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喜的故事

老百姓爱国事迹

现代

王进喜

王进喜的故事

除了“铁人”，他还有一个“工人工程师”的称号，他们总结出的“三老四严”等制度成

为当时全国工业系统学习的榜样。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由苦难的

旧社会解放出来，在新社会里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据大庆油田负责人宋振

明说，王进喜率领的12O5钻井队在1953年到1959年7年间，共完成钻井进

尺71000米，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从1960年6月1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到3年之后大庆油田会战结束，中

国石油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实现基本自给。毛主席非常高兴，于翌年发出“工

业学大庆”的号召。尽管这是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但是以王进

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奋斗精神仍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王进喜在技术上也肯于钻研，他曾带领伙伴用40年代的老钻机，克服技术上

的困难，打出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

他与工友们发明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

钻井工艺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王进喜等人

的经验和做法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如“三老四严”（即当老实人、说老实

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回访”

制度等，还在全国工业系统推广。

缺少拖拉机、吊车，就用绳子、撬杠把60吨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没

有水罐车，他带领工人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

石油，相当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在旧中国，外国人给中国扣上“贫油”的

帽子。全国解放后，虽然李四光等地质学家从理论上认定中国有较多的石油资源，

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要进行钻探和开采仍是难而又难。50年代前期美国

石油年产量达3亿吨，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不过10O万吨。身为石油工人，王进

喜等英雄的中国工人，正是在这种为国争气的背景下，投入了如同军事斗争一般

的石油大会战。

在玉门油田的一段时期，很多钻机因为没有钻头而停钻。当时还没有国产钻头，

靠进口来不及，王进喜便组织青年突击队从废料堆里找到许多旧钻头，架起大锅

煮去油污和泥沙，擦去锈，修修配配，拼装成可用的钻头，用了半年打了5口井，

给国家节省了开支，又不耽误生产，经验在全油田推广。

王进喜刚到大庆时，脚下荒原一片，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吃的是苞米面炒面，

住的是四壁漏风的马棚。没有公路，吊车、拖拉机不足，设备在火车上卸不下来。

他当时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领全队30多个人用绳

子拉，撬杠撬，木块垫，将60多吨重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打井需要水，

可当时没有水管线，没有水罐车，为了抢时间他决定用脸盆端。有人说这是“瞎

胡闹”，没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他说：“有，就在中国。”他表示，就是尿尿也

要让机器动起来。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他与工人们日夜奋战在井

场上，饿了就啃几口冻窝头，困了就躺在钻杆上睡一觉，他率领的1205钻井队

被誉为“硬骨头钻井队”。

工人们说，你就是把王铁人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

“铁人精神”是什么？工人们总结得好：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

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

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1965年又当了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却仍然以普

通工人自居。他家人口比较多，身体也不好，党委决定每月补助些钱，他说什么

也不要，实在推脱不掉的，在病危期间交了党费。他的胃不好，上级为了照顾他，

送来一些猪肝和苹果，他马上就分给了工人病号。当了大队长之后，管理员要给

他换一把新办公椅，他说有个板凳坐就不错了。给他发的新劳保鞋，他说什么也

不要，自己打草鞋穿。

工人们说，王铁人这个人，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

不出半个“我”字。他当领导之后很少坐办公室，试验打直井的时候亲自扶刹把。

钻头卡住了，他亲自去提钻，怕的是万一架子倒了，把工人砸伤。他在现场累了

困了，就把老羊皮袄脱下来和工人们挤一挤。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泥，

咱铁人队长身上就有多少泥。”

王铁人的性格率直。他工作中也犯过错误，出过娄子，却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

他的队曾经打废过一口井，每次队里来了新工人，他都要带着去看，吸取教训。

有一次开大会，台上领导批评他们的射孔错误，王进喜去的晚了，门口有人叫他

快趴下。他坦率地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让我抢着往头里走；批评了，就叫

我悄悄趴下当狗熊？我不当这个狗熊！”

时传祥

新中国成立后，时传祥被工友选为崇文区“粪业工人工会”委员。1952年，他加

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此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

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

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

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

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

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而他背粪

的右肩却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也赢得了很多

荣誉。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以“搞好环境卫生，美化人民首都”为己任，肩背粪桶，

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1955年，

他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0

月2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

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高

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从此，时传祥成为载誉全

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都对他的事迹作了

报道。他更加努力，更加热爱本职工作。

1964年，北京环保局分配部分青年学生作掏粪工。时传祥时任崇文区清洁队

青工班班长，为转变部分青工怕脏怕丑的思想，年近半百的时传祥，脏活累活抢

在前，对青年工人言传身教，以“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

万人净”

的职业道德观，教育影响青年一代安心本行业工作。

1966年国庆观礼，时传祥作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宴会上为其敬酒。“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传祥惨遭迫害，被诬

为“工贼”。1971年被遣送回原籍。1973年8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得

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他接回北京，政治上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生活

上照顾安排。1975年5月1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

去世之前他还反复叮嘱，让儿子继承父志，也当一名称职的环卫工人。

古代爱国代表

弦高稿军

弦高是郑国的一位行商,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做生意。鲁售公三十三年(前627

年)他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遇到秦国军队,当他得知秦军要去袭击他的祖国郑

国时,便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告敌,惰,一面伪装成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为

礼物,稿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只好班师返回。郑国避免了一

次灭亡的命运。