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法师

海灯法师传授秽迹金刚法往事一则

在《浙江佛教》1999年第2期刊有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原副理事长兼弘法部主任、《觉讯月

刊》发行人郑颂英先生的《课余随笔》一文，中间提到了1955年年8月海灯法师在上海市

佛教青年会传授秽迹法及法师预知劫难加持了秽迹金刚像章护持郑先生的一段往事。

现引原文章节如下：

“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在1945～1955年是全盛期，兴教弘法利生影响及于国内外。1948～

1955年，清定上师住持的上海金刚道场是道风修持最好的正法道场!在1955年8月，笔者

恭请四川海灯法师在佛青传授“秽迹金刚法”。后来我们收到中国佛教协会的通知，出席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海市代表共有十余席，我们佛青占了四席：方子藩理事长，我(副

理事长兼弘法部主任、《觉讯月刊》发行人)、李行孝(副理事长兼少年部主任)、陈海量(理

事及大雄书局经理)，定于八月十三日到北京报到。而传法讲经法会还没有圆满。一天，在

讲经后我向海灯法师请假，因开全国佛代会我不能听经圆满了。法师说：“我知道。”说着，

即从怀中取出一个可挂的像章说：“这就是秽迹金刚像，我念过五十万秽迹金刚咒，现在加

持您，您这次去北京要挂在身上，不可离开!”原来法师早就预知这场佛青的灾难，也是佛教

的灾难，已作好加持我的准备了!而我全没有领会其意，只一声“谢谢”接了过来。那时上海

和北京的气候都非常炎热，秽迹金刚像章放在挈箧内，却没有挂在身上。

到了北京开会后，才知这次会议是专为批判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安排的。赵朴初居士刚访

问日本后回到北京，没有来出席会议。那时大德通愿法师在北京通教寺，她也莫明其妙。这

时方子藩居士到赵朴老家中去访问，朴老虽在而不见，他实在亦爱莫能助啊!这次的会期较

长，我们于九月五日回到上海，但未到终站前，我和李行孝、陈海量三人以反革命罪被逮捕

到看守所，回不到家了!家中即被抄，但抄不到反革命的罪证。这时佛青即召开检举反革命

大会，宣布我们三人是反革命，已被逮捕了；号召大家要站稳立场，检举揭发三人的罪行!

会后，佛青即关闭。在静安寺开会批斗并逮捕清定上师，上海金刚道场即停顿。佛青关闭后。

《觉讯月刊》、《弘化月刊》相继停刊，全国佛教相应大衰退。因为各大寺院在全国土改后，

收租的田地分给农民了，经忏佛事也大幅度减少了，寺僧的经济来源缩减了(寺院本不应靠

收租及商品化的经忏过生活；应该如法如律建立丛林制度。此不具述)佛寺在《觉讯月刊》

中号召如法供养各地丛林道场，一批批按僧众人数汇供道粮。佛青关闭后影响及于寺僧的生

存了。

到1958年秋反右时，我们四人在市中级法院同庭受判决，清定上师无期徒刑，此外陈

海量20年徒刑、李行孝15年徒刑、我14年徒刑，即于八月下旬被送青海劳改。他们二位

都到劳改农场劳动，我则留在农场的职工医院，做些写黑板报、发药等轻微劳动，实际上没

有吃什么苦；而且院长、干部们都待我很好。到1962年秋，我写申诉书到上海市高级法院，

并呈函赵朴老，都给我寄发出去。就在此时，同住院的有一位前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参

谋邹德生，我们在闲谈中，他问我：“您是几岁遭难的?”我答：“三十九岁。”他看了我说：“三

十九岁的相在两眼的中间，您这一部位太凹陷了，鼻梁到此几乎要断了，幸好还有些连接没

有断。若再凹下去，鼻梁断了，您在三十九岁就没得命了!”他再为我看了手相说：“好了，

您明年回上海了!”果然，1963年3月，上海市高级法院来文：“提前释放，回原处。”我于3

月20日回到家中了，在青海只呆了四年半。而那时规定刑满释放的人不能回上海大城市。

李、陈两位他们在刑满后留场就业，在青海生活二十二年之久，到1980年才以探亲假回来。

后来，我于1981年5月得到彻底平反；清定上师、李行孝居土于1985年得到平反。对极左

路线时造成的冤假错案，有错必纠，给予平反，中国共产党不失为光明伟大的党!到此，我

更体会到这是法运与共业所决定的，海灯法师给我的加持是有力的!可惜我没有将像章挂上，

不然，可能还要好些?由此可见，共业所感的灾难是不能完全消除的，但是修持的法力，还

是可以将其减轻缩小。佛说法界中有三种力——佛力、心力、众生的业力是在互相消长作用

着的，可以深切体会矣!

又，在这次佛青之灾后，有不少人怀疑因果灵感，甚至退失信心!这是不理解“循业发现”

之理故。我们从无始以来，善恶业因是极其众多而复杂的，定业是难以消除避免的!能海上

师有一段精要的开示：三宝加持，有顺有逆，消灾免难、增福延寿是顺加持，这是一般人所

理解的；还有逆加持，使其经历艰难险阻的磨砺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以成就其忍力、定力、

慧力，所以逆加持是大加持啊!因此，佛弟子修行学佛，切须顺境不迷，逆境不退，方能成

就!”

由此可见海灯法师50年代在上海期间曾应邀在上海市佛教青年会传授秽迹金刚法并讲

经，地点应该是清定法师所主持的上海金刚道场静安寺；而从这段描述也可以知道海灯法师

当时已修满50万遍秽迹咒，具有一定的宿命通和遮遣灾障之护持力。

按照海灯法师的年谱，此后不久即往云居山，在那里讲经演法深得虚云长老的赏识，并

嗣沩仰宗第九代。

这篇文章令我们对海灯法师在上海传秽迹的情况有了概括的认知，也对50年代的佛教情

况有了了解，感慨业力之余，希冀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永离诸苦及苦因！

永得无苦之乐！怨亲平等！

愿佛法与国运齐昌！

愿秽迹金刚法广弘！

（郑颂英居士（1917－2000）宁波镇海人，生前任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

郑颂英居士出身于佛化家庭，年轻时即勤读佛经，曾亲近不少近代著名的大德，或以信

函请教过。他和赵朴初居士从年轻时即在佛教界合作，居士在40年代末于上海，与陈海量、

方世藩、李行孝、徐恒志等居士组织佛教青年会，与清定上师的金刚道场为内外护，互为奥

援，共竖法幢。

文革结束后，社会上佛教书籍十分稀少，一些佛教徒欲重新读到佛书是十分困难。郑颂

英居士在其最后20余年中积极投从事于此，联络各方，在其直接或间接负责下印行之书籍

总数不下百万册。天台国清寺法物流通处的建立、上海佛教书局的恢复，郑颂老都作出过努

力。其他开放早期为印行经书作出过积极贡献的老居士，如上海徐仁康、沈世宁、张炳初等

都曾与郑颂老合作。海外的佛教徒亦颇信任郑颂老是真正的佛教徒，为资助国内的弘化事业，

经常向其探询，并请其经办。

郑颂老弘法，除了广印佛书以外，十分重视培养僧材。许多有志出家的青年都经由他老

介绍后投拜在当代戒行高洁、学养俱厚之清定上师、智敏法师、茗山法师等门下，并曾联合

诸同道襄建浙江宁海桥头胡慈云尼众佛学苑。

郑颂老自文革结束以来的晚年，每天座有来客，案头山积，各地佛教徒纷纷来访、来函，

或陈述困难，请求其运用海内外之影响或社会关系帮助解决，或表示仰慕之情，郑颂老都是

热情接待，尽管忙碌，仍是每函必复。居士的谈话与复信都流露着对佛教的深厚感情与巨大

希望。近十余年来一些高学历的青年纷纷学佛，居士十分欣喜，爱护鼓励备至。并常藉谈话

通讯，让众道友分享法喜，获得鼓舞。）

（上海市佛教青年会

一九四六年春天，上海市一些青年佛教居士，以志同道合，共议成立佛教青年会，海量

参与发起工作。筹备会成立之日，推出方子藩为筹委会主任委员，郑颂英、张孝行为副主任

委员。陈海量、赵朴初、罗永正、蔡惠明等为筹备委员。在上海市佛教净业社的觉园内借地

办公，分工合作，积极推动筹备工作。是年八月二十五日，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许多大德

居士到场道贺，太虚大师也莅临指导。

青年会成立，选出方子藩为理事长，余伯贤、郑颂英、叶竹青为副理事长，以及陈海量、

赵朴初、蔡惠明、罗永正等为理事。同时发行会刊“觉讯”出版。一九四七年冬，佛青会以借

用的会址不敷使用，方子藩提议另觅房舍，一九四八年元旦，佛青会迁入林森中路，一九四

九年复迁至武胜路新会址。继而由青年会诸居士集资，推请海量出面创办大雄书局，虽然是

草创伊始，但在海量惨澹经营下，规模粗具，业务有很大的开展。

一九五五年，陈海量与郑颂英、李行孝等，以上海佛教协会代表身分，出席北京中国佛

教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是时正是“肃反”运动之际，有人检举上海佛教协会为“反革命集团”，

他们在北京开会后回到上海，下车后未出车站即被公安机关拘捕，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讯。审讯结果，海量被判徒刑十四年，其他人等也各被判刑年数不等，押送到青海服刑。会

后，佛青即关闭。在静安寺开会批斗并逮捕清定上师，上海金刚道场即停顿。佛青关闭后。

《觉讯月刊》、《弘化月刊》相继停刊，全国佛教相应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