽽是资本主义的上海，对资本主义的⾸肯意味着和封建⽂化有种断裂性的关系。

《⼦夜》的开头是经典的，也成为⽂化研究的热点。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中对《⼦夜》第⼀段有精辟的分析。

摘读：“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阵⼀阵的吹上⼈⾯，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换成了⾦绿⾊，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

流……黄浦的汐潮不知怎么的已经涨上来了。现在沿着苏州河两岸的各⾊船只，都浮的⾼⾼的，舱⾯⽐码头约摸还⾼了半尺。

风吹来外滩公园⾥的⾳乐，却只有那暴⽃似的铜⿎声最分明，最叫⼈兴奋。暮霭夹着薄暮笼罩了外⽩渡桥的⾼耸的钢架。电车

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朵碧绿的⽕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普通的洋栈像巨⼤的怪兽，蹲在冥

⾊中，闪着千百只⼩眼睛似的灯⽕。向西望，叫⼈猛⼀

惊的，是⾼⾼的装在⼀所洋房顶上，⽽且异常庞⼤的，射出⽕⼀样的炽光和青凌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这时候，这

天堂般的五⽉的傍晚，有三辆1930年式的雪铁龙汽车，像闪电⼀样驶过了外⽩渡桥，向西⼀转弯，⼀直沿北苏州河去了。”

在这段中，茅盾精细的描绘了他眼中的都市形象，由⼀系列带有都市特征的事物构成。例如，作为都市消费形式的⾳乐、作为

都市交通⼯具的电车、作为⽇常⽂化⽣活表现形式的⼴告。这些和三⼗年代之前的中国乡村图景，以及在乡村图景中的中国的

传统伦理道德，有⾮常⼤的差异性。差异性同样在这⼀段中通过吴⽼太爷的视野表现出来了。吴⽼太爷是⼀个乡下地主，是⼀

个古板的、卫道⼠类型的⼈，因打仗⽽不得不逃到上海，作者直接通过他的视野来看乡⼟⽂明和都市⽂明之间的断裂。

摘读：“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太爷向前看，天哪！⼏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百只怪眼睛，⾼耸碧霄的摩天建筑，

排⼭倒海似的扑到吴⽼太爷眼前。忽地⼜没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的路灯杆，⽆穷⽆尽的⼀杆接⼀杆的向吴⽼太爷脸前打来，

忽地⼜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串⿊怪物，头上都有⼀对⼤眼睛。放射出叫⼈⽬眩的青光。啵啵的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对

准着吴⽼太爷坐的⼩箱⼦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太爷闭了眼睛，全⾝都发抖了，然⽽没有什么。他惊异的再睁开眼来，

却依然是那么⼤眼睛、放凶光的⿊怪物，啵啵的吼着，吼着，对准他冲过来。如果他没有那该死的半中风，他⼀定会跳起来。

但他不能动了，他只能软瘫在弹簧座垫上。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在颈脖⼦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的发光的、

⽴⽅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团，在那⾥跳，在那⾥跳。他的⽿朵⾥灌满了轰轰轰、喳喳喳、啵啵啵，猛烈的嘈杂的声浪。

”这是⼀个充满声、光、电的世界，充满了都市快速的节奏感。让⼀个适应了乡⼟⽂明，习惯缓慢节奏的⼈产⽣了巨⼤的⽬眩

感、不适应感。这意味着现代⽂明的都市对乡⼟⽂明造成的巨⼤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层⾯的冲击。

吴⽼太爷看到的都市男⼥的打扮，感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

摘读：“像⼀只尖针刺⼊吴⽼太爷迷惘的神经，他⼼跳了，他的眼光本能的瞥到⼆⼩姐⾝上。他第⼀次有意识的看清楚了⼆⼩

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却因今天骤然闷热，⼆⼩姐却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

体，⼀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的突出来。袖⼝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的半只臂膊。⼀种说不出的艳慕，突然塞满了吴⽼太爷的

⼼胸。他赶紧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是⼀位半裸体的，只穿着晾纱坎肩，连肌肤都看的分明的时装少妇。⾼坐在

⼀辆黄包车上。翘着⾚裸裸的⼀只⽩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吴⽼太爷全⾝开始发抖，他的⼼扑的⼀阵狂跳，就像爆裂似的

再也不能动。喉结也⽕辣辣的，好像塞进了⼀⼤把的辣椒。”

这是吴⽼太爷从精神层⾯来感受都市⽂化。都市⽂化是开放的、是性感的，是带着⼀种对基本的⼈的⽣理需要的满⾜。这和吴

⽼太爷建⽴在乡⼟⽂明之上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截然不同、格格不⼊的。⼀到都市就构成了对吴⽼太爷巨⼤的挑战，他看

到了社会、时代潮流不可逆转的变化。吴⽼太爷在第⼀章就⼀命呜呼了。

资本主义的“上海”是摆脱、埋葬了中国的封建⽂化之后才产⽣的。有关这段描写，茅盾也受到了⼀些批评家的批判，认为他的

理解是简单化的。茅盾认为资本主义的到来必然会埋葬封建⽂化，⽽没有想到封建⽂化可以有⼀个转化的形式，可以以其他状

态和资本主义的⼟壤结合在⼀起。茅盾⾃信的认为来⾃乡⼟的吴⽼太爷，⼀到上海就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种简单化

的⽅式，来宣告资本主义“上海”的脱颖⽽出，这⼀思路今天看来有些简单了。

资本主义的“上海”第⼆个表现就是对物质、对消费的⼀种倚重。即物质性、消费性。这与中国传统⽂化轻物质重精神的理念是

背道⽽驰的。在《⼦夜》中出现了很多聚会，做⽣意、丧礼等。这些聚会⼤都是建⽴在某种利益前提之下的。⽆论是聚会的组

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有⾮常明显的功利性的⽬的和需求在其中。聚会成为了物质⽣产的⼀种空间，和传统意义上的聚会相去甚

远。传统意义上的聚会更多是⼀种⼈情世故的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使得所有⼈际交往都被烙上了鲜明的物质烙印。⼩

说中最具讽刺性的是吴⽼太爷的葬礼。第三章专门来写吴⽼太爷的葬礼。葬礼上来的⼈是形形⾊⾊，各路资本家，包括⼤学教

授、诗⼈，还有⼀些⼯⼈代表，乡下的⼟亲戚等。第三章构成了《⼦夜》最⼤的场景。利⽤这样⼀个葬礼，让⼩说中应该出现

的⼈都粉墨登场了。所有的⼈在葬礼上，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吴⽼太爷过世的悲痛惋惜之情。这些⼈的到来，都怀着很明显的

⽬的。想讨好吴荪甫，有⽣意场上的打算，想从吴荪甫那⼉捞得某种赞助，

想获得提升……都是带着这样⼀些⽬的来到了吴⽼太爷的葬礼。这样的聚会完全体现了现代都市性。很⼤程度上排斥了精神性

的内容，排斥了情感，排斥了⼈情世故，完全就变成了物质利益交换的聚会。这是资本主义“上海”另外的⼀个特征。

茅盾在《⼦夜》中塑造的第⼆个层⾯就是强⼒“上海”的形象。将上海的形象塑造得⾮常强⼤，不可摧毁，是带着某种肯定的意

味来塑造上海形象的。作为强⼒“上海”的具体表现，⾸先，⼩说塑造了⾮常强悍的主⼈公吴荪甫。他被看作是三⼗年代上海民

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在吴荪甫⾝上，作者赋予了他很多正⾯的素质。第⼀，吴荪甫有着留学美国、学习⼯商管理的背景。通

过这个教育背景，将他和那些接受传统⽂化教育的、⼟⽓的民族资本家划清了界线。他有⼀个现代管理的知识背景，这有助于

将他塑造成为⼀个正⾯的主⼈公的形象。

第⼆，吴荪甫有着铁腕的性格，是个“强⼈”形象。吴荪甫做事⼲脆利索，不拖泥带⽔。在他的⼯⼚中，推⾏改⾰措施。⽆论是

对待亲戚还是对待⼯⼈，他都是铁腕者的形象。他强调要⽤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造⾃⼰的⼯⼚，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好

的。这种铁腕⼈物形象的出现，是三⼗年代特殊语境的产物。可以把吴荪甫和《沉沦》的主⼈公做⽐较。《沉沦》主⼈公是典

型的“五四”时期男性形象，是⾮常脆弱的。性格中充满了阴柔的⽓息，不能担当⼤事，遇事就多愁善感。没有直接应对现实的

⽣存能⼒。我们把这样的男性主⼈公形象看作是“五四”青春期的特征。到了三⼗年代，可以发现这种主⼈公基本没有⽴⾜之

地。因为三⼗年代是乱世，那个时代更需要像吴荪甫这样的铁腕⼈物。铁腕性格还表现在吴荪甫有⾃觉的抗争精神，不信命。

因此他要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法，和⼯⼈运动、乡下的农民起义去进⾏对抗。他认为靠⾃⼰的能⼒可以扭转时局，他怀有很

⼤的幻想。

第三，吴荪甫有着远⼤的志向。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个典型代表，吴荪甫给⾃⼰的定位不是仅仅成为⼀个拥有雄厚资产的

资本家，⽽是梦想⾃⼰的企业可以和国外的垄断资本进⾏抗衡。能够成为民族资本家在世界舞台崛起的代⾔⼈。这就和那些在

乱世⾃保、苟且偷⽣的民族资本家区分开来。吴荪甫⾃始⾄终给⼈的感觉都是强悍的主⼈公形象。这个主⼈公的出现成为故事

的主导⾯。他的⾏为⽅式很⼤程度上决定了故事的⾛向，也决定了他⼈的命运。在吴荪甫⾝上作

者寄托了他⾃⼰的希望，希望上海可以担当起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民族资本家振兴的重责。

作为强⼒“上海”的第⼆个标志在于，整个⼩说宣扬了⼀种暴⼒美学。传统美学追求和谐、平静、安宁。但作为现代性美学范

畴，暴⼒成为现代⽣活外在的⼀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是喧嚣不安的，是分裂骚动的，充满了暴⼒的⽓息。作者在《⼦夜》中

肯定的是暴⼒之美。在⼩说中，作者最感兴趣的是⼀些冲突的、暴⼒性场景。这些场景由两⽅⾯构成，即⼩说中的两条线。⼀

条是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之间的⽃争，另⼀条是资产阶级和⽆产阶级的⽃争。

民族资本家代表是吴荪甫，买办资本家代表是赵伯韬。作者始终站在吴荪甫的⽴场来写，赵伯韬始终是神龙见⾸不见尾的，作

者对他采⽤了侧⾯描写。他成为⼀个很强⼤的幕后⼈物的形象，基本没有正⾯出场，但很多⼈的命运为他所操纵。这条线是先

扬后抑的，刚开始吴荪甫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后来⽃不过赵伯韬⽽全线崩溃。第⼆条线索，茅盾本想通过《⼦夜》写中国农

村⽃争的画卷，但他发现⾃⼰缺乏乡村⽣活经验。在⼩说描写农民起义的⼀章，他认为⾃⼰写的较失败。这条线出现了这部⼩

说塑造⽐较成功的⼈物——屠维岳。这是⼩说中的⼀个次要⼈物，但描写得⽣动、有⾎有⾁。很多⼈认为《⼦夜》塑造的不是

很成功，因为吴荪甫这个形象塑造的⼲瘪，把他塑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例如，通过他和买办资本家的争⽃，表现了他由强

悍⾛向软弱的层⾯。通过和⽐他更⼩的层⾯的⽃争，表现他的强悍。以及他和妻⼦的关系等，但是缺乏⼀个主导⾯。虽然很丰

富，但仔细想来很单调。他只是民族资本家阶层的代表，缺乏个性。屠维岳反倒被认为描写得很成功。他出⽣贫寒，是吴荪甫

⼯⼚的⼀个⼯⼈。但他像于连⼀样想要出⼈头地。作者把这个⼩⼈物的野⼼描写的⾮常⽣动。屠维岳和吴荪甫的谈判，是⼩说

中精彩的场景。可以说是⼀个博弈的过程，双⽅的⼼理如何进退描写的很⽣动。

第⼆条线索被处理得⼀波三折。开始是吴荪甫在屠维岳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但是最后在更⼤的反抗浪潮中还是失败了。作者

绘声绘⾊的描写了⾎与⽕的场景，这是暴⼒美学最直接的表现形态之⼀。暴⼒美学基本看法时，认为⼈、⼈⽣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命在某⼀个瞬间，通过某⼀个形式达到极致。⽽不是把争⽃场景当作⼀种悲哀、⿊暗来描写。

茅盾在《⼦夜》中塑造的第三个层⾯就是道德沦丧的“上海”形象。⼩说主⼈公都是追求物质利益，释放暴⼒的。因此，道德原

则不是⼩说对⼈物进⾏评判的基本原则。⼩说描绘⼈物的轨迹，可以⽤⿊格尔的⼀句话来概括，“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种⽅式来展现⼈物命运，描写⼈物发迹史。有⼏个事例：

⾸先是物质、功利如何成为男⼥关系的筹码。

赵伯韬是⼩说中权势最⾼的⼈，⼀个掌控上海经济命脉的超级买办资本家。他有⼀个弱点：好⾊。⼩说描写了冯云卿的故事。

他是⼀个昆⼭的地主，他把地卖了，到上海买房做寓公。但是他发现上海消费很⾼，不是他这样的乡下地主可以承受的。后来

想通过巴结赵伯韬来发家。于是想到了通过⾃⼰的⼥⼉达到⽬的。但这⾥被简单化的是冯云卿与慈⽗形象的断裂，这个过程过

于草率了。赵伯韬笑纳了冯云卿的⼥⼉，但冯云卿最终被⼀个⼥⼉听错了的消息害得倾家荡产，最后羞愧难当，上吊⾃杀。上

海这样的现代都市，对乡下⼟财主⽽⾔，就象征着⼀种道德沦丧，它能很轻易的让他们完成道德上的放弃，能够迅速的让冯云

卿仅仅为了发家致富⽽摧毁⾃⼰的慈⽗形象。所以，“上海”在⼟财主的视野中，是以反道德的形象出现的。在上海这样的⼤都

市中，他可能需要很多东西，但是唯⼀不需要的就是道德。九⼗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整个社会道德⽔准的滑坡。《⼦夜》中早

就描绘出来了，物质的诱惑，⾦钱的压⼒、⽣活的需要很⼤程度上摧毁了⼈的道德底线。上海在这⾥是以反道德形象出现，它

⽡解了亲情和道德。

另外是屠维岳的爱情故事。他做了⼯头后便决定与昔⽇恋⼈分道扬镳。他从没后悔过，⽣存理性在这⾥起到了决定性作⽤。他

可以把个⼈发展的需要、⽣存的需要放在考虑问题的⾸要出发点上，从⽽为放弃⼀些东西，寻找合理合法的理由。⼩说将⼤上

海从近代的⼀个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化过程中，道德层⾯的问题揭⽰出来，尽管这种揭⽰有可能是⽐较简单的。在冯云卿的故

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传统的道德劝诫作⽤，即恶有恶报。

茅盾在《⼦夜》中塑造的第四个层⾯就是感伤的“上海”形象（这是从结果的⾓度来说）。在⼩说的后半部分，作者提供了不太

美好、不太理想的结局，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感伤”⾸先表现在吴荪甫最后是⼀个末路英雄的形象。吴荪甫在三条线上

和⼈⽃着。⼀是和赵伯韬在买卖公债上⽃，买多买空，后失败；第⼆是和⼯农运动⽃，也归于失败；第三是组建益中公司，准

备做成中国纺织业的托拉斯集团，和外国垄断资本抗衡，也失败了。所以从个⼈命运⾓度来看，是⼀个失败的过程。第⼆层

⾯，吴荪甫的个⼈⽣活也是失败的。他的如花似⽟的妻⼦只是个花瓶，夫妻间从来没有过两情相悦。他有⼀个⽗亲，但是在⽗

亲那⾥，他是⼀个逆⼦的形象，他寻找不到精神的归宿。他的确也有很多兄弟姐妹，但在他们⾯前他是⼀个暴君形象。最后他

是众叛亲离的失落结局、四⾯楚歌的末路。这使整个⼩说从吴荪甫来说，制造了⼀个感伤的结尾。吴荪甫不是被他的对⼿打败

的，⽽是被他的亲⼈打败的。他的姐夫杜⽵斋在关键时刻，从⾃⼰利益最⼤化⾓度出发，根本没有考虑亲情，投向了赵伯韬。

吴荪甫真正失败了，被推向了死亡的境地。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利益没有情感的⼈际关系被揭露的淋漓尽致。

感伤“上海”的第⼆点是在整个⼩说中，表现为代表了⼈类情感⽐较美好部分的爱情，在这⾥⽆处降落。爱情在⼩说中根本没有

实现的可能。典型的是林佩瑶、林佩珊的爱情。吴荪甫是⼀个铁腕性格的⼈，妻⼦对他⽽⾔是美丽家庭的点缀。在婚后的家庭

⽣活中，林佩瑶没有感到幸福。在这时，她开始怀念初恋情⼈。但也仅仅是怀念，不会采取什么⾏动，因为决定⼈物⾏为的基

本法则是功利性。既然她当初选择了放弃，后⾯就不会采取⾏动，只会怀旧。有两样东西是标志，⼀个是《少年维特之烦

恼》，⼀个是书中夹的枯萎的⽩玫瑰。这两个东西既是对她和初恋情⼈美丽爱情的总结，也是对林佩瑶这样的新⼥性，在爱情

问题上选择的象征性体现。爱情⽆处降落的另⼀个标志是，林佩瑶的初恋情⼈后来成为了吴荪甫府上的⾷客——雷副官。他痛

感⾃⼰失去爱情是因为不够强⼤，后来投笔从戎，也没有⾛通。即使林佩瑶想寻找原来的爱情，她⾯前的也不是原来的对象

了，有可能只是找到原来的吴荪甫⽽已。所以这⾥就宣告，那种充满了⼩资情调的、个⼈意味的，美好的爱情，在⼆⼗世纪三

⼗年代功利化、物质化的⼤上海，根本不可能存在。

从以上⼏个层⾯可以看到，作者想要描写的上海是带着西⽅城市特质的，是带着西⽅城市现代化进程标志的。对于⼩说描写的

上海这样⼀个⼤城市的发⽣、发展，显然作者带有很⼤程度的肯定，他对上海的物质性是赞赏的。从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茅盾

作为中国都市⼩说的书写者，他内⼼的基本⽴场，即第三世界国

家的作者，急于通过这样的现代都市场景的展现，跟上世界城市的发展步伐的努⼒和企图。在这种努⼒和企图中，他的思维⽅

式呈现出简单化的倾向。上海被复制成了西⽅的中世纪以来的西⽅的城市，它更多被描写为是如何从封建⽂化的⼟壤中脱颖⽽

出的。在这样的考虑中，中国的本⼟化特点展现的并不充分。《⼦夜》发表于1931年，这⼀年被称为“⼦夜年”。《⼦夜》的发

表开辟了中国现代⼩说新的书写空间。作者从⼆⼗世纪⼆⼗年代关注乡村，进⼊到⼀种对都市⽣活的描绘。开始从“五四”时期

对羸弱的主⼈公的描绘，进⼊到对时代需要的强悍的、铁腕的主⼈公的塑造。开始从零星的短篇创作，发展到⼤规模的成熟的

长篇巨制的探索。《⼦夜》史诗化倾向，宣告了三⼗年代进⼊了长篇⼩说的时代。

茅盾在《⼦夜》描写上存在的⼀些问题。

他的理性分析⾊彩很强。第⼀，他⽤社会科学的⽅式来写作。往往先列出主题，再确定章节，把⼈物关系的图表制好。导致的

弊端是主题先⾏，故事、⼈物命运等都成为抽象的存在，感觉枯燥乏味。第⼆是对⽂学创作基本要素即情感的忽视。他在作品

中采⽤⾃然主义的描写⼿法，努⼒做到中⽴，尽量克制情感，使读者难以被感动，难以对他的⼩说产⽣共鸣。可以说他的⼩说

没有打动读者的⼒量，主要原因在于情感性要素的匮乏。第三，他的⼩说从美学追求上来看，缺少空⽩。由于他写作控制的很

紧密，⼀⽬了然，导致他的⼩说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很⼩。他把所有的信息和思想都叙述出来了，并没有留给读者应有的再创

造的空间。

我们通过《⼦夜》，已经了解了三⼗年代，以上海为中⼼的都市写作的⼀个⼤概⾯貌。但这只是代表了⽐较抽象意义上对都市

的理解，是⼀种想象，带有观念化的痕迹。在揭⽰上海这样⼀个都市深层次⽅⾯《⼦夜》做的还不是太够。因此，我们有必要

引进另⼀个作品，《梅⾬之⼣》。

施蛰存，是不久前去世的中国现代⽂学的⽼⼈。他⼀⽣的创作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说⽅⾯，有不凡造诣。他的创作⼤致可

以归纳进“新感觉派”⼩说的⾏列。

“新感觉派”基本特点介绍：该派⼩说⼤多受到近代⼼理分析学派、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讲述故事、塑造⼈物形象时，

会⾃觉运⽤弗洛伊德的理论，描写⼈的意识、下意识、潜意识等，有⼀种⾃觉的“向内转”的倾向。⼆⼗年代

的中国⼩说都是向外的，描写客观的社会现实⽣活，主要⽤外在的东西，来反衬⼈的⼼理变化。到了“新感觉派”⼩说，可以看

到⼼理分析开始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关于性的意识占据了引⼈注⽬的地位。他把“性”当作诠释⼈、⼈性

的基本出发点。“新感觉派”⼩说汲取了这样的基本思路，着重描绘三⼗年代上海普通⼈的内⼼变化。可以看到，像《梅⾬之

⼣》这样的作品，提供了和《⼦夜》不⼀样的都市描写⽅式。它不是写⼴阔的⽣活场景，不是将⾎与⽕的场景史诗化；它⽴⾜

于某⼀个普通⼈，描写这个⼈某⼀段的⼼理变化对他所产⽣的影响，以及都市⼈特有的情感，⼼理变化，价值取向等。

⼩说细读：

“梅⾬⼜淙淙的降下了。对于⾬，我并不觉得闲弃，所闲弃的是在⾬中疾驰的摩托车的轮。它会溅的起泥⽔猛烈的撒向⾐裤，

甚⾄会连嘴上也拜受了美味。”

这⼀段具体切⼊了⼩说的写作背景：梅⾬。这是江南特有的症候，给⼈的感觉是冗长的、厌烦的。以梅⾬为题材的⼩说和阳光

灿烂之下的故事有所不同。会和⼈内⼼的阴暗联系在⼀起，会描写到⼀些幻想，⼀些梦魇性的存在。“梅⾬”成为象征⼈的特殊

⼼理状态的⼀种⽓候。《⼦夜》采取的是第三⼈称的全知叙事⽅式，⼩说具有权威感。尽管全知叙事在组织故事时⽐较⽅便，

但后果是作者是外在于叙事世界的，他只是提供了⼀个冷静的眼睛。他和被叙事的⼈、事之间缺少沟通，缺少⼀种⾎脉相应的

情感性的连接。这和茅盾本⼈是⼀个理性的⼈有较⼤关系。

在《梅⾬之⼣》中采取了“我”这样的叙事⽅式。这篇⼩说某种程度上带有⼀种⾃我剖析的意味在其中。但我们要注意的界限

是，并不是⼩说中的“我”⼀定要和作者发⽣必然关系。很⼤程度上，第⼀⼈称的叙事⽅式会带有作者的个⼈情感，不会制造⾮

常冷静的效果。⽽常常制造的效果是作者“在场”。在拉近作者、读者、作品关系上，第⼀⼈称是⼀个⽐较有效的做法，容易使

⼈产⽣认同感。

⼩说中的“我”是⼀个办公室的⼩职员，每天很忙碌的⼯作，住在公寓⾥，是个普通⼈。他唯⼀可以得到闲暇的时候，是下⾬的

时候⼀个⼈撑着伞，从公司⾛到家。同事嘲笑他是为了省钱，他却否认，是因为他从中可以找到很⼤的乐趣来。“即使偶尔有

摩托车轮溅满泥泞在我⾝上，我也并不会因此⽽改变我的习惯。”在这⾥他能够找到⼀个属于⾃⼰的空间，这是⼩说写作的重

要切⼊点。在施蛰存

笔下，这些中产阶级的⽣活是枯燥、刻板的，很⼤程度上丧失了⾃我。表现在，他们往往是两点⼀线：公司——家庭。⽆论是

作为职员、还是作为丈夫、⼉⼦的⾓⾊，都是在履⾏家庭、社会需要你做的事情，都缺少“⾃我”。所以“我”选择在梅⾬季节，

⾃⼰打着伞步⾏回家，这⼀段时间空间，成为他存放家庭、⼯作给他带来的压抑的特定处所，从中找到乐趣。“我”采取步⾏的

⽅式，这意味着他和都市特有的⽣存⽅式之间保持着某种距离。如果他采⽤某种交通⼯具，他的乐趣可能会从中消失。所以梅

⾬季节打着伞步⾏回家，成为⼀个⼈保留⾃我的⽅式。这完全是带着前城市⽂明特点的⽅式。以上是对主⼈公的⼀个定位。

梅⾬季节可以带给⼈很多的奇思妙想，很多作者都愿意来描写艳遇故事，例如蒲松龄的⼩说。在都市中对艳遇的渴望和想象也

是男性书写者的爱好。“新感觉派”、张爱玲等。在三⼗年代以后的都市题材的艳遇故事中，处理⽅式和结果都承载了⽐较多的

内容。

《梅⾬之⼣》：到了六点多的时候，“我”回家了。慢悠悠的⾛着，享受着⾃⼰的乐趣。当街上所有的⼈在疾风骤⾬中都躲起来

的时候，有⼀段描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我有⼀柄好的伞，脸上决不曾给⾬⽔淋湿，脚上虽然觉得有些潮湿湿，

但这⾄多是回家后，换⼀双袜⼦的事。我且⾏且看着⾬中的北四川路，觉得朦胧的颇有些诗意。”街上⾏⼈纷纷躲⾬，空旷的

空间给他提供了浪漫的场所，甚⾄诗意。给他提供了想要寻找艳遇的出发点。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居然转了个弯，⾃⼰也觉

得很奇怪，“我在上海住了这么久，我懂得⾛路的规矩。我为什么不在这⾥可以穿过的时候，⾛到对⾯去呢？我没知道。”他没

有按照正常的⼈⾛路的⽅式去⾛，⽽是⾛了⼀些很反常的路。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有些反常，但他不明⽩这是为什么。于是

故事开始反常的发展，他看到了前⾯⼀辆电车上开始下来⼀些⼈。对下来的这些⼈的描绘也有作者的⽤意在其中，第⼀个

是“穿着红⽪⾬⾐的俄罗斯⼈”，第⼆个是中年的⽇本妇⼈，“她急急的下了车，撑开了⼿⾥提着的东洋粗柄⾬伞，缩着头⿏窜似

的绕过车前。第三第四是像宁波⼈似的的我国的商⼈。第五个下来的是末⼀个，是⼀位姑娘。

三⼗年代的上海是⼀个具有异国风情的上海。在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到异国情调，也是和后⾯发⽣的艳遇故事联系在⼀起的。域

外的⽂化、外国⼈给我们的感觉是隔膜的，另类的新奇的。当你选择要发⽣⼀个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不太

⼀致的艳遇故事的时候，他看到的，他注意到的都是外国⼈。这也为他和姑娘发⽣某种艳遇的想象，提供了⼀个特殊的、安全

的⿎励语境。第五个下来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她⾛下车来，缩着瘦削的，但并不露⾻的双肩，窘迫的⾛上⼈⾏道的时

候，我开始注意着她的美丽了。美丽有很多⽅⾯，容颜的娇好固然是⼀重因素，但风仪的温雅，肢体的婷匀，甚⾄谈吐的不俗

⾄少是不惹厌。”⽽⾬中的少⼥事后我觉得是全合适这⼏段的。⼀见钟情的前提是建⽴在美⼈的基础上的。她没有伞，她急于

要招呼⼀辆⼈⼒车。可以看看“我”的⼼理：“我也便退进在屋檐下，虽则电车已开出，路上空空的，我照理可以穿过去了。但我

何以不即穿过去⾛上了归家的路呢？为了对于这少⼥有什么依恋吗？并不，绝对没有这种依恋的意识。但这也决不是为了我家

⾥有着等候我回去，在灯下⼀同吃饭的妻。当时是连我已有妻的思想都不曾有。⾯前有着⼀个美的对象，⽽⼜是在⼀重困难之

下。所以，只为了这些缘故，我不⾃觉的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这段⼼理描写可以看到他是很⽭盾的，逻辑是混乱

的。弗洛伊德的理性层⾯在提醒他，如果依恋这个少⼥，是反道德的。他在理智层⾯给⾃⼰做⼀个提醒，但他⼜承认这个少⼥

的诱惑是很⼤的。这⾥就有⼀个理智和⼼理的⽭盾。他既不承认⾃⼰对⾯前的少⼥有想法，也忘掉了家⾥还有妻，在这样的前

提之下，故事才能往前发展。

少⼥窘迫的情境：薄薄的⾐衫，淋湿的⼿臂……说明“我”去接近她是助⼈为乐的。“对于⼈⼒车之有⽆，本来⽤不到关⼼的我，

也忽然寻思起来。我并且还甚⾄觉得那些⼈⼒车夫是可恨的。为什么你们不拖着车⼦⾛过来，接应这⽣意呢？这⾥有⼀位美丽

的姑娘，正窘⽴在⾬中，等候着你们中间的任何⼀个。”⼀种怜⾹惜⽟的⼼情细微的表现出来。作者描写的是和避⾬相连的事

情，⽤迂回曲折的⽅式来折射“我”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是被压抑的，“我”不敢正视⾃⼰的内⼼。作者把现代都市中外在伦理道

德对⼈的压抑，以及“我”如何迂回的⽡解它的⼼理表现出来。“⼜看到这个少⼥的长眉已经颦蹙的更紧，眸⼦盈然，像是⼼中很

着急了。她的忧闷的眼光正与我的互相交换着。在她眼⾥，我懂得我是正受着诧异。”。“我”在揣测少⼥的⼼理：“为什么你⽼

是站在这⾥不⾛呢？你有着伞，⽽且穿着⽪鞋，等什么⼈呢？⾬天在街上等谁呢？眼睛这样锐利的看着我，不是没有好意

吗？”于是“我”就回应了“我”想象中的少⼥的⼼理，“我

有着伞呢，⽽且⼤的⾜够容纳两个⼈的。我为什么，我不懂何以这个意识不早就觉醒了我呢？但现在它觉醒了我，将使我做什

么呢？我可以⽤我的伞给她张住这个淫⾬，可以陪她⼀段路去⾛。⼈⼒车为什么就不能够这样来做呢？”

经过⼏次反复后，⼀切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觉得义不容辞了，要顺⽔推⾈的给她撑伞。“终于我移近了这少⼥，将我的伞分

⼀半，硬并着她。‘⼩姐，车⼦暂时⼀时不会有的，假如不妨碍，让我来送你⼀程吧。我有伞。’”“我”开始实施⾏动。通过前⾯

的铺垫，可以看到这个⾏动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助⼈为乐的⾏为，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我”采取的⽅式还是堂⽽皇之

的。“她凝视着我，半微笑着。她是在估量我这种举⽌的动机。上海是个坏地⽅，⼈与⼈之间都有⼀种不信任的思想交际着，

她也许是在⾃⼰委决不下，⾬真的在短时间不会⽌吗？⼈⼒车真的在短时间不会再来⼀辆吗？要不要借他的伞姑且⾛起来呢？

也许转⼀个弯就会有⼈⼒车……”在这⾥我们可以看到⼀种很悲哀的现代都市⼈际交往的隔阂。前⾯通过《⼦夜》可以看到，

⼈与⼈的交往都是建⽴在某种⽬的、功利物质的前提之上的。所以“我”的助⼈为乐⾏为是艰难的，对⽅也是带着狐疑的。可以

看到上海这个都市⼈与⼈之间的隔阂。

她终于决定跟他⾛了，“谢谢你！朱唇⼀起，她崩出柔软的苏州⾳。”通过苏州⾳，“我忽然有⼀些新的发现。她很像⼀个⼈，

谁？我搜寻着，我搜寻着。好像很记得，⼏乎每⽇都在意中的，⼀个我认识的⼥⼦。像现在旁边并⾏着的，这样的⼀样的⾝

材，差不多的⾯容，但何以现在百思不得了呢？”“我”下新发现有点像《红楼梦》中贾宝⽟初见林黛⽟，就是⼀个“熟⼈”。因为

已经有些想法了之后，这个陌⽣⼈才会变是“熟⼈”。忽然“我”想起来，“我”的初恋的那个少⼥同学、邻居，她不是很像她吗？这

样从侧⾯看，我们已经离别好⼏年了。那时候她才只有⼗四岁。七年了，我已经结婚了，我再也没有看到她，没想到她长的更

漂亮了。我已经是⼀个已婚的男⼦，七年前的初恋，被他附着在⼀个陌⽣少⼥⾝上，后来“我”越看越像。“容态还保留着⼗四岁

的余影，难道就是她⾃⼰吗？她为什么会到上海来呢？是她。天底下还有容貌这样完全相同的⼈吗？不知道她认出来没有，我

应该问她，‘⼩姐是苏州⼈吗？’‘是的。’要是她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呢？要是没有知道，⽽现在她认识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来

措辞呢？”“我”很紧张，这个⼈有可能就是他的初恋情⼈，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

去重续前缘。在这⾥，艳遇的⽬的已经⾮常明显了。

这时有个转折⾮常重要，“我偶然向道旁⼀望，有⼀个⼥⼦倚在⼀家店⾥的柜上，⽤着忧郁的眼光看着我。或者也许是在看着

她。我忽然好像发现这是我的妻。她为什么在这⾥，我奇怪。”这⾥“我”的⼼理反应发⽣了变化，“我”越来越沉迷于⾃⼰的想

象，越来越把艳遇当作是现实⽣活。理智和情感的⽭盾冲突表现出来。借助于⼀个外在的⼥店员的形象，来提醒“我”现实⽣活

不容被忽视，提醒了理性⼒量的回归。“我”决定还是再考验⼀次吧，“⼩姐贵姓？”“刘。”刘吗？⼀定是假的。“我”很失望。“她已

经认出了我，她⼀定都知道了关于我的事，她哄我了，她不愿意再认识我了。便是有意也不想继续了。⼥⼈，她为什么改了姓

呢？也许这是她丈夫的姓。刘？刘什么？”这个⼥⼦的回答，⽤⼀种理性的⼒量来提醒“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是另外的⼀

个⼥⼦，“我”并不是可以⽤初恋的故事来善意欺骗的，来强⾏加到⾃⼰的⽇常⽣活中去的。“我”很伤感，开始注意到她的容

颜，和他所认识的⼥⼦之间有⼀些⾮常微妙的区别。“从她鬓边颊上，被潮润的风吹过来的粉⾹，我也闻嗅的出是和我的妻所

有的⾹味是⼀样的。”⼜想起了⽇本⼈画的⼀幅名画，这个画上的美⼈倒和这个⼥⼦不很相像，倒是和我的妻的嘴唇有些相

仿。“我⼜再试⼀试对她的凝视，奇怪啊！现在我觉得她并不是我适才所误会着的初恋的⼥伴了。她是另外的⼀个不相⼲的少

⼥，眉额、⿐⼦、颧⾻，即使说是⼜年岁的改换，也决定找不出⼀些痕迹来。⽽我尤其羡艳着她的嘴唇，侧看过去似乎太厚了

⼀些。”

因为“我”的主观情感发⽣了变化，从原来热衷的认为是可以成为艳遇对象，怎么看怎么美，和初恋情⼈如何的相像。到后来现

实的提醒使他的幻觉破灭。所以他开始竭⼒寻找她和⾃⼰的初恋情⼈的差异。⽽更多找到了她和妻⼦之间的共性。因为，如果

这个少⼥不是初恋情⼈的话，就构成了现实的⼀部分。“我”相通了之后忽然觉得很舒服，“呼吸也更顺畅了”，“我若有意⽆意的

替她撑着伞，时时觉得⼿臂太酸痛之外，没有什么感觉。在⾝旁由我伴送着这个不相识少⼥的形态，好似已经从我的⼼的樊笼

中间被释放出来。我这才觉得天已经完全夜了。”这就是从艳遇的梦想中，苏醒过来的⼈的现实的感觉。这个感觉不带感情⾊

彩，不带⼼理指向，完全以物理性质出现，即⼿臂是酸痛的。⽤这样的⽅式来讲情感的退场，物质、理智层⾯的登场。

于是“我”和她告别了。“在车上的我好像飞⾏在⼀个醒觉之后的，忘记了的梦⾥。我似乎有⼀桩事情没有做完成，我⼼⾥有种牵

挂，但这并不曾很清晰的意识着。我⼏次想把⼿⾥的伞张起来，可是随即会觉得⾃⼰失笑，这是⽆意识的。并没有⾬降下来，

完全的晴了。⽽天空中也有了⼏颗稀疏的星星。”这是⼀个⼤梦之后的⼈的感觉。朦胧觉得⾃⼰有所追求、有所⾏动和幻觉，

但是具体是什么呢？⼜说不清楚。始终是⼀个未完成的现实，有⼀个牵挂。他的张伞的⾏为也成为⼀种下意识的，想要挽留刚

才的梦境，但是⼜知道这个梦境⽆可奈何终于流逝的惆怅。“下了车，我叩门。‘谁？’这是我在伞底下伴送着⾛的少⼥的声⾳，

奇怪？她何以⼜会在我的家⾥？”他还是有点不死⼼，还是希望这个少⼥能够在他的家⾥等待着他，但这仍然是⼀个幻觉。“门

开了，堂中灯⽕通明，背着灯光，⽴在开着⼀半的⼤门边的，倒并不是那个少⼥。朦胧中我认出她是那个倚在柜台上的，⽤忌

妒的眼光看着我和那个同⾏的少⼥的⼥⼦。在灯下，我很奇怪，为什么从我妻⼦的脸上再也找不出那个⼥⼦的幻影。妻问我何

故归家这么迟。我说遇到了朋友，在沙利⽂吃了⼀些⼩点⼼。因为等⾬停，所以坐的久了。为了要证实我这谎话，夜饭吃的很

少。”读来，这是⼀个很可怜的有艳遇男⼈的故事。他借助于黄梅天，借助于下班回家这样的⼀段空间，寻找⾃我作为⼀个男

⼈的价值确⽴的标志。想要通过艳遇把⾃⼰从⼯作、婚姻家庭⽣活的压抑中释放出来。但是他⼜没有能⼒去释放，所以他只能

借助于内⼼，借助于幻觉，借助于那场和陌⽣⼈的邂逅，把陌⽣⼈想象成⾃⼰的初恋情⼈。但最终归于失败，不可能实现。他

的梦想最终⽡解了，他是⼀个⾮常可怜的⼈。如果⼀个⼈连做梦都要寻找⼀个合适的理由，寻找⼀个解释，那他活的太压抑了

太乏味了。施蛰存的⼩说通过⼀个普通男⼈下班回家，⼀个⾮常简单的琐事来讲述三⼗年代，都市化进程中，都市⼈的内⼼的

空虚，情感的压抑，⾃我的丧失等⼀系列的，所谓现代性的到来所带来的⼈的单⼀化的倾向。从对⼈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的⾓

度来讲，《梅⾬之⼣》弥补了《⼦夜》对⼈的内⼼丰富性的忽视，使“都市”这样的命题，并不完全是以正⾯的、现代的，值得

肯定的⽅式进⼊到上海、上海⼈的⽂化建构中去。很⼤程度上，有反⼈性的负⾯效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